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裕民：对中西医世纪之争的反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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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裕民：近代：夹缝中的中医药学

近代：夹缝中的中医药学近百年来，欧风美雨使中医学遭遇了严重的打击，处境艰难，发展坎坷。

自北洋军阀时期开始，反动政府就不断排斥、限制中医，甚至试图以立法的方式扼杀中医，使中医药学受到摧残，面临生存危机。

然而，由于中医药学自身不容忽视的医疗价值和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奋力抗争，中医药学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并有所进步。

这时产生了中西医汇通派，客观上促进了中医学科的进步。

随着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医学界产生了不小的触动，中医学如何生存和提高？怎样对待两种不同形态的医学？当时在医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一部分民族虚无主义者对中医药学抱以蔑视的态度，把中医药学当作封建文化的一部分来反对；一些保守主义者则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认为西医学不适合中国，甚至用中医理论批判西医学；在中医界另有一些受到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士，他们不否认西方医学的先进之处，也敏锐地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积极探索中国医学的发展道理，试图把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加以汇通，从理论认识、临床实践都提出了一些汇通中西医的独到见解，并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潮和学派，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

生物医学焕发活力在中医学以稳重、缓慢的步履，沿着原有的轨迹前行的时候，在西方，医学冲破了宗教的禁锢而得到发展，实验方法则为医学发展增添了活力。

概言之，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西方医学的科学意识，使人们重新重视古希腊、古罗马的科学精神，开始积累医学领域的素材，收集资料，基础医学得到逐步发展，但临床医学仍未超越希波克拉底时代的水平。

到18世纪，西方医学已从盖仑的教条中解放出来，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是其主导观念，治疗上还存有较多的先验主义色彩。

19世纪初叶，开始注重病理解剖学与临床诊疗的结合；19世纪中叶和后叶，实验生理学、微生物学介入临床，促进了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发展。

从这时开始，逐渐赋予了临床医学以自然科学的性质，使诊断学、治疗学得到逐步改观，医疗技术随着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日趋走向精细和复杂，西方生物医学进入成熟阶段。

中西医之争的看法

中西医之争的看法中西医之争是指中医学和西医学在医学领域中的理论、实践和治疗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争议。

这种争议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医学体系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看法：支持中医的观点：1.整体观念：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注重身体的平衡和和谐。

这与西医的分析和分治方法有所不同。

2.个性化治疗：中医注重个体差异，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体质和生活环境，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3.中草药治疗：中医常采用中草药等自然资源进行治疗，一些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减少化学药物的副作用。

4.长期效果：一些人认为中医治疗能够在长期内调理身体，改善整体健康，而不仅仅是解决症状。

支持西医的观点：1.科学证据：西医强调科学方法，注重临床试验和大量实验证据的支持。

一些人认为这种方法更可靠。

2.病因病机：西医注重病因学，强调对疾病的生理和病理机制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更直接地针对疾病。

3.先进技术：西医在医疗技术和设备方面更为先进，如影像学、微创手术等技术的应用。

4.迅速缓解症状：西医治疗方法通常能够更迅速地缓解症状，适用于一些紧急情况。

中立和整合观点：1.综合治疗：有人认为，中西医各有其优势，可以根据具体病情采用综合治疗方法，充分发挥两种医学的长处。

2.个体选择：不同的人可能因个体差异而更倾向于中医或西医，治疗选择应该基于患者的偏好、病情和医生的建议。

总体而言，中西医之争并非是非黑即白的问题，更应该以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为重，探索中西医整合的可能性，为患者提供更全面、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何裕民：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断想(下)

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断想（下）（五）也许，空谈无助于救国、救中医，我们想借助两个范例，来谈谈中医发展问题：指导思想是：在反思中确定自己（中医）的定位；在裂隙中寻找（发展的）机会。

(一)心身医学中医有丰富的心身医学思想，从中有可能结出原创性的科学硕果，此言一点不虚。

西方也曾有心身医学源流。

从希氏起，我们即可以找到不少有意义的观点。

因为整体观察必定会得出心身相关的“系统”思想。

然而,西方文化是个断裂的文化。

早期这些思想的或体系，经中世纪神学“异化” (把心神绝对化)和文艺复兴抛弃后, 了无影踪；且至今少有延续。

医史学家认定：近代源自还原方法的生物医学，并未给心身医学留下立足之地。

故虽19世纪已有此名（Psychosomatic Medicine）, 20世纪40~50年代，邓巴、亚里山大等进行了现代心身医学的学科化草创等工作，但总体而言它仍学科化发育不良。

