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于创造力的混血文化

富于创造力的混血文化彼特里［委内瑞拉］1609年在里斯本出现了当时最新奇的一本书，叫做《实评录》，署名是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印加。

书里说的是有关美洲大陆这个当时鲜为人知的辽阔而奇特的国土上的趣闻野史。

作者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举止优雅，相貌怪异。

他是个基督教神甫，曾经在西班牙步兵中担任过上尉职务。

他是印加王族的嫡裔，虽然在费利佩三世治下的西班牙从事写作，但是却诞生在遥远的库斯科秘鲁南部城市，曾是古印加帝国的都城。

正值皮萨罗征服秘鲁的第二天。

在他出生的那个城市，土著居民占大多数，人们不讲西班牙语，随处可见宏伟的印加古代遗迹，而基督教堂则往往建筑在印第安人庙宇和城堡的墙基之上。

在一所宽敞、别致的房子里，右边一侧住着他的父亲，卡斯提利亚军官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以及侍奉他的神职人员和士兵，在另一侧住着他的母亲，伊萨贝尔·钦甫·奥克略，名义上皈依基督教的印加公主，陪伴她的是阿塔瓦尔帕阿塔瓦尔帕(1500—1533)，印加帝国的末代君主。

宫廷里被贬谪的皇亲国戚。

他们在一起依旧说着自己的克丘亚语。

经过三个世纪的西班牙统治，在美洲总督时期的新老城市里出现了无以计数的教堂和其他建筑物。

早期的圣多明戈大教堂完全模仿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风格，反映出明显的怀古之幽情。

到了18世纪，众多的宗教和政府部门的建筑却以其新颖的特征和格调而有别于欧洲建筑。

在墨西哥，登上特拉斯卡拉附近的一小块高地，就可以看到在一片高大的松林之中掩映着奥科特兰大教堂的优雅身姿，从而具体感受到殖民时期的建筑师们是如何以自己别开生面的作品装点新大陆的山河。

说它是“世界上最精美的教堂”，一点也不过分。

这一建筑杰作确实优雅精巧，同时还散发着一种世俗的欢快气息，完全摆脱了对欧洲同类建筑物的单纯模仿。

这座教堂的正面简直是一幅巨大的瓷砖、灰泥砌成的画屏，红白相间，色彩对比强烈，雕像和花饰凸出凹进，错落有致，最高处耸立着一对漂亮的尖塔，似乎并不是建筑师的作品，而是出自珠宝匠人之手。

整座建筑所表达的情趣与西班牙的教堂大相径庭。

这种艺术语言只能是不同文化交汇之后产生的丰硕成果。

在新世界，不仅教堂建筑有了变化，它的居民也不一样了。

生在美洲或者去过美洲的西班牙人，无论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生活起居，在西班牙本土的居民看来，都十分奇特，使他们不时显露出大惊小怪的揶揄态度。

在一般西班牙人的印象中，美洲人通常都是一些滑稽可笑的角色，诸如“秘鲁老财安东”，“美洲阔佬”，“土生白人”，出出进进总带着色彩斑斓的鹦鹉，前后左右簇拥着印第安人和黑人奴仆，说起话来咬文嚼字，故弄玄虚，信口开河；能花钱，讲排场，好吃懒做。

的确，美洲人是不大一样，那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另外一种城市里，生活在与西班牙的情况相去甚远的不同社会中，自然环境也和欧洲毫无共同之处。

在美洲，称得上河流的只有广阔如海的亚马孙河、奥里诺科河、马格达雷那河和拉普拉塔河，而绝不是有限的都罗河、瓜达尔基维尔河这是西班牙的两条河流。

称得上山脉的，也绝不是欧洲那些矮小的山丘，而是纵贯新大陆南北的那条巨大绵延的脊柱，终年积雪，高不可攀。

美洲的音乐、舞蹈、食品、民俗当然也另有一番天地。

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音乐舞蹈融合之后，产生了另一些全新的音乐舞蹈，比如：阿雷托，恰科纳，哈巴涅拉，丹松，霍罗波，对答舞，哈拉维，等等。

