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何兆武
2024年《上学记》读后感
2024年《上学记》读后感2024年《上学记》读后感1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节目，正好在介绍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通过介绍知道这本书现在已经风靡整个知识界，想想一定很有看头，于是去书店买了这本书。
《上学记》是部口述作品，仔细阅读《上学记》这本书后，也越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
因为是通过何兆武先生的口述，所以语言表达直白、生动、真实，描述的不仅仅是他上学的一些事情，更多的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
虽说这是一段口述历史，但我觉得更象老人的自身经历，是他对当时社会的所见所闻、对当时社会的亲身感受的一个回忆录。
尤其是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经历显得格外真实。
何先生在书中反复地提到“幸福”，然而实际上，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
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烽火岂止连三月！战乱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他们那一代人却处处洋溢着振奋的精神，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做亡国奴。
他们自然而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
而我们现在对幸福的理解却总是那样庸俗现实，每天习惯于抱怨，抱怨不涨的工资，抱怨不畅的交通，抱怨不好吃的饭菜，抱怨不通情的领导，但是却从来少有人抱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太低。
通过读《上学记》，我才清晰意识到曾经被自己下意识深深隐藏的挑剔和浮躁，那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便随着纸页的翻动而慢慢增加，然后感动到甚至想流泪。
很先生在书中强调读书不一定非要有目的的去看书，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其实，求知的乐趣不正是为了更多的了解世界，读书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了解一件事物时，又发现了另一件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前方似乎总有未知在等着自己，越想去了解，就会发现更多的自己不了解的东西。
这无穷尽的未知才是求知的乐趣，让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吧。
何兆武 这个劲值得你费
何兆武这个劲值得你费何兆武近照本报记者刘彬摄一提起法国哲学家、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商务印书馆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而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就分别自法文、德文和英文翻译完成了这些西方思想文化史的经典著作。
4月20日，年届94岁的何兆武老先生收获了一份大礼——中国翻译协会向其颁发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翻译西方哲学、史学著作，并非何老的专业，“翻译起来不是不费劲，而是这个劲值得你费！”何老说。
几十年，几十本译著，何兆武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筚路蓝缕。
何兆武1946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对历史和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上学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格局变化莫测，这令何兆武想通晓整个世界的历史。
于是，他从西南联大的工学专业转到了历史系。
此后，他又觉得应该研究历史背后的理论。
年轻时旺盛的求知欲，为此后何兆武的学术生涯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谈起翻译，何兆武从商务印书馆1954年出版的《自然之谜》说起。
“那是一本苏联人的作品，作者是梅省契夫。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中苏关系好，翻译苏联的作品，出版是相当容易的事。
所以，我当时翻译了一些苏联的科普书籍，其中一本是库尼茨基的《太阳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
”此后，精通法文、德文和英文的何兆武便开始边研究边翻译。
自20世纪80年代起，何兆武转向对西方当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他独自或与友人合作翻译出版了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卡尔·贝克尔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等一大批学术著作，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何兆武的学术翻译，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思想演进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许多年轻学子经由“何译”而领略了西方学术的魅力，从而进入了西方学术的殿堂。
“何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汉语学界“西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翻译为学术提供巨人的肩膀
