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继承与发展研讨会综述

摘要：新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经历了阶级政治、利益政治和公共政治三个阶段。

其现状表现出“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但独立性有待提高；基础理论日益完善，但深度内涵有待挖掘；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科学性有待提升；研究内容逐渐丰富，但实践性有待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但队伍结构有待优化；国际交流日渐频繁，但‘西主中附’格局未变”的特征。

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必须注重用中国话语解说中国故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体系；加强学科理论建设与人才建设并重，夯实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坚持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的综合，创新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特色深层契合，提升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轨迹；现状；趋势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1-0103-04理论述评2010.1103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继承与发展研讨会综述陈怀平，金栋昌（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西安710064）作者简介：陈怀平（1980－），男，土家族，湖北利川人，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金栋昌（1985－），男，满族，河北承德人，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

为了回顾总结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轨迹，分析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探索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长安大学去年联合举办了“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研讨会，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30余名政治学理论研究专家汇集长安大学，围绕“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前沿问题”进行了交流，在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诸多共识。

一、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和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展开的，其历史轨迹也是在中国政治学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形成的。

建国初期，受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影响，马列主义理论代替了政治学理论，政治学被认为是“伪科学”，其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地位也逐渐势微。

直到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政治学及其研究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肇始于1979年，而建国初期到1978年中国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因此，专家一致认为，这一时期属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历史阶段。

会上，西北政法大学张师伟教授，依据政治学核心内容的发展轨迹和不同时代的政治主题，将中国政治学研究恢复发展的30年依次划分为阶级政治、利益政治及公益政治三个研究阶段，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同。

（一）阶级政治研究阶段。

阶级政治是政治学恢复发展第一个10年间中国政治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

这一时期，政治学理论研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既有概念和结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阶级、国家、政党、民族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系统整理，进而推演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推理体系。

此时，政治含义的界定、学科体系的构建及理论研究的方法等方面，明显带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及国家与法等学科的印记，主要的学科支撑概念为阶级与国家，突出的主题则是围绕国家政权的斗争展开的。

（二）利益政治研究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行为主义及利益集团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利益分析和利益团体理论在政府研究领域的应用，开启了中国政治学正视社会中非阶级性不同利益的历史时期，政治学理论研究进入了利益政治研究阶段。

这一阶段，初步兴起并迅速发育的公民社会，以及由此衍生的以公民利益为核心要旨的公民政治，成为中国政治学面对的政治命题，从而促使政治学界对政治的理解也超越阶级利益本身，而逐渐认同政治是不同社会利益主体进行利益博弈的平台，政治被看作是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机制。

为此，政治学在创新分析方法、转移学科关注点以及重构学科的逻辑推理体系等方面，给予利益及利益团体以应有的学科地位和理论阐释，利益方法成为这一阶段政治分析的主导方法。

（三）公共政治研究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学继续以利益为学科支撑点受到了时代及学科定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尤其是在面临中国社会比较悬殊的贫富差距等社会公正问题时，利益机制的调节作用逐渐势微，公共管理职能及其有效性成为社会生活的理性诉求。

在政治生活中，这就要求超越具体阶级、阶层等局部的公共性，使国家权力成为平衡社会利益及增进社会福利的工具和手段。

于是，政治成为追求公平正义、平衡社会利益和力量的制度安排。

相应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也必然要实现以利益为学科支撑概念到以公共性为支撑概念的主题转变，并进入到公共政治研究阶段。

这一阶段，政治学的学科推理逻辑已经逐渐将学科关注点转移到政治现象的公共属性上，肯定了政治权力的公共性，突出了政治诉求及产品等的公共性内涵。

同时，政治哲学的基础地位也逐渐被认可和接受，并随着对研究规范性的价值问题的深入挖掘，逐渐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

上海大学程竹汝教授则从行政法治的角度，系统梳理了政治学理论研究30年来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将其依次划分为政府法治概念提出时期、依法行政时期和法治政府概念提出时期三个阶段，从宏观角度展现了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制化历史进程。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西北政法大学丁韶彬副教授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国际背景，回顾了中国身份以及在国际地位的转型，将其历史轨迹依次划分为政治承认诉求阶段、经济诉求阶段和软实力诉求阶段。

