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历史课题

摘要：在我们理解东方社会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有必要把它和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联系在一起考虑。

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取得突破，大体而言是以这些社会中出现的转型挫折作为基础的。

现实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东方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痛苦与磨难，但它又不能回避或超越市场经济，它必须自己担负起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时代使命。

社会主义在这里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致力于提高和扩大东方社会传统结构对于市场经济的亲和能力与包容能力，寻找与创立一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东方现代化模式，避免现代化转型失败的再度出现。

关键词：现代化；东方社会转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历史课题中图分类号：Ｄ０－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４１－０７一、时代挑战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把握，不是从主观偏好，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变化发展来着手的。

正是这种内在矛盾运动的激化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和这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展开的客观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熟和老朽而不断走向胜利的。

马克思长年致力《资本论》写作正是想为这一“必然性”奠定一个坚实的逻辑支撑（在马克思那个时代，逻辑的支撑大体上也就意味着“科学的证明”）。

《资本论》的问世成功地鼓舞起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胜的信念，恩格斯为此不无道理地指出，《资本论》已被很多人视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然而，社会主义的思潮与运动后来在欧洲的发展却出现了一种和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不甚合拍的现象：作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直接反映物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似乎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与“成熟”而不断高涨，有时甚至还相反，会随着一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成熟逐步走向低迷。

这种历史现象的反复出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某种意义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早期的经典作家有所意识，也认真地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马克思本人曾将眼光投向爱尔兰，认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展缓慢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爱尔兰这样的殖民地存在，因此爱尔兰的独立将是英国无产阶级的福音，是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前提。

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据有的“奴役者”与“压迫者”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在欧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普遍造成的“工人贵族”与“机会主义”现象，可能是造成原先理论出现“预期误差”的重要原因。

十月革命以及欧洲随之发生的骚动虽然引燃了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胜利的希望，但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在后来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在、且仅在作者简介：张铭（１９５０—），男，江苏苏州人氏，现任教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方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历史课题张铭□“东方国家”取得胜利，［１］再一次构成了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重大挑战。

列宁和斯大林对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在落后的俄国发生作了自己的解释，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爆发是因为这样的国家构成了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比较容易“打断”。

而通过这个薄弱环节的打断，最后必然会引发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矛盾的总爆发。

应该说这是俄国革命者在他们那个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出的重要发展，并由此对发生在“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与意义进行了一种理论上的定位。

然而，面对后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骚动期后又不定期地推后这个现实，列宁最后还是和当年的马克思一样，不能不把眼光转向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不能不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看成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系的结果。

正是这样一种认识，后期的列宁在和国际上各种“机会主义”奋战的同时，逐步明确地将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靠的“同盟军”。

希望他们的反帝反殖运动最终有可能打断帝国主义赖以维持的“生命线”，并与东方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一起，撼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为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一个全新的基础。

然而，马克思与列宁尽管作了这样一些理论上的调整，但这些经调整过的理论在战后世界里还是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遍及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一方面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不得不逐步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另一方面则作为强有力的“反例”［２］使马克思和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推迟原因所作的解释难以继续维持下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与之帝国主义拥有殖民地之间的关联被证明不是决定性的。

［３］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遭遇的最大的冲击，则莫过于出现在２０世纪后期的苏联与东欧发生的剧变以及以中国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自我调整。

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时期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曲折经历证明了，“市场经济”作为我们时代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是难以超越的，离开了市场经济谈论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走不通的。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至少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自身社会主义独特性的认识觉醒。

这样一种认识的觉醒虽然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用以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方法过时，但它的确很严肃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教条主义式的误区？我们今天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角度应不应该作一种重大的调整？如果不作调整，我们将如何去面对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如此重大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发展。

面对现实提出的问题与挑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回避。

相反，他们的理论总是在应对严峻的挑战过程中获得丰富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种理论勇气是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去肯定和继承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对的时代新挑战是一种推动我们去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强大动力，也是我们今天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