心身医学在主流生物医学挤压下，在西方虽远未取得她应有的地位，但其潜在的发展后劲不容低估。

欧美许多综合医院都设有“临床心理科”（尽管多数由心理学系来兼任此职）；以及社会、心理、生物新医学模式的提出和日趋被接受，都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心身医学早晚有一天会在西方主流医学中取得她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

作为一个参照，心身医学在日本、德国都已形成相对有特色的体系或学科优势,有她们的独到之处, 如日本的“森田疗法”、德国的会诊—联络模式(CLP)等。

我们可以本着系统推进的中医现代化思路，在心身医学学科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中医学的潜在优势, 在心身相关领域作出中国人的原创性贡献。

理由如下：A、不管怎么说, 西方主流医学总是“生物至上”占主导，她能让给心身医学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B、较之日本、德国，中国心身医学的历史积淀、理论认识、操作经验要丰富得多，且从未断裂, 延续至今, 不断积累, 底蕴深厚, 故完全可以形成新学派……C、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只要不带有过分沉重的生物医学偏见），注重心身系统联系，无论如何都是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重要核心，她是贯彻落实社会--心理--生物新医学模式的精神的具体体现。

何裕民：中西医协同

中西医协同许多肿瘤的治疗，很难说中西医学谁主谁次，要中西医学的紧密协同，才能取得良效。

这大致有两大类情况，各有所不同。

1．中医“王道”与西医“霸道”协调原发性肝癌就是典型例子，它属于常见的高发癌瘤，恶性程度高，通常存在着肝结节性或弥漫性硬变，一边治疗，一边新的病灶可生成或肝内可出现转移灶。

西医学的常规治疗以手术、介入为主，手术有选择性，理论上说介入可以多次重复，但介入本身又加重了肝的损伤及硬化，一定程度促使新灶的不停复发，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怪圈”。

这就要中西医“王道”与“霸道”的有机协调。

出现明显病灶的，应以介入等西医创伤性治疗为主；平素则以中医零毒化疗，抑杀可能的小病灶，并保肝柔肝，努力逆转肝炎所致的肝硬化，改善肝质地，修复肝功能为主，以从根本上杜绝新灶的出现。

需强调指出的是肝炎所致的肝硬化，并非如同习惯看法所认定的那样，是不可逆的。

根据我们上百例肝癌患者的长期追踪观察，合理运用中医药，1～2年后很多人是可以明显逆转的。

只有这样，才能“王”“霸”协调，真正解决肝癌的治疗与康复问题。

2．先西医后中医的攻防结合有些肿瘤，可用手术切除或用放疗有效，但后继治疗中，对化疗并不敏感。

此时，便可先以西医方法攻其癌瘤；随后以中医药及零毒化疗等法善其后，防范其转移或复发。

例如：肾癌、软组织肉瘤，早中期均可以手术切除，但仍有复发转移之高度可能，这后继的”清道夫”工作，中医学是绰绰有余的。

10年间，我们用零毒化疗治疗的近40例术后的肾透明细胞癌患者，仅一例因中断中医治疗九个月后复发，余均十分稳定。

恶性易转移的软组织肉瘤也同样。

近十年我们治疗的各种恶性软组织肉瘤近30例，除一些术后半年内即复发的外，仅三例复发；其中两例是中药零毒化疗治疗五年和三年后，过分麻痹，自认为很安全，停药九月至一年后复发，一例是治疗两年半时因过度疲劳和心理刺激后复发。

