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靠学术自由与民间力量(余英时)
余英时语录
余英时语录余英时语录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许多人都接触或是使用过一些比较经典的语录吧，语录是不讲求段落、内容间联系的一种文体。
语录的类型多样，你所见过的语录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余英时语录，欢迎大家分享。
1、鲁迅的长处是深刻。
所谓深刻是能够发现更深在的根源。
但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
陈寅恪和鲁迅，到底哪个深？纯负面的不可能是深刻的。
2、冯友兰的天地境界纯粹是幻觉。
3、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以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正开始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在随着这个转化而不断的调整。
——余英时《中国情怀》4、道着发比在一尺，魔着发比在一丈。
道能制魔看对向实我那利了，不必企望走会和大也有魔。
社还多格起不能通体透明，不能夫和不走会自能意。
如果太自能意，看对太利我自能聊了。
——《余英时访谈录》5、家庭解体是社会解体的主要标志。
熊十力都讲家庭是万恶之源，很让人感到意外。
家庭没有了，教育没有了，宗教没有了，社会靠什么存在？社会解体，如何整合？社会不能整合，文化整合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关键在于一个良性社会的建立。
所谓良性也是相对的，主要是要有一个公民社会，而不是追求人间天堂。
近代以来不断追求人间天堂，结果是一大灾难。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道能制魔就行了，不必企望没有魔。
社会不能通体透明，不能都满意。
如果太满意，就太无聊了。
李商隐的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如果每个人都不死，那是最大的悲哀。
所以中国神话中，有人成了仙，仍然不肯上天，要留在地上。
6、中国历史的特点，主要是各个新兴的'王朝都不去刻意破坏原有的民间社会。
有民间社会，就有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
有了民间信仰，你所担心的传统传衍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民间信仰是最无害的。
因此打烂菩萨，再愚蠢不过。
我在日本，看见各种古怪的信仰都有，但日本何尝不能现代化。
信仰问题只能听其自然演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专好破迷信，其实自己信仰的所谓“科学的”一切比民间迷信还要幼稚。
中小学教资科目二30天刷题-8天
1.西方最早的教育著作是()。
A.《理想国》B.《大教学论》C.《普通教育学》D.《雄辩术原理》2.我国古代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体现了教育的()属性。
A.社会性B.历史性C.等级性D.阶级性3.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学著作是()。
A.《普通教育学》B.《教育学》C.《大教学论》D.《新教育大纲》4.“传统三中心即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主张是由()提出的。
A.赫尔巴特B.杜威C.夸美纽斯D.斯宾塞5.我国近代史上，被毛泽东称赞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教育家是()。
A.陶行知B.杨贤江C.徐特立D.蔡元培6.在一段时期里，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中小学实施了“撤点并校”，这主要反映了下列哪一因素对教育的影响。
()A.政治制度B.经济制度C.人口变化D.文化传统7.小学阶段的教学多使用直观形象的方式，中学以后可进行抽象讲解，这体现了人身心发展的()特点。
A.顺序性B.个别差异性C.不平衡性D.阶段性8.身残志坚体现了人身心发展的()特点。
A.顺序性B.不平衡性C.互补性D.阶段性9.主张废除班级授课制和教科书，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己决定学习的目的和内容，在自己设计、自己负责任的单元活动中获得有关的知识和能力的教学组织形式是()A.道尔顿制B.设计教学法C.特朗普制D.小组教学10.私塾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机构，大多由读书人、秀才开办，其教学宗旨是启蒙识字，读书内容多半与科考有关，私塾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属于()。
A.个别教学B.集体教学C.复式教学D.小组教学11.在近代教育史上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强调智力、能力的发展而忽视知识的传授的理论是()。
A.传统教育论B.现代教育论C.形式教育论D.实质教育论12.学习课文《长城后》，学生通过图文对照，朗读并理解课文结构，了解了由近及远、由整体到局部的观察方法，这达成的教学目标属于()。
A.知识与技能B.思维与创新C.过程与方法D.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3.顾老师在讲解三角形的面积的时候，先带领同学们一起回忆了长方形、正方形以及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戴老师的这种导入方法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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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余英时属于“文化保守主 义”和“制度自由主义”两者兼具。 也 正 因 如 此 ，有 人 将 余 英 时 和 胡 适 放在一起作对比，谓之“胡适之后第 一人”。自尊自信又开明开放——这 样的文化关怀、文化态度，才是智慧 的，这样的文化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这样的“知识人”才能真正屹立于世 界文化之林。
颁奖词这样褒扬他：“深入探究中国 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 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 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已推为 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 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 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 代诠释。”
余英时非常尊崇钱穆先生，1973 年曾重返香港当过新亚书院院长、香 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两年后重返哈佛 任教。我女儿徐鼎鼎如今正在香港 中文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是先秦两 汉文献，和余英时先生属于校友—— 算起来是孙子辈的。她告知，因为疫 情，学校没有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刚 有 发 表 悼 念 余 英 时 先 生 的 文 字 ，讲 到他在担任副校长期内，“曾拟定多 个研究中国文化计划，并亲自推进各 学 科 的 沟 通 合 作 ；余 教 授 凭 藉 其 杰 出学术成就和对大学发展的宝贵贡 献，于1977年获颁中大荣誉法学博士 学位”。为表扬余教授为史学作出之 贡献，港中大新亚书院联同崇基学院 于2007年创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 座”，每年邀请对历史研究具杰出成 就之学者发表演讲。
余英时
