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于科技服务的需求

农民对于科技服务的需求——关于1047位农民问卷调查的简要分析之一作者：赵树凯内容提要：本文是关于1047位农民抽样调查的初步分析。

数据显示，尽管只有一成多的受访农民认为种地能够致富，但是高达九成认为种地需要新技术，并且有学习农业科技的明确需求。

问题在于，农民的科技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

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基层农技部门向农民提供的科技服务，不仅质量不高，而且数量短缺。

关键词：农民科技电视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在全国30个省（区市）的460个村，有效问卷1047份。

调查为非随机抽样，访谈对象主要是农户主持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成员。

样本群体有两个突出特点：（1）受访者平均年龄为41岁，是一个中年农民的群体；（2）受访者中女性只占16%，主体样本是男性农民。

问卷分析发现，尽管只有一成多的受访农民认为种地能够致富，但是高达九成认为种地需要新技术，并且有学习农业科技的明确需求。

问题在于，农民的科技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

社会有关方面尤其是基层农技部门向农民提供的科技服务，不仅质量不高，而且数量短缺。

一、12%认为“种地是最有可能的致富道路”，11%认为“当干部是最有可能的致富道路”总的来看，土地在农户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下降，具体表现为，在受访者自己设计的致富途径中，只有一成多的农民认为种地是第一选择，将近九成的农民把家庭致富的现实方向锁定在非农业活动中。

在回答“什幺是最有可能的致富道路”时，受访者第一位的选择是搞副业，其次为做买卖，排在第三位的是外出打工（表1）。

选择种地的只有12.1%。

绝大多数农民认为种地无法致富，这是对于经验性现象的初步验证，虽然不能说明土地经营在农户中的实际地位有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它有力地显示，土地在农民观念中的地位已经降低。

表1 调查对象认为最有可能的致富道路地区分部总计东部中部西部搞副业111 31.2% 152 32.4% 69 33.1% 332 31.7%做买卖103 28.9% 143 30.5% 72 32.4% 318 30.4%出外打工40 11.2% 64 13.6% 19 8.6% 123 11.7%种地43 12.1% 46 9.8% 23 10.4% 112 10.7%当村干部42 11.8% 40 8.5% 26 11.7% 108 10.3%开工厂 5 1.4% 5 1.1% 3 1.4% 13 1.2%其它12 3.4% 19 4.1% 10 4.5% 41 3.9%356 100.0% 469 100.0% 222 100.0% 1047 100.0 %耐人寻味的是，有约1/10（11.8%）的农民把当干部作为家庭致富的最佳选择。

认为当干部可以致富和认为种地可以致富的人几乎一样多。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农村干部收入有限甚至还不稳定，正常情况下没有迅速致富的机会，但这样多的农民把当干部作为家庭致富的首选，显示出现实中存在大量公共权力被干部个人作为“资本”来使用的问题。

这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二、54.5%表示愿意种地，首选原因是“种地还能解决吃饭问题”调查显示：农民种地积极性严重不足。

有54.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种地”，45.3%表示“不愿意种地”。

考虑到影响农民种地意愿的多种因素，问卷在这个问项上设置了多项选择。

受访者可以将他本人认为的多种原因加以罗列。

在愿意种地的农民中，种地仅仅作为一种低层次的谋生手段被认同。

65.6%的调查对象认为“种地还能解决吃饭问题”，39.4%的调查对象认为种地还能赚一些钱。

在不愿意种地的农民中，种地的悲观情绪十分明显：74.5%的调查对象认为“种地不赚钱，没准还亏本”。

“如果现在有比较多（足够你种）的地给你种，是不是还愿意种？”，只有45.9%的调查对象回答愿意。

不愿意种地的第二位原因是非经济性的，即“种地太苦，没意思”，显示有相当一部分人厌倦以种地作为生活方式。

从本次调查看，对于约半数受访者来说，种地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所以感到无奈，主要解释是种地收入太低。

与国际经验比较，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过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年人纷纷离开农业农村的现象，但主要的原因是生活方式认同方面的，即这些人主要是不选择种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抱怨种地收入太低。

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种地收入并不比非农就业低。

现在我国的农民，不仅生活苦，而且收入低，这双重因素的同时影响可能刺激起更多人更强烈的离农离乡倾向。

一位大学生在调查后记中写到：“愿意种地的农民很少，这是令我吃惊的现象，他们说主要不是因为种地苦，是因为物价涨而粮价不涨，还有什幺提留款、统筹款、教育基金、修路盖苗，不种则已，一种就亏本，更加上天灾人祸，土地真让农民害怕了。

我觉得要提高农民的种地积极性这诸多的收费到了非减不可的地步了。

”三、91%认为种地需要新技术，但技术供给渠道不畅虽然近半数农民表示不愿意种地，但是，高达91%的调查对象认为种地需要新技术。

不少农民说：“现在种地靠旧方法是不行了，拿施肥来说，以前用化肥是盲目地用，炭铵、硝铵、尿素、美国二铵统统用上，量也掌握不住，效果不好，现在看书，知道了按比例施肥，效果就好。

”这说明农民对于土地经营和科学技术相互关系的认识已经突破了传统小农时代的认识，能够清醒地看到技术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

从技术供给的角度来看，我们将问题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认为最有效的供给方式，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供给方式。

