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相互交融

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以外的情势？传统国际人道法只调整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它没有将“国内动乱”和“国内紧张局势”纳人其适用范围。实践证明，这会导致很多发生在“国内动乱”和“国内紧张局势”中的“不人道”行为失去了法律的约束，从而破坏了国际人道法的权威性。国际社会针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如《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已不再要求危害人类罪与武装冲突有任何的联系；卢旺达刑事法庭审判的发生在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行为主要是在和平时期而不是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将它的关注范围扩展到了国内动乱等形势之下。{24}由此，似乎可以理解为国际人道法的一部分内容逐步开始适用于国内动乱和国内紧张局势，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该领域开始结合适用。当然，这仍是一个存在争议和值得探讨的问题。
与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上述历史背景和宗旨目的上的重要区别相适应，它们在法律渊源、适用时期与对象、权利性质、实施机制等方面也表现出了显著的不同。
首先，从法律渊源来看，国际人道法的渊源除了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等条约外，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占了很大比重。{7}而国际人权法作为国际法的年轻分支，不易产生像国际人道法那样丰富的习惯法。迄今为止，对于在何种程度上人权法是国际习惯法仍存在分歧。{8}
的确，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是基于不同历史背景和客观需要发展起来的两个不同的国际法分支。就前者而言，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人道法是以186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瑞士日内瓦成立和1864年《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签署为主要标志，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城邦国家之间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人道法的追本溯源包含着战争法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在战争法的历史中，当仁慈博爱原则成为限制的主要元素时，即孕育形成了人道法。”{5}形成这一法律体系的逻辑出发点是：为了使战争受难者（包括武装部队的伤病员、战俘和平民等）免于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而对交战各方施加义务，对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进行限制并规定有关个人的待遇标准。至于国际人权法，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而形成的一个国际法新分支，是为了使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免于遭受国家侵犯，而对有关权利进行保护。{6}
二、基于共同价值取向的相互交融
尽管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存在着前述重要区别，但这些差别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在起源、内容、实施等方面的差别背后，我们却也看到：无论是国际人权法提供的国际人权保护，还是国际人道法对战争受难者的保护，两者有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就是对“人道”(humanity）价值的关注。从国际人权法来看，正如1970年通过的《联合国二十五周年宣言》所总结的那样：“联合国在其第一个25年中，努力推动宪章关于增加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和遵行的规定。在联合国主持下缔结的国际条约和宣言表达了人类的良知并表明了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人道主义标准。”{11}国际人道法对人道原则的关注也显而易见。以著名的“马尔顿斯条款”(Martens Clause)为例，该条款规定：在既有国际人道法协定所未包括的情形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来源于既定习惯、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支配和保护。”{12}事实上，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是通过不同的规范和机制对特定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进行保护。{13}这一点，成为联接人权法与人道法之间的桥梁或者说“交汇处”(interface)。
最后，从实施机制来看。国际人权法实施的重点在于督促各国国内立法、行政机构制定符合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标准和要求，国内实施机制是整个国际人权实施机制的核心。而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更注重在国际层面进行，各国国内立法的状况或国内实施机制并不是国际人道法优先考虑和关注的因素。此外，国际人道法的违反主要发生在战场上的即时行动当中，而国际人权法则往往由于国内司法、行政或者法律规定等被违反。{10}因此，国际人道法更注重即时性措施，而国际人权法更注重预防性措施。
【关键词】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相互交融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关系，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当代国际实践表明，它们之间固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区别，同时也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相互交融趋势。更为客观、全面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异”与“同”，可以为探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它们各自的效力，完善相关的实施机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从而使两者的目的和宗旨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于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关系，历来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观点。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国际人权法的内容和适用范围比国际人道法更为广泛，它包括国家、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而国际人道法则是关于在战争或武装冲突期间如何保护战斗员、非战斗员、伤病员、战俘和平民的人权。因此，国际人权法包括了国际人道法，国际人道法属于“战争或武装冲突中的人权法”。{3}而与此截然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从广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看，它包括人权法，人权法只是代表一般人道主义法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4}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从某一方面对国际人道法或国际人权法进行了研究，却并未对两者的关系加以重视，也许在这些学者看来，作为国际法的不同分支，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关系就跟其他国际法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海洋法与空间法或者国际环境法与外交关系法的关系）相类，并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加以研究的。