关于[余英时访谈录（一）]的字幕:我是1949年8月在上海考进这个燕京大学插班燕京大学当然现在就变成北京大学我住在未名湖旁边的第二食堂1978年我去访问中国那也是唯一的一次访问北大也就是实际上就是燕京我还特别从未名湖走到第二食堂进去转了一下所以我对燕京的这个回忆有半年是非常宝贵的我很珍惜它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大概跟了三个先生一个是聂崇歧先生聂崇歧先生以宋史为著为著名的可是那一年他并没有开宋史他开的是中国近代史反而大概是因为共产党来了以后有新的需要近代史更重要宋史就没有开了他近代史用的教科书我还记得武波写的”实际上我才知道就是文澜范文澜写的当然这个书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当时从某一特定观点写的官方观点写的不过聂先生并没有照书讲他是讲他自己的他研究各种各样的人研究他们的传记比如讲曾国藩讲太平天国他都自己另外做研究把每一段重要的史实都很扼要的呈现出来所以他是很认真的但是后来我走以后不久就听说他出了毛病了那就不知道了所以他是我很感念的一个（老师）另外一个先生我跟他比较熟的就是翁独健先生翁独健是研究元史的研究蒙古文的那时候也研究过满文他是福建人一条腿大概是断的不良于行所以叫他大概因此就叫“独健”只有一条腿但是他是很聪明的他对西方农民学也看很多他那时候教的是历史哲学用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这个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当然后来我们看到英文翻译看到其他的东西很多了但是他教的时候也就是拿那个做的教本主要是讲西方这个史学思想的某些变化也不是完全给我们宣传唯物史观或者辩证唯物论他反而要我们要读一读像罗素的刚刚出来不久的《西方哲学史》因为罗素《西方哲学史》也是号称以社会背景做基础的这些你可以看出来我也是当时受的影响也在这里对不对觉得从社会背景要看思想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翁先生也是我很感念的一个人另外就是系主任齐思和先生齐思和先生研究战国史的美国的研究是封建的所以他是对封建西方封建真正有了解的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封建根本是用马克思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它的讲法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因为要是封建的话基本上不能不可能是个统一王朝统一中央政府的封建封建一定是分封的一定是这个就是诸侯分土的不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如果有个强大中央政权就不可能叫做封建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东西不过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长期以来这个“封建”两个字在我们嘴里实际上是乱用的我们说某人封建某个想法封建根本都是没有意义的话说老实话只是说这些说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这样说并不是封建的问题封建不能概括任何东西总而言之齐先生对西方史对于欧洲史对于美国史都有相当研究所以我在他那面对西洋史方面也受了他的影响但是我只有半年的时间很快就离开了我到香港以后那时候是来看我父母的并不想准备长呆可是后来我父亲的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希望我不走我后来还留下来留下来我父亲就说现在钱穆先生在这里办一个史书院叫新亚书院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大概走路也不过二十分钟十五分钟所以很近我就去参加了这个新亚书院第一次看到钱先生钱先生我当然早就闻名的不但早看过读过他的《国史大纲》也看过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写一篇文章讲墨子的墨学的兴衰考论之类的还参与过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所以我对钱先生的书已经有相当了解同时我也看过胡适、梁启超这些书所以跟钱先生那里一去他来出题目来考我就让我写一些我念过些什么书什么经验他也看了很满意所以就变成新亚书院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所以我在新亚念了差不多这个两年半的样子但是这两年半中间钱先生因为没有钱的关系到处去找钱有时要到台湾一下就几个月不回来后来第二次去头还打破差点死掉所以我毕业时候他都没回来但是他回来以后我私下我在班上上课当然得好处但是那好处比较少因为他们那时候老先生心里也不很平衡但是讲课呢当然就是有时候就牵涉到现实了可是私下背后去看他他总是跟你谈学问的而且谈的很确实指导的所以我看我读这个《国史大纲》做详细的笔记每次给他看跟他讨论一件一件讨论当然不是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地方相当多所以这里我认为我在私下跟钱先生接触得到他的好处很多得到他的知识也很多因为我早期当然是是受五四以来这一套想法的（影响）中国叫做启蒙的启蒙运动那些的想法的都是西方式的自那以后我才慢慢改变到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的问题我觉得别人觉得觉得我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好像我谈到中西文化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两边冲突的不得了一定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能并存这时代许多人都有这样想法但在我很早就没有了之所以没有的原因就是跟钱先生接触而前面又经过梁启超、胡适这一套新的想法然后转而看到中国文化也有价值中国文化并不是非要消灭以后都是障碍你才能现代化你才能做一个现代的人这在我根本没有这样观念可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一直到最近就是我就看到比如说像像这个死去不久的李慎之先生我跟他也很熟的他就是看法很明显的他觉得要谈中国文化没办法谈现代化了也不能谈民主也不能谈人权我认为不是如此中国人也有中国的人权观念人权观念跟西方也并不是相违背中国虽然没有民主但是并没有反对民主的说法中国是孟子的所谓“民本主义”跟民主相差也就是一点点对不对但是因为那条件不同民主在西方它是小城邦希腊城邦开始发展出来就是说后来在意大利也是城邦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实际上做不到的所以我想在某些程度上讲我曾经写过像科举意义科举意义就是要在地方上选有代表性的人所以这个考试是等于有某一种意义上是有地方代表意义所以它每个汉朝要找取这个民进性这时候所谓这个贤良方正这个科目每个郡有10万人只有一个20万人有两个这都是有代表性它不光是知识的问题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中国并不是说的没有完全那个愚昧无知的由皇帝一个人操纵的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些东西我要不跟钱先生大概就没有这样亲切的认识也不肯去认识反正是皇帝专制一句话就完了那太简单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钱先生这几年的训练后来跟他做研究生而钱先生好处他根本不干涉我比如我写士族大姓东汉的这个做研究题目他也不干涉他就看你怎么写对不对后来他还很欣赏我这个书后来文章到美国以后还让我自己改写写的差不多有五万字在《新亚学报》第一期、第二期出版了1956（年）那是很早一篇了那年观点跟钱先生《国史大纲》实际上没什么很大关系我并不是发挥他的理论但是也有受他影响的地方比如我就讲重视我们不光是看社会的变化要看文化政权之所以后汉政权光武政权之所以那么成立它有文化这个层面这是其他当时竞争的人所没有的你看所有跟他竞争的人当时群雄并起的文化程度最尊重儒家学说的就是汉光武他用的士大夫也是他最能用最能容忍所以这是文化的背景你要看东汉政权建立这就是我早期慢慢由自己的观点出来而这个观点也跟钱先生有关对不对？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老一辈人的影响很大当然在新亚书院我还受到唐君毅先生的影响唐君毅先生是所谓是熊十力弟子之一是不是也不是直接的学生不过是相当重要的有关系的学生熊十力的语录里有提到的另外像牟宗三那时候还在台湾还没有来所以严格讲这个所谓现代在大陆上也很红的新儒家实际上唐先生关系最大因为唐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那是我们看的是相当多年轻人看得相当多不一定完全接受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我们不能不跟着想所以我对新儒家研究这个中国思想研究中国哲学也不能说没有受影响但是我这个影响就是我还我是比较历史的层面看得更重一点抽象的观念我还放在次要一点所以这之间也还是有些距离唐先生后来我在美国他也来访问我还陪过他很久到处看到处访问某些教授之类的所以我在新亚书院可以说接触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以钱先生为代表的旧学因为钱先生完全是自修出来的没有上过（大学）受过现代的这个大学教育只是中学都没有毕业中学他因为他后来他是反抗不肯屈就不肯接受校方无理的决定所以他不肯毕业他就变成没有毕业完全靠自修出现的是不是这是一派中国老传统当然另外一派就是唐先生这一派唐先生这一派跟我五四那套讲法那刚好是相反的用胡适的观点当时科玄论战科学跟玄学论战1922年1923年唐先生可以说是属于玄学鬼了当时照丁文江他们用法当然我也看出唐先生有他的好处他是一个很受黑格尔一派影响他讲唯心论的而且对西方的东西非常深入虽然没有留过学完全是自修的对西方这个新时代论比如当时新时代论因为这个金岳霖提倡的关系也因为冯友兰提倡的关系在中国哲学界一度也很有影响所以唐先生也接受这些说法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对唐先生影响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虽然我跟他之间思想上可以说距离还相当得远可是不能说没有受他的好处有许多好处你是不知不觉的而且当时不觉得可能几十年以后慢慢发现像张灏当初对于这个他受殷海光的影响非常反对牟宗三、唐君毅这些人的可是他到美国来以后跟着我交往很多我总是向他挑战我说你这些书你都没看你就骂人家对不对,你先看完了再说嘛所以这样的话他才慢慢对这个新儒家也有重新的了解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学问不能这样子生故避拒把别人就排斥在外也不留余地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很好玩的是跟蒋介石的一个侍从人员说出来的这是洪煨莲先生洪业先生告诉我的他说蒋介石看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就问蒋廷黻你看这个书你有什么意见？