二、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现状由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政治观和方法论的差异、国际政治变迁以及政治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迅速发展着的政治学科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内伤。

同济大学朱德米教授在系统梳理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如下：（一）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但独立性有待提高。

政治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学科门类、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日益丰富。

政治学的学科门类已基本齐备，其中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就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七个二级学科。

随着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政治学研究的深入，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也日益涌现，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新的学科增长点也在逐步形成；研究机构逐渐增多，高等学校、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群众团体以及解放军系统等众多研究机构不断出现；学术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学术期刊专业水平不断提高，承担的课题不断增加以及学术讲习和咨询能力不断提升。

政治学学科体系的独立性、学术性和专业性还有待提高。

政治学学科是在对政治内涵理解的基础上发展并延伸出来的，传统政治观必然会对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出现诸如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政治学者忽视“学术人格”等“政治学学术缺位”现象。

西南政法大学肖唐镖教授认为，政治学学科门类中的“大领域”和“小学科”的矛盾，导致政治学被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及二级学科设置中缺乏“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地位等有悖逻辑的现象。

此外，政治学专业被泛化，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党史”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级学科也导致了政治学学科学术性和专业性不同程度的缺失。

（二）基础理论日益完善，但研究深度有待挖掘。

基础理论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包括学科基础理论和政治哲学两方面。

目前，我国政治学基本明确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分析范畴和基本概念，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学科基础理论，并逐渐发掘、整理和阐述了诸如国家、权力、民主、政党等基本理论范畴，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体系。

进入新世纪，作为政治哲学基本内容的政治价值的研究也不断增加，有关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范畴的政治学解读成果不断涌现，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基本属性和研究范畴等方面的研究也迅速展开，逐步形成了与公益政治阶段相适应的基础理论体系。

政治学的发展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深厚的基础理论之上的。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尚不完整，深度研究不足，在很多基本理论方面并未形成共识。

相关研究仍停留在对西方政治学的一知半解中，或者还徘徊在其他社会科学之间。

尽管中国政治学从恢复重建开始就针对政治、政治学、政治学基本范畴、研究对象、学科结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一定的政治学共识，但限于政治实践与政治内涵的发展实际，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后续政治学的创新研究。

同时，作为政治学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其所研究的政治范式、政治命题以及理论框架的发展走向，也需要学者进行深度挖掘和超前预测，以此为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纵深视角。

（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科学性有待提升。

随着跨学科领域的交叉综合，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创新，逐步突破历史和学科的局限，超越传统的概括性和静态性的特点，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和规范化的特点。

调查研究方法、博弈论、系统科学方法、均衡分析方法、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方法、模糊数学方法以及权变方法等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经验实证方法也逐渐应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和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的综合是研究方法创新的又一亮点，实证方法的引进以及成功引用，拓宽了政治学研究的视角，逐步呈现了政治学研究中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结合、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显性研究与隐性研究结合以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等特征，摆脱了传统形而上的归纳演绎、三段论等定性方法的单向思维的束缚。

这一尝试体现了政治学研究的创新空间和创新层次。

长期以来，我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方法继承了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思维和视角相对模式化，并且“人文化”气息较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却涉及较少，即使是运用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其运用能力也与国外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此导致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整体规范性和科学化程度比较低。

厦门大学黄新华教授认为，在具体的研究方法领域，规范研究仍然是目前研究方法的主流，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定量分析虽然随着研究方法日趋多样而逐步被运用，但在应用范围、深度以及与规范研究关系等层面仍需要进一步强化。

（四）研究内容逐渐丰富，但实践性有待加强。

跨学科领域的交叉综合与政治内涵的不断扩展，逐渐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体系，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相关内容逐渐被纳入到政治学研究视域，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也随之拓展。

在新型学科领域，政治伦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地理学、生态政治学、计量政治学以及空间政治学等逐渐成为政治学门类的显性学科，随着纵深层次学科关联度的挖掘，更多的新型学科将会进入政治学者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