因此，先西医学攻伐，后中医学王道善后防范，不失为一大合理举措。

先西医后中医的还包括对放疗有一定的敏感性的鼻咽癌，脑瘤（胶质瘤）等，这些肿瘤对化疗并不敏感，但仍有复发的高度可能性，中医药零毒化疗善其后，常十分有效。

何裕民：中医和西医可以互补

板蓝根本身没有错，临床对部分感冒有一定效果，但每次流感时都成为“神药”，则是人的“思维负迁徙”的结果。

错在思维的“负迁徙”北京晨报：“板蓝根冲剂”再次被人们想起来一点也不意外，之前的每次“流感”、“甲肝”都如此，但这次是第一次被严重质疑。

何裕民：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板蓝根卖完了，还有上次的“禽流感”也同样。

要知道，西医也不存在广谱的抗病毒药，板蓝根抗病毒也没有严谨的实验加以证明，这只是人们的一个联想思维而已！板蓝根是民间信奉的，板蓝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神”化了，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留下的一个太深的烙印，让人们念念不忘，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会马上联想到它，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黄连素、丹参等，都是在资讯缺乏年代，它们被强化宣传了，所以神化了，成了人们下意识的联想结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想到敌人，马上就想到用枪去打，但今天很可能有网络敌人、金融敌人，敌人可能是虚拟的，用枪能行吗？这与中医没有太大关系，只能说，民间对中医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又像是一感冒，人们想到维生素C一样！这也不是哪位西医推荐的，是民间下意识的联想结果。

板蓝根本身没有错，临床对部分感冒有一定效果，但每次流感时都成为“神药”，则是人的“思维负迁徙”的结果。

思维负迁徙是西医的盲区病毒致病，往往表现为热性病、温病，故只是执迷于清热解毒，发现板蓝根有一定治疗感冒发热的作用，所以就无限推广了，最终被神化了。

北京晨报：什么是思维负迁徙？何裕民：这是受了西医思维的负面影响。

当时对病毒没有好办法，西医想尽办法开拓抗病毒药，我们也推出了一些自己的抗病毒药。

病毒致病，往往表现为热病、温病，故只是执迷于清热解毒，发现板蓝根有一定治疗感冒发热的作用，所以就无限推广了，最终被神化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每次新的疾病出现，中医都难免处在这种勇敢又尴尬的地位？这次是板蓝根，以后还可能有其他中药。

何裕民：没有一个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会随便用板蓝根治疗禽流感。

何裕民：陈晓旭的去世并不能拿来证明中医有问题

陈晓旭的去世并不能拿来证明中医有问题
最近有记者告诉我，有人利用陈晓旭去世一事做文章，攻击中医。

陈晓旭的去世并不能拿来证明中医有问题。

2003年去世的梅艳芳，当时是只想看西医不想看中医，还是去世了。

我们应该尊重陈晓旭个人的选择，我对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但是从很多报道来看，她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她愿意选择这种方式，应该尊重她。

陈晓旭去世这件事，与中、西医哪个更好是不相干的。

从新闻中看到家属说，她是偶尔吃两副中药，证明陈晓旭看中医也没有系统的看。

即使看了西医，也可能还是这个结果，因为乳腺癌死亡率本身并不低。

陈晓旭惧怕西医的治疗方法，也很正常，有很多女性，害怕开刀有损伤，选择完整的走，这也是一种选择。

她不太愿意选择医学，对医学有种恐惧。

目前对医学恐惧的人多的是，而且恐惧西医的人更多。

我们要反思整个医学，而不是只反思哪一种，医学给人造成了一种不安全感。

她畏惧医学是因为永无休止的手术、永无休止的化放疗，所以愿意选择这种方法。

中西医之间的争论本身很无聊，而且很多参与其中的人是在凑热闹。

某些当事人是在炒做他自己，用一些很偏激的观点。

很多很简单的话题，被人为搞复杂了，没多大意义。

陈晓旭梅艳芳医学乳腺中医。

何裕民：癌症只是慢性病——抗癌新视点（2）

何裕民：癌症只是慢性病——抗癌新视点（2）治癌须换个思路“战争模式”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医学不是孤立的，医学是文化的产物。

在我们看来，任何医学（医疗）行为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的实践操作。

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模式，只不过大多数人“身在庐山中”，无所知觉而已。

中西医学的医疗行为就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思想观念的差异。

很明确，西医学诞生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大陆。

严格意义上可以说，现代西方主流医学是建立在“新教”思想观念上的医疗行为。

这种教义的核心是以“征服”（战争）的方式对待自然（外界），试图改造自然，包括改造所有异己的东西。

说得远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美国对待世界，包括对待伊拉克、朝鲜，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等的问题上看到类似的痕迹。