就征求他因为蒋廷黻搞近代史嘛蒋廷黻当然把这个书批评的体无完肤后来蒋廷黻走了以后蒋介石跟他的秘书说他说这个蒋廷黻不会念书让他看书尽看缺点那好处看不到这个洪煨莲先生认为这句话倒很有智慧虽然蒋介石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念书人不过这一句话有智慧的就是你看人家书如果尽看的全是缺点没有一个可取那你自己一点好处没得到对不对所以蒋介石就看到萧一山的书有一些好处比如他的这种碉堡政策对付共产党他实际上是从萧一山讲灭匪那里开始的这就是读书的好处我这里不是谈政治我这谈的是这个怎么样读书的方法所以读书的方法我们有几种不要尽看人家毛病也要看人家好处因为看人家毛病就想显摆自己觉得自己比人家高明你为什么时时有一个念头要觉得我自己要比别人高明呢对不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就是中国从前读书人要讲道德修养这个道德修养不是说怎么道貌岸然君子就是要有适当的认识对别人有适当的尊重这是我想相当重要的这是我在香港时代当然我第三个阶段更重要的就是到哈佛所以我在哈佛念书的时候最初我并没有念杨先生的课因为杨先生教的一般通史的课我已经自己认为已经是相当熟悉了我除了没有看汉学著作所以后来直到第二学期我才选他制度史比较深一点的前面我都学的像罗马史、像西方政治思想史我刚才讲的历史、哲学的我想我到那时候我到美国来我觉得我大概念完书还回香港去所以根本觉得应该多学习西方东西这样子你才不至于空入宝山所以我对西方的东西一直保持很高的兴趣一直到美国来以后我当时在香港已经开始读这书了我香港有两个地方念书的一个是美国的新闻处它有一些书相当好另外一个是英国的一个叫做文化委员会叫British Council也藏了很多书你可以借的这是我们看西方书的来源因为新亚图书根本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书所以在哈佛这几年当然到后来专门要写博士论文之类当然要进入中国那就是杨先生是我的业师从头到尾我跟他的跟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批评家他能看出你任何一个有毛病有漏洞挑你的毛病跟漏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蒋廷黻骂人家书一钱不值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已经成品这是给学生在习作中间先生是应该挑错的所以这样你就晓得你要怎么维护自己？你要建立个论点怎么样才能建立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就是而且杨先生对于现代的不但是中国原来的典籍很熟对于原来的中国近代发表的学报、专书都非常清楚而且对西方的汉学也是如数家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当初我从钱先生那里来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只看原书看《后汉书》、《史记》、《三国志》之类的原本现代人著作都不屑一顾西方更不用谈了所以这就是我不足在杨先生那得到补偿补习补足我过去的不足就是过去太轻视西方的东西太轻视现代人的东西所以这完全直接对古书来做结论比如我写第一篇文章讲东汉的东西当初根本没有没有参考什么现代的书只有杨先生告诉我写过我写过《东汉的豪族》你看到没有没有还有日本人的他说《东汉的豪族》很有名的文章我都不知道的我连杨先生这个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香港根本没有人告诉我们海外有些什么东西所以就是中国话叫“坐井观天”人不能坐井观天你要出去看看世界看看别人就等于说念书人跟做生意人一样要知道市场行情是怎么样的你完全不知道行情你做生意一定失败的所以从这方面讲我觉得在杨先生那里我就补了很多的课当然最重要的是他那（种）批判的精神对你某一个论点说话有问题他马上给你指出来因为他有渊博的学术做基础他说你去再看看某一个某人某人写某一篇文章跟你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我就说现在的训练跟从前老一代不一样老一代没有这个什么看法不过你像严耕望先生回忆他第一次见钱先生他写了关于秦汉的东西秦汉这个地方政治钱先生就说现在还有一些人像钱大昕对清朝这些考据东西你都还没看呢实际上也就是杨先生的意思当时要看清朝人的东西看《日知录》看钱大昕的《十驾斋养心录》也是等于我们现在要看西方的汉学著作或者日本人的汉学著作中国人的现代研究所以这是从杨先生那里得到好处像洪先生也是一样洪先生不但洪先生另外一方面他又是老辈他虽然是在美国教会学校出生的可是他回去以后非常注重补中国的底子所以他最初写的东西还没接触到中国的近史最早写的是好像是个魏源的考证之类的后来他慢慢接触编引得以后比如像唐诗了像杜诗了后来他研究杜甫对不对他研究《李季》还得奖在法国得奖所以你常常跟洪先生接触你就得到很多好处而且他非常认真的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讨论《论语》上所谓“吾党之小子狂简”“狂简”两个字怎么讲“狂”是狂妄的“狂”“简”是汉简简书的“简”这是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他就给我写很长的信我还记得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你得从老一辈人中间你看他对学问的认真你晓得你不能苟且不能说随便瞎说八道自己完全不负责任所以这个怎么样负责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发展当然我接触的人还是有限的像胡适我就没见过胡适只是看他的东西看得很熟的他在纽约我也没有机会去看他因为我也没有这个看名人的这个习惯我觉得好像去看看名人我对任何人也没有崇拜感只是很佩服这个人也不是说这个人崇拜的不得了我非见他不可好像看到明星一样我始终没这个感觉我对任何学者不管是谁就包括陈寅恪我很佩服他但是我也不是说五体投地他说的我都接受也不是如此我只是想把他表彰出来他某些隐蔽的地方表彰出来最近我看到广州有个人你看上面那两大本写的陈寅恪的诗就是以我为主体的就讲我讲我怎么讲陈寅恪他就跟着讲陈寅恪的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陈寅恪呢我也可以说得到很多好处像陈垣他的书几乎我没有不细看的因为主要原因是我父亲是陈垣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我父亲跟陈垣先生念书最后学士论文写的是“刘知几之史学”就是《史通》就是洪先生后来专门研究的《史通》想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所以我跟洪先生等于我的太老师对不对我等于他所谓“小门生”了所以对于陈垣来讲所以后来我看到陈垣的孙子这个我就觉得很亲切的当时他在美国来时我们还有些来往他也到我家来过的所以我对陈垣先生也是一种也很敬仰的当然我知道他他有他的特别的长处但是他有他的限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老一辈的人是自己认为能够知道他们每个人长处在哪里而不是去挑他的毛病所以我对这些老前辈都没有这个什么盲目崇拜或者人身崇拜这种观念出现我觉得前一辈人有前一辈的好处你必须学习他们就是牛顿所说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能看得远对不对他们这些（人）在中国文史（上）的研究都是所谓巨人所以他们巨人肩膀是很要紧的你没有巨人肩膀你看不远的从这里这样学术才有发展你要都是盲目接受前面拼命恭维老师维护老师任何一个观点老师观点明明可以修正的你也拒绝那不是帮老师你是害老师害得人家越来越骂他所以现在我就看到有许多人有这个问题对于某一个人很有感情很崇拜但是崇拜到某一种程度到盲目的程度了反而害了这个人了反而别人会对这个人起反感了你像最近有人我看大陆写钱钟书的有时候就写得过了头了把钱钟书变成一个无人不骂的一个人完全是高傲自诩什么人都看不起钱钟书也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他有那一面的性格但是那一面性格也不值得也不值得提倡是不是他也不是三头六臂他有他的特别长处他是记忆力特强理解力也很高这样的人很难得的读书又用功读书之多也是很少有人见的能赶得上的是不是可是要真说他是超越任何人那也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说对于某些人就包括自己家里人对于自己的亲人过去的你（把）尊敬放在心里不必行之于笔墨所以我们对这样一个态度呢我相信可以接受前面人的好处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一方面看的话中国这个老传统是有它是应该沿袭下来关于[余英时访谈录（二）]的字幕:最近就是去年（2007年）我在，日本人请我去参加他那个中国学会的年会那是他们一个关于中国研究最大的一个会议。
周汝昌与余英时对当今红学研究格局之贡献
周汝昌与余英时对当今红学研究格局之贡献内容提要：当今红学研究呈现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双峰并峙的态势，这一格局之形成，颇经波折迂回。
期间，中美红学的交锋与推动实有力焉，而周汝昌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尤属功不可没。
上世纪80年代，周、余就红楼梦的研究路向发生“外学”和“内学”之争，而90年代两者关于大观园是“恭王府”还是“理想世界”的学术观点之争，则是研究路向之争的延续和体现。
两次交锋却促进了各自方向上红学的发展，实现了双赢互补：前者赢在自曹学之外，又发展出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丰富了红学的研究对象；后者赢在重新“发现”《红楼梦》的内在价值，从而引发了对《红楼梦》创作意图和精神内涵的诸多探讨，深化了红学的文本研究。
他们的争辩产生了“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去反思、去参与重塑那座“梦想之城”！关键词：中美红学；周汝昌；余英时；研究路向；皮格马利翁效应当今的红学研究可谓异彩纷呈，对《红楼梦》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除了单兵作战，亦有交融创新。
[①] 最惹人注目的特征是关于《红楼梦》的外部研究（作者家世、版本考证等等）与内部研究（创作意图、精神内涵阐释等等），各成一学，颇有“双水分流、两峰并峙”的态势。
这一格局之形成，并非一帆风顺，而曾经波折迂回，才发展壮大。
