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应对选人改官的待次问题

宋代应对选人改官的待次问题作者：胡坤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01期关键词：待次；磨勘；荐举改官；引对摘要：宋代选人改官，磨勘之后，尚需君主引对，获得认可，方得脱离选调，进入京朝官序列。

随着改官人数日渐增多，选人往往不能按时引对，遂出现了待次问题。

宋廷在处理此问题时，从最初的调整引对班次、增加引对人数，到后来通过一系列政策限制改官人数，经过长期摸索，最终在南宋中期后，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然而解决待次问题的方案，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选人积滞的社会现象。

中图分类号： K244，K24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1)01003905Problem of Waiting for Summon in Shifting Post of Administration In Song DynastyHU Kun(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Key words: waiting for summon; evaluation and audit; shifting post of administration through recommendation; summoned by emperorAbstract: After evaluation and audit in shifting post of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candidates need to be summoned by emperor and joined the seccession of offic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andidates, they often can’t be summoned by emperor on time, so they had to wait for summon. Through the policy adjustments many times, the Song Dynasty have formed a set of effective problemsolving pattern, but this stagnant phenomenon has not been resolved completely.宋代选人改官，不啻为其仕途之要事。

其间经历举主荐举、赴部磨勘、君主引对等几大环节。

通常，选人通过了磨勘程序，经吏部主司按照相关规定拟定合改官阶之后，就进入到“引对”程序。

选人按照班次面见君主，君主通过选人的言行及吏部提供的相关资料，确定选人是否应当改官以及所改之官阶。

通过了引对程序，选人就算完成了整个改官过程，脱身选调，步入京朝官的行列。

但是，随着改官人数的增多，需要引对的选人人数亦大大增加，而引对班次及每班引对人数却有一定限制，北宋中期后，选人通过磨勘之后，往往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引对，需要按次序等待。

选人等候引对的过程就被称之为“待次”。

“待次”问题在仁宗末年开始出现，到了英、神、哲朝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其应对过程中，政策不断地调整，亦反映出宋朝政府对荐举改官制度所作出符合统治需要的调节。

一宋朝初年，选人受荐磨勘改官者，一年也不过十数人，“引对犹未有待次者也”［1］卷160。

仁宗天圣（1023—1032）后，改官条法渐繁，有关改官的限制条件亦有所增多，而改官人数却不减反增，“改官者固已众矣”，“然磨勘应格者犹不越旬日引对，未有待次者”［2］卷204。

到了皇祐（1049—1054）年间，改官人数进一步增多，即时引对已经无法完成，“磨勘待次者已不减六七十人”［2］卷204。

嘉祐（1056—1063）初年，选人磨勘待次的情况愈发严重，时“磨勘者类皆待次外州，或至吏部二三岁乃得改官”［2］卷188。

嘉祐五年（1060），赴部改官，待次京师的强至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嘉祐岁庚子，长安一尺雪。

落地还成冰，后土冻欲裂。

出门望天街，层城裹银阙。

健马载高冠，傍人指夔卨。

拜表瑶墀归，酒面风前热。

万井莫回头，穷阎正骚屑。

晓突无青烟，饥唇闷殭舌。

咄嗟路边子，未死衣百结。

亦有待次人，空囊磨岁月。

愁吟徒尔为，泱漭天地阔。

［3］10在这首诗中，雪中威严壮丽的宫阙、进宫赴宴而归的显贵，与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路人以及百无聊赖、空耗食粮的待次小官构成了一幅对比强烈的图景。

其间亦真实地描绘了选人待次时的窘迫情形，由此也能看出仁宗末年选人磨勘待次的严重程度。

这种情况同时引起朝廷的注意，然而当时推究待次人数增多的原因，却归结为选人“多因缘薄劳求截甲引见”所致。

宋代选人改官引对，选人可以根据自己在任时的劳绩，申请截甲引见，亦即不按班次等候，提前引对。

这本是对一些有突出劳绩之人进行奖赏的手段，但随着待次的选人愈来愈多，选人为了能早日脱离选调，就在“截甲”一事上打主意。

铨吏亦于此看到了“商机”，趁便索贿，两厢各取所需，一拍即合，造成了纳贿选人得以提前引对的情况。

朝廷为此特别下诏给吏部流内铨“自今选人磨勘，毋得叙劳绩求先次截甲引见，若劳绩重于改京官，朝廷自赏擢之”［2］卷188。

显然，从朝廷认为待次选人众多的原因来看，当时对此认识严重不足，导致对引发此问题根源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正因如此的认识和解决方式，并未能有效地解决待次的问题，致使问题继续恶化。

英宗时，选人磨勘待次的人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时任御史中丞的贾黯说：“吏部奏举磨勘选人未引见者至二百五十余人”，“皇祐及今（治平二年）才十年尔，而猥多至于三倍”［2］卷204。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若再不加以控制，待次人数则会进一步增长，至此，才引发朝廷对此事的真正重视。

贾黯认为，造成待次之人渐众的根本原因在于受荐改官选人的增多，并提出“向也法疏而其数省，今也法密而其数增，此何故哉”的设问，贾黯自己的回答是“正在荐吏者岁限定员，务充数而已”。