结合到具体医疗中，西方主流医学的模式只有两种：“战争模式”为主，“替代模式”为辅。

前者比如在炎症的治疗中，想方设法找出杀菌灭病毒的药物，“彻底”解决问题，老的武器（抗生素）不行了，出现了反抗（致病微生物的耐药性），再制造新武器（新的抗生素），以致今天武器泛滥（滥用抗生素成灾）。

后者如在维生素A缺乏的治疗及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纠正中，或用合成的维生素A替代，或选用雌激素补充。

再典型的，就是体现在器官移植、输血等操作中，心脏不行，先修一修，通一通，或换一根管子（冠脉介入治疗或搭桥）；再不行，换心、换肾、换肝，以新的替代之。

无可否认，战争模式也好，替代模式也好，都有它的价值，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功绩。

其中，战争模式在解决各类外源性的感染和传染性疾病的问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肺结核之所以不再象上世纪20－30年代那样肆虐，链霉素等可以直接杀死结核杆菌的“武器”的批量生产与运用，功不可没。

由于医疗领域“战争模式”曾“横扫千军”，所向披靡。

因此，主流医学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借此模式来解决绝大多数疾病问题，这难免遭致许多问题上的黔驴技穷。

这就象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的反抗运动一样，永远没有休止。

何裕民：对中西医世纪之争的反思(一)

【《中国中医药报》6.15】何裕民对中西医世纪之争的反思（一）何裕民对中西医世纪论争的反思●作者小传何裕民，1952年生，浙江义乌人。

1978年上海中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1980年被录取为该校研究生，现为中华医学会心身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世界癌症心身康复组织中国总干事、科技部“十一五”国家重点科技支撑项目“亚健康”课题组第一负责人，长期从事中医肿瘤临床工作。

何裕民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对中医理论进行解构与重建；90年代提出中医药学在现代科技改造的同时，还需要汲取现代人文精神的营养，其观点多次引起争鸣；今年以来，他又在“告别中医”闹剧中挺身而出，为中医新的崛起而呐喊。

编者按十几年前，他的一本《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曾在中医界一石激浪，被认为是传统中医的“叛逆”；十几年后，那一篇“告别中医中药”引起他的注意，遂以《医学与哲学》副主编的身份决定将其见诸杂志，由此又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

他的本意原是希望通过讨论能帮助中医完成自洁，因为“科学发展就是不断告别谬误的过程”。

这场争论涉及的不仅是中医是否科学，也涉及到千家万户亿万百姓的健康。

在日前北京召开的“中医问题深层次思考”座谈会上，何裕民就中医的科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本报现予刊载。

这次争论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感情上肯定是不认同，但理性上我觉得学术应鼓励百家争鸣。

后来的“签名”风波实际上已突破学术论争的范畴。

《医学与哲学》是医学综合类的核心期刊，刊发什么样的文章应该是相当慎重而又严肃的。

当时我看到张功耀投来的《告别中医中药》，从心底里讲，并不以为然，我和杂志的主编赵明杰商量后，决定全文发表，不做增删，也没料到这篇文章会引发一场社会层面的关于中医生死问题的争辩。

当时的初衷是希望在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

慎重起见，我们还配发了另外几篇意见相左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我自己则写了一篇《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

中西医世纪之争乃中西文化之急反思

中西医世纪之争乃中西文化之争的反思市中医院余惠民最近几年，有一个时髦的口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时让人精神振奋，个人认为，这一号召应该是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复兴，所谓精神文明，应是思想素质及人文文化这些形而上的东西。

纵观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已经是“西风”（欧美风）东渐，日甚一日，中国传统文化节节退让，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更是遭到外夹击，反对的声浪一波高于一波。

几乎濒临生死存废的危难境地，中西医之间，要么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要么是剑拔弩，全面抗衡。

西医是主流，中医是配角，甚至是配角也要让你出局。

皇皇大法——宪法所载之“中西医并重，同时发展”没有落到实处。

中医兴亡，匹夫有责，值此之时，每一个中医人都应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中西医世纪论争乃中西文化的抗争。