另一方面，20世纪中期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国际人权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脱胎”于战争和国际人道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国际审判。{16}这一背景，使国际人权法不能不打上国际人道法有关内容的烙印。例如，纽伦堡和东京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有关战犯不仅受到危害和平罪和战争罪的指控，还受到危害人类罪的指控，即针对个人（包括国家对其本国国民）的犯罪。劳特派特（Lauterpacht）教授认为，国际社会确认危害人类罪存在于习惯国际法中，这必然暗示着对相应的个人基本人权的承认。{17}另外，国际法上有关禁止种族灭绝行为的规定，最初是起源于战争时期危害人类罪的行为，但后来扩大到和平时期的类似行为，这也表明国际人权法受到国际人道法的影响。
正是基于对个人进行保护这一共同价值取向，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二战后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相互交融的动向。
（一）价值观念和具体规范的相互影响
一方面，尽管国际人权法作为一个国际法独立分支的形成相对较晚，但人权理念和国际人权法对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各个领域的渗透，却是现代国际法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事实上，“国际人道法”的名称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传统的“战争法”、“武装冲突法”等概念，以及传统的战争法在过去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逐渐从以国家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人本化”(human-ization）进程，这些变化都受到了人权运动和人道原则（principles of humanity）的深刻影响。{14}具体而言，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通过对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特别是其中有关禁止歧视、酷刑、残忍和不人道待遇或惩罚、任意逮捕或拘禁、正当程序等规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样地，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也受到了1966年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5条（基本保证）关于因有关武装冲突的行动被逮捕、拘留或拘禁者的释放、判刑、处罚的规定，与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规定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国际人权法还通过学者学说、国际司法机构判例以及国际组织的相关工作，对国际人道法习惯规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15}所有这些，都使国际人道法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人权保护”色彩。
论当代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相互交融
黄志雄 唐湘婧
武汉大学
【摘要】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不同分支部门，它们在历史渊源、适用时期与对象、适用目的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然而，基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这一共同的价值取向，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相互交融趋势，表现为两者在价值观念和具体规范的相互影响、适用范围的相互渗透、叠加适用中的相互补充以及监督和实施机制的相互借鉴。这一趋势对于推动这两个法律体系特别是其实施机制走向完善以及正确认识当代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都有着重要意义。
与此不同，国际人权法（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则主要是处理保护受国际保证的个人和团体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处理促进这些权利发展的法律。{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为数众多的国际人权公约构成国际人权法的核心，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二）适用范围的相互渗透
如上所述，尽管在国际人权法产生后不久，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即已出现，但一般的观点仍认为，这两个法律体系分别适用于战争（武装冲突）时期与和平时期，前者属于战时法，后者属于平时法，它们彼此独立而没有法律上的必然关联。这种人为割裂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才有所改变。这一时期，正值国际人权法得到蓬勃发展（以1966年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通过为标志）而国际人道法发展相对停滞。在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中东、越南和其他一些地方冲突不断的背景下，出于加强对战争受难者保护的现实需要，扩大和明确国际人权法在战争和武装冲突时期的适用似乎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1968年在德黑兰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是联合国积极介入国际人道法问题的开端。{18}这次人权大会先后通过了《在被占领土尊重和执行人权》和《在武装冲突中尊重人权》（第XXIII决议）两份重要文件，前者要求以色列在其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遵守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后者进一步肯定了人权法在武装冲突中应继续适用，这被认为是标志着各国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出现态度转变的一个转折点。{19}随后，根据联合国大会1968年第2444号决议和联合国秘书长分别在1969年和1970年发表的两份报告，联合国大会在1970年通过第2675号决议，要求在武装冲突中执行人权，确认“国际法所接受和有关国际文件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在武装冲突情势中继续完全适用”。这一立场此后为联合国大会多次重申。而且，国际法院在“核武器咨询意见”{20}及“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隔离墙合法性的咨询意见”{21}和其他一些判决中，也一再确认国际人权法可以适用于战争或武装冲突时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中，〔川刚果宣称乌干达军队在其所占领的刚果领土上严重且大规模地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侵犯了刚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国际法院支持了该主张，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不仅可以适用于相同的情势，而且可以规制相同的行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