翻译为学术提供巨人的肩膀——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兆武先生2011-12-27 22:45:31作者：李存娜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浏览次数：53 网友评论0 条九十高龄的何兆武先生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有学者说，何先生翻译的西方经典，“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
2011年10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专门就学术翻译这一话题采访了何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先生，您好！您是学术翻译界的泰斗，您翻译的西方经典，像《社会契约论》、《思想录》、《历史的观念》等可以说影响了几代人。
今天我们想请您聊一聊有关学术翻译的问题。
首先我们想明确一下我们说的学术翻译是指什么。
国内在学科划分上采取的是两分法，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
我们这里说的“学术翻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翻译。
但是，像小说、诗歌翻译这样的文学翻译似乎不在我们所说的学术翻译之列。
何兆武：是的，但文学理论的翻译，应该也属于学术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的。
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到“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
我们所说的学术翻译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何兆武：其实，清末就开始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学术了，这其中就包括梁启超。
但梁启超的工作都是转手的，转自日本人。
前几十年都说梁启超翻译的浅薄，我认为不能那么看。
拿今天的水平来说，他是相对浅薄。
可当时知识界刚开通，那个条件下，他只能“粗制滥造”，这也是他的贡献。
看这个问题要有历史眼光，就好像对小孩子一样，你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
新中国成立后，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得很多。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术翻译。
到了“文革”，这类翻译就基本上停下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各学科的翻译非常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从“文革”前就开始做学术翻译了。
把名字写在水上(上)
作者简介：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系。
1956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
文靖：1975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哲学系，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一个伟大的真理：不论你是谁，不论你做什么，当你渴望得到某种东西时，最终一定能够得到。
因为这个愿望来自宇宙的灵魂，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2002年，我毕业了。
那一年，三联书店总编董秀玉先生退休，我成了她最后招进来的两个编辑之一。
为此我感到无比荣幸，并油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现在想来有点可笑（要知道，董总只有一个，她是不可超越的）。
2004年，单位里进行了一场革命，空降来的“一把手”被大家轰走了。
因为关涉出版人的尊严，以及对管制的不满，引起了媒体人的广泛支持——当然也夹杂着个人利益，导火索之一，却显得微不足道。
总而言之，最后以群众大胜而告终。
虽然不是旋涡中心的人物，我的心绪也在其中，本来应该和着他们欢欣鼓舞，却有一点不合时宜的别样心情。
作为70年代生人，一些观念从小不断听、不断的背诵，脑袋里或多或少留下印记。
比如关于光荣、伟大、正确，关于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关于螺丝钉，关于母亲与太阳的比喻。
以前我以为，这些不过是符号。
好比时代的缩写字母，只需三两个就勾勒出轮廓，在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或野蛮）中搭建属于自己的坐标。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符号会逐渐淡出，牢牢地粘在它原来的位置上，被接踵而来的新符号鄙夷、践踏，在冰冷与黑暗中等待那些喜欢翻弄故纸堆的人的指尖触碰。
……如果不是那次革命，一直以为这些符号只是为了背诵，以为自己是局外人，以为我不在乎。
何兆武我喜欢自由散漫
何兆武：我喜欢自由散漫再过几天就是何兆武先生92岁的生日了，八十岁大寿那年，清华大学邀请了多位老先生为其祝寿，学生敲门来请寿星时，发现他早已出门，去了图书馆。
当我问何老今年生日准备怎么过时，他依然是连声说着不要、不要。
因为何老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过普通的生活就够了，并没有什么特殊贡献值得纪念的。
而实际上他从1986年起一直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翻译过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
2007年由他口述的记录自己1949年以前生活的《上学记》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之一。
何老的一生伴随着一部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史展开，生逢国难，小学即碰上了“九•一八”，中学又逢中日战争，刚进大学“二战”爆发，如此便觉得学历史能够懂得人类命运的走向。