我们要从源头上厘清一些是非观点，爱我中华，振兴中医。

一、历史的回顾1、洛克菲勒财团的资本阴谋“当今世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今天重温这个论点，针对中医的实际情况，就深深地感受到毛主席哲学思想的高屋建瓴，深刻伟大。

中医是中华民族健康祛病之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

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中医会在中国人手中被消灭，也不会理解有些中国人为什么要消灭中医。

也有人会说，中医现今还是有发展的，国家是重视的，但不客气地说，现在的中医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而是完全西化了的或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了。

过去，我们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中医书”的中医人，对自己的现状，中医的从业环境等等感到不安，焦虑，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人总是对中医过不去，而不像日本、国这些受汉文化影响的民族，既尊重传统，又发展现代科技，过着如鱼得水，滋滋润润的生活，一直到前段时间，我从一些资料中查到了中医遭遇的困境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上的原因，即洛克菲勒财团为代表的欧美财团强大外力压迫。

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划的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产过渡的阴谋，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

何裕民：答袁宗军先生

答袁宗军先生
袁宗军先生：
您好!来信收阅了，愿和您作些交流。

第一、从偱证医学角度表明中医治疗恶性肿瘤有效的工作，我们从2005年起就已进行分析追踪。

我们没有追踪所有的肿瘤，我们只追踪分析了30例胰腺癌患者的3-5年生存情况，原本计划2007年能有个阶段性结果，由于我的从事这一工作的博士生曹某，在美国谋到了一个很好发展机会，作为导师，不想影响学生的发展前程，故这项工作暂时无人接手。

但这无妨，肿瘤是个慢性病，我们改变计划，希望能在2012年前系统分析80-100例胰腺癌5年以上生存者的资料，并拿出偱证医学的证据来比较。

不过，论文我们无意发表于国内杂志，我们计划发表在海外专业杂志，因为国内杂志要么太烂，要么有偏见。

这也是我在中西医之争中呼吁给中医10-15年宽松生存环境，中医一定能拿出成果的背后支撑因素之一。

另外，我们也坚信，通过10年努力，在亚健康领域，也能拿出过硬的成果来。

第二、您对肿瘤治疗的“双符合”理论，我基本赞同。

护胃为先，善作调整，一般不使用毒药(其中多数可能是免疫抑制中药),注重辨证的观点，也正是我们20多年来奉行的技术路线。

事实表明，这是比较可行的方法。

谢谢另赐“中医的危急和对策”一稿，此文中，许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

建议此稿可投《医学与哲学》杂志，也许可让更多人了解您的观点。

另外，您写给我的信，想挂在我的新浪博客上，是否介意？。

何裕民：中医的存在是世界之幸(下)

《深圳晚报》中医的存在是世界之幸（下）观点3争论对中医不是灾难而是新契机记者：前一次的中医存废之争源于张功耀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而您把这篇文章发表在您为副主编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上。

而您以前写过一本书叫《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认为中医的很多诊法还保留着巫术的痕迹。

由此，一些人认为您也曾是“倒中医派”。

您是怎么看待的？何裕民：这场争论对中医不是灾难，而是个新契机。

我认为大家可以以此为契机，理清中医的价值。

中医是一种实用技术，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以最为凶险的胰腺癌为例，国际一般患者中位生存期4至6个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这种癌一年生存率为8％，5年为3％，中位生存期仅2至3月，而我们诊治的上海地区百余位胰腺癌患者中已有近20位度过了3至5年，这些患者中绝大多数是无法手术，未经过化放疗的，现在绝大多数活得有滋有味。

