明代藏汉茶马贸易的历史考察
《边政公论》中边茶贸易的介绍
ANHUIWENXUE 安徽文学安徽文学2018年6期总第419期《边政公论》中边茶贸易的介绍黄伟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摘要：《边政公论》诞生于边疆危机以及学术界西移背景之下，主要目的为宣传边疆知识以及政府治理边疆提出建设性建议。
边茶贸易是其关注要点，其不仅有对边茶贸易详细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自然地理的描述，更有从边茶贸易中窥见国家转型的痕迹。
关键词院边政公论边茶贸易作者简介：黄伟（1992-），男，浙江宁波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研究。
社会博览★基金项目：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民国西南边政舆论与国家认同研究———以《边政公论》为中心”（院研人文2017003）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国内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民族矛盾频发，国际上前期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后期处于美苏两大国的夹缝之中，可谓前进道路荆棘坎坷，而中国的边疆地区则处于各大国觊觎之下，如英帝国对西藏的窥探，苏联在外蒙、东北的强大影响力，法国视云南，广西为其禁脔，正是这一边疆危机背景下，一批醉心于边疆研究的官员学者在1941年创办了《边政公论》。
该刊的创办得益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因素的推动。
[17]随着中央政府势力渗透进入这些原来的“灰色地带”，[21]114带来了学术界对这些地区的持续关注，《边政公论》成为了这些边疆学者阐述其边疆研究的重要载体与舞台之一。
一、《边政公论》办刊理念《边政公论》，1941年创刊于四川巴县，由南京中国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社编辑发行，刊期从1941年到1948年共历八年，初为月刊，后在1946年迁往南京改为季刊。
该刊栏目多元，涉及广泛，栏目有：论著、译述、文艺、书评、纪行、专载、读者通讯、边地通讯、边政资料，当然其中以发表各家之言的“专著”栏目最为重要。
其内容亦多样、全面，主要可以归纳为对边地民族的研究、边疆自然的研究以及边疆文化的研究三方面。
该刊由边政学会牵头，但实际负责人为理事长吴忠信，吴于1936-1944年期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利用职务便利，在会务经费上予以大力支持，会员中吴文藻、江应樑、凌纯声、丁致聘等都曾在政府机关担任与边疆事务相关的工作，该刊又集合了一大批从事边疆研究的一流学者，使得《边政公论》无论在学术水准与社会宣传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茶马古道的历史
今日我们所谓“茶马古道”,实为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马道”或“古道”。
它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一条古代商道。
也是我国古代西部地区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汉藏民族间的一种传统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之道。
这种贸易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唐朝就已有文献可考。
中唐以后,茶不但在内地有广大的市场,而且运销塞外。
据史籍记载,早在唐中期,“世界屋脊”上就盛行饮茶之风,汉地物产在藏族地区惟茶叶一项最为人民所喜爱。
当时输入藏区的茶种应有尽有。
如李肇《国史补》下卷中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
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此琶湖者”。
足见唐代已有各种茶叶从内地输进藏区。
宋时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茶马互市”也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
政府明文规定以茶易马。
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询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
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
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
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 请如诏便’。
奏可。
仍诏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
自是蕃马至者稍众。
”（《宋史》《兵十二·马政》）。
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南宋人张展曾指出“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之,民恃为命”(见《宋会要·食货)))。
几句话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具体地讲,“茶马互市”除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茶马贸易,既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又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
契丹、西夏和女真等的崛起,及其对两宋政权的严重威胁,迫使朝廷保持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维持西南地区的和平安宁,不致腹背受敌,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力童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
第二节 贡赐制度与茶马互市
第二节贡赐制度与茶马互市1.纳贡与赏赐明代藏区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在明中央的全力支持下，藏区各地方政教领袖定期到京城朝贡，不但促进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而且极大加强了两地经济上的往来，促进经济交流的活跃。
从汉文史料的记载来看，西藏地方到京城朝贡开始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这一年刚刚归属的萨迦派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亲自到京城觐见明太祖，得到封赏，由此开始了西藏地方和明中央朝廷的长期的贡赏关系。
这种贡赏随之形成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末崇祯三年（1630年），历经200多年。
