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谱学理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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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文学思想研究【开题报告】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龚自珍文学思想研究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1、选题的背景和意义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人,号定盦,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

他是矗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

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梁启先生在《清代学水概论》一书中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以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关于他的思想研究国内外也有不少的研究文章。

他作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是清王朝的安危，所忧虑的是统治者的天下。

但他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以及揭露黑暗、倡导改革的激烈言论，对西北边疆局势的关注，对培植人才的呼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了他所处的时代。

龚自珍的主张和实践恰恰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研究龚自珍的文学思想可以了解到哪些思想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作用,以及它对近代中国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

2、国内外研究发展动态1）龚自珍的思想是儒道结合的。

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有不少正面咏佛或引用佛学术语的诗作。

从这些诗中看出龚自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龚自珍的佛学思想是一种“外佛内儒”的思想。

其儒家和佛家思想是交融在一起的。

他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与世间法相辅而行”,佛学可以有助于社会的变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

他在《己亥杂诗》中,将早年积极入世的情怀升华到一个更为深沉、廓然的境界,从中既可看到儒家超然的宇宙观,又可见到儒家奋世救世的基本精神。

2）龚自珍文学思想中具有悲剧因素。

他的悲剧在于他所代表时代的必然要求不能实现反而受到社会的摧挫。

历史与现实的悲剧感通过作者哀乐过人的诗心表现为慷慨悲凉的诗歌，表现为璀璨瑰丽、哀艳动人的美。

3）龚自珍的诗歌具有现代思想。

他的诗歌表现出了深刻的忧患意识、也表现了对个性解放的执著追求和对“新”的人生理想的热烈歌颂等，表现出了其诗歌的近代特征，另外也对中国诗歌近代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龚自珍研究论文索引.doc

龚自珍研究论文索引期刊论文：郭青林、杨俊，“剑气箫心与龚自珍的精神世界”，《名作欣赏》，11期，2012年。

龚郭清，“价值重建与制度改革——论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天津社会科学》，2期，2012年。

张永军，“龚自珍的‘遗恨’和吴式芬的‘后福’”，《春秋》，2期，2012年。

韩玉胜，“经世致用与爱国主义：龚自珍政治伦理的二重价值维度”，《宜春学院学报》，10期，2011年。

黄開國，“龔自珍的尊史説”，《中华文史论丛》，2期，2011年。

李花宇，“箫中情剑中泪——论龚自珍诗词中的箫、剑意象”，《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期，2011年。

李东，“浅论龚自珍文艺思想的渊源”，《大众文艺》，23期，2011年。

郭青林，“剑气箫心的学理诠释——评杨柏岭《龚自珍词笺说》”，《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1期，2011年。

钟书林，“陶诗的旷代品味——从顾炎武、龚自珍的诗歌看陶渊明的忠愤”，《名作欣赏》，10期，2011年。

肖红，“奇、悍、丽——龚自珍诗歌意象的美学特色”，《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4期，2011年。

刘克敌，“龚自珍与陈寅恪——兼论陈寅恪与张荫麟”，《中国文学研究》，3期，2011年。

邓忠强，“龚自珍的人才观”，《现代人才》，6期，2011年。

关爱和，“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的诗文与嘉道文学精神”，《文学评论》，5期，2011年。

左芝兰，“龚自珍笔下‘落花’意象的新变”，《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期，2011年。

曾贤兆，“龚自珍《己亥杂诗》分类探析”，《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期，2011年。

郭青林，“龚自珍‘心力’说和王国维‘天才’观辨析”，《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4期，2011年。

罗世杰，“龚自珍诗词中‘箫’的意象分析”，《新余学院学报》，1期，2011年。

王林艳，“龚自珍文献学思想论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期，2011年。

王启明、宋杰，“龚自珍谱学理论初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3期，2011年。

【文献综述】龚自珍文学思想研究

【文献综述】龚自珍文学思想研究文献综述汉语言文学龚自珍文学思想研究龚自珍是我国步入近代时期最杰出的的一位开风气的思想家。

关注现实民生是其思想的特色所在，他的文章中有经世致用、变法、托古改制等思想。

我们深入发掘，就可以发现作者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所表现出的超于时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具体体现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其对儒典的看法以及强烈的批判精神中。