美洲人还有自己特殊的药品和食物，像可可、土豆、玉米、木薯、西红柿、烟草，以及可以用来医治各种怪病的愈疮木之类。

美洲人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独特之处，便开始拒绝跟在欧洲人后面亦步亦趋了。

他们认为新世界之所以新，并不仅仅因为它新近被发现和被开拓，新世界之所以是新世界，还因为在这里将不再重演欧洲那部可悲可叹的历史。

美洲人打算创建一个完全不同于旧大陆的新世界和新社会。

他们确信印第安人才是人类黄金时代的劫后余生者，善良，纯洁，坦诚，不玩弄炸药，也不挥舞刀剑，更不敛财聚宝。

正是这种“高尚蛮人”的形象，深刻影响了18世纪动荡不安的欧洲的革命思想界。

在亨利八世残暴腐败王朝治下的英国，托马斯·莫尔梦想公正清廉的社会——乌托邦——就建立在美洲的一个岛屿上。

而定居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传教士巴斯科·基罗加，实际上已经在着手于建立莫尔的乌托邦。

他在米却肯创办了一个公社制团体。

在给卡洛斯五世的信中，他写到：此处之称作新世界绝非虚妄之词，实为顺理成章也。

新者非新辟王土之谓，乃基于万物初始，民风朴拙之实焉。

在巴拉圭河沿岸广漠的蛮荒地区，耶稣教团的神甫们建立了一个延续两世纪之久的土著村落，完全与欧洲文明隔绝，废除了商品交换和私有财产，而且严禁使用西班牙语，以此作为防疫措施，阻止欧洲人的种种恶习和罪孽的病毒蔓延到他们的村落。

古代编年史的作者十分赞叹这种推行改革、净化民风的尝试，详细描述了在这些村落里，为了防止产生邪恶、仇恨、贪婪、贫困和欺压，印第安人如何从生到死像终身寄宿生一样受到严格的督护和教育。

在传教士的管理下，财产公有，权益均等，全体居民和睦相处；每天日没而息的时候，都能听到阵阵鼓声，催促已婚男女按时履行夫妻间的职责。

凡此种种，的确反映了一种新世界的公民意识：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谱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他们深知，土著文明已经无法延续下去，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他们的一笔遗产，而且给他们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们确信，自己的土地绝不会变成什么“新西班牙”，变成和卡斯蒂利亚毫无二致的海外翻版。

他们的躯体和灵魂中已经融入了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待征。

这些成分之间尽管不无抵牾，然而却不断地孕育出丰硕的果实。

他们有时候也会焦躁不安地追问自己究竟姓甚名谁，有时候又自惭形秽，乔装伪饰。

在争取独立的英勇搏斗中，他们自诩是阿塔瓦尔帕和夸乌特莫克夸乌特莫克：阿斯特卡帝国末代君主。

的嫡传子孙，树起一面维护民族权益的旗帜，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力宣称玛雅和阿斯特卡神话传说中的羽蛇实际上朦胧而曲折地印证了如下事实：早在克劳迪奥和尼禄克劳迪奥和尼禄：古罗马帝国皇帝。

时代，使徒圣多马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就遵循神旨到过美洲；他们还列举卡洛斯五世的敕令和西班牙神学家的文章作为凭据。

拉丁美洲历史的开创者玻利瓦尔敏锐地觉察出这种矛盾状况的深远意义，因而指出：“我们不是欧洲人……我们也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是人类各种族中一个小小的分支。

”这种复杂的混合特点，是历史上互相隔绝的两种文化和社会，在地球上一个最雄伟绚丽的地域相撞之后产生的结果。

只有看到这个特点，才能解释一个尚未成形的新世界的与众不同之处。

美洲人是混血的产物，可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承认。

在美洲的历史上，通常只用“混血”二字来说明血缘的混合，指的是彼此不同、甚至对立的种族联姻的结果，也就是白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遗传基因杂糅而孕育出的后代。

在欧洲人的种族偏见居主导地位的19世纪，正在热衷于鼓吹纯血统的雅利安人，鼓吹白人，甚至仅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等种族地位，“混血种”显然是一个不光彩的、用来侮辱人的字眼；谁也不愿被看成混血种。