根据专家的研究，明代藏区的朝贡主要分四种类型：即年例朝贡、请职朝贡、贺谢朝贡和临时朝贡、年例朝贡也叫“例贡”，是明朝与西藏地方的最正式的贡赐制度。
洪武帝曾经规定“例贡”为三年一期，理由是：“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J 2在这里, 三年一贡无疑是明朝将西藏视为臣属地区，要求以定期的正式的朝觐方式对其地方政府的权利给以连续的确认，具有很明确的政治意义，明中央为显示对朝贡的重视，三年一贡后中央都会派专使进藏予以嘉奖，“答其遣使朝贡之诚二同时•，按照上述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方除了每三年一次的正式的也应该属于大规模的朝贡外，还可以“比年一小聘”，即中央许可西藏地方每年都可以遣使入贡。
请职朝贡即地方首领归附中央后，专程进京请求得到委任和封赏，这种朝贡在明朝初年比较多见，那些受封的首领在去世后，其后代为得到正式的封号也常有进京请封请袭者。
贺谢朝贡有两种情况，一是朝廷在派专使封赏地方政教首领后，这些地方领袖为表达诚意而派使者入京申谢；二是中央遇有一些大事，如新年正旦、皇帝寿辰、新皇帝即位、征伐外敌获胜等地方派使者表示祝贺，属于礼仪性的觐见。
为鼓励藏区地方到中央朝贡，明廷有许多优厚接待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确立对于朝贡使团的赏赐制度，根据其规定，前来京城的藏区朝贡使团能够得到皇帝的加倍回赏，其制度是“正赏”和“贡品价赏”。
(宋明清)茶马贸易
宋朝茶马贸易一、引入宋朝茶马贸易，主要是指由宋朝政府组织的，在四川地区附近进行的，汉藏民族之间的汉茶换藏马的贸易。
当然现实情况是，除了官营的茶马贸易外，还有民间存在的私营茶马贸易；除了在四川地区外，还在宋茶北边地区进行以茶换马的交易；除了和藏族交易外，还和西北的回纥、党项，北部的契丹的辽国以及女真的金国进行交易。
茶马贸易源于唐朝，到了宋朝成为一项稳定的国家制度，并在宋朝发展繁荣。
因而研究宋朝的茶马贸易，对于了解在这个产生于唐朝，发展于宋朝，最后一直延续到明清的贸易现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朝的茶马贸易，历史背景是宋王朝的统治，主导者是大宋政府，参与者是边疆少数民族，对象是茶和马，发生地区是四川地区附近；因而分别地去每个方面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茶马贸易的真面目。
二、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南征北战，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纷争的局面。
但是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宋朝的边疆存在着许多与之对抗的民族政权，北部先后有契丹建立的辽国、女真建立的金国，西北有党项建立的西夏，西南还有大理国，同时西藏地区也处于半分裂状况。
宋王朝一方面需要资金和战马扩充军力，同一些民族政权打仗（辽、西夏）；另一方面，也需要用各种方式拉拢和安抚其他的民族政权（西藏和大理）。
宋朝官营茶马贸易，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三、说茶说到茶马贸易，就不得不讲茶。
（1）茶的历史发展情况中国是世界上茶的故乡，茶的发现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37-2697年，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
中国人最早发现和种植茶树，最早饮茶，也最早进行茶叶交易。
我国的饮茶文化博大精深，小小一片茶叶中蕴含了太多的内容。
茶文化发展到今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阶段；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文人饮茶，茶诗赋)；唐代茶文化的形成阶段（陆羽的《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在唐的基础之上，茶文化不断发展）；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民俗文化茶马互市
文件编号：茶马互市的起源与演变青海力盟海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业运营管理部整理整理日期：2009年8月20日茶马互市中国古代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行茶马法，于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
明洪武四年(1371)，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
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
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
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
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
后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贸易。
后茶马贸易制度崩坏日甚，虽时下禁私茶之令，但民间茶马贸易愈益兴盛。
一、“茶马互市”起源“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湟源--茶马互市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
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
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
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
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茶马古道的保护与茶文化旅游开发探究
（二）加强与完善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茶马古道的保护与开发是个系统工程，要利用好古道，就应 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电、通信、交通设施、住宿等，推动 各项事业的共同发展。各个地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发展过程 中，要有战略眼光，重视文化资源的合理保护，建设道路、市政
等工程，要防止建设中的破坏，注重保持外部特征和历史内涵。 另外，要加大古道旅游开发项目的扶持力度。旅游业的发
茶马古道涵盖了许多文化内容，将茶叶和相关商品的生产、 运输、消费地区的许多文化串联了起来，现存的文物主要包括古 茶园（茶树）、古茶号、古城镇、驿站、集市、古道以及石刻 等，文化方面则包含各种节庆、风俗习惯、茶艺制作、故事与书 画艺术等。
茶文化中国茶政与茶法——茶马互市
茶文化中国茶政与茶法——茶马互市今日我们所称的“茶马古道”，实为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古道”。