通过对龚自珍的文学思想的具体研究可以进一步说明其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近几十年以来，关于龚自珍的思想研究都是史学界的热点课题，因此，也在这个领域中有了明显的进展，本综述对此做一个总结，来理清以后写论文的思路和明确以后的研究方向。

一．关于龚自珍文学中的社会批判思想龚自珍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表现在他具有忧患意识，对传统的天人感应论、五行传以及儒者的天命论以及儒家的人性观的批判。

他勇于揭露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猛烈批判官场腐朽、贪婪的风气，抨击朝廷腐朽的用人制度，甚至大胆指斥“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到后人的普遍好评。

陈蕴茜等认为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批判超越了黄宗羲、顾炎武等人。

他对传统社会的批判是空前全面的，从政治制度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并切人了近代的主题—对传统社会压抑人性的揭露，从而使其社会批判思想提升到近代的高度［1］。

冯天瑜则谨慎地指出，龚自珍所责难的只是君主专制走向极端所造成的君臣、君民关系紧张，以及士大夫人格与权利的失落，而绝不是否定君权，他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并没有超越传统士大夫的眼界，就其“低诽专制”的总体水平而言，甚至并没有达到黄宗羲及唐甄曾经达到的高度，就是与鲍教言和邓牧相比亦多有不及之处［2］。

另外，龚自珍所谓的“山中之民”到底代表那个阶级，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传统观点肯定“山中之民”为农民阶级。

胡思庸则认为，“山中之民”决非农民阶级的代表，而是像龚自珍那样的封建士大夫的化身[3]。

陈其泰认为，“山中之民”是什么人，龚自珍并没有明说，实际上应包括隐于野的有不满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数量众多的农民群众［4］。

龚自珍文学思想(1)

龚自珍文学思想虽然很多近代思想史、文学史都把龚自珍作为开端性的人物，但实际上，学术界对龚自珍历史定位的判认并不那么一致。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在这部著作中，龚自珍被归入“清代中期”，作为乾嘉时期的文学家，而不是“清代后期”（相当于一般所谓“近代”）文学家来叙述的。

这个处理未必仅仅一家言，它可能代表了史学界、文学史学界一部分人的看法。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者黄修己就在该书《序言》中以带点嘲讽的口吻说：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就去世了，仅仅因为19世纪没有重要的作家和值得重视的变化，各种《近代文学史》才把龚自珍拉来充数。

而把这类观点表述的最明确的，或许要算赵慎修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1，他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整个文学思潮都没有发生近代意义的变化，并且重点举出龚自珍，认为他的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没有近代意义”。

理应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龚自珍思想和文学观的“近代性”问题，而且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

考察一下此前关于龚自珍的评论，绝大多数论者重视的主要是龚自珍的社会批判言论和政治、经济改革主张，但是已有很多论者论证，龚自珍的批判虽然尖锐激烈，他呼吁“自改革”也有首倡意义，但无论其批判的深度还是其具体改革主张，都没有超出他的前辈。

龚自珍自己也说过：“药方只贩古时丹”。

换言之，当我们只注意从直接的政治、经济斗争方面考察龚自珍，把他这方面的言论看作其思想的主要部分甚至全部，那么我们或许能够证明其思想的准确性（虽有局限）甚至进步性，却未必能说明其“近代性”。

梁启超在总结清末思想演变源流时，曾多次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2，“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3。

这些话经常被人们引用，但大多用来证明龚自珍影响之巨大广泛，却似乎忽略了梁启超反复强调的龚自珍思想的时代价值之所在：“思想解放”！“思想自由”！的确，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看，龚自珍思想中更具“近代最初”意义和启蒙性质的，是——“人”的意识的觉醒和精神解放要求。

龚自珍的儒学思想

龚自珍的儒学思想导读：龚自珍（公元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年），字璱人，又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龚自珍早年从其外祖父段玉裁受训诂之学，深得段氏“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传。