1939年何兆武以贵阳考区第二名的成绩进入西南联大，原本报考的是土木工程系，随后发现自己志不在此，即转学历史。
读研时，何兆武受好友、数学家王浩影响，一起读了哲学。
但第一年患上肺病的他无法学习，在病榻上读外国文学作品排遣，病愈后改读外国文学。
何兆武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那是自己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原因是：自由。
与何老聊天，能深刻感受到，何老一生对于名利、物质、权力、荣誉等等几乎都无欲无求，不好争抢，或许这也正是他得以自由的源头所在。
“那时真是极度的自由”许戈辉：1931年“九•一八”，抗战的烽火已经燃起，战火连天的动荡岁月，您当年是怎么上学的？何兆武：那时上学倒没有什么阻碍，特别是北京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因为紧邻伪满洲国，日本人在后面的势力很大，国民党的势力也没有深入到北京来，所以是“三不管”。
国民党当时是党化教育，但我在北京的学校里没有那种感受。
我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住在宿舍里是绝对自由，没人管，随便你什么时候起床，随便你干什么，随便你看什么书，这也就培养了我自由散漫的精神。
史家的担当——何兆武先生与他的《上学记》
有大担当与大识见的史笔——读何兆武先生《上学记》随感在万圣书园购回何兆武先生的回忆录《上学记》后，就迫不及待阅读。
读书先读序。
《上学记》何兆武先生重版自序与葛兆光先生序，两位先生名中都有一‘兆’字，也是缘份。
因为前日曾访何老，再读何老文字，有如当面聆听，文字便有了音容笑貌与情感的温暖，但何老的文字更突出的印象是其遣词造句的别致与阐发思想的独异，他反复强调回忆录只是当时的经历与感受，未必准确正确，也恰如此，个人口述史才有其历史的细节的价值！这一点太深刻，而且也大异于通行流行的回忆录！我想何老如此强调，表面上是为自己记忆难免有误开脱，实则是想表明自己回忆录忠实于自己的过去，是一种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精神，因而，他如实道来，不怕与正统相违，是有担当与有胆量的史笔。
葛先生长序印象深刻的是强调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勇于担当，又始终对前途充满美好希望，故他们有从容而宽厚之绅士风度，有乐观而执着之知识分子精神。
好书一次不必多读，一读而三思，书反而越读越厚。
读过序再读后记，后记往往是作者写书的心路历程，先读后记，更容易走进书中去，也更容易探得作者文心。
书的后记是记述者文靖写的，既记述上学记口述过程，又抒写自己的心路历程，有点类传主的角色，显见记述者入戏太深，也正因如此，这本用两年时间采访的并不太厚的小书，一版再版，广受好评，累获大奖，记述者的劳动是创造性而且卓有成效，她的两篇后记，也可当小上学记看。
之后又百度何先生资料，丰富而厚重。
尽管他拒称文化大师，但当下那些频频出头露面的各类文化大师又有几人可与他比肩？他的经典文史哲译著与著作是可以传世并衣被后人的。
读罢序与后记，心中有底气了，再看正文。
何先生《上学记》是上半生回忆录，也是经典的个人口述历史。
年过八旬且是史学大师，书的好看处，就是生活故事有史笔份量，视角别于一般人。
第一篇《我的祖上没有名人》，好像与那些写名人家世，总要上追几十代，非找出个名人作钩连誓不罢休的世俗传记赌气较劲。
从容向上的梅贻琦
本文档格式为PDF，如需转换为TXT，免费下载转换软件：/file/931788 4解压密码：/byby777go “大家都在说‘民国范儿’，《先生》就是想要通过一些具体人物传达出所谓‘范儿’的内涵，是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才能透出那些‘范儿’。
” 导演钱喻参与了《先生》系列纪录片中六个先生的拍摄，其中包括梅贻琦、晏阳初、竺可桢等，她告诉记者，他们这一组是6集一起统筹拍摄，具体时间不好计算，因为拍摄前期从大量的资料阅读整理开始，然后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他们又做了部分拍摄以及前期调研，包括对有关专家和知情人的前期采访。
其后根据所有积累的材料，出了第一稿拍摄文案，“随后才进入拍摄。
” 梅贻琦先生是此次拍摄中给她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人物，作为一名常常拍摄人文色彩人物的纪录片导演，对于每一个拍摄对象秉持中立理性的态度是她一贯的准则。
梅贻琦先生一贯有“君子”之名。
“君子要自强不息，还要厚德载物”，这种操守凡人很难持守，容易让人怀疑其外表和内心的一致性，“历史上蛮多这样的伪君子”。
所以在每次阅读和采访的时候，她的心里都抱着一个要“揭开面具”的动机。
希望能够在接近历史真相的探索过程中找到梅贻琦身上的缺点和不完美之处。
结果在这样一次次的尝试后，钱喻最后不得不同意为梅先生做传的黄延复先生的意见：“我从一开始研究梅贻琦，就在尝试找他的缺点，我没有找到，真的。
他很像样的缺点是什么呢？这个人太诚实了，他死的时候身为国民党的政治局常委，在死的时候一点存款也没有，他确实也没有大得振聋发聩的大优点，他去世以后人家给写的悼文：先生粹然儒者，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
” 钱喻说，也许在她成长的年代，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操守是被颠覆的，当代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也不支持这样的观念，以至于“以心度心”无法理解梅先生。
如果去掉这些时代偏见，以纯正的心念，再去看梅先生这个人，他确实能当得起“君子”之名。
他的心很大，很豪气，所以能容各路神仙，并且不计较利益得失。
何兆武先生
何兆武先生作者：耐寒1982年的秋天，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做鲁斯访问学者。
有一天余英时教授打电话告诉我：“有个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大陆学者何兆武先生，不知你认识不认识，他也是中国社科院的。
晚上他要来我家便饭，你如有时间也来吧，一起叙一叙。
”晚上我去了。
我不认识何先生，但听说过名字，他是历史研究所的，在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
何先生笑眯眯的，体态略胖，颇有我佛弥勒之喜庆福禄之相。
他是湖南岳阳人，但一口京腔，因为出身官宦之家、在北京生长之故。