期间，中美红学的交锋与推动实有力焉，而周汝昌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尤属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和90 年代，周汝昌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发生过两次交锋。
第一次交锋的焦点事关红学研究的路向和方法论，即所谓“外学”与“内学”之争；第二次交锋则是关于大观园是“恭王府”还是“理想世界”的学术观点之争，实际上是研究路向之争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体现。
而通过辩难，双方各有所赢，各自在一个方向上影响了《红楼梦》研究，又形成互补，共同丰富发展了红学世界。
一、研究路向之交锋周汝昌先生和余英时先生的第一次交锋，是关于研究路向的争论。
此次争论肇因于余英时先生对当时红学界“考证派”一枝独秀的研究状况有所批评，认为其面临“技术崩溃”的前景，因此试图以“文学考证”的“新典范”作为另一条道路。
余英时谈中国大学发展
余英时谈中国大学发展·余英时标签：余英时今天想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大学向世界级的大学看齐"的问题。
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发现最近中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普遍发出这样的声音。
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他们觉得北大、清华与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有20年到30年的距离。
第二就是大陆的学者做了许多调查工作，调查大学排名的问题。
这个里面当然有主观性。
从排名的情况来看，他们也没有把中国的大学在亚洲范围内放在前面。
所以这里使我想起我们应该谈谈，如果中国希望在21世纪变成世界大国的时候，大学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说一句很坦白的话，他们的估计说清华、北大和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牛津、剑桥只差二、三十年，我想说这个估记还是太乐观了。
严格地说恐怕至少是五十年，甚至还要长。
这个是大家心理很明白的。
不过无论如何，要赶超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国内的学人提出要把中国大学办好，赶上世界水平，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举动，也是很有见解的。
可是我们怎么样能把大学办好？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要讲大学的传统，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悠久的了。
中国最早的一个大学就是中央办的，那是汉武帝在纪元前124年办的大学，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早的，而且规模很大。
在汉武帝办的时候，只有5个教授，就是博士，然后每个博士带博士生，一共是50人，汉武帝创立大学以后，发展是非常快的，到了一百多年后的王莽的时候，已经有上万人了，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的，到公元二世纪汉朝末年的时候，大学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了。
所以要从大学的历史来讲，中国是光荣的。
可惜的是，中国的这个大学传统是断断续续，因为南北朝时代的大学比较衰弱，唐朝又复新了，宋朝时更兴旺。
宋朝的大学可以说是汉以后的最好的一个时代。
王安石改革以后，把大学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说中国现代的大学是二千多年办大学的历史的延续呢？恐怕不能，因为这个传统中断了以后就没法继续。
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
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谈余英时先生的几个方面一、余英时先生关于近代学术的研究余先生的研究方向着眼于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学术与知识人。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动荡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人。
近代中国还是思想学术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各家各派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几乎再现先秦时期的繁盛景象。
余先生做为思想史学家，在这一领域同样有着许许多多的研究成果。
近代思想潮流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部分，他的整体是怎样的？余先生用中正的观点与客观求实的态度表述了自己的认识。
另一方面，近代学者之众可比繁星，像是胡适、陈寅恪、钱穆、杨莲陞、顾颉刚乃至钱钟书等人，余先生都曾有过涉足的文字。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遭遇了五千年未有之变，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成为了近代思想史的主角。
一般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着保守派与革新派这两个对立的派别。
并且他们还代表着后人强加什么保守与进步。
余先生用客观的视角，提出了反对的观点。
他首先指出，在近代中国，不存在严格的保守派，任何人都在“变”，只是变的程度不同。
凡是主张渐进式变化的，便成为所谓“保守派”。
他举例说明像是章太炎、刘师培等所谓传统学人，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生避硬拒。
而是主张吸收，消化。
他们甚至直接身体力行，写出了成果。
这与人们那种主观印象中的“保守派”不得不说有着颠覆性的改变。
与保守派相反的所谓改革派，尤其是代表他们看法的“五四运动”，余先生也曾专文指出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像是胡适、鲁迅等人都有着非常好的国故学积淀。
他们思想观点绝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而五四运动之所以最后走向一种极端的反传统道路，在于五四运动没有能解决民主、科学中国化的问题。
然而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余先生都指出他们的同一问题。
即总是追随西方某一理论起舞。
想靠着西方哪一套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总是认为西方的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其实西方的理论也是根据西方的实际情况总结而来。
不能硬套在中国历史上，但这却因当时的时代原因，成为了学界的通病。
余英时
余英时一、人物概述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美国哲学会院士，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引领中华民国思想史研究数十年，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台湾，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
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
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
《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著作出版情况1、专业书籍《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民主革命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到思维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
《自由与平等之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文明论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余英时（1900年-1964年），中国近代史学家，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他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余英时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民，熟读经史。
在父亲的影响下，余英时从小对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他在早年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通过自学和父亲的指导来研读古代经典。
1919年，余英时考入湖南师范学校，并开始正式系统地学习历史学和哲学。
在校期间，他刻苦努力，沉浸于学术研究中。
192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担任历史系讲师，并继续深造。