２８岁时，龚自珍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并拜刘逢禄为师，研治春秋公羊学。

道光九年（公元１８２９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

晚年归心佛学。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终年５０岁。

其诗文著作，后人编为《定庵文集》、《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道光年间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但他不是徒与古文经学对抗、专言公羊经学的今文学家，而是依托公羊微言大义，倡导社会改良的思想家。

他治学的方法和目的，不在拘于门户之见，从事写定儒家典籍的经生之务，而在于依托春秋公羊义理，寻求社会改良方案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深刻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腐败弊端，提出了改良社会的一些方法措施。

他的改革变法思想，对于晚清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讥切时政弊端，提倡社会变法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清王朝由乾隆盛世向嘉道衰世的转变时期。

当时，整个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中。

残酷的封建统治，导致了国内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政治腐败黑暗。

同时，外国列强已开始入侵中国，鸦片大量输入，白银严重外流，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衰败危机。

对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全集·尊隐》）的严峻现实，面临着“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的时代危机，龚自珍以其关切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和治世精神，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时政弊端，提出了改革变法的社会主张。

首先，龚自珍揭露批判了封建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和社会危害。

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是导致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自乾隆末年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负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他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又说：“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贫；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

龚自珍词学研究

度想断绝来往却也分分合合，内心十分挣扎。据目前的文献资料看，与龚自珍有恋爱关系的人有三位，但与灵霄这段感情纠葛可以说对龚自珍的情词用着深远的影响。《无著词》中的作品为龚自珍青年时期所作，写的是他与顾太清二人的感情，如《洞仙歌》中：一梳春月，淡溶溶欲上，鸾尾
龚自珍词学研究
赵玮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００）
作者简介：赵玮（１９８８一），女，汉，山东青岛人，文学硕士，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元明清小说戏曲。
摘要：龚自珍，字吾爱，是晚清的思想家、启蒙者，其词学与经学、佛学等都有联系，其思想受戴震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影响最深。清代词学进入总结时期，各学派纷纷创立自己的体系，龚自珍并没有学习系统的词学思想，但他的词学观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般而言，复古行为是对体制与思想的改变，古文经学家和
现在这一时期，因摆脱儒家传统纲要的束缚，这种题材受到文人今文经学家都与程朱理学成为了对立面，这严重的限制了士人在的欢迎。在龚自珍的词中出现最多的人物是歌姬灵霄，是龚自珍哲学方面的思考。新的儒学体系不能超出儒家道德范畴之外，文情词的主要创作对象，亦对其词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灵霄与龚自学亦是如此，文学一旦回归儒学体系，那么就限制了其发展，为珍的情感纠葛颇多，龚自珍认为灵霄扰乱了自己的修佛心境，几感情抒发设立了阻碍。龚自珍却没有受此影响，反而在词中畅言

龚自珍的家学渊源与经学路数

吉金、碑帖拓本，又多由解字说之，皆可寻迹觅源
于幼时家学
起．研究者们倾向于将龚自珍当作 “ 忽忽中原暮
霭生 ” 的先觉者． “ 我劝天公重抖擞 ” 的改革先行者． “ 但开风气不为师” 的新学领航者．从而强调
龚自珍在社会变革与今文经学方面的开拓．肯定他的领风开端之功。然而．龚自珍自身的“ 家学渊源” 却因此被忽略．致使龚自珍经学的研究理路
和经学成就没有得到恰切的阐释与定位本文以龚自珍的家学渊源为切人点．试图通过龚自珍的
说字、以字说经之始） ②
的交游阅历，他的治学路数有诸多拓展和创变。
始 ” ① 他２２岁时段玉裁仍寄书勉学。可见自小家学甚严，从《家塾策问》二篇中亦可窥见。他的文
礼部为荣，在《国朝春曹题目记序》中说道： “ 巩祚
之大父．以乾隆己亥岁由吏部迁礼部，家大人以
的学术语境，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龚自珍的治学理路主要沿袭古文经学一脉．而兼长于治《公
羊春秋》。
关键词：龚自珍；家学渊源：经学路数
综观对龚自珍的批评与接受．自光绪年间
声类表序》《蒙古字类表序》《说卫公虎大敦》《商周彝器文录序》《跋周兵史鼎》等，龚自珍好印石、