贾黯觉得，在岁举定员的情况下，一旦所荐未满，必然遭到欲获荐选人的怨恨，而举主为了避免遭人怨恨，也就不惜猥滥，取足了事。

为此，朝廷下诏：“向命监司、知州荐所部吏，岁限定员，本防其滥；不问能否，一切取足，非诏意也。

自今所举，务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数。

”［2］卷204在待次人数暴增的治平年间，朝廷终于认识到改官人数的增多才是出现待次的根本原因。

贾黯提出的建议从理论上来讲，确实能够起到遏制改官人数增加的目的，但是从现实层面来说，却不是一纸诏令就能够解决的。

首先，从朝廷所下达诏书的内容来看，只是一个空泛的说辞，对“不问能否，一切取足”的行为，既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同时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不必充所限之数”中的“不必”二字分明传达出的是一种模糊的态度。

如此一来，该诏书的效力值得怀疑于言。

其次，从举主的心态来讲，“一切取足”的动机远不是贾黯所认为的那么简单。

荐举之法日益严密，选人脱身选调的难度日益增加，在为求一张举状四处奔波状况下，举主若不将手中的荐举名额用满，必然遭到选人们的怨恨，从举主的角度来讲即便是出于对选人的同情，也很难将荐举名额白白浪费掉。

何况对于一些欲以手中的荐举权谋私利的举主来说，每一个荐举名额都意味着一次人情往来、一次权钱交易，更不可能轻易浪费。

再次，从选人的角度而言，此举无疑是降低了他们改官的机率，当然会遭到他们强烈的不满。

因此，此道诏书的下达，且不说其因没有效力无人遵守，即使举主遵守，也会遭到选人抵制，从而造成选人阶层的不稳定。

二正是因为宋廷对改官人不断增多的现状处理乏力，待次问题没有得到缓解。

治平三年（1066），同判吏部流内铨蔡抗上书时曾提到，当时“磨勘奏举候次引对选人二百五十人”［2］卷208，与治平二年相比，并无减少。

针对待次者众多的现状，蔡抗认为，还是要从减少获荐人数上入手加以解决，而朝廷“只是减损臣僚所举人数，即不增添选人考第举主，在人情亦无所觖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而提出取消在京文臣知杂御史以上、武臣观察使以上官员荐举选人改官的举主资格，对获荐人数众多的情况加以遏制，获得了朝廷的允准［2］卷208。

蔡抗缩小举主范围的改革思路相较于此前禁止截甲引对、诏令举主不必取足的做法显然要有效的多。

同时，在选人大都集中在地方的情况下，在京文臣及观察使以上武臣对选人实际情况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取消他们的举主资格，于情于理亦有其必然。

神宗熙宁元年（1068）因“提举常平使者列于监司”，获荐改官者“诸路顿增”，无形中又扩大了举主的范围，增加了待次的压力，为了控制举主范围，朝廷“始诏通判不得举人改京官”［4］卷5。

或许是实行缩小举主范围的时间比较短，到神宗熙宁二年时依然是“待次者寝多，至有滞留逾二年者”［5］选举二四之一二。

神宗曾经就改官人数众多的问题咨询知制诰苏颂，苏颂对神宗说：“真宗以前引见选人，或与改官，或止循资。

”显然，苏颂的回答意在凸显君主临轩黜置对控制改官人数的作用，但神宗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若此，则有幸不幸者。

今入仕之路多，科场之取士众，既多取之，而扼其进用，使人穷困，亦不为有理。

须别议其法。

”神宗的想法很有意思，他觉得既然科举的人数增多了，改官的人数自然也要相应增多，“使人穷困”之事，断然做不得的。

［5］选举二四之一二大约皇帝也不愿受人怨恨。

虽然神宗和苏颂讨论的是最终获得改官人数多少的问题，但神宗的言论影响了朝廷对待次一事的处理方法。

熙宁四年，朝廷面对众多的待次选人，终于拿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原来五日引对一甲，每甲二人，改为每甲引四人［5］选举二四之一二、选举二九之九。

神宗不再谋求减少受荐人数，转而从增加引对人数入手解决问题。

于是，本为选择人才的荐举改官制度，被神宗改造成了一项对选人的“救济”措施。

神宗的“救济”措施取得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据《哲宗实录》旧录追叙，每甲引对四人后，“繇此无复淹滞之叹”［2］卷395。

大约神宗考虑到增加引见人数的做法，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终究会导向官冗的方向，选人大量引对之后，也会给注授差遣增加不小的压力，因此“元丰初，诏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4］卷5。

有意思的是，熙宁之前的旧制是一甲二人，熙宁时是一甲四人，此时则取中，改为一甲三人。

这恰恰反映了朝廷面对改官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担心每甲引对人数少，造成的待次人数众多现象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又担心引对过多，会造成滥进成风，加剧官冗。

此举与其说是寻找平衡，不如说是面对现实的无奈。

这种矛盾心态使得朝廷在这一时期频繁更改引对频率与引对人数，借此调节待次人数。

哲宗时“选人改官，岁限百人。

而元祐变法，三人为甲，月三引见，积累至今（指绍圣元年），待次者亡虑二百八十余人”［5］选举二九之一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