有个领导对此说了句俏皮话：“西医是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是让人糊里糊涂地活。

”此外，在科学层面，中医既然是一种传统性科学，就有科学内容。

还拿经络来说，“循经感传”现象，现在至少认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

鲁迅曾经在他的文章里谈到过，他小时候父亲得病了，中医给他开的方子要用的药引子是一对原配的蟋蟀，这件事情成了人们指责中医的证据。

其实这是当时那位医生给自己预留的退路，假如你这个病治不好的话，他可以说你这个药引子找的不对……这种欠缺实证的东西其实是中医的糟粕。

但随着这种批评，中医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弃糟粕、取精华的过程。

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告别谬误的过程，这是恩格斯说的，西医也同样。

比如关于激素的认识，上个世纪60年代风行的“塞里”学说使人们滥用激素，以致成为祸害。

关于抗生素的认识也一样，人们认识到抗生素意义的同时也意识到滥用的恶果。

就中医从业者而言，怎么大胆地和过去保持一段距离很重要。

不要认为古人记载的都是好的，这都需要经过临床检验。

观点4中医理论的价值谁都无法否认记者：有人认为，西方医学已经非常发达，而且已经在中国医药市场占主流，中医对于西医已经失去竞争力了。

何裕民：中医将影响医学模式的转变

中医将影响医学模式的转变——访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中国中医药报近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对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前景提出了新的观点。

他说：“用现代生物学手段，用中医原始和质朴的、讲究整体、注重变化为特色的治未病和辨证施治理念来研究亚健康以及慢性复杂性疾病，是东西方两种认知力量的汇聚，是现代医学向更高境界提升和发展的一种必然性趋势。

”陈竺认为，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

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辨证施治”，类似于西方医学通过药物遗传学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的药；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西方治疗学越来越强调的各种疗法的综合使用。

陈竺表示，当前要特别强调对中医的尊重，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是什么，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草率对它下结论，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

陈竺预见，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那么，中医学模式究竟是什么样？卫生部部长为什么要说中医有望对现代医学模式带来深远影响？今天，笔者特别采访了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以全面解答并进一步阐述。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何裕民教授就对中医学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中医学模式及其现实意义》率先发表在1983年第8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后，在《中医药揭秘》、《中医学导论》、《中医学方法论》等专著中，何裕民教授对中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关系均有诸多精辟论述。

何裕民教授曾在多个场合多次谈论过医学模式问题。

那么，什么是医学模式？医学模式对医学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中医学模式究竟又是什么样呢？何裕民教授说，医学，是人们在一定的思想认识和观念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

中西(医)之争

中西之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席第十五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的交流发言麻福昌第一次参加中国科协年会，有机会与省内外专家学者相互认识，相互切磋，受益匪浅。

出席这次年会，有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的朋友，涉及的面非常广。

我是贵州省易经研究会的，属于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然而我也是科学技术协会的，我也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时间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贵州省中医学会、针灸学会、制约逻辑学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研究会等属于科协的法人学术社团的会员，不仅如此，在座的有我们贵州省易经研究会好些同志，学科交叉，相互渗透，科协与社联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此，我的发言就是围绕我提供的年会论文来说的，我是以医为业的医者和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科工作者，长期以来的中西之争，特别是中西医之争，我印象深刻。

和而不同，面对人类健康与疾病，并肩携手，难道非争个水落石出，争出个高下吗？我们办有几个网站：欢迎光临教正。

去我们网站里查看，这是我们一贯的理念，在这里零距离聆听各位的发言、教诲，非常荣幸，这是一种缘份。

有的同志自称是草根，其实草根同样有真正的英雄，知识学问往往没有必要做草根非草根之分。

文化知识不论东方西方，不论哪家哪派，都没有必要做高低贵贱之分。

我的发言是围绕我的论文进行的，题目是中西之争，在这里只讲我的主要观点而已，文章的主旨是“人天合一太极表达式”。

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在我们眼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人天合一太极表达式就是这种理念。

小小寰球地球村，不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应该是和而不同的存在，无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能够做高低贵贱之分吗？例如，西方信仰圣经，东方信仰易经，这无可厚非，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俗，体现人类文化的多姿多彩，文化的多元性特色。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乃是非常珍贵的人类文化，我们岂能歧视呢？在我国，西学东渐，五四以后，不少“知识精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采取否定的态度，数典忘祖，这是很不正常的。

何裕民：对中西医世纪之争的反思(三)

《中国中医药报》6.15】何裕民对中西医世纪之争的反思（三）“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活”解释不了不等于不存在，这时需要改变的是以往的解释体系。