而“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朝就已有文献可考。
茶马互市的出现茶马互市始见于唐代。
据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茶“往年回鹘(今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就是例证。
但此时的以茶易马，并未形成一种定制，西北少数民族向中原市马，其地仍按值回赐“金帛”。
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盐铁史王明才上书:“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
”于是设“茶马司”，禁用铜钱买马，改用茶或布匹换马，成为一种法规。
另外，在设茶马司的同时，在今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开设马司，用茶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的马匹。
这是因为边境少数民族有马无茶，在他(她)们的生活中，“不可一日无茶”；而内陆有茶无马，马还是战争和生活用具。
在这种情况下，茶马互市对安边卫国、促进经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此，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于川(成都)、秦(甘肃天水)分别设立茶司和马司，专管茶马互市之事。
“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
”至宋高宗绍兴初，改设为都大提举茶马司，它的职责是根据《宋史·职官志》载：“掌榷茶之利，佐邦用。
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南宋时，有8个地方，设有茶马即四川五场、甘肃三场。
前者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吐蕃的茶马互市；后者全都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回纥、党项的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政策，自宋代确立以后，到了元代，因本部蒙古族不缺马匹，茶马互市暂告中止，买卖茶叶改用银钱和土货交易。
明代开始，茶马互市重新作为一项治国安民的国策，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方休。
茶马互市的沿袭自宋代茶马互市定制以后，由于这项政策对于补充战马，满足军需，增强国防，以及安定边境，改善边疆少数民族生活，进而对推动和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以致茶马互市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一直为历代官府所采用。
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摘要：茶马古道是一条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
它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它在历史上不仅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为汉、藏以及其他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更加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在今天，茶马古道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上都是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道，因此它同样具有巨大的国际旅游市场潜力。
关键词：茶马古道历史意义经济文化政治茶马古道的由来与线路形成茶马古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茶马古道尽可以上溯到青藏高原与低地社会有交流开始，譬如先秦商周旧石器时代，是以云南为中心的中国西南滇、川、藏、湘、黔、桂等省区及其与毗邻省市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古代交通运输干线。
狭义的茶马古道是指中国唐代汉族产茶区的茶和吐蕃良马的交易，史称茶马互市或茶马互易，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历史了。
商人在官方指定的交易地点，茶和马互相交易，时间久了就有了相对固定的茶马互易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茶马古道四川到西藏部分是古代唐蕃古道的路线，而且茶马古道与古丝绸之路在甘肃天水、兰州等地交叉、重叠，可以看到，茶马古道与中国其他几条古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马古道在中国境内主要有两条（一说有三条，即西宁至拉萨的唐蕃古道①属于茶马古道）：第一条是以云南产茶区西双版纳、普洱为中心的路线，走向是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大理、怒江、丽江、迪庆到四川的甘孜及西藏的昌都、察隅、波密、林芝，最后到达拉萨，从拉萨出境，再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等国家。
第二条是以四川的雅安为中心，从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到西藏的昌都，与滇藏茶马古道相汇，经过察隅、林芝等地，进入到拉萨。
明太祖论文茶马政策论文：明太祖藏区茶马之政述论
明太祖论文茶马政策论文：明太祖藏区茶马之政述论摘要：明太祖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考量，积极与藏区展开茶马贸易，并由此形成了以茶马司垄断藏区茶马贸易、严禁茶马走私、茶贵马贱、“金牌符信”制等配合一体的茶马之政。
明太祖的茶马政策，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体现，存在着若干弊端，但总体上加强了内地与藏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有利于明初的军政建设与国家边境安全。
关键词：明太祖；藏区；茶马贸易；茶马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考量，积极与西北藏区进行茶马贸易，为此形成了一系列颇有时代特色的茶马之政。
要深刻认识明代的茶马之政，就必须首先充分地认识明太祖对藏区的茶马之政。
本文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专就明太祖洪武一朝对藏区茶马之政展开系统的讨论，或能拓深对明太祖茶马之政的研究，并从一个新的层面理解明太祖对边疆民族的统治策略与特色。
一自唐中期以来，茶叶渐成为以肉食、乳酪为主的藏民生活的一部分。
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唐朝出使吐蕃的常鲁公就发现吐蕃赞普牙帐中已有寿州、舒州、顾渚、蕲门、邑湖等地名茶。
