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人权保障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最可怕的灾难，是生存危机。

而生存危机的表现，主要在难于维持起码的生存和生活条件。

从人权角度出发，没有比生存危机更可怕的危机，也没有比没有起码的生活保障权益更重要的权益。

因此需要从制度层面和全球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

从制度化层面考虑，要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与生活条件，就需要完善各国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各种社会保险制度。

从国际化视角出发，要实现全球人权的保障，需要建立联合国发挥协调作用的国际人权保障监督机制，对各国的人权保障制度进行监督。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贫困群体的生存危机问题。

在发达国家，虽然有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并不完善，不能保障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贫困群体的生存权益。

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失业人数增加，由于缺乏医疗保险，贫困群体面临着生存危机。

美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抛出了各种救世计划。

但是这些计划大多数是为了克服金融危机，复苏美国经济，而不是专门针对解决金融危机下的美国贫困群体的生存危机。

因此美国社会中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2009年7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小镇的“镇民大会”上，推销其价值2亿美元的改革计划“医疗政策”。

在大会上，有一位叫戴比的中年妇女质问奥巴马并诉说了她的悲惨遭遇，令奥巴马非常难堪。

她的遭遇，反映了美国社会贫困人民面临的生存危机。

戴比1998年由于身患肾细胞癌，接受放射性治疗，消除了肿瘤，但从此就不能正常工作。

由于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规定，美国人的医疗保险通常是通过雇佣关系而获得，因此失业后，戴比也就无法继续享有医疗保险。

如今她体内再次生出肿瘤，却没有办法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另一方面，她的情况也不符合美国现行保险制度的任何福利和救济标准，只能获得最基本的粮食补贴。

所以戴比说，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对戴比来说，她的确面临着生存危机，等死是唯一的出路。

据美国官方估计，美国约有46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毋庸质疑，为了解决美国贫困群体的生存危机，美国政府需要对其现有的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制定进行改革和完善，进行保障贫困群体生存权的制度方面的建设。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更为严重。

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障制度不健全，有的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权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目前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人权问题，是由于粮食问题和疾病引起的生存权利问题。

这些国家经济落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生存危机更为明显。

发达国家出于各种考虑，曾经承诺给予这些国家援助，以解决粮食危机。

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减少或停止了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使这些国家的粮食危机达到高潮，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约有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或濒临饥饿状态的边缘。

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国家的粮价持续走高，而个人收入却在减少。

这就导致2009年全球饥饿人口比2008年增加了约1亿多人。

粮食危机恶化了世界人权状况。

而世界饥饿人口几乎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亚太地区约有6.42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为2.65亿。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发布报告指出，由于天灾人祸的影响，全球正面临巨大的粮食威胁。

有40个国家急需国际粮食的援助。

这些国家有非洲的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26个国家，有亚洲的阿富汗、印度尼西亚等10个国家，有哥伦比亚、海地等3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等。

但是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所说的那样，发达国家动用了数亿万美元应对金融危机，但用在帮助贫困国家解决饥饿问题方面的资金却寥寥无几。

他呼吁发达国家即使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要恪守对贫困国家援助的承诺。

由于发达国家不履行其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承诺，那就需要建立一种国际保障机制，迫使它们履行其承诺。

因此，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生存危机，需要有国际制度的保证，需要建立国际监督机制。

我国在建立保障贫困群体的生存权制度建设上迈出了很大的步幅，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国务院在1998年就颁布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建立了面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救助制度。

这种制度，从过去的政府救助，转变为保障公民的权益，在制度上实现了从弹性救济到制度化的转变;在功能上实现了从临时救济到维护底线的公平转变;在实施方式上，实现了由城乡分割、等级差异到城乡一体、平等救助的转变。

这一制度，使亿万城乡人民受益。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遇到了新的挑战。

2009年底，基本养老金保险人数仅比去年微增37万人。

其他方面的保险也有所下滑。

但是党和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在宏观上，我国政府推行稳健灵活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同时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逐步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今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新医改”方案。

中央财政安排429亿元资金，帮助各地解决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历史遗留问题。

今年5月22日，中央政治局更是以“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和我国社会保险体系建设”为主题，进行了集体学习。