龚自珍年谱考略

龚自珍年谱考略龚自珍是中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诗人和改革家，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对中国近代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龚自珍的年谱进行考略，以期更深入地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

龚自珍出生于1792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

他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家庭，父亲龚丽正曾任官职。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龚自珍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学问基础扎实，尤其在文学方面表现出色。

在1808年，龚自珍考中秀才，这是他科举之路的起点。

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满足，他对于清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有着深刻的认识，开始致力于寻求改革之路。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游历了各地，了解了各地的民情和政治状况，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813年，龚自珍赴京参加会试，但并未中举。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继续努力学习，深入研究学问。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先后担任了内阁中书、国史馆校对等职务，这些职务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了官场和政治。

1821年，龚自珍再次参加会试并中举。

第二年，他顺利通过殿试，成为进士。

此后，他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等职务，他的工作认真负责，对于官场的腐败和不公敢于直言不讳。

在此期间，他也继续致力于学术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著作。

然而，龚自珍的直言不讳和改革主张让他在官场上备受排挤。

1829年，他被任命为御史，但他却因上疏言事而得罪了权贵。

此后，他被迫离开了官场，转而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

在离开官场后，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

他的诗歌、散文等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人民的苦难。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和关切，也表现了他对改革的渴望和追求。

总的来说，龚自珍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他的改革思想和主张也为后来的改革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启示。

龚自珍的佛学思想

龚自珍的佛学思想
龚自珍（1881-1966）是中国现代佛学发展史上一位伟大
的思想家，他以其独特的佛学思想对中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影响。

他把融入现代思想，用他的佛学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坚定仰。

龚自珍认为，是一门真理之道，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烦恼，达到解脱的目的。

他认为，只有通过修行，才能达到佛法的真谛。

他认为，修行的过程是把自己从世俗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真正的自我解脱状态，从而达到完全解脱的目的。

此外，龚自珍也强调了的人文性，主张以人类主义为中心，以爱心和善意为根基，用慈悲的心来实现完美的智慧和智慧的实践。

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必须建立在仁慈、爱心、公正和勇气的基础上，以便能够有效地实现人类的精神修养。

最后，龚自珍认为，只有把佛法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才能达到的真正意义。

他认为，佛法不仅仅是一种仰，更是一种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达到佛法所带来的真正效果。

佛法不能只停留在理论，而是要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达到更高的境界。

总之，龚自珍为中国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其独特的佛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发展史。

他主张将佛法融入到日
常生活当中，以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的发展影响甚大。

龚自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

龚自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最近听了本关于龚自珍的书，它提到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该理论启发了很多思想家、作家。

用心记录与研究政治、经济、社会、个人生活等等层面的各项人、事、物、情，就可以产生了不起的学问，确实很有启发。

我在01月19日了解到这个理论之后，过去10天了，依然念念不忘，于是写篇文字记录一下。

2005年那会儿，我还在高中，那时候读了一批课外书籍，涉及传记、哲学、心理学、美学、小说。

其中小说读了书虫系列的狄更斯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非常喜欢里面的角色。

狄更斯的文学理论也深深透着“文以载道”的思想，他特别注意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

再回想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想一下他们的创作背景，也都深深透着时代的影子。

所以，文字有一定不要脱离时代，而人是社会性的，也无法真正脱离时代，这也是这里最难的地方，你需要在记录客观时代、记录自己脑中的时代，在主客观之间找到最合适的点。

再说说文体，每种文体都可以成就传世之作，举几个我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如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总是透露着浓浓深情；如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总是充满着思索；如甘地的《甘地自传》，里面的“非暴力”让人敬佩；如卢梭的《忏悔录》那么真诚；我也非常喜欢泰戈尔，他讴歌万物、热爱万物的柔软让我感动；我也喜欢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草叶集》，喜欢那份自由与坚韧；以及书信体，如《曾国藩家书》，透露着强烈的“勤、谨”。