至明代，茶叶更是藏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5引王廷相《严茶议》曰：“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内之物，非茶水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明史》卷80((食货志四》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
”然而，藏区以畜牧经济为主，盛产马匹却不产茶，所需茶叶只能仰内地供给。
自唐宋以来，内地与藏区的茶马贸易日渐兴盛，成为汉藏之间传统商业往来的重要部分，至明代达到高潮。
蒙元统治中原时，对藏区实行了有效的政治管辖，并与藏区结成了良好的关系。
明朝建立后，蒙古势c力退到塞北，但仍维持着较为强大的军事势力，与明朝对峙，并不断南下威胁明朝的统治。
同时，蒙古贵族也不断地积极联系藏区势力，藉以骚扰明朝的西北边地。
为此，明朝耗费大量国力，在北边驻屯了大量兵马，以防止蒙古人南下；同时又不得不分出部分兵马来防御藏人的攻击，造成了明朝军力的严重不足。
茶贸与茶马互市
茶贸与茶马互市作者：兰字尧来源：《现代艺术》2018年第07期汉代，蜀郡茶叶交易繁盛。
宣帝时谏议大夫、资中人王褒在《僮约》中所记，“下至江州，上至湔主”“武阳买茶，杨氏担荷，往市聚，慎护奸偷”。
这说明，当时从都江堰、青城山（湔主）至成都，又至彭山（武阳），再至泸州（江州）已形成茶路。
茶路上茶商云集，买卖兴隆，这是蜀茶贸易的南路。
从汉代开始，都江堰、青城山为冉駹、羌氐、吐蕃的茶贸之地，称为茶贸西路。
《天府源头第一镇紫坪铺》一书中记载：蜀汉时，平西将军马超守护都江堰，修建了对羌贸易的邸城，吸引羌人在邸城用羌地马匹和其它特产交换都江堰、青城山所产的羌人无比喜爱的茶叶，开茶马互市先河。
唐代，由于蜀地茶叶种植生产历史悠久，并且具有特殊的区位、地理、气候、土质优势，故使青城山所产的雀舌、鸟嘴、麦颗及周边的名山、绵竹、彭州、涪州的茶叶成为天下名茶。
由于质量优、产量高，加上朝廷对茶叶流通无限制，因此蜀茶“南走北越，北临五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
不但如此，蜀茶还广销黎雅、松潘及藏区，并经陕西进入西北地区。
唐初文成公主出嫁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时，将茶叶作为陪嫁品带入吐蕃，并带去唐朝的饮茶习俗。
吐蕃人饮茶后，油腻去、消化良，于是嗜茶成性，饮茶成风，无茶不可。
同时，产于青藏高原的战马，满足了唐王朝国防和征战的需要。
于是，便开始了汉和吐蕃两大民族、内地和青藏高原两地的茶马交易，继而形成互利互惠的茶马互市。
唐代，青城山与吐蕃地相邻、人相往。
青城山以茶易马的茶叶运出通道被称为“茶马古道”，有“西路茶马古道”和“南路茶马古道”之分。
唐朝，岷江在上游的治理范围为沿岷江河谷一带，从青城山翻越熊耳山后即为吐蕃族的活动区域。
仅一山之隔，有山道相通，民国《灌县志》记载，“唐时吐蕃崛起，蜀与为邻”。
青城山所产的边茶味浓、味涩、味苦，是去油腻、助消化的佳品，深受吐蕃人的喜爱。
于是，蜀、蕃就近开设茶马互市，熊耳山峡谷便成为了“西路茶马古道”。
从明代汉藏的茶马互市看藏区与中央王朝的经济关系
作者简介：赵小青（1998— ），女，汉族，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
茶马互市，是中国历史上汉藏民族之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经济往来活动。
汉藏茶马互市，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
茶马互市相沿数百年，是汉藏民族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其影响之深远，在民族关系史上无过此者。
本文主要探究盛于明朝的汉藏茶马互市。
一、明代前期汉藏的茶马互市明代前期汉藏的茶马互市，明中央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
明中央政府控制着汉藏茶马互市的意愿和价格，严格实行“官茶”制度，禁止民间贸易。
明朝自从建立之初，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明王朝为了不断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需要维持强大的军队，而马匹是当时最重要的军需品之一。
然而，中原地区以农业经济活动为主，其生产所需要的马匹长期以来都主要依赖于北部以及西北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明王朝与北部蒙古关系处于敌对状态，自然难以从蒙古处得到军马，因此主要靠西北的藏区解决明王朝军马不足的问题。
所以明王朝采取各种措施，以求从这些藏区获得朝廷所需要的马匹。
其中，茶马互市是明王朝从藏区获取马匹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式。
在汉藏茶马互市中，茶叶被赋予了政治使命，“以茶驭番”的政策也就应运而生。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在谕蜀王椿时说：“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
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薄矣。
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
在明王朝“以茶驭番”、“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政策的指导下，明代前期茶马互市基本上持续的是马贱茶贵的局面。
明太祖为了掌握汉藏茶马互市的主导权，严格实行“官茶”制度，禁止民间贸易。
明太祖在与藏区实行茶马互市经营不久后，即正式确定藏区茶马互市由明中央政府直接负责，控制茶马经营，由此也就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管理茶马互市官僚机构：其中包括茶局、茶仓、茶运司、茶马司等。
其中茶马司在茶马互市中一直处于核心的主导地位，其它一些有关的政府管理机构都基本上是围绕茶马司而开展运转。
茶马互市演变及贸易特点
茶马互市演变及贸易特点茶马贸易，又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国政府在边境区域同治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茶易马的贸易政策或制度。
茶马贸易虽然始于唐朝，但真正形成完善的制度却是在宋朝。
茶马贸易兴起需具备两个基础：一是少数民族对茶有着很大的需求，茶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本民族地区又欠缺茶叶，需从中原输入，而拥有马匹又是优势所在；二是中原盛产茶叶，茶叶产量丰富，制造极精，可以满足周边少数民族的需求。
宋朝几乎一直处于少数民族政权威胁之下，战争的频繁，必定对战马需求量极大，而采用钱币贸易，对自身来说也是一大威胁。
《宋史》记载：“(太平兴国)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
《宋史•食货志》云：“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
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挑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
其他诸蕃马多鸳，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糜之。