他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余英时的学术道路并不顺利，由于他持有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学术立场，多次遭受打击和迫害。
在1932年至1945年的时期里，他曾多次被迫离开教职和学术界，受尽苦难。
期间他曾先后到北京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新疆师范学校等地任教或任职，但都不得善终。
然而，余英时并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不断努力学习和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位重要领军人物。
余英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
他积极发掘和整理历史文献，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尤其是他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研究，提出了“外塙论”、“时间论”、“六十年周期论”等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不幸的是，余英时在1964年因患肺癌去世，享年64岁。
他的离世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他的学术贡献和精神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
今天，他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位伟大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评析
关键 词 ： 余英 时 ；现代儒 学的 回顾 与展望》； 《 现代儒学 ； 家传统 儒
中图分类号 ： ２ ２ ５ Ｄ ２ ． 文献标志码 ： Ａ 文章编号 ：６ ４—３ １ （０ １ ０ ０４ ０ １７ ３ ８ ２ １ ） ３— ０ ３— ４
２ １ 年 ９月 ０１
河南工程学 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Ｊ Ｕ Ｎ ＬＯ Ｅ Ａ Ｎ ＴＴ Ｔ ＦＥ Ｇ Ｎ Ｅ Ｉ Ｇ （ Ｏ Ｉ ＬＳ ＩＮ Ｅ Ｅ ＩＩ Ｎ Ｏ Ｒ Ａ ＦＨ Ｎ Ｎ Ｉ Ｓ ＩＵ Ｅ Ｏ Ｎ Ｉ Ｅ ＲＮ Ｓ ＣＡ Ｃ Ｅ Ｃ Ｄ ＴＯ ）
收 稿 日期 ：０ １— ５— １ ２ １ ０ ３
与现代 新 儒 家早 期 代 表 人 物热 衷 于儒 学 形 上
体 系建构 有 所 不 同 ，作 为 新 儒 家 新 生 代 的 代 表 人
作者简 介 ： 良发 （９ ９一） 男 ， 周 １７ ， 安徽六 安人 ， 安徽 大 学哲 学 系 ２ ０ ０ ９级博 士研 究 生， 究方 向为 中 国近 现代 哲学 与 中西 研
进 的 中国知 识 分 子 无 不 站 在 ＃ ￣ 反 儒 的一 边 ， 充 ｔＬ ｔ “
满 激情 的理性 批 判精 神 ， 对传 统 的普 遍 怀 疑 和彻 底
决 绝 ， 为 那 个 时 代 不 可 抗 拒 的 历 史 意 愿 和 潮 成
流 ” 。对 于 挚 爱 传 统 文 化 的 新 儒 家 而 言 ， 是 何 这 等 的忧 伤 ？只是 短短 几 十年 的 时 间 ， 学 “ 尊 ” 儒 独 地 位便 恍 如 隔世 ， 是那 般遥 远 ， 竟 遂成 绝 响。
士志于道:余英时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研究
士志于道：余英时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研究
孙勇才
【期刊名称】《求索》
【年(卷),期】2006(000)009
【摘要】余英时先生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近现代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一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出现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十八世纪,而中国史上自孔子以来的"士"则大致相当于西方学人所刻画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仅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治而议论、修己以敬等具体表现.余先生在中西方比较中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及其文化传统,从而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维度上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优越性.【总页数】4页(P134-137)
【作者】孙勇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江苏,南京,21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0
【相关文献】
1."士志于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 [J], 房雪琴
2.着意“批判”与“超越”——品读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 [J], 韩松
3."士志于道"与中国文学精神的个性 [J], 武宏璞
4.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J], 杨莎
5.中国士能否等于西方知识分子？——兼与余英时教授商榷 [J], 李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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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的经典名人名言
余英时的经典名人名言余英时的经典名人名言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下面是店铺带来的余英时的经典名人名言，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曾听到不少人说，21世纪中国即将成为科技大国，因为中国人既聪明，又灵巧，特别在技术方面确实具有无穷的潜力。
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而且已有不少事实在支持着这个推断。
但是我总想问一个问题：即使这一天到来了，中国人便真的感到完全满足了吗？科技彻头彻尾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且毫无可疑是从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中转出来的。
难道中国人百年以来追求的`仅仅是魏源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件事吗？——余英时《中国情怀》●“致良知”之教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称之为“觉民行道”。
——余英时《中国情怀》●尽管二十九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
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
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
——余英时《中国情怀》●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废除相职，从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即使仅仅是象征性的。
……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废丞相始也”。
——余英时《中国情怀》●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以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正开始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在随着这个转化而不断的调整。
——余英时《中国情怀》●宋代朝廷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故有“焚香礼进士”之说。
“民”成为“进士”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这是宋代出现“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他们已自认为是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题或道德主体而已。
——余英时《中国情怀》●林纾的愤怒起于他深信北京大学师生“覆孔孟、铲伦常”之举足以败坏人心，使“中国之命如缕丝”。
从此以后，五四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旧道德，几乎成了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看法。
“守先而待后”——从余英时治学经验说开去
研究交流“守先而待后”——从余英时治学经验说开去马志超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摘要：在余英时先生的治学经历中，被提及最多的当属其“守先待后”的学术精神。