何先生说认识我，是社科院开大会时经人指点认识的。
我问道：“为什么要在背后指点？而且只是指点不能算认识。
”他解释说：“听说社科院有个女同志在孔子讨论会上说，因为孔子骂了女人与小人，她是不会对孔子鞠躬行礼的。
我想见见这位同志到底是谁。
”大家的闲聊就从这里开始了。
那天晚上余先生和何先生两人谈兴甚浓，他们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士，我只有洗耳恭听虚心受教。
他们谈了许多西南联大以及一些学者的往事，谈及何先生的挚友王浩先生（他既是顶级的数学家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余先生也是好友）。
何先生在西南联大七年之久，从1939年到1946年，读了四个系。
他和王浩结有深厚的友谊。
王浩先生在国际上极为有名，但国内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那天晚上我听了余、何二先生的谈话，才知道王浩的学问、经历以及个性等情况。
据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次王浩和美国一些学者来大陆访问，许涤新先生对王浩说：“可以留下工作，饭碗是不成问题的。
”（大意如此）对此王浩先生耿耿于怀，十分不快，打消了回国搞计算机的计划。
王浩是热爱新中国的，但他很自负。
许先生的说话似乎也失考虑，不很妥当，于是产生了不愉快的结果。
何先生还谈了许多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以及抗战时期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操和奋发图强、朝气蓬勃的一些事情，我听了十分钦羡和向往。
那次以后，和何先生还见过两三次面。
因为耶鲁大学在纽黑文，距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纽约不过两三小时的火车路程，何先生往来访友、学术交流都很方便。
读何兆武《上学记》有感
读何兆武《上学记》有感作者：韩煜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8年第07期“我们哀歌的，是从未拥有过的往昔”。
读完《上学记》，酣畅悦然之时，我突然想起这句话，用在这里真是再恰当不过。
联大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由。
思想自由，学习自由，行动自由。
作者提到在西南联大转系很方便——学分念够了就可以随便转，他本人就先后读过四个系。
虽然这与时处战乱体制松散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可事实证明收效良好，那也不失为现今办学的一种借鉴。
现在大学中转专业政策尚不完善，并且有些学校规定成绩够好才能转。
对比之下，是不是当下的某些制度过于持重了呢？毕竟大学生选择专业也是一个难题。
大学四年正是学生人格观念建立形成的时期，在成长的道路上必然会迷茫和犯错，大学在不触及原则性质的问题上始终应当是宽容的，允许徘徊，允许试错。
也许一系列繁琐规定也是从侧面提醒学生要慎重选择，但无论如何都应秉持这样的原则——好的制度是灵活的，符合人性的。
我曾听过一个“悲惨”的故事，大致是一个学生考进了某重点大学的数学系，想转专业却始终不成——因为不喜欢也不擅长高等数学所以成绩不好，而成绩不好自然就没办法转专业，就这样顶着名校生的光环陷入了绝望的恶性循环。
但愿这只是个例。
那是个政治混乱的年代，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立场，可以海阔天空的胡扯，也可以激烈的辩论，可政见不同并不影响大家的交往和感情。
当时这一群在战火纷飞中读书的青年聚在一起谈论国事，不为别的，只因他们胸中有一腔翻腾的热血和一股子朝气，不计较利益得失，更无关权术游戏，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都只抱有一个单纯而光明的目的——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谋取一个美好的明天。
其中满含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也正是因为这个统一的目的，一致的愿望，才不至在思想上或感情上产生隔膜。
自由是学术之生命。
何先生认为没有标准是件好事。
于我而言，我所经历的恰恰是有标准的一代——标准教科书，标准解读和标准答案。
似乎强制灌输多于引导，似乎发散的思维总被抑制。
再读何兆武老先《历史理性的重建》
再读何兆武老先《历史理性的重建》【摘要】读罢何兆武老先生所著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一书后，深为书中精湛的言辞和富有逻辑性的说理所钦佩。
这本书分为四辑，分别是：“一个世界历史公民的历史哲学”主要对康德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了辩证研究；“历史理性的重建”，深入解读了历史学、历史哲学和历史理性等，并阐发出诸多思考；“本土和域外”，主要对中外的历史哲学思想、中外思想文化之不同进行了深入性的比较研究；“写在历史的边缘”，则是对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哲学发展寄予厚望。
此拙文主要对书中有关历史哲学及历史理性的部分进行浅析。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科学；理性；历史哲学；一，认识历史以及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初步探知何兆武先生在对普遍的历史观念认知上，认为历史学应该摆脱神学教条和伟人史观而着眼于各民族、各时代的精神，对历史过程的思考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清晰地认知，这是他对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解知，他说“历史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
”[①]对历史层面上“理性”的回答那就是，理性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也是人类历史的立法者。
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中充满了人类有意志的行为，历史一方面在遵循自然规律前行，另一方面历史也是人类自由与理性自觉地走向完美的自我实现的发展过程。