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雅州碉门灵西碧易马场。
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一、茶马互市的演变迄至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才有了空前的发展，宋廷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茶马互市。
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茶叶已成为藏民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
自唐茶叶传人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31。
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均有饮茶习惯。
同时，中原地区种茶区域扩大，种植技艺不断提高，茶叶产量达到空前水平。
第二，宋代定都中原战马紧缺问题相当严重，制约着人民的生产与宋朝的边疆防御。
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大为缩小，其控制区主要是农耕地带，而且，在北方相继出现了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夏政权。
他们长期与宋对立、挑衅争战，威胁着宋的安全。
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匹输入宋朝，因为此举只会加强对手的实力而威胁自身安全。
2023-2024学年四川省江油市太白中学高二下学期期中历史试题
2023-2024学年四川省江油市太白中学高二下学期期中历史试题1. 在古罗马城市建设中，水道占有重要地位，相关立法较多。
就公共下水道的管理而言，裁判官告示规定：“你让人在公共下水道中所做的施工或堆放的物，由此使其使用状况恶化或将变得恶化的，你要恢复原状。
就不得进行这样的施工和这样地堆放物，我也要发布令状。
”这说明A．水道管理服从裁判官个人意愿B．国家治理实践丰富了罗马法C．私法规则得到进一步补充完善D．官员从政行为依法得到规范2. 1865年，上海大英自来火房制成煤气灯。
19世纪80年代，有人记云：“地火皆由铁管通至马路，于是各戏馆及酒楼、茶肆俱可接点。
其灯每盏有玻罩，或倒悬，或直竖，或向壁上横穿，各随其便。
人行其间，真如入不夜城也。
”这一时期“煤气灯”在上海的使用（）①与上海是通商口岸密切相关②反映了上海对外贸易的繁盛③为居民创造了新的城市夜生活方式④开启了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A．①③B．①④C．②③D．②④3. 德川幕府将朱子学奉为官学，注重以君臣关系和家族关系维持社会秩序。
德川家康曾亲自邀请“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为诸侯公卿讲授“四书”。
这反映德川幕府（）A．强化统治的思想基础B．推崇中国儒家思想C．重视忠义和孝行品性D．善于学习外来文化4. 14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鼠疫至少造成欧洲2500万人死亡，包括很多神父也染病死亡。
受疫情影响，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享乐；劳动力市场得以解放，城乡流动变大；科学技术取得进步；卫生观念得到更新。
由此可见，这场疫情A．证明了神学理论的荒诞B．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C．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基础D．推动了理性主义的兴起5. 有学者指出：“数百万人在短时间内的大规模迁徙是最近两个世纪才出现的现象。
现在居住在西半球的10亿人中有80%是公元1500年后到达那里的移民的后裔。
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相应的人口比例只有5%。
”这反映出（）A．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B．殖民扩张重塑了世界格局C．美洲人口结构的替代性变化D．移民文化呈现出多元特征6. 伴随着漕运以及水上商业贸易的空前繁荣，隋唐运河功能的内涵和外延在宋代不断拓展——从漕粮到百货，从漕运到纲运，从“漕渠”（人工河渠）到“运河”（通常水道），并且形成了与其作用地位相匹配的中央、地方专职管理机构体系。
中国历史上茶的贸易及茶业发展问题
202丨年第05期N o.05,2021历史教学H isto r y T e a c h in g总第858期S u m N o.858•进修资料•中匪史上茶的贸易及茶业发展问题内玛才让(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四平136000)|摘要1中国的重要特产—茶的销售，是中国商业贸易史中的重要问题。
中国古代作为商品的茶，与盐一样由国家掌控销售，曾以“引”制管理。
茶的商品交流还曾实行过茶马贸易。
明清易代，疆域、民族关系、对外贸易等情况都随之发生变化，茶马贸易已逐渐失去其独特作用…至清代雍正末年不再实行官方管控的茶马贸易，茶的边区销售对私人茶商放开，此后茶的对外贸易显著发展，从而也促进茶的种植。
|关键词]茶业，茶引与盐引，商茶,外贸茶丨中图分类号jK24丨文献标识码]A丨文章编号]0457-6241(2021 )05-0070-03茶，是中国重要的特产，茶业，是中国商业 贸易史中的重要问题。
中国古代王朝时期，作为 商品的茶与盐,都由国家掌控，曾以官方管理的 “引”制销售，国家典章制度称之为“茶法”或“盐 法”。
在茶的商品交流上，还曾实行过茶马贸易。
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疆域、民族关系、贸易体系等 情况的变化，茶马贸易也呈现不同作用。
至清 代，由于其这几方面较明代有明显变化,故茶马 贸易逐渐停止，而茶的边区销售及对外贸易取 得显著发展。
是以中国历史上茶的贸易及茶业 发展，成为观察历史时期不同面相的窗口。
本文 结合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希望 对历史教学有参考作用。
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 面:茶销售的“茶引”制度及其与盐引制的异同；宋、明两朝及清朝雍正末年以前的茶马贸易；清 代茶的大规模商业贸易及茶业大发展。
一、茶业贸易的茶引制茶，在古代是国家掌控销售的商品，实行时 间较长的制度，是官“引”销售制，茶引与盐引一 样，都是由官方印制、颁发的“引”作为买卖凭 证，每引规定数量、销售地区。
商人领引，按规定配制销售、交纳课税。
青海省档案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茶马互市告示探蠡