这场争论对中医是个新契机。

至少大家可好好理一理，中医究竟有什么价值？我个人认为，中医对现实中国人来说，或者说对现实世界来说，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它是一种实用技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大到比如说肿瘤、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等等，小到一个感冒，很多人都离不开中医药。

我临床是看肿瘤的，对肿瘤我很有发言权，以最为凶险的胰腺癌为例，国际一般患者中位生存期4至6个月，而我们诊治的上海地区百余位胰腺癌患者中已有近二十位度过了3至5年。

有个领导对此说了句俏皮话：“西医是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是让人糊里糊涂地活。

”比如现在时髦的“亚健康”，亚健康的调整我相信很多人会找中药。

到目前为止，国内现代医学界对亚健康还是失声的，因为它的体系只有盯住某一个具体器官或结构的异常的研究才有价值，对亚健康的治疗，也许只有维生素之类。

中医不然，亚健康状态可以从中医“证”的研究和体质研究中演绎出来，针对个体，时间进行调整，很能改变亚健康状态，这是很有价值的。

第二个层面是科学层面的，中医既然是一种传统性科学，就有科学内容。

还拿经络来说，“循经感传”现象，现在至少认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

解释不了不等于不存在，这时需要改变的是以往的解释体系。

第三个层面，中医还是种文化。

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用西方标准来评价，可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它是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几亿人、几十亿人用了多少年都很有价值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已经基本平息了，国家出台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大举措。

其实一个民族真正兴起，除了我们商品走向世界以外，我们的科学思想、文化观念，也要走向世界。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医作为一种和生活观念非常密切的有价值的保健体系，或者是生活哲学，一个可以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知识体系，一定会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且会大大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

何裕民：对中西医世纪之争的反思(五)

【《中国中医药报》6.15】何裕民对中西医世纪之争的反思（五）中医发展决不能局限在游泳池里而应该深入江河湖海学习中医一定要心态平和。

我常对学生说，中医是个“煲”，要慢慢熬，才有味道。

与日本、韩国在复兴传统医学方面的不遗余力及所取得的效果相比，目前中医在我国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

内忧方面，面临后继乏人、质量参差、信仰缺失等问题。

外患方面，比如我国的中药处方有1000多种被外国抢先注册；又如日本医学权威大敬节在弥留之际对其弟子说：“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

”中医的发展遭遇“瓶颈”，出现低谷，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与转型时期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心态有关。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整体话语权的提高，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中医界目前有几个突出的问题需要正视。

首先，中医的培养存在问题。

我们的教育模式借鉴的是西医院校的那一套，批量生产，这对于需要传统文化根基、需要临床经验积累的中医而言是一个致命伤。

在培养中医传人方面，我们现在多学校课堂教育，缺少传统的师徒帮带。

其次，现在很多综合性的中医院，采用统一模式管理，讲求经济效益，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第三，在对待中西医的态度问题上，有些观念需要扭转。

比如有人认为西医能治百病，中医只擅长治疗疑难杂症。

其实，在急诊抢救方面西医固然是强项，但在很多小毛小病以及一些常见病的治疗方面，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

中西医各有优势，完全可以协同作战，没有必要剑拔弩张，全面抗衡。

最后，学习中医一定要心态平和。

我常对学生说，中医是个“煲”，要慢慢熬，才有味道。

我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要给中医立标准，而关键是要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

从政策角度，不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舍得投入，对于重大科研项目给予全力支持，同时在实用技术方面鼓励中医（院）大胆地深入群众。

不能用西医的评判标准来评价中医，不能把所有东西纳入一个考核体系。

并不是“大”医院才是好医院。

我看中医中药--访著名肿瘤学家何裕民教授

我看中医中药--访著名肿瘤学家何裕民教授
杨昆
【期刊名称】《健康博览》
【年(卷),期】2004(000)009
【摘要】@@ 记者:随着新世纪来临,医学也开始进入了它的第三个千年,您如何看待中医药的现状?
【总页数】2页(P14-15)
【作者】杨昆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肿瘤治疗：从“战争模式”到“和平模式”——访著名肿瘤专家何裕民教授 [J], 龚鹏
2.肿瘤治疗:从"战争模式"到"和平模式"——访著名肿瘤专家何裕民教授 [J], 龚鹏
3.肿瘤治疗：从“战争模式”到“和平模式”--访著名肿瘤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 [J], 淑湘
4.我看中医中药——访著名肿瘤学家何裕民教授 [J], 杨昆
5.肿瘤治疗模式从战争到和平——访著名肿瘤专家何裕民教授 [J], 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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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裕民：明清以降：中西医学的不同发展(一)