数据分析发现的突出问题是，农民所获得的不是他们认为最有效的供给，说明乡村的农业技术传播机制距离农民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这应当是政府领导农业工作的努力方向之一。

调查显示：农民认为学习新技术的最有效的途径前三位是：乡技术员下乡指导、看电视、看书看报（见表2）。

有效的学习途径实际获得途径人数百分比人数百分比技术员下乡指导552 52.7% 258 24.6%看电视527 50.3% 595 56.8%看书看报508 48.5% 521 49.8%向其它村民学习440 42.0% 512 48.9%参加培训班439 41.9% 191 18.2%村广播136 13.0% 111 10.6%其它50 4.8% 67 6.4%事实上，农民主要获得新技术的方式依次为：看电视、看书看报和向其它村民学习。

高达52.7%的受访者认为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技术员下乡指导”，但是实际上“技术员下乡指导”成为主要学习方式的只有24.6%。

农民认为效果最好的技术服务方式如技术人员下乡具体指导、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在现在的农村中却并不发达甚至还很缺乏。

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基层政府充分发挥作用。

四、29.3%接受过基层组织的技术服务，服务质量的主导评价是积极的，主要问题是数量过少基层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主要是乡级农业技术服务站，作为乡镇机构的重要部分，从部门设置来看，所有的乡镇都有此类机构。

但发挥作用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对农民帮助很大，有的地方名存实亡。

29.3%的调查对象回答1999年乡农技站曾向他们推荐过项目。

在这些受访，72.8%采纳了推荐项目，27.2%拒绝了推荐项目。

采用者中，46.4%的调查对象认为效果明显，32%认为效果一般，认为效果较差的占7.2%，其余回答尚无效果。

总起来看，在采纳了推荐项目的受访者中，将近80%的农民对于项目的效果给予积极评价，说明这种服务供给在质量上基本上是比较好的。

在拒绝采用项目的人中，主要的原因分别有：成本太高28.9%，项目不适用25.3%。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是基层政府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专业服务组织（如农技站、畜牧站、林业站、水利站等）更应当在农民生产经营中有广泛活动，不断地将一些先进的生产和经营项目推荐给农户。

但是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只有不到30%的受访者回答接受过科技项目服务，70%以上没有与基层农技服务部门发生过关系，说明这种服务在数量上明显不足。

农民为什幺最欢迎技术人员直接示范指导？一位学生在调查后的总结报告中说：“大部分村民反映，报刊等媒体上介绍的科技信息项目，一是好多地方看不懂，一些词语不知什幺意思，根本不敢试验；二是宣传的效果有些离谱，加上现在社会上假东西太多，让人不敢相信；三是有些项目技术可能很好，但是费用也很高，农户无能为力。

村民还是更信赖政府部门的推广。

”农民接受农业新科技的过程可以分为学习和运用两个阶段，其中运用是最有意义的阶段。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看电视看书主要是第一阶段，农民可以有初步了解，有所启发，但运用的问题更为复杂，往往是关掉电视、放下书本走到田里后就变得迷惑起来，遇到具体问题更是不知所措。

所以，专业技术人员的直接指导是不可缺少、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五、22.2%接受过不同形式的技术培训，农民最欢迎专家进村讲课22.2%的调查对象1999年接受过不同形式的农业技术培训，平均接受的培训次数为2.46次，参加培训的主要途径有：首先是各类技术培训班，其次为报纸书刊、广播电视。

大约1/5的农民在过去一年里参加过不同形式的技术培训，显示了在农民中有不少人员在积极主动地寻找机会甚至创造机会学习农业科技。

提供这些培训机会者，有的是基层组织的农业技术服务门（乡镇农技站和村委会等），也有的是城乡各类市场组织（如企业）提供的，还有的是农民自己的专业技术协会。

九成以上的农民认为种地需要新技术，而只有2成左右的农民参加过技术培训，说明多数农民虽然在观念上已经认识到新技术对于农业的重要，但在行动上仍然缺乏学习自觉性，或者说他们还不知道怎样去学习新技术。

从书面调查报告提供的案例来看，农民的态度可以分为几种：第一，有的农民对于科技不是积极地寻找，而只是在那里等待，需要引导和启发；第二，有的农民能够主动地寻找学习途径，但是没有技术员下乡来指导，电视上的节目不适用甚至根本收不到，自己看书又文化基础太薄，因此没有合适的学习形式；第三，有的农民看到新科技摆在面前，很有兴趣，但又不太敢于靠近，甚至有些怀疑，因为他们曾经遭受过“新技术”到来的沉重损失。

有的人甚至说“宁可不发财，也不能轻易相信新技术。

”农民与新技术的这种尴尬关系，究竟是谁的责任？现在看来，至关重要的事情是协调农民与新技术的关系，提升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行动能力。

这个问题不能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解决，应当加强政府的组织动员，发育农民自己的组织。

受访农民最欢迎农业专家进村讲课。

如果专家来村里讲授农业科技，83.5%的农民表示“积极参加，认真学习”。

对于新技术新种子方面的培训和推广，接受调查的农民反映比较多的是收费问题，即新技术太昂贵，他们用不起。

许多学生在调查附记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主要意见是：农业新技术的在收费方面国家能否区别对待，比较发达的农村可以有能力购买新技术新品种，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国家应该给以专门的扶持，哪怕先把这些技术“借”给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