青海省档案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茶马互市告示探蠡卢冬;杨富学【摘要】青海省档案馆收藏有明万历二十八年茶马贸易告示,颁发者当为钦差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徐彦登,颁行地点为庄浪茶马司所在区域及周边.该告示与徐彦登所记录的《历朝茶马奏议》可互相印证,彰显出明王朝的茶马贸易观念和政策.从中可以看出,万历时期明人对茶马贸易的认识虽因循前朝,但政策上有所放松,茶马贸易呈上升势头,明王朝增设庄浪、岷州茶马司,纳马对象扩大,将部分生番纳入到茶马贸易的对象中,不断派御史巡视茶马,革除茶马贸易中的弊端,力求达到控驭边疆的目的.【期刊名称】《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32)003【总页数】9页(P79-87)【关键词】茶马贸易告示;茶马司;西番;民族关系【作者】卢冬;杨富学【作者单位】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 730050;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一、青海省档案馆藏茶马告示及其录文早知青海省档案馆得到万历二十八年钦差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关于“拒虏纳马”事给青海地区藏族的申明告示（见图1），惜一直无缘窥其全豹。
该告示长期被束之高阁，今喜得友人相助，获得照片，堪充研究之资，幸甚。
告示保存完好，文字与四周花边基本保存完整，为木刻本，全文共665字，不曾刊布，因内容重要，故不厌其烦，移录全文如下：图1 青海省档案馆藏万历二十八年茶马互市告示钦差巡抚陕西监察御史徐谕番文：夫今番人即大明赤子，西番的疆土，都是大明皇帝的疆土；西番的人，都是大明皇帝的人。
西番以茶为命，得生失死。
大明皇帝以夷御夷，纳尔内附，藉为外藩，许尔以茶易马，以全生命。
尔番每年合当差发，依期纳马，即给尔茶篦，又加尔赏劳。
要尔感恩图报，併力拒虏。
近年虏数为患，荼毒番汉。
今岁又以刘哱逆贼勾虏为援，虏益乘机跳梁。
闻尔番不得宁居，故中马稍迟。
我大明皇帝看那刘、哱，就如釜中游鱼一般，遣将调兵，何难剿灭？便是虏数入抢掠，亦数被斩杀，堂堂天朝，威德广远，岂因此少损？尔番无知，或被虏哄诱，送他添巴，投他部落。
论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联系及历史地位_李刚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7月，第41卷第4期，Jul．，2011，Vol．41，No．4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收稿日期：2010-11-04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基金项目（20102041）作者简介：李刚，男，陕西蓝田人，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北和陕西商业史研究。
【历史研究】论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联系及历史地位李刚，李薇（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69）摘要：在明清以来的交换史上，为了确保边疆安全和促进民族融合，曾经由政府直接经营着三条茶马古道，这就是陕甘茶马古道、康藏茶马古道和滇川茶马古道。
这三条茶马古道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形成互相交错的庞大贸易网络，共同构成横跨北中国八省区与丝绸之路交叉并行的交通大动脉和贸易大通道，成为世界东方最著名和富有影响力的贸易古道。
关键词：陕甘茶马古道；康藏茶马古道；滇川茶马古道；历史地位中图分类号：F71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4-0113-05一、中国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及其内在联系茶马古道是中国特有交换经济即茶马交易的产物。
在世界历史上，各国各民族都产马，唯独中国产茶，这便使得茶马交易成为中国特有的边疆游牧经济与内地农耕经济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
在中国西部广大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他们多居住在高寒地区，为增加热量喝奶酪、吃牛羊肉和性热的青稞成为主要生存方式。
由此而产生消化不良和便结的生理问题，需要饮茶化解油腻帮助消化；同时，草原民族需要摄取生命绿色，而草原不出产蔬菜，也需要通过饮茶来添加生命的绿色素。
这便使得饮茶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形成“嗜茶”的生活习性，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困以病”［1］的程度。
明代河洮岷藏族地区朝贡评述
明代河洮岷藏族地区朝贡评述明代河洮岷藏族地区朝贡评述朝贡(拉丁语：tributum)，又称进贡，是一方将财富以某种形式给予另一方，以表示顺从或结盟，尤其是君主国里臣民献上礼物给君主，或藩属国也会向宗主国献上礼物。
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明代河洮岷藏族地区朝贡评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明代河洮岷藏族地区朝贡评述高旗摘要：明代河洮岷地区是入藏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学界围绕明代藏区朝贡研究，在朝贡的背景、类型、贡道、贡品、贡期、规模、意义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简单梳理明代藏区朝贡研究成果，对今后进一步研究藏区朝贡产生积极意义。
关键词：明代;河洮岷;朝贡;藏区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XX.25.014明代河洮岷地区是入藏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明代河洮岷藏区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其中朝贡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因此，河洮岷藏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藏区更加了解，尤其对河洮岷藏区的朝贡。
河洮岷藏区朝贡的背景、类型、贡道、贡品、贡期、规模、意义等问题研究，便于了解藏区朝贡活动以及藏区与明中央之间的关系。
1朝贡背景研究著名的马大正学者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论述了明朝通过多种手段加强明朝对藏族地区的治理。
熊文彬、陈楠主编的西藏通史的明代卷部分，论述了西藏地区朝贡活动的发展，包括朝贡贡品、年限、人数、回赐等，制定一系列的制度，为了确保藏区的有效治理。
陈国光的《青海藏族史》，从贡赐、设僧纲司、等方面阐述明廷对青海的施政。
洲塔、乔高才让的《甘肃藏族通史》，论述了明朝在甘肃藏区的施政方针政策，指出朝贡也是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
丹曲、谢建华的《甘肃藏族史》，指出甘肃居住藏族的地方经济发展、朝贡赏赐等几种经济形式的相互促进是分不开的。
秦永章学者所著的《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一书指出，明朝治藏重要政策有赏赐、纳贡等措施。