二、东方社会的转型困境与社会主义革命突破之诠释在笔者看来，今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事业理解所需要的释意视角的转换，应该结合我们所选择的市场经济这个时代大背景来进行。

我们只有结合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从社会转型这一角度来解读近现代以来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运动和革命，我们才能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新的认识，我们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才会拥有新的解释能力，我们才会有一个我们时代应有的认识高度。

从社会主义与社会转型具有的这种内在关联出发，我们便不难看到：近现代世界中社会主义思潮、运动和革命的崛起与发展是以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为背景的：伴随社会转型过程的磨难与不适是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高涨的主要动力；社会转型出现的挫折与全面“失序”是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社会转型的平和完成则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落的主要原因。

一句话，离开了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很难完备的。

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个传统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调的过程。

就世界范围而言，这一适调过程颇显曲折迷离，传统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发展这两者之间普遍存在着一种“相互排斥”的现象。

因此，打破这种“相互排斥”，提高这两者间的“亲和力”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从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个社会在加强自身在这方面的适调能力上，都经历过难度不等的摸索过程，而这适调难度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结构造成的：正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一个社会在提高自己与市场经济间的“亲和力”方面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与文化资源。

在这方面，东方文明虽然在进入近现代之前被认为是世界各文明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文明，但这一高度发展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建立在对于商品和市场经济进行排斥之上的，“抑商”是这类传统国家维持自身结构稳定的需要，因而也是这类国家始终坚持的不二国策。

东方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一“路径”不能不使它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倍感艰难。

一般认为，特定社会对于商品与市场经济表现出来的较高排斥程度与较低“亲和力”特征在相当程度上与该社会的整合程度有关。

从世界各文明发展的规律来说，一个社会整合程度较低往往意味着这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落后与低下。

但是，对于面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来说，较低的整合程度反而有时意味着一种优势。

历史表明，那些在社会整合程度上要远低于东方大一统传统社会的西方社会，在自己的社会转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磨难相对要小一些，而可资利用的社会文化资源也更为丰富些。

英国、美国、北欧一些国家社会转型的相对平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突破在那些社会结构相对松散的“边缘国家”或“边缘地区”率先获得成功是完全不奇怪的。

［４］由于东方大一统社会的内部整合程度很高，它内部系统结构的关联度和锁定性极为稳定，对来自自身内部和外来的干扰有着很强的抵抗能力。

［５］这样的社会结构特征虽然推动农耕文明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由于内部高度整合、权力高度集中、公共领域无限扩张、“社会”相对萎缩等因素的存在而造成了它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势不两立”，造成了它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艰难。

因此，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给这些社会所带来的，往往不是稳定与有序，而是深重的苦难与挫折、社会的结构性震荡，面广量大的不适人群的抗争与反对。

［６］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现代化过程总伴随着世界性的，也是群众性的反现代化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转型之母，也是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反现代化思想与运动的产生之源。

当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由西而东”一波一波展开时，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思潮与运动不仅呈现出一个由“西”向“东”逐步切换的过程，而且也蔚为壮观地表现出“逐浪高涨”的态势。

而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在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之中，发现隐含着的内在必然。

由此看来，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度中的最后成功所标志的不是其他东西，而只是这个特定国度中社会转型的艰难与困苦，社会文化结构与市场经济间斥力的难以克服，社会可资利用的，用以提高自身与市场经济“亲和力”的社会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匮乏。

一句话，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取得成就的程度与特定社会转型的难易程度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转型越艰难，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取得最终的突破，大都是以这些社会的“转型挫败”为基础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国家的突破，不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而带来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激化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与原有社会结构间的“恶性互动”而导致的社会“全面失序”的结果。

应该承认，商品与市场经济在这里的确扮演着启动社会转型苦难的角色，但事态发展到后来那样具有爆炸性的局面却还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原因，简单地把社会“恶性互动”与“全面失序”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商品与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与社会全面失序用必然的逻辑串在一起，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不能不把我们引向一个解决问题的错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