他守住了钱穆先生和杨联陞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并将优良的学术传统继承下来，更为后学者的研究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当下的学术研究成果百花齐放，而优良学术传统留存无多，本文从余英时先生的治学经验说开去，以求学术后来者的我们正面对待学术研究，“先守先而后待后”。
关键词：守先待后；余英时；治学经验“守先待后”这一成语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的《答沈朗思书》：“夫以程朱之贤，即不表章《大学》，而循循焉惟孔孟之从，必可以守先待后，为一代大儒无疑也。
[1](575)”意为继往开来、承先启后。
余英时先生也对此进行了相应解释，“守先”即继承历代学术传统，而非自己老师一人之“先”；“待后”也非专指为自己弟子或传人提供借鉴，而是所有后学者。
这也是中国人重视学术传统继承的重要概括。
法国文学批评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根本上是由作家的种族、环境和时代决定的，其中环境起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家学氛围，不仅影响文学创作，更决定着一个人的治学思维。
余英时就是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治学方法。
1930年初，余英时出生于天津，父亲余协中是一名历史学家，学西洋史，是西洋史的教授，曾执教于南开大学和河南大学。
这样的家学氛围和史学传统，为余英时学史之路做了良好的学术铺垫。
此外，余英时先生治学思维的养成也离不开学校教学和业师指导。
一、新亚求学，师从钱穆大学期间正值中国内战时期，动乱逃难而不能潜心研究学问。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余英时才入香港新亚学院。
无奈时局不稳，与钱先生课上交流不多，只能借助课下私交。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对余英时产生了极大影响，扩展其眼界的同时，也使他主动追求系统地读书，并以提要式语言另附新义。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20(Y8年第5期学术探索2008年10月No．5，2008Ar口demic E x p l o r a t i o n oct．．2008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侯宏堂(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摘要：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
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
考察余荚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
关键词：社会重建；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fr值系统；人文学术；社会重心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c15—0121—07曾获素有“人文诺贝尔”之美誉的“克曾格人统”，便是主张用“中国传统”来抗拒“西方文化”。
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余项时先生由于其近代中西方文化的辩论虽仅局限在某些知识分卓越的人文学术研究及对中国史研究无疑是当子的小圈子之内，但经辗转传播之后也往往会影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
余响到知识界以外的一般人士，逐渐对中国的价值英时先生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从史学的立场观念发生误解或曲解。
由此，余先生指出，中国去认识与诠释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内文化的基本价值虽然存在，却始终处于“日用而在变迁与现代价值，试图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不知”的模糊混乱的状态之中；中国现代化的困更新与重建奠定历史与思想的基础。
一言以蔽难之一即源于价值观念的混乱，而把传统文化和之，余英时学术的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重建。
现代生活笼统地看作两个不相容的对立体，尤其余英时先生曾明确有言：“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问是乱源之所在。
[2J(附锱’ 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余先生还曾用“死而不亡”来概括传统的价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
[余英时简介]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
![[余英时简介]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https://img.taocdn.com/s3/m/e7bc476aa55177232f60ddccda38376baf1fe0ca.png)
[余英时简介]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我只是一个学历史的人，又曾幸运地参与了儒学文化的最后阶段”.余英时作为当代海外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以丰富的史料，对中国文化演进历史、内在规律作实证描述与客观考察，创建独到的文化建设观。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开发中国文化矿藏，寻觅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因，在学术界发大音响。
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他的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一、对“新教伦理”的诠释在余英时看来，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也称为入世苦行（innerworldlyascatechism）。
韦伯认为，加尔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侧重此种思想所波及的地区如荷兰、英国等地。
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达：勤勉节俭天职罪。
如余英时所表达，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而且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
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
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则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他将韦伯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指出韦伯所论，自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理论，因此不可原封不动的套用于中国史研究。
但韦伯的理论又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其中含有新观点与新方法”，足以启发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文化与精神也可以在历史运行中发生重要作用。
不过韦伯也不是“历史唯心论者”，他在肯定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不纯粹是宗教改革的结果。
如余英时所分析，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
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14年第11期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
国学“大师”太多了，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
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记者：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
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
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
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
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
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记者：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