王玉祥的《论朱元璋经略洮州》一文指出，洪武前期西番人经常截夺贡使的事件，使得明朝在洮州地区建立卫所制，为明朝藏区后期的朝贡提供不可多得的稳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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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藏汉茶马贸易在藏汉两个民族之间长期的贸易往来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拟对藏汉茶马贸易的背景、具体内容及作用做简要分析论述。
一、明朝政府经营的茶马贸易明代藏族主要居住在西藏(时称乌斯藏)和青海南部、甘肃西部、四川甘孜及云南部分地区(时称朵甘)。
洪武六年(1373)明朝政府设置了指挥使司、宣慰司等行政机构，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永乐五年(1407)和十二年，两次命令修复驿路、修建驿站，改善了内地与藏族地区的交通状况，为藏汉民族间的商业往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明代，藏汉间的商业往来最为频繁的是茶马贸易。
茶叶是以肉食为主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自唐宋以来一直依赖于汉族地区供给。
据《明史·食贷志》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
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
迨至明初，由于明朝政府对藏族地区政治统治的加强，藏汉间经济联系的密切，交通状况的改善和明朝政府对马匹的迫切需要诸原因，明朝政府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
洪武初年，明朝政府“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
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①。
这些设于陕西、四川等地的茶马司，是明朝政府管理、经营茶马交易的机关。
在秦、洮、河、雅诸州，明朝政府建立仓库，储存茶叶，与藏族进行茶马贸易。
明代前期，藏汉间的茶马贸易由明朝政府垄断经营。
明朝政府为了垄断茶马贸易，首先严禁私商贩运茶叶。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三十年诏：榜示通接西蕃经行关隘并偏僻处所，著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
但有将私茶示境，即拿解赴官治罪。
”永乐六年，谕令各关把关头目军士，务设法巡捕，不许透漏缎匹、布绢、私茶，青纸出境。
若有仍前私贩，拿获到官，将犯人与把关头目，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
有能自首，免罪。
”②为了防止私茶流入藏族地区，即使是勋戚，驸马犯法也严惩不赦。
如洪武三十年，明太祖女安庆公主的驸马、都尉欧阳伦，“数遣私人赐茶出境，所至骚扰，虽大吏不敢问。
有家奴周保者尤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
”③另外，又禁止民间蓄茶，“所蓄不得过一月用，多皆官卖。
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
”④明朝政府严禁私贩茶叶入藏的目的何在。
梁材有一段话便是极好的注脚：“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杀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辄以极刑凌迟论罪。
其意之所在可知已。
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
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止，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⑤在明朝统治者看来，巩固其封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局面是唯此为大之事。
而茶马贸易正是对藏族“行其羁縻之道”以强明朝政府“藩篱”的有效手段，所以，明朝政府必然要垄断茶马贸易，严禁私商染指。
其次，明朝政府为了垄断茶马贸易，在产茶区设置茶课司，管理征收茶课事宜，对茶户进行超经济的封建剥削，将征取来的茶叶(史称“官茶”)，通过茶马司与藏族地区交易马匹。
例如，洪武四、五两年，明政府仅在陕西、四川有主和无主茶园中课茶计八万余斤。
①同时，明朝政府又建立茶叶的专卖制度，以干预茶叶的流通过程。
“洪武初议定：官给茶引付产茶府州县。
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给引，方许出境货卖。
每引照茶一百斤。
茶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由帖付之。
仍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照。
若茶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
”商人向政府纳钱请引，“茶引一道，输钱千，照茶百斤”。
商人将茶“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②。
为此，明政府设立批验所，管理检验茶引、茶由及征收商茶的茶课。
同时又严禁茶户私卖茶叶，明太祖辛丑岁(1361)二月始立茶法，内称：“山园茶主将茶卖与无引由客兴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价没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迫原价没官”③。
这就是说，茶户生产的茶叶除了交纳茶课之外，必须卖给明政府准许的有引茶商。
于是，明朝政府就把茶叶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④。
明政府对某叶生产和流通的千预，虽垄断了茶乌贸易，但却束缚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抑止了茶户的生产积极性，甚至破坏了茶户的家庭经济。
如陕西汉中府茶户，由于茶课负担沉重，“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⑥。
结果，茶户濒临破产。
其三，明朝政府为了垄断茶马贸易，推行了“金牌信符”制度。
“金牌信符”制度起源于洪武九年。
当时，“征虏将军邓愈，穷追番部，至昆仑山，道路疏通，奏设必里卫二十—族，颁降金牌二十一面为符纳马”⑦。
以后逐渐增加到四十一面，分发藏族各部。
在“金牌信符”制度下，藏族各部必须按“金牌”所规定的数额认纳差发马计14051匹。
显然“认纳差发马”并不是藏族与明朝政府的自由贸易，而是一种变相的封建赋役义务。
明人杨一清说：“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如田之有赋，身之有庸，义不可少。
”所以，“金牌信符”制度下的茶马贸易，是在贸易形式掩盖下的封建赋役负担，具有强制性质。
明朝政府为了执行“金牌信符”制度，“每三年一次，钦遣近臣赍捧前来，公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番境扎营，调聚番夷，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⑧。
明朝政府“每三岁，遣廷臣召诸番合符交易”⑨。
这与其说是检查“金牌信符”的执行情况，更不如说是炫耀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威，强迫藏族人民纳马易茶。