从这之中，我也理解到康德向往理性的自由，而大自然赋予人以理性就是为了对自由的自我实现。
再对“人与历史的联系”做出阐释，认为作为理解历史的人，他就是一个旁观者；创造历史的人，他就是一个参与者。
但倘若把历史当作单纯的现象是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
“历史”一是指的是过去发生的事，也就是史事；二是指我们自身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也就是历史学。
有关史事的理论就是历史理论，有关历史学的理论便是史学理论。
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而史学理论则是历史学的知识论。
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仅仅在思想中运行，在形式上，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
非虚构写作与历史的辩证和超越（评论）
非虚构写作与历史的辩证和超越（评论）读罢董学仁百万字的心血之作《自传与公传》，钦敬于作者坚韧的、日复一日的写作姿态与书中流露出的历史深度。
他在开篇便提到：“我想来想去，至多可以像诺曼·梅勒《刽子手之歌》那样，写一些非虚构的东西。
不同的是，他采访的是别人，我采访的是自己和我经过的时代。
再想来想去，我将要写下的东西，是将我、我的家庭、我的城市、我的国度、我的世界融会在一起的编年史，是自传和公传。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具备清晰的非虚构写作意识，这让整本书具备了外在的辨认征兆，也让读者找到了深入文本的进径。
相对于文学的“虚构”寫作，“非虚构”并非某种具体文体的写作，它更多的是指一个大的写作类型的集合。
它在不同场域有不同的指认对象，文学界、新闻界、历史界等对它的看法均有不同。
而本书作者董学仁在青年时期从事多年文学工作，担任过著名的校园文学杂志《新叶》的编辑，刊发北岛等人的诗作;后期又有长期的媒体工作经历。
此种复杂的人生体验，使得他能够超越“学院”的标准框架，让《自传与公传》拥有文学写作与新闻写作的双重特征，这一点，与白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好有一比。
但此书的可贵之处，又在于亲历者的姿态，在于作者深度书写了中国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历史面貌。
所以笔者认为，“杂糅”之后的历史才是《自传与公传》的本色，它将为构建当代人的集体记忆发挥光热。
自传是个人的历史，公传是集体、民族、国家的历史，它们汇合成了时间的河流。
在再现现实真相和还原历史原貌方面，非虚构写作拥有极大的文体优势。
它兼具微小和深度、情感和能量，让文字得以获得新的生长机会。
正是借助“非虚构写作”，董学仁在种种“辩证”之中，完成了“历史的超越”。
一.小与大：小人物与大人物何兆武先生在《访问历史》一书中说：“老人有两种，一种就是本人是很重要的历史人物，应该写回忆录。
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人，可以就普通人的观点感受来记，那也是真实的历史，因为历史中并不仅仅有伟大的人物，也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要是写下真实的回忆，我们就可以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何兆武与何炳棣_何兆武
何兆武与何炳棣_何兆武2005年7月，何炳棣的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年后，何兆武的求学自传《上学记》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两位先生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学者，国内稍知文史之学的人，大概或多或少都读过他们的作品，受过他们的影响。
读其书而知其人本是中国读书人的老传统，再加上以口述史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史学方兴未艾，两位老先生的自传受到学院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们的热情关注，自在情理之中。
特别有趣的是，有些学子刻意将两人放在一起，较其高下短长。
其间，俨然分成“拥武”与“拥棣”两派，相互攻伐，势成冰炭；作为大众学术明星的易中天等，也捎带着被学子们大大揶揄了一番。
这种计较高下短长的攻伐显然不可能分出胜负，因为论争者的学术立场本就相互殊异、难以通约。
实在说来，“拥武”也好，“拥棣”也罢，如果撇开那些十分外在化的因素（如：复现传统却又有些变形的“尊师卫道”情结；成长于新时期的年轻学者略带偏执的自我主体性张扬――“我的评价可能不妥，但这是我的评价，我就是这样认定的”），论争所反映的不过是当下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分化，彰显着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家分别所持的两种立场的殊异。
何兆武、何炳棣则以其鲜明的学术个性，为人们的辩护和自我辩护提供了论说的由头。
何兆武先生（1921年生）是位典型的人文学者。
他翻译过很多世界学术名著，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著有《历史与历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陈启能主编）《中国思想发展史》（与步近智、唐宇元、孙开太合著）《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书前与前后》等。
这些作品，无论是译著还是自著，读起来都那么晓白通畅、平易近人。
那晓白和平易，表达着一位人文学者广博知识与人生觉解的直接贯通，深邃哲理与审美观照的相互融合，自我对历史、对他人的理解、宽容与亲近。
主角缺席的祝寿会
59
我们要把心灵里的美丽的激情献给祖国。
——普希金
者和教授来座谈，他们都是何兆武的老熟人。
当校方将这一决定告诉何兆武时，被他婉言谢绝，理由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什么大人物，对清华也没做出什么大贡献，我不配开祝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更不需要这样高的待遇。