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记者：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
最初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
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
当初也经过许多演变，也有“国粹”的说法，同样是日本传来的。
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
余英时谈治学经历
余英时谈治学经历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5364 次更新时间：2014-07-06 15:37:06进入专题：民主科学现代化●余英时6月20日，由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捐资设立的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教授，颁奖词为：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唐奖设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等四项奖项。
各奖项奖金五千万元新台币（一千两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超越诺贝尔奖为全球目前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
一、守先待后许多人可能不了解我早年的生活。
从抗战、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就回到乡下，那是1937年，我才七岁。
1937年到1946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我们安徽潜山一个叫官庄的小乡下。
那个乡下的生活，也没有学校，也没有现代东西，所以根本就没受到任何现代教育。
私塾也只上了一年、半年的。
换句话说，我根本就没有正规教育，到1946年出来，已经十六岁了。
到了沈阳，那时候要开始考大学了。
数理化都是赶快去补的，才能勉强考进大学。
换句话说，我的经历使我根本不可能走理科之路。
另外当然，我父亲（余协中）是学西洋史的，他是西洋史的教授，还写过《西洋通史》。
我学历史大概与父亲有一点关系。
因为理科根本不可能，没有这个背景，包括英文在内，都是临时到十六岁以后才开始补上的。
潜山官庄乡间九年，对我非常重要。
我真正接触到传统社会，最穷乡僻壤，最闭塞的，没有任何变化的，接触不到任何新思潮的。
一切价值观念，人情来往都是最传统的。
跟一千年前可以说没有什么分别的。
这种宗亲关系，等于中国是一个社会圆圈网。
你总有靠亲友、亲戚关系的时候，不是个个都像《红楼梦》那样尔虞我诈。
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
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
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
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
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
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传统中国的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
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
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
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
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
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
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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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一流大学靠学术自由与民间力量（《时代周报》第二期，2008年12月1日）李怀宇余英时先生始终在学院之中，任教多所名校，而在学术研究中，一直以中国史为主业，其专书和论文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观念有独到的看法。
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的下篇，余先生阐述了“大学之理念”，也解答了“余英时不写通史”的问题。
“大学”：大学还得靠民间力量美国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
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
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
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
李怀宇：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讲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三个学校的关系特别有趣，像是祖父、儿子、孙子的关系，耶鲁是一群对哈佛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普林斯顿是一群对耶鲁不满意的学生建的，所以这三个学校有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是又有竞争的关系。
你在这三所大学都任教过，这些第一流大学有什么值得中国学术界关注与借鉴的经验？余英时：美国各大学很难说哪一个是第一，最要紧的是看综合力量。
美国常常有调查，没有一个大学每一个系都是第一流的，就看谁第一流的系比较多，大概就是在前几名的，所谓常春藤大学，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十几个。
这些学校基本上水准都差不了太多的，要看你的兴趣是哪一行，刚好哪一个教授是你喜欢的。
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很高水准，不能随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书，都要经过专家审核，不通过就不会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气，都不相干的。
这种制度化是非常稳定的，大学出版社尤其守得很严，这样才能使研究传统不断。
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学会。
学报上的文章要靠同行互相监督，所以不可能有抄书的情况发生，一出现的话就会身败名裂。
美国大学无论是公立的、私立的，都完全没有政治力量干扰。
包括州立大学，它们由州控制预算，但不会因为政治原因遭受迫害，或者被削减经费，如果大学教授倾向于共和党，而州的领导人是民主党，想要削减经费，也是做不到的。
在美国大学要进行迫害是不可能的，因为实行长期聘任制度，如果做五年助理教授，自己够水准，质与量都达到要求，就可能升成副教授，在美国一般就已经有长期聘约了。
拿到长期聘约以后，当然还要努力，升到教授，要出版多少书，发表多少文章，其中学报的文章更重要，比书还要重要。
写教科书，如美国通史之类，是升不了级的，因为在知识上没有原创性的贡献，只是综合一下作为一个教科书。
教科书在版税上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在学术上，对升级一点用都没有。
你不会因为教科书，学术地位就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写通史或哲学概论不会在现在的学术圈子里占什么位置。
这也应该让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认识。
李怀宇：金耀基先生一直研究现代化与大学，认为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大学有很大的关系。
余英时：欧洲大学开始是宗教机构，所以神学很重要，最早的大学都跟宗教有关系，长期聘任制度就是要保障教授不受宗教迫害，不受政治迫害。
这个保障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更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
如果没有这个保障，学术独立就很难了，而且出版书籍，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出版检查制度，谁也没有资格检查，这是最重要的。
美国大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很大。
美国就是靠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进步资本，不是靠钱。
钱是怎么运用到文化水准提高，学术研究进步上，人文方面还一时看不出来，最容易看的是科技。
科技要是没有金钱，不可能发展，要花不知道多少钱，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发明。
这个东西如果还考虑思想上正确不正确，那就完了。
美国的进步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就靠这一点。