在学习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社会保障工作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

这一指示，推动了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

6月22日，国务院第201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开展新农保试点的意见》，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对基础养老基金给予普惠式补贴。

经过上述努力，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发展，开始向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发展。

中国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了保障城乡最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方面，并在不断进行全民医疗改革。

由于上述措施的得力，我国经济总体趋向稳定，城镇就业人数回升。

截止2009年6月，社会保险经历了滞缓和下滑阶段后，全面反弹，全国基本养老金人数达22413亿，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2.23亿人的任务。

2009年上半年养老基金参保人数为22万，增长2.4%，参保职工达21691.2万人，离退休人员为5501万，分别比去年增加35万人和197万人。

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33671万，比上年底增加1875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140743万人，比上年底增加287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9794万人，比去年底增加540万人。

目前中国政府用了0.9% 的公共财政资源，解除了5800多万生活最困难的城乡居民的生存危机，维护了这一群体的起码的生活权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中国的经验证明，应对金融危机，解决生存危机，要从制度层面入手，用政策与法律的力量，保障社会中的最贫困群体的生存权。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贫困群体的生存权问题，应该有短期的措施，也要有中期的计划和长期打算。

同时需要转变观念，把对贫困群体的生存权的治理，从慈善和救济，转化为机制安排。

中国的经验，为从制度化上保障人权提供了一种模式。

中国的经验还证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参加国际人权保证制度的建立。

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建立国际人权保障机制的强烈要求。

在目前召开的东南亚国际首脑会议上，泰国总理建议，并与中国商量，希望成立一个东盟国家外汇储备基金和粮食储备库。

这一建议虽然是只要求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外汇储备基金和粮食储备库,但这两个机构的建立，必将有效地帮助解决本地区的贫困人民生存权问题，而且还可以为建立全球人权保障机制提供有益的经验。

国际性人权保障机制的建立，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而不能由少数国家操纵。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在谈论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问题时，曾于2009年4月1日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上撰文指出：“要着力调整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他的发言，对如何建立一个国际人权保障机制，有全局性、针对性和战略性指导意义。

回顾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崩溃，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上是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

该体系的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英为了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进行斗争和妥协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英法两国的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经济力量空前衰落。

而美国却在战争期间大发横财。

1948年，美国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53.9%，美国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4.5%。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已经取得占压倒的优势，登上了世界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

这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因此美国想建立一种有利于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

然而要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英国虽然正在衰落，但是仍然具有相对强大的实力。

虽然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占世界贸易总值的36.2%，但英国及英联邦的对外贸易却占世界贸易的40%。

英镑区的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英镑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伦敦仍是国际金融的一个重要中心。

英国并不准备听命于美国，屈居于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

英国希望保持英镑区，并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新国际货币体系。

为此，1941年9月英国财政部顾问、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即“凯恩斯方案”。

凯恩斯方案的实质，不但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英国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且企图通过这一举措，恢复英镑区。

这个计划，不利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的设想。

因此，当凯恩斯计划提出后，就遭到了美国的反击。

1942年3月，美国财政部助理国务卿哈里?怀特草拟了“联合国家稳定基金与联合国家及联盟国家复兴银行计划草案”。

此方案中关于稳定基金的部分，于1943年4月7 日由美国政府公布，定名为“联合国家外汇稳定基金”方案，即“怀特方案”。

“怀特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拟建立一种与美元发生联系，并有固定含金量的国际货币单位。

这样美国就可以控制战后建立的任何国际货币体系。

“怀特方案”是一个与“凯恩斯方案”针锋相对的计划，英国也不能接受。

为了协调双方的立场，在1943年9月15日至10月9日，英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了讨论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会议。

会议充满矛盾与斗争。

最后，英国不得不让步，美国也在一些问题上做了有利于英国的后退，双方达成妥协。

1944年华盛顿会议结束，美英双方签订了一份“试行协议”。

这个协议，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

此后，美英两国成立了联合专家组，于1944年4月拟订了“专家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联合申明”，供各国政府考虑。

1944年7月1日至20日，44个国家的代表730人，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讨论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

会议主要是研究具体落实华盛顿会议内容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