小说、散文、诗歌、传记、书信....等等，各种文体都可以造就最佳的作品，一个作者应该使用其最擅长的方式记录时代、表达时代、引领时代！中国历史上也一直如此，诗经、楚辞、汉赋、六代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所以，不应该过于拘泥文体，没必要非与托尔斯泰比个高低。

我呢，应该选择哪个文体？试想，百年、千年之后，快手、抖音是否也是庞大文化元素中的某一个？所以，一个内容创造者，一个立志记录时代、表达时代、引领时代的文化人士，不要拘泥于形式，要关注内容，关注人性的表达，积极传播善，鞭挞恶，同时要冷静分辨善与恶。

龚自珍研究的崭新成果——《龚自珍年谱》评介

作者：郭沫兰
出版物刊名：东岳论丛
主题词：龚自珍;新成果;近代中国;建国以来;重大影响;思想发展;思想史;文学史;哲学史;工具书
摘要： <正> 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有关龚自珍研究的一项可喜新成果.龚自珍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在近代思想史、哲学史、史家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对龚自珍的研究是较重视的,也有—定成绩,但作为给研究者提供可靠翔实资料的工具书之一龚氏年谱,虽然有清人撰写的龚氏年谱三种,却都非常粗浅,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如黄守恒的《定庵年谱稿本》和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只是—定资料的积累,过于简略,且真伪考辨欠工,穿凿之处屡见:对龚氏思想发展并未理出明晰线索:而吴昌绶撰《定庵先生年谱》,。