正如乔世宁在《丘隅意见》中所说：“国初立金牌之制，名日差发马，所以尊朝廷体统最善也。
”明初，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政权的加强，明朝政府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能够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金牌信符”制度得以顺利的贯彻执行，藏族各部颇能如约纳马。
洪武年间曹国公李景隆奉命赉金牌入藏，凡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一十八匹”⑩，尤为空前。
明太祖又令礼部谕长河西打箭炉“番酋”，“责以纳马修贡，诸番皆稽首奉约”，11茶法由此大行。
由此观之，在茶马贸易中推行“金牌信符”制度，是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政权的进—步强化，在民族贸易中的反映。
这是唐宋以降，藏汉茶马贸易历史上出现的新制度，是明太祖在民族贸易中的新发明。
但在客观上，“金牌信符”制度的推行，促进了当时藏汉间茶马贸易的发展，加强了藏族与汉族间的经济联系，正如明代人解缙所说：“(太祖)置茶马司河州，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杀害之风帖息，而茶之缪恶亦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而夷人亦往来知识，效信义有仕为臣者，不但茶马之供而已．”①总之，明朝政府垄断经营的茶马贸易，达到了“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②的双重目的。
这对保证明朝军队的马匹供应，对加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融合都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明朝政府垄断茶马贸易后，肆意扩大茶马比价的剪刀差，进行不平等贸易。
最初，茶马司定茶马比价：马一匹，茶千八百斤③。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明政府压低马价，抬高茶价，“定其价；上马一匹，茶一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驹，五十斤。
”④而曹国公李景隆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5181匹，每匹马价折合茶叶三十七斤左右。
由此观之，明朝政府垄断茶马贸易以后，操纵茶马比价，“将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亦有不可胜用者矣”。
⑤茶马比价剪刀差的扩大，说明明朝政府经营的茶马贸易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与不平等性，是披着贸易外衣的超经济掠夺。
二、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落与民营茶马贸易的发展明代洪武、永乐年间明朝政府经营的茶马贸易曾经盛极一时，“洪武中，川陕皆置茶马司，收巴茶易马，颇获其利”⑥，同时“茶法通行，而无阻滞之惠，番马茂盛，岁至万余之多”⑦。
明朝政府经营的茶马贸易，对当时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藏汉两族间经济联系的发展是具有积极影响的。
但是，明朝政府运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对茶叶生产、流通及茶马贸易进行干预的结果，就使许多潜伏着的社会矛盾随着官营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日趋激化。
这些社会矛盾的激化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政权蛮横干预社会经济的报复，它最终必然使明朝政府经营的茶马贸易从顶峰上跌下来，进入门落西山的黯淡境地。
于是，日益发展的民营茶马贸易逐渐取代了官营茶马贸易。
民营茶马贸易是藏汉两族之间互通有无的民间商业活动，是畜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换活动。
藏汉两族人民之间的商品交换具有悠久的历史。
在唐代，当藏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藏汉之间就有茶马的交易。
丘濬《大学衍义补》记载：“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
”在明代政府垄断茶马贸易以前，藏汉两族人民就存在着茶马等商品的物物交换活动。
《环宇记》记载：“黎州蕃部与汉人博易，不使见钱。
汉用纳绢茶布，番用红椒盐马。
”⑧民营茶马贸易的发展，曾产生了专门经营这类贸易的汉族商人和藏族商人，如“番民所处老思罔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贷，以赡其生”⑨。
洪武年间，明政府严禁茶马私贩，使得藏族地区的“番商”失去营生的门路。
这些“番商”为了维持生活，只得铤而走险，冲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走私贩运茶马的活动。
明政府垄断茶马贸易以后，任意扩大茶马商品的剪刀差：茶价日贵，马价日贱，以茶易马，获利极多。
包汝辑在《南中记闻》中说：藏“俗贵茶，中国携茶与之，即以金赠，虽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
”汉族商人在巨额利润的引诱下，置明政府的禁令于度外，纷纷违禁走私，“茶禁愈严，则禁利愈厚，利之所在，趋者澜倒；伺便而发，乘隙而动者，难保必无”⑩。
就在明朝政府经营茶马贸易的鼎盛时期——洪武三十年，仍有“私茶出境”之事的出现。
到了永乐年间，私贩茶马之事益多，明政府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得部分弛禁。
永乐三年二月，弛番商夹带茶马，“四川布政司言诸番以马易茶，例禁夹带私茶、布帛、青纸等物出关。
今番商往往以他货易布帛，有司遵例虑杜绝远人。
帝曰：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未远入也。
其听之。
”①这是明朝政府对私贩茶马活动的第一次让步。
宣德年间以后，私贩茶马之风愈演愈烈。
正统末年，“边之民冒禁私贩者多”。
②成化年间，“各边无知军民，及军职子弟，甚至守备官员，往往亦令家人将铁锅、食茶、缎匹、铜器等货，买求守把关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进入番族，易换彼处所产马匹等物”。
③到了弘治初年，在“东自潼关，西及甘肃，南抵汉中，绵亘数千里”④的藏汉毗连地带，到处都由私贩茶马的市场，以致出现了明朝政府经营的茶马贸易“久而寝驰，奸人多挟私茶澜出为利，番马不时至”⑤的局面。
当时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在对比洪武、永乐年间和弘治年间的私贩活动时说：“查得洪武、永乐年间兴贩私茶者处死，以故当时有蹈之者，间有一二私贩者，包藏裹挟，不过四五斤十斤而止，行则狼顾鼠探，畏人讦捕，岂如今之贩者，横行恣肆，略不知惮，沿边镇店，积聚如丘，外境夷方，载行如蚁。
”⑥由此可见，私贩茶马发展到弘治年间，无论是私贩数量，还是私贩规模，都与洪武永乐年间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