从前是英国领先，第二是德国，德国的研究院后来被美国搬过来了。
哈佛大学最初只是大学教育，没有研究院，后来才按照德国的研究院发展高等研究。
美国的国力跟它的教育成正比，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英国都是跟着美国走了。
美国的教育经费非常多，英国的经费常常被政府掐得很紧。
在美国，除了政府以外，还有许多有钱的私人基金会，甚至许多英国的研究院都要到美国来申请基金。
李怀宇：民间的力量对美国大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余英时：大学当然是靠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才是健康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是头重脚轻，政治力量占第一位，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
至少从现在看来，不是政治为主，而是以经济为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教会提供组织的能力，最早的私立大学都跟教会有关。
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要“藏富于民”，就会出现私立大学。
美国私立大学主要靠校友慷慨捐助，这是它的经济基础。
十七八世纪，中国商人阶级兴起以后，许多书院都是靠商人的钱。
美国的大学是民间引导政府。
政府是一个组织，组织是把民间想完成的事情尽量完成，这样在选举的时候民众才会投你的票。
不是倒过来要靠领导的，在美国开任何一个学术会议，不会有什么领导人先讲话。
没有人去找校长来训话的，大家会觉得很可笑，校长对这个东西不懂，讲什么话呢？“通史”：以“专”济“通”，不写通史我不写通史，往往集中精神研究每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
但“通”的观念永远在我心里。
中国古代“通史”的观念和现代教科书式的通史，不是一回事。
李怀宇：就历史研究而言，为什么写通史在西方没有受到特别重视？余英时：在今天西方，写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书。
一般专家不大愿意写教科书，这是服务性质，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专家，要了解其他专家的意见。
一般写通史几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识进步了，又要重新来过，写得再好，没有超过十年二十年的。
总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视。
在西方写通史的动机大概有两个：第一，写得好的话，市场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税，就发大财了，还可以设立基金会。
第二，能综合一切历史知识写出一部大多数人接受的长篇叙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给人满足。
但一般而言，写通史不算原创性的贡献。
李怀宇：可是在中国，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把写通史作为梦寐以求的事？余英时：中国很多史学家都梦想写通史，那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关系，通史在中国文化上的意义不同，我们理想的通史是司马迁式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不得了的大综合。
或者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但《通鉴》已不算“通”，只能从三家分晋开始；还必须有七八个专家给他专门做研究，他自己写成最后稿本，现在还保存一本司马光通鉴稿，看看别的专家的东西，他来改写贯通。
但他的问题不像现在的通史，那是给皇帝看的：怎么治，怎么乱，治乱的原因在哪里？有很清楚的目标。
从历史上得到一些统治的教训，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是一个镜子。
我们现在是给谁写呢？写通史就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从文化观点，有的从平民观点。
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平民怎么想的，可是平民根本没有资料，农民每天耕田，晚上回家吃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资料呢？他的感想不可能写出来，有人代他写出来也不能作为代表。
今天写通史的情况不一样了，通史是教科书，“成一家之言”就不是通了，只是一个人的看法。
写通史希望销路好，就不能成一家之言，是集众家之言，所以观念变了。
在这种情形下，写通史要靠综合能力和叙事本领，与司马迁和司马光完全不同了。
李怀宇：不过一般人总希望买一本最好的通史，这样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历史。
余英时：我完全同情这一看法，但不容易实现。
希望只读一本通史便知道一切，是不现实的。
只能期待多出现一些通史，可以比较。
但这必须以完全的学术自由为前提，写通史一有顾忌，便写不下去了。
李怀宇：钱穆先生在抗战时写《国史大纲》有什么原因？余英时：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有作用，有选择点。
第一，那是抗战时期，要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要讲中国的许多好处。
第二，他认为五四批判中国是过头的。
第三，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大学要求中国通史是必修课。
但是大家觉得没有一个人能教全部，所以第一年北京大学通史教学是在北平找各个专家，像钱穆先生讲春秋战国秦汉、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隋唐。
钱先生讲，这个通史，各自为政，是不通的通史，通史就要一个人通下去，他就一个人通下来。
钱先生在北大教书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通史，他是用一个人的观点大叙事。
由于他的观点广阔，选材重要而全面，最后写出一部最好的通史。
钱先生告诉我，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写的中国通史好多是运用《国史大纲》的材料，不过另外作解释就是，因为范文澜与钱先生从前认识，他是黄季刚的学生。
这可见钱先生在取材上大有长处。
《国史大纲》至少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地步，但此书采用纲目体，言简意赅，不容易读，教的人必须有很高的史学修养才能胜任。
李怀宇：吕思勉先生写的中国通史又有什么特点？余英时：吕思勉的通史很实在。
第一，大段大段地引原文。
第二，每一时代的政治叙事和制度变动分配得很平衡。
吕思勉最早写的是《白话本国史》，那是很畅销的，第一次用白话来讲通史，但是也引起问题，就是提出岳飞并不是民族英雄，是个军阀，因为他自己在军阀时代，他看到岳飞那么蛮横，认为就是当时的军阀，那就引起大家痛骂。
后来他写了其他的中国通史。
作为一个特殊的史学家，他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二人做这样的工作，写这么多的专史，所以有人称他是通贯的专史学家。
李怀宇：在西方，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在学术上如何评价？余英时：汤恩比的《历史研究》现在差不多没有人看了，在中国是另外一回事。
汤恩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史学家。
他的一生最多的精力放在《历史研究》上。
我看了几乎所有专家对汤恩比的评论，每个专家都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里错，那里错。
专家指出错漏，某些大的东西不能成立，基础都被毁掉了。
通史是建立在一些基础上，打开一看，基础不对。
怎么办呢？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尝试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专长在希腊罗马史的范围之内，其他的像东南亚、美洲、墨西哥，他都要碰，那都是临时研究的，看看别人有些东西可以用。
那就是很薄弱的基础，跟原来他自己的专长也不能比了。
所以这个大屋建起来很堂皇，让外人看，都看不出哪一个房子好，哪一个房子坏，可是真正的专家一看就穿了。
汤恩比的《历史研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十大本，一个是节本。
我认为看看节本就足够了，节本在大致上就齐了。
不过《历史研究》属于历史哲学一类，倒和中国原有的“通史”观念比较相近，而不是教科书。
李怀宇：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一生没有写过通史？余英时：陈寅恪想写通史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他的表弟俞大维所了解在德国时期的陈寅恪，当时他收集很多刚刚出来的剑桥欧洲史，想写一本中国通史。
我认为陈寅恪中年以后也没有这个想法了，只有早期俞大维的记载认为他想写通史。
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他既然知识这么渊博，应该写一部通史，比别人写得好。
但这是理论，以陈寅恪的文笔、写法，写得兴起，对细节一点不肯放手，那种写法不是写通史的笔调，通史的笔调是执简驭繁，是有一套功夫的。
真要写通史，要在文章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