龚自珍的文学思想

其创始人是张惠言、恽敬。常州词派推尊词体，讲求词的立意与寄托，标举婉而多讽、深美闳约的词风。经过嘉道年间周济，同光年间谭献、王鹏运等几代词人的共同努力，逐渐成为一个有着独特词学理论体系与创作风格，在清中、末叶影响较为广泛的文学流派。清末常州词派是指活动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年，以声气相求，切磋唱和，称盛一时的清季四大词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四大词人即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蕙风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是清末常州词派较为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该著详尽地阐释了清末常州词派作家广泛认同的审美原则——“重、拙、大”说的内在意蕴。况周颐的 “重、拙、大” 之说，旨在追求一种情真理足的词境，凝重沉着的词风和自然真率的表现，因而强调性情修养与学问积累的重要性，发展了常州词派固有的学人之词的审美倾向。俞万春《荡寇志》作于道光六年至二十七年间。作者“未遑修饰而殁” 。咸丰元年，其子龙光修订润色后，于咸丰三年刊行问世。俞万春有感于嘉庆以后封建帝国严重危机，积极为统治阶级出谋献策，参加镇压农民起义，要 “杜邪说于既作” 。他非常不满《水浒传》梁山泊受招安等内容，为抑制《水浒传》的影响，因此接其 70 回以后，续作此 70 回。《荡寇志》的主要情节，是写告休管营提辖陈希真、陈丽卿父女，受高俅父子迫害，却不“落草为寇” ，而是忍辱负重，以杀害起义军的行为，来洗刷自己 “犯上” 之罪。尊王灭寇，维护封建统治，是小说的主旨。《荡寇志》文字精练流畅，行文布局，造语设景，颇具匠心，善写战争，对双方争战的攻守进退，娓娓道来，调度自如，不紧不迫，而又惊心动魄，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在艺术上不无可取之处，但思想未免落后。《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清代无名氏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及其笔录本《龙图耳录》编写而成，全书１２０回。清人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７）加以增删修订，改写成《七侠五义》，首刊于光绪五年(1879)，署石玉昆述。《三侠五义》是侠义与公案合流模式的典型作品。三侠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与丁兆蕙兄弟。五义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他们本都是江湖侠士，后来多数得到清官包公的赏识与荐拔而获得官身。小说的前半部写包公断案和诸侠义归属包公的历程以及他们协助包公除暴安良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剪除谋叛的襄阳王及其党羽。这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作品，体现了市井细民对于贤明政治的渴望与幻想。《儿女英雄传》评话本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回，题“燕北闲人著”。马从善序云出文康手，盖定稿于道光中。《儿女英雄传》写宦家子弟安骥为救父难只身远行，于途中遭人算计，被侠女何玉凤（化名十三妹）所救后发生的一连串故事。小说中，作者把自己极力赞扬的济困扶危、除暴安良的 “英雄至性” 统统归之为奉行忠孝节义的“儿女真情” ，作者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塑造了一系列理想化的人物形象。积善世家的发家史，在精神幻想中圆一个补天的梦。 1.《儿女英雄传》 “描摹世态，曲尽人情”，勾勒出一幅１９世纪中国社会风俗画面。 2.《儿女英雄传》采用市井细民喜闻乐见的评话形式，如深得评话艺术之阃奥。 3.作家善用伏笔，巧设悬念，全然打破了开门见山、平铺直叙的套数。 4.《儿女英雄传》开创了地道的京，淡化情节冲突的整体特征。 3. 梁启超的戏曲创作，充满着昂扬激奋的情感张力。梁启超推动的戏曲界革命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借三尺舞台演绎中外兴亡故事，以曲词宾白抒写新民救国情怀，成为文人一时的时尚，众多的报刊成为发表新剧作品的主要阵地。1904 年 9 月，柳亚子等人创办的第一个专门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在上海创办，它标志着戏曲文学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新学诗”特指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 1896-1897 年间的“新诗”试验，又名“新学之诗” ，范围只限于三个人的小圈子。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不仅首次提出了 “新诗” 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 “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 “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 ，它是“诗界革命” 的前奏与先声，同时也对 20 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 “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新小说指 20 世纪初期，五四现代白话小说产生之前，即清末、民初时期，作为小说界革命运动产物的，虽然在某些方面难以摆脱古典小说的影响，但已经具有 “新” 的性质、 “新” 的内容、 “新”的艺术特征、向 “新” 的方向发展的小说。新小说，是古典小说形态向现代小说形态转换过程中一种小说类型，代表这一历史性转换的第一阶段。政治小说代表作有：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张肇桐：《自由结婚》（1903）；陈天华：《狮子吼》（1904）；颐琐：《黄绣球》（1905）等。“政治小说”在晚清小说中所占数量并不多，但是它领导了晚清“新小说”的潮流。 “新小说”崛起之时， “新”就新在为政治观点服务上。这时的“政治小说”的含义与后来以现实政治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不尽相同，它专指宣传新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的小说，而且不用写实手法。 “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 ”在当时， “政治小说” 是“理想小说”之一种。这种明确地以宣传政治主张为目的的“政治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所没有的。它主要是受欧洲、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历史小说分两类：一类是杂述中国史事的作品，如吴趼人的《痛史》、《两晋演义》等；一类是西洋史改写成说部，如《万国演义》、《泰西历史演义》、《东欧女豪杰》等。宗旨之一是开民智，普及中外历史知识；宗旨之二是振民气。中国史小说则着重选择宋元、明清之际为题材以鼓动民族主义；外国史小说则盛行虚无党小说，与反清革命形势有关。代表作：黄世仲《洪秀全演义》，曾朴《孽海花》林纾、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 年，林纾、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刊行与风靡，是翻译界和小说界的大事，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林纾以 “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 （钱基博）的古文， “哀感顽艳” 的风格，向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文学之窗，极大地提高了域外小说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的地位，扩大了泰西文学的影响力。大题龚自珍散文的艺术特色龚自珍的散文，主要是抒写忧患的经济文章之作和寄托哀乐的幽光狂慧之作，大致可从社会批判、衰世预告、反映变革三个方面予以概括和解读。社会批判：龚自珍散文中的社会批判集中在学风、士风、

龚自珍佚札三篇辩伪(一)

龚自珍佚札三篇辩伪(一)《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年第一期《龚自珍致邓传密佚札系年校注》一文，公布了龚自珍的三篇佚札。