其实，对于种族融会这个势不可挡的创造性进程来说，肤色的变化根本无关宏旨，至少不能当作这个进程内在的基本特征。

在欧洲历史上，文化相异的白种部族之间就曾经有过混血现象，而对不同人类集团的互相接触并融合这个创造性进程来说，最重要的恰恰是文化上的兼收并蓄。

当年衰败的罗马帝国所控制的广大区域，曾遭到哥特人、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的大举入侵，从而导致了一场范围广阔，潜移默化的融会过程。

入侵者在语言、法规、信仰和习俗各方面与罗马人相遇而交汇，逐渐面目全非。

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西方世界的宗教、语言和政治结构。

粗俗的民间拉丁语和庄严的恺撒文体格式相结合，罗马法典和蛮族习俗融为一体，从而造就了日后遍布整个欧洲，乃至当今世界的文明体系。

这个硕果累累的演变过程正是混血文化的神奇产物。

从哥伦布时期到当代，拉丁美洲的全部历史构成了另一个文化混血的突出典型，从而决定了这个地区的基本特点，以及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和发展道路。

即使在没有(或者表面上看不出)血缘混合迹象的国家以及蒙得维的亚和秘鲁山区的皮萨克村这些堪称人种单一的地方，情况也毫不例外。

不同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渗透所产生的新品格和潜在的巨大创造力，连续不断地反映在拉丁美洲的每个历史阶段和各种伟大成果上。

库斯科的绘画和鲁文·达里奥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

的诗作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作为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旗手的鲁文·达里奥是混血文化和新大陆发展方向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甚至声称自己忠实继承了法国高蹈派和象征主义的一代诗风。

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其实是混血文化的产物和代言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那些美妙的诗篇。

应该说，他是在模仿法国诗人魏尔兰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的同时，不知不觉地糅进了本乡本土的民间诗歌成分以及被遗忘了的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文学形式。

不少人认为拉丁美洲的艺术是巴罗克式的。

他们也许有些道理。

为了表现拉丁美洲的独特性，没有比巴罗克主义那种华丽繁富、极富装饰性、令人接应不暇的艺术手法更合适的了。

但是这样说还不够确切。

似乎应该说：就欧洲所谓的巴罗克艺术而言，它的特点恰恰和拉丁美洲的现实以及人们的情趣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不妨断言，巴罗克主义恐怕是最适于用来表现文化混血过程并促进其发展的艺术形式了。

不同时代以及特点各异的种种倾向之间的汇合、混杂、摩肩接踵、水乳交融，也就是说，文化混血造成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在拉丁美洲各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都有所体现。

墨西哥壁画艺术家的杰作就突出地证实了这一点。

正当西方世界把壁画看作古老的艺术陈迹，而立体主义的苦苦探索使得艺术手法和题材处于分崩离析的时候，一个叫作迪埃戈·里维拉迪埃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曾创作大量壁画。

的人，摆脱了欧洲绘画又一个孕育期的危机，把目光转向墨西哥，转向它的苦难，它的人民，它那如饥似渴急于表现自己、塑造自己的迫切需要，用画笔覆盖了一堵堵高大的墙面，他的风格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似乎是有悖于潮流的，因为他好像在致力于再现14世纪西蒙·马尔蒂尼西蒙·马尔蒂尼(1284—134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的《雇佣军》，或者比萨陆园中奥尔卡涅亚奥尔卡涅亚(1308—1369)：意大利画家、雕塑家。

的《死前受难》或者500年前安布罗乔·洛仑采蒂安布罗乔·洛仑采蒂(?—1348)：意大利画家。

关于善恶政府的题材。

并且通过活生生的现实场景向墨西哥人民叙说本民族的种种悲剧和壮举。

毫无疑问，拉丁美洲之所以堪称新世界，主要是因为命运赋予了它一个混血文化特征，因为它在特殊的发展条件下，在当今世界上重演了历史上一切伟大民族都经历过的文化撞击和重构这一硕果累累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