明清以降：中西医学的不同发展(一）中国的明清两朝，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同时代，然而，却上演着截然不同的两幕：一是封建社会日趋退幕，科学文化发展缓慢；二是活力四溅，日见朝气，经济、科学、文化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明、清：中医学的综合和集大成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和渐趋停滞时期，中医学的发展也有与这个时代相近似的特征。

这一时期中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温病学派”形成：温病是的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早在，《内经》中就有一些零散的记述。

汉代张仲景对温病的初期证候作了特征上的描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伤寒杂病论》）。

宋元时，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提出了热病初期应以辛凉解表为治，突破了以往一概辛温解表的治法。

明清时，大瘟疫多次流行，医家们在不断探索和经验的总结中，对温病的病因、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诊断、治疗提出不少创见。

如“戾气”病因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的诊断方法，“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需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等。

正是明清时期的医家总结、革新、探索和理论上的创新发展，促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较为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使中医学对外感热病的认识理论、诊断方法、防治措施等方面都更为系统而完善。

不少领域出现了深化发展的趋势。

如对生命的探讨已深入到生命的起源和原动力，有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重要论断；命门学说有了长足发展；医家们对于某些常见病有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治疗虚劳、中风、吐血、郁证、痘疹的专家和专著。

清代出了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伟大医学家——王清任，他在《医林改错》中，纠正了以往医书中对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记载，他所创制的活血逐淤方剂，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3、药物学成就辉煌。

明代李时珍著成举世闻名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书中内容丰富、论述广泛，所载药物多达1800余种，并附有药图1000多幅，药方10000多首，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对药物的分类，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符合进化论的观点，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分类法；书中还有对人的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内容的正确记述，而且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内容，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何裕民：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断想(上)

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断想（上）中医现代化，近30年来，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口号的提出，一直萦绕着中医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日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的首届传统中医现代化高峰论坛上，笔者发表了一些见解，现作一归纳整理，以抛砖引玉。

（一）中医现代化，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很多人认为所谓中医现代化，其实就是用现代主流医学（即西医学）来改造传统中医；或者认为：所谓“中医现代化”，潜台词就是中医不是现代的，是传统的，因而不是科学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因此，笔者通常很少谈中医现代化（包括中医科学化）等时髦口号，以免徒生争议。

然而，从内心而言，对于传统中医，笔者是举双手赞成“现代化”的，这个现代化，笔者认为应明确定义为：中医学应该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它是种发展，而不是改造；是种整体（系统）进步，而不是中医主沦丧；这种进步和发展，其核心表现为开放性的、扬与弃并存的；弘扬、吸收、创新过程中的进步与发展。

（二）尽管笔者是近几年“中医争论”中理直气壮的中医捍卫者，但谈到中医药学现状时，却客观清醒地意识到中医药学现状不容乐观。

早在90年代，笔者就曾套用过当时一个时髦的词，认定现时代的“中医”是“夹缝中的中医”；“山坳上的重车”。

今天的情况并不比当时乐观多少！然而，在中国科学界，要谈“原创”，要谈“科技创新”，就其世界影响而言，恐怕除了从中医药学中可能衍生出的重大成果和持久的影响外，其他各学科还难望其顶背，这就是十足的“悖论”。

（三）中医学是个整体，是个系统，或人们常说的“中医理论体系”。

尽管这点学界所有成员都耳熟能详，且津津乐道；但具体操作时，人们却常常忽略了这一点。

只注重中医学中的某一部分，某一枝节，一方面在高唱中医的整体优势，批评西医的局部论、枝节论；另一方面现实中却只是重蹈别人的复辙，只注重一方、一技、一药一病之枝节，这就是学界矛盾的现实。

我们认为，中医的整体不是空洞的，而是实在的。

首先，她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个整体；她又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