我认为这些遗稿可疑之处颇多，实非龚自珍手笔，而属他人作伪。

为论述方便起见，先将龚自珍给邓传密（字守之）的三封信的原文抄录于下。

《致邓守之书》之一守之足下：望吾弟之车尘，至于不可复见而后反，归来恍若有亡，转一念曰：吾平生好奇，然未一出塞，足下乃从名将至长城，书剑磊落，又足羡也。

古来诗人文人之为记室参军者多，然几人有此英遇耶？重以公子之贤贤而好客，遥想两君高谭驶辩，倾出心肠，足令塞禽惊舞矣。

兄枯寂本惯，足下及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脚，杜绝诸缘。

待明年春杪，两君并辔归时，兄尔时当出定，一话塞上风景耳。

见在终日坐佛香潦绕申，翻经写字，以遣残年，亦无不乐也。

足下处一切人，无论何时何地总须晓得他好处，使其心委曲以受异，量之善。

虽其非善也，而胸中自有安放他处，则足下之福矣。

负其门风之高，与其天姿不俗，空腹高睨，唇吻触处皆訾嗷。

兄前所云能清不能浊，能室而不能市者，危之道也。

心所谓危，不得不以告也。

《汉官仪》仅抄十分之二，必不干没。

默深所允寄还物，乞促之，促之。

兄。

《致邓守之书》之二足下闻之，当为我鼻涕一尺也。

此皆由兄不孝，不能在家承欢服养，帮家严慈料理家务。

终鲜兄弟，家无主器者，以致殃及先人手泽。

客游无味，至兄而极见在必欲南归，以慰亲心，其故有四：家严晚年失书籍，何以消遣？盖性无旁嗜，以书为生，以书为命。

从此仿佯无倚，亟须慰籍其目前，一也。

家慈本以积病之躯，夜半受惊，恐月来魂魄未定，二也。

家严况有降一级留任处分，又奉旨赔修牙署，而当日一切要紧文案，亟须查办，此善后事宜，竟乏帮办之熟手，三也。

家严未免心结郁块，咨及家人。

家人未能无□□，□之无济，亟须兄归，调护一切，允再生乘庆，四也。

至于妻子受惊，欲往慰恤，此不在话下矣！而说者阻兄曰：幸补一缺，又须开缺。

明年到京，定例不准随到随补，例以杜卖缺之弊也。

龚自珍启蒙思想

肯肩朴学胜封侯
• 龚自珍接受考据学派的思想，是有家学渊源的。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是有名的考据学派大师。他的父亲是段玉裁的入室弟子，进而成为女婿。 • 考据学派考据学是中国一门土生土长的学问。自雍正一朝大兴文字狱之后，清朝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钻进故纸堆，大兴考据之学。清政府用编修《四库全书》的方式，笼络天下知识分子。考版本、纠错谬、辩音义，终使考据之学大盛。 • 考据学派持慎重求证的治学态度，反对空泛而粗放的论证方法。如果说，儒家学说从宏观上看是一个演绎系统，考据学派则把儒家文化体系在微观上进一步演绎化、逻辑化。显然，这种重证据、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方法，是考据学派能够通向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的桥梁。
时代背景
•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封建清王朝度完了它为之骄傲的“康乾盛世”，已衰败腐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严重，吏治腐败，农民起义彼伏此起。而当时的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早在18世纪下半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已通过鸦片走私逐渐地向古老帝国的内部渗透，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走私日趋猖獗，更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当时的清王朝统治集团麻木不仁，死气沉沉，愚昧顽固，腐朽堕落。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仍处在沉重的封建桎梏之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此不闻不问。清初文字狱的余悸仍然使得知识分子力求脱离现实避免涉及政治，有人形容当时的风尚是 “家谈许郑，人说贾马”，但龚自珍并没有走这条路。面对行将灭亡却又文镕武恰的清王朝，他敢于用手中的笔，把这个腐朽社会最丑恶的部分，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努力探索救世良方。
显然这种重证据实事求是癿学术精神和方法是考据学派能够通向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癿桥今文经学汉代经学一派不古文经学相对应主要特点是加入大量癿占卜阴阳学说提倡天人感应以符合弼时癿需要被列入学宎成为正统

龚自珍的儒学思想

龚自珍的儒学思想龚自珍（公元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年），字璱人，又名巩祚，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龚自珍早年从其外祖父段玉裁受训诂之学，深得段氏“以经说字，以字说经”之传。