”对于他的婉言谢绝，有人以为他也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到了那天一准会按时参会的。
然而，那天早上，何兆武的学生彭刚去接他，当兴冲冲到了他的家门口时，却见
大门已经上锁，经打听，才知道何兆武去了图书馆。
对此，何兆武的另一个学生葛兆光说：“我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现在学术界、文化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像何先生这样淡然处世的风度，实在是少之又少，他的这种气度和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更需要具备将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
主角缺席的祝寿会
◆赵齐正
动物学家通过对蓝甲蟹的研究发现：很久以前，在蔚蓝色的大海边上居住着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都长着一对很大螯的蓝甲蟹。
一种是生性较凶猛的，从来不躲避危险，无论敌人强弱，都无所畏惧地开战。
一种是性情温和的，尽量
避战，如果遇到了强敌，便翻过
身子，四脚朝天，任你怎么欺负它，它都不跑不动，一味装死。
千百年之后，强悍凶猛的蓝甲蟹美国心理学家鲍威尔做过横穿马路的实验：请几位彪形大汉和几位年老或体弱的人，分别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横穿坚硬的东西之间自由驰骋。
柔可胜刚
◆蒋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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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100岁清华学教授写书
活到100岁清华学教授写书据清华大学官方微博，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先生于2021年5月28日在京逝世，享年99岁。
何兆武1921年出生于北京，后在西南联大读书学习，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大众读者心中，何兆武流传甚广的作品是他在2006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上学记》。
这本书里，何兆武不仅讲述了自己在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的求学经历，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见证的几乎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反思。
何兆武考入西南联大之后，先后读了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专业。
在他的记述下，西南联大的条件非常艰苦，师生常饿肚子，还要担心空袭。
警报声一响起，大家就急忙跑去防空洞。
但何兆武却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自己最快乐的时候，原因在于“自由”——不仅生活自由，思想也很自由。
“能够自由地干想干的事情，能听有名的老师上课。
”老师与学生之间也十分平等，会在一起聊天、讨论。
他甚至喜欢听老师在课堂上扯闲话，因为那里面有书本里学不到的老师的真思想。
他在西南联大度过了1939-1946年七年的时间，但是在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他却没有能读到毕业，一方面是母亲在台湾生病，另一方面赶上了“一二·一”学生民主运动，西南联大面临分家，又要北上，形势很乱。
在解放战争时期，何兆武一直在台湾教书，但他发现，彼时台湾被日本控制了太长时间，对祖国认同感不强，所以感觉不很舒服。
因此到1947年，随着形势好转，何兆武回到了大陆。
1956年，何兆武进入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参与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在工作之余，他也翻译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例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
但是，这也带来了灾难。
因为翻译了《西方哲学史》，何兆武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成了反革命，那时候，和他一起被关在牛棚的还有历史学家顾颉刚和谢国桢。
这段时间，由于研究美国、苏联都不合适，何兆武就只能埋首于古典，看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古典著作，比如亚当·斯密等，因此他以后的研究方向也都转向了古典著作。
[黄石文坛]另一份收获——何兆武先生口述《上学记》读后冯韦光
![[黄石文坛]另一份收获——何兆武先生口述《上学记》读后冯韦光](https://img.taocdn.com/s3/m/3181e94676232f60ddccda38376baf1ffc4fe3ae.png)
[黄石文坛]另一份收获——何兆武先生口述《上学记》读后冯韦光冯卫光，笔名冯韦光。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壹级教练员，湖北省数学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杂文学会会员，黄石市作协会员、散文（杂文）学会副主席，供职于黄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数学于我是为稻粱谋，文学于我才是真爱！另一份收获另一份收获——《上学记》读后冯韦光1《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是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原名文静，1975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哲学系，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女士撰写的一本回忆录。
