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事思想史考察

日本军事思想史的考察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研究室主任潘俊峰《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三期日本军事思想是日本国家和统治集团，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在古代至现代各历史发展阶段，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

它包括战争观、战争问题的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等基本内容。

它反映了日本军事领域发展变化的进程。

一、日本古代军事思想公元1世纪，日本已经有奴隶制国家。

3世纪初，出现邪马台国。

3世纪中叶，兴起大和国。

大和国经过不断战争，征服其他部落国家，在5世纪统一日本。

从3世纪至6世纪，日本史称大和时代。

大和时代，以大王和后来天皇为首的奴隶主阶级已建立起称为舍人之军(保卫天皇)、(护卫朝廷)、门部之军(守卫皇室)的军队。

军队的任务是，对内以武力镇压奴隶的反抗；对外发动掠夺奴隶和财富的战争。

日本最初的国史《古事记》(712年编成)、《日本书纪》(720年编成)记载着日本奴隶社会时期有关战争的神话、传说，例如神武天皇平定大和，景行天皇西征熊袭。

日本武尊西征熊袭和东伐虾夷等等。

这些神话、传说，不是真正的历史，但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奴隶主阶级以战争手段建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和对外实行扩张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战争和军队问题的初步认识。

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东征大和，以“恢弘天业”、“光宅天下”为自己的使命，在孔舍卫坂对长髓彦之战中改向日战法为背日战法：“今我是日神子孙，而向日征虏，此逆天道也。

不若退还示弱，礼祭神祗，背负日神之威，随影压摄。

如此则曾不血刃，虏必自败矣。

“这一方面表明日本民族当时对日神的祟拜，也反映不以天命观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

日本武尊西征熊袭之际，景行天皇赐诏：“愿深谋远虑，探奸伺变，示以威，怀以德，不烦兵甲而自臣隶”。

日本武尊答曰：“今亦赖神祗之灵，借天皇之威，往临其境，示以德教。

尚如有不服，则举兵击之。

“这说明当时在战争指导上已不乏谋略。

日本古代受中国军事思想的影响极深。

大和时代，中国的军事理论片断和零星谋略思想似已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527年，筑紫磐井叛乱，继体天皇1下诏：“良将之军也，施恩推惠，恕已治人，攻如河决，战如风发”。

“大将，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

”这些字句的使用，显然是受了中国古代兵书《三略》、《孙子》思想的影响。

671年，日本为50余名来自朝鲜半岛百济的归化学初熟谙中国兵法，者叙位，其中4名—谷那晋首、木素贵子、忆礼福留、593至794年，是日本历史上的飞岛和奈良时代。

这个时期，日本模仿中国隋、唐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

当时，中国隋、唐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和发展，引起日本统治者的极大兴趣。

他们不断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科学文化、宗教艺术带回日本。

中日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为中国军事制度、军事理论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日本军事思想史从此进入以学习、吸收、运用、发展中国军事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东洋兵学时期“。

吉备真备(693—775年)在传播中国军事思想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两次西渡中国，在中国留学19年，在潜心钻研中国经史诸学的同时，对中国兵学亦有很深造诣。

他回到日本后，向朝廷献中国弓箭，传授中国兵法。

760年，淳仁天皇”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成等六人于大宰府，就大贰吉备真备，令习诸葛亮八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

“吉备不仅在传播中国军事思想上功绩卓著，在运用中国兵学知识于军事实践方面也成就斐然。

759年，他于筑前建怡土城。

761年任西海节度史，负责日本西部防卫，依中国兵法加强了西日本的防卫体制。

764年，运用《孙子兵法》的”兵之情主速“等作战原则，平息了惠美押胜的叛乱。

飞鸟、奈良时代，日本军事制度以中国隋、唐军制为蓝本。

701年，日本制定《大宝律令》，718年制定《养老律令》。

律令制度下，中央实行卫府制，地方实行军团制。

卫府以左右兵卫府、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划分，构成朝廷的亲卫军。

军团“数郡设一”，“同户之内、每三丁取一丁“。

军团兵力以千人为原则，由大毅、少毅统率。

下设校尉、旅帅、队正等职，各领兵200人、100人、50人不等。

弓矢、刀等武器由兵士自备，弩及矛等由军团置办。

军团编步兵队、骑兵队，作战时以步兵队的集团密集战法为主，骑兵队的单骑战法为辅。

兵士至大毅，一律免除庸(劳老幼、杂(杂役)、摇(摇役)。

国防上重要的边境地区，设城、栅，配镇兵、栅户。

中央设兵部省，专司官兵、军马、武器、战船、船具的管理与补充。

上述军事制度自奈良时代初期实行，延续230余年无大变，直至10世纪中叶平安时代中期方为武士制度所取代。

2飞鸟时期，日本曾发生白村江之战和壬申之乱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争活动。

660年，日本为实现控制朝鲜半岛的野心，以援助百济为名，发兵进犯新罗。

新罗求援于中国唐朝。

663年，唐朝水军与日本水军在白村江江口(今锦江口)交战。

唐水军以优势兵力，先机制敌，连战皆捷。

日本舟船400余艘被焚，”烟火烛天，海面为赤“。

这次战争之后，日本奉行400余年的对朝鲜半岛的扩张主义政策发生变化，不敢再有异志，而专心本国的防卫。

这使朝鲜半岛以后近900年再无日本兵犯之患。

白村江之战是日本历史上有稽可考的最早的海战。

在日本军事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壬申之乱发生于672年，是日本大化革新后的一次皇位之争，也是革新势力对旧势力的一次战争。