２８岁时，龚自珍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并拜刘逢禄为师，研治春秋公羊学。

道光九年（公元１８２９年）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

晚年归心佛学。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终年５０岁。

其诗文著作，后人编为《定庵文集》、《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是道光年间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但他不是徒与古文经学对抗、专言公羊经学的今文学家，而是依托公羊微言大义，倡导社会改良的思想家。

他治学的方法和目的，不在拘于门户之见，从事写定儒家典籍的经生之务，而在于依托春秋公羊义理，寻求社会改良方案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龚自珍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深刻揭露批判了现实社会的腐败弊端，提出了改良社会的一些方法措施。

他的改革变法思想，对于晚清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讥切时政弊端，提倡社会变法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清王朝由乾隆盛世向嘉道衰世的转变时期。

当时，整个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中。

残酷的封建统治，导致了国内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政治腐败黑暗。

同时，外国列强已开始入侵中国，鸦片大量输入，白银严重外流，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衰败危机。

首先，龚自珍揭露批判了封建土地兼并的严重现象和社会危害。

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是导致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自乾隆末年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加剧了广大农民的负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龚自珍的诸子哲学和逻辑

龚自珍的诸子哲学和逻辑
龚自珍借助周秦诸子,力倡革新,尤以《宾宾》篇为最显.龚阐释告子"*无善恶论",涉及判断定义和质能、道器、体用等对待*范畴.讲求诸子与经书的联结是为经世所用,而"抱小"是架起经学与诸子的桥梁.钩沉古史是为了建立某一逻辑范畴,"宾宾"之论就与钩史有关.钩史将学术发展和历史演进都归结到名实和主宾逻辑关系.此外,还借学西学来发展诸子学,以回答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凡此种种,可谓龚自珍确立了近代诸子学的学术精神.。

龚自珍学术思想探微

龚自珍学术思想探微
杨全顺
【期刊名称】《理论学刊》
【年(卷),期】2009(000)003
【摘要】龚自珍的学术思想由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以今文为工具议政,具有近代鲜明的思想意识;他学主兼综,不立门户,反对荒诞迷信而具有近代科学色彩,确立了"通经致用"的治学大旨,"慷慨论天下事",开近代风气之先,并将学术重心由经学转移到史地之学,"标志着嘉道之际学风转变的大趋势".
【总页数】4页(P110-113)
【作者】杨全顺
【作者单位】枣庄学院学习科学研究所,山东枣庄,27716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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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对经典的研究

一、龚自珍简介龚自珍是清代经学思想演变过程中一位很关键的人物。

他出生于浙江，受外祖父段玉裁和父亲龚丽正的影响，对古文经学有颇深的造诣。

虽然他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对一些哲学问题，如名实关系问题、人性问题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二、龚自珍与古文经学龚自珍在视名物训话为学问全部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

首先，他继承了明末清初民主主义思潮，并根据身处的现实，加以扩充，予以宣传，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一。

其次，考据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直接影响了龚自珍一代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

再其次，考据学派研究问题的治学方法对龚自珍的治学、论述均有一定影响。

尽管龚自珍对传统的考据学及古文经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也有一些著述，但他本人并没有把大量精力放在考据学术活动方面，因为他所面临的时代形势为他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社会任务，他把自己的治学定位在社会改革宣传的活动上。

龚自珍认为《左传》是很有价值的书，他认为对于《左传》应该“审其离合，辨其真伪”，“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以存《左氏》之本真”。

至于《周礼》，龚自珍对它的批评更为严厉一些。

他认为《周礼》晚出，刘欲始立。

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立于‘明堂阴阳’而已。

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欲，非述孔氏，应该正名。

龚自珍还阐发了《春秋》大义三律的观点，强调“义必以礼为体，从而求得节文之妙；治必以仁为本，因而发现人性之巧；用必以智为权，于彼此之间寻出和谐之道。

”龚自珍对古文经学有重要的探索和创造，他把《春秋》视为经世致用之书，并且能够在传统的古文经学基础上，借鉴西方启蒙思想，创造出以今文经学为主的新经学思想，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