何先生特别强调“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
”也就是说回忆录全然是个人的主观印象和感受，对里面所述人与物及事件，信之，姑且听之；不信，可作茶余饭后一点笑料。
何先生在《上学记》里面提到了数十位老师与同学，其中有很多著名人物，如闻一多、张若奚、吴晗、冯友兰、金岳霖、陈寅恪、钱锺书、王浩……虽然他们都已作古，但他们一个个的喜怒哀乐从何先生的口中、从文靖女士的笔尖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一道奇特的风景，令人难忘。
何先生轻言细语的叙述，平实、感人。
读何先生的《上学记》感到十分亲切，那是缘于我也是读书人，也是为人师之故吧。
2《上学记》中记叙了一些名人的轶闻趣事，那些大师让人仰视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他们平凡的另一面。
丰子恺的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他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等，都是何先生欣赏的；但何先生说那不是丰子恺先生创作的，是抄袭日本的。
还有梁启超先生，他说梁先生的好多东西也是抄袭日本的。
他很欣赏梁先生，对梁先生的评价很客观，他认为梁先生的思想非常活跃，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搬，搬来了就转手贩给那些渴望需要这些东西的人，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受梁先生的影响很大，因此梁先生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节选）
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节选）
何兆武
【期刊名称】《中学历史教学》
【年(卷),期】2010(000)003
【摘要】历史事实或事件，如果不被放在一个思想的网络或模型里．就不能获得任何意义。
历史的意义不是由史实给定的，而是从史学中借取的或派生的。
【总页数】1页(P1)
【作者】何兆武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3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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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李泽厚：“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李泽厚在北京的家位于北京城的中心，紧邻王府井的胡同中一栋高楼，约50平 方米的小套房。
从东边窗口望出去，是美术馆端端正正的小广场； 探出身子往南，是景山公园林木掩映的楼阁。
转到西边的阳台，能看见天安门和前门巍峨的檐角。
窗台下，一溜儿摆放着红色的桃子、黄色的橘子，给白色的阳台镶了一道彩边。
这些老北京的景致，是他用位于北京西郊皂君庙、面积相当于现在两倍的房子换来的。
“住在这里才是真正住在北京了。
”他露出满足的笑。
在北京时，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一些看起来是怪癖的习惯：坚持穿睡衣待客，即使是面对镜头也不换装。
据说他访问日本时，住和式的传统房子，必穿拖鞋走在不许穿拖鞋的据李泽厚学生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日早7时，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周岁。
李泽厚生于1930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国思想史论》等书，成为许多人的美学启蒙读物。
“因为孤独，所以他能看清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
他给了记者一张粉色的纸笺，说上面的话可以代表他的观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龚自珍。
” 2009年37期，本刊曾刊发《学者李泽厚》一文。
今日我们重发此文，以表纪念。
文章有所删减。
文/陈晓P eak of figure巅峰人物本栏目冠名：东莞鸿企机械有限公司榻榻米上，要不然说不舒服。
他的朋友何兆武说他是“湖南骡子，倔”，因为这份倔强，所以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最终是他站在那里，为年轻人打开一扇走出荒芜的大门。
“他的确有自己新的见解。
”何兆武对本刊记者说。
从学生到学者，李泽厚说自己的经历相当简单，但波折不少。
有的是少年成名带来的人际压力，有的是学术之争导致的疏远，还有遭受饥饿、劳累等多种磨难的时代，以及A 型血自闭悲观的特质，造成他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
2009年9月9日，在翠花胡同给他拍完照，天色近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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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上学记》里都没提《大师》：您在《上学记》里面说，有一个口头禅我印象很深，就是“自我感觉美好极了”。
那会儿是不是看戏、武侠小说，看电影你都会这么讲？这些年，还有哪些事让您感觉美好极了？何兆武：说不出来了。
其实苏联也是我们的一个镜子，我们过去都是学苏联，全面学习苏联。
所谓全面学习苏联，就是百分之百地学习苏联，你并不是学习他那一面，我们普通说学习嘛，是你的优点我学习。
比如说你很勤奋，我学习。
可是你懒惰的那一面，我就不学习了。
可是我们学习苏联，是百分之百地学习。
最开头五十年代的时候，那个学得有点太激进了。
苏联早晨是上六节课，我们也上六节课。
饿着肚子上课，可是我们学习苏联要全面学习。
《大师》：实际上您还比较推崇书里面写的那时候很自由、很舒服的上学状态？但后来您又说，宁愿扎实地学好一个学科以后，再来研究哲学，比当时读了四个系要好。
何兆武：《上学记》里，我觉得我经历的几个比较重大的事都没有提。
一个是，我觉得十九世纪的文学、俄罗斯的文学，太应该深入地研究了。