战争结果，革新势力获得胜利。

壬申之乱，在日本战史上开大军攻防作战的先河。

革新势力一方迅速动员兵力，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行动，是战争获胜的首要原因。

794—1192年，日本史称平安时代。

这一时代，日本已存大量中国军事理论著作。

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897年)，藤原佐世依敕命所撰《日本国图书目录》，已收《司马法》、《孙子兵法》、《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记》、《黄帝蚩尤兵法》、《魏武帝兵书》、《梁武帝兵法》等中国兵书近30种。

如此之多的中国兵书传入日本，为日本学者、军事将领学习中国军事理论创造了条件。

学者间研读中国兵书成风，其中，对孙吴韬略的研读更为热烈。

平安时期，日本学者间研读中国军事理论著作最有成绩者，当推大江匡房(1041—1111年)。

大江匡房利用其家世代掌管朝廷藏书之便，博览中国诸家兵书，体会颇深，被后人誉为“兵学之祖”。

相传由他及其后代所著《斗战经》，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

《斗战经》的特点是，虽受《孙子兵法》影响而不唯《孙子兵法》。

《斗战经》针对当时日本某些学者机械理解《孙子》思想，对《孙子》的某些论断产生误解，陷入权谋术策的倾向，提出“汉文有诡谲，倭教说真锐”的观点。

后人评《斗战经》“弘扬日本民族兵理”，“不在奇，不在正，不在权，不在谲，与天地同于理，与阴阳合于化”，"乃日本之国风也"。

《斗战经》的问世，也是日本平安时代文化形态由"唐化文化"向"国风文化"转变中在军事理论界的反映。

《斗战经》全书共53章。

其内容不乏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思想。

例如书中提出了势和力是战争制胜的基本条件的观点("龙腾太空乃势，鲤登龙门乃力，无力则不能用术。

")；精神因素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的观点(“一心与一气，乃兵胜之根。

”)；弱能克强、寡能敌众的观点(“小虫持毒天性乎，以小势讨大敌亦然。

”)。

此外，对灵活机动(“鼓头无仁义，刀刃无常规。

”)、大胆果断(“取倍取，舍倍舍，四顾狐疑非智者所依。

”)、避实就虚(“单兵攻急，胜击毒尾。

”)3等作战原则也有论述。

反映了战略战术的某些规律。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日本传统天命思想、中国老庄思想、阴阳五行迷信思想的影响下，该书也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色彩。

平安时期，中国的天文、气象、阴阳、五行书籍也大量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学者研读的对象。

这类书籍反映出的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同日本民族固有的含神秘和迷信色彩的信仰相结合，不仅对日本民族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同时也渗透到战争与军事行动中来。

日本军事将领普遍地依靠阴阳师占卜天文、气象、日时、方角，预卜战争的胜负，决定军队的部署和指挥。

这种基于对自然界规律无力认识而出现的唯心主义用兵方法，后来，竟发展为在日本古代军事思想中居一席之地的占候术。

平安时代后期，日本封建庄园制度获得发展。

各地的封建贵族，为了反抗官府，镇压农民起义，扩大私有领地，积极建立自己的武装。

他们将部分庄民武装起来，组成武士集团。

这样，在日本社会中便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武士。

武士是地方豪族的“私兵”，他们寄生于地方豪族，祟尚在战场上为主人尽忠的“贵名誉、重廉耻”的武士精神。

武士的出现，导致日本全国统一的军事制度的崩溃，导致传统的战术方式的改变—以步兵为主力的集团密集战法让位于以骑马武士为主力的骑兵拚杀战法，也导致武士道精神的萌芽。

11世纪，日本地方豪强形成两个强大的集团：一个是在关东称霸的源氏，一个是在关西称霸的平氏。

这两个集团为争夺中央政权，率领集结于他们门下的武士集团，进行了持续百年之久的战争。

战争中，军事将领们积极地将所学中国军事理论知识运用于指导作战，创造了一些著名的战例。

1062年，源义家(1039年—1106年)在厨川之战中，运用《孙子兵法》的火攻战法，“以夷制夷”的策略，“围师必厥”战法，大破敌阵；在后三年之战(1083—1087年)中，以《孙子兵法》的“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的论断，识破敌计，避开敌之伏兵。

源义家曾以大江匡房为师，热心学习《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的运用达到很高的水平。

1183年，源义仲(1154—1184年)在俱利伽罗之战中，运用中国春秋战国名将田单创造的“火牛之计”，以弱胜强。

1184—1185年，源义经(1159年—1189年)在一之谷之战和屋岛之战中，运用《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创“奇袭战法”，屡战屡胜，被后人称为“军事天才“。

这些成功的战例，丰富了日本军事指挥艺术的宝库，是日本战争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日本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日本中世军事思想41185年，源氏集团最后战胜平氏集团，1192年，源赖朝(1147年—1199年)自封为日本最高将领“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建立军事政府”幕府“，日本史进入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年)。

镰仓时代，日本民族曾遭到异民族大举入侵，在日本领土上掀起过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

1274年，元朝忽必烈派兵3.3万、战船900艘进攻日本，因遭台风，未获成功。

1281年，忽必烈遣兵14万、战船4400艘，再次出征日本。

由于受到当时幕府“执权”北条时宗(1251一1284年)的奋力抵抗，加之又遭飓风，结果战船损失4200艘，兵员损失4/5以上，被迫撤退。

两次战争，日本虽因天时、地利、人和而获得胜利，但是，其军事思想却受到猛烈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