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
包括二十世纪的，西方的一些个深层的，触及到灵魂深处的东西，我们也没有研究。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缺点。
需要保卫的时候，是他遭灭顶之灾的时候，可是那时候人都跑哪儿去了。
《大师》：别的呢？您书里没有提的重大事件？为什么不提？何兆武：你总得考虑很多的话应该怎么说，不然的话伤害了别人。
我当时在学校（指清华大学）里边待了七年，做学生做了七年。
再加上我的家庭背景，我的两个姐姐也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也是这个学校的，我的老婆也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夫也是。
所以对这个学校印象非常深了，可是我只提了五个人，当然我认识的不只是五个人。
我提的五个人里面，实际上我只跟三个人熟，写到后边了。
这三个人是比较熟的，前面两个人跟他没有接触，跟他没有说话、没有接触过。
可是我非常钦佩他们，所以我把他们放在第一个。
第一个我写的就是吕荧，吕荧是作家，他是胡风一手提拔的，他是“胡风派”的。
后来批胡风的时候，全国文联700人在北京中山堂开批胡风的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当时我没资格参加，我也不搞文学，也不参加。
第二天看报上介绍，说会上胡风分子吕荧提出为胡风辩护。
就是他上去说，胡风不是反革命。
受到与会者的驳斥，那你不知道驳得怎么样。
你想批复胡风反革命的会，你去给胡风辩护。
吕荧是老北大的，他也是历史系的。
回来比我高两班，当然有的课是一起上课。
那时候他的名气就比较大了，经常写文章，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大才子，经常写文章发表。
我不敢跟他接触，为什么？我觉得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不配跟他说，人家那么个大才子，我比他要小五六岁，不配去跟他接触。
可是我觉得，这人了不起。
那种会上，他敢自己去发言，就像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可以一个人面对着千万个人。
有些人，我想的是当时吴晗遭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不出来替吴晗辩护。
等到过了几十年以后，吴晗也平反了，像也立了，他出来为吴晗辩护了，认为我怎么污蔑吴晗了，什么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这有点那个意思，不过这个不好直接说。
我说，这个时候当你们出来露一把的时候，你表现怎么保卫吴晗，你当时怎么不保卫，看着风头不对跑了。
现在看到有机会可捞了，我不高度评价这个，我觉得现在不需要你来保卫。
已经都给他平反，立像了，还需要你来保卫他嘛。
需要保卫的时候，是他遭灭顶之灾的时候，可是那时候都不知道你们跑到哪儿去了，都不出来保卫他。
那才是有骨头，后来这种是投机主义了。
“9•18”早上在火车站，那种亡国奴的恐怖气氛，我毕生难忘。
《大师》：当年还有哪些事情印象比较深？何兆武：我最深刻的印象，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1937年，芦沟桥7月7号打的，那时候我是高中一年级，在北京师大附中，叫和平门。
那时候放暑假，日本人就打了。
在7月28号，中国军队就撤退了，日本就占领北京了。
那时候很多人都走了，能走的都走了，我们家也走了。
我老家是湖南，到9月的时候走的。
那天好像就是“9•18”。
那个时候火车已经不通了，因为日本人占领北京以后，向南推进了，沿着平汉路，就是北京到汉口这条铁路向南边打。
还有沿着津浦路，就是从天津到南京的那条铁路，顺着这个向南边打。
所以两条铁路都不通了，我们怎么走呢，都是先到天津。
到天津的车还通，因为天津也被日本占领了。
然后从天津坐船到塘沽，从塘沽再坐船到青岛。
本来可以坐船到上海，可是上海那时候也打了，8月13号上海也打仗了，上海也去不了。
在塘沽上船以后，转山东半岛到青岛。
到了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在济南再换火车到徐州，徐州再换火车到郑州，从郑州再坐车到汉口。
都走这条路。
那天我记得，好像就是“9•18”，天已经凉了。
那天我们上火车，那个时候的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前门，你知道吗，现在改成展览馆了。
那个原来就是火车站。
我记得那天早晨很凉。
火车站总是最热闹的地方，人又多又乱，噪杂不堪，火车站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解放前也是这样。
可是那天我觉得非常奇怪，那天人也非常多，大家都跑嘛。
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寂静得可怕极了，好像一根针掉地下都听得见。
因为那时候被敌人占领了，那种亡国奴的恐怖气氛，我的感受是毕生难忘。
那次跑警报，吴晗连滚带爬的很不好，和范跑跑一样何兆武：还有一次难忘的事情，就是1940年，法国打败投降后。
你知道那个时候，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一投降，日本马上就占领了越南。
中国过去很落后了，很到东西都是靠进口，特别是现代化的东西。
比如汽车、飞机这些，都得靠进口，中国人自己造不了。
那时候对外的贸易，进口主要靠几个大港口，比如说天津、上海、广州、香港什么的。
可是中日战争一打，日本海军把这个都给封锁了，来不了了。
中国跟国外交通就切断了，这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
你想中国本来就落后，要靠外国的东西。
那个时候法国一投降，法国投降以前，中国就靠越南走，从越南可以有个火车直通云南、昆明，可以这么走，靠这条路。
日本把越南一占，这条路也断了。
所以，中国对外界完全断了，这个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事情。
中国对外通道只剩下一条了，就是滇缅路，就是云南通缅甸那条路。
所以日本人占领了越南以后，从越南每天飞来轰炸昆明。
那时候每天日本飞机来轰炸，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一年半几乎每天都来炸。
而且每天都排得非常整齐，都是三架是一个品字，九架就是一个大品字，二十七架是一个更大的品字。
每次都是这样，二十七架。
有时候是二十七架后面再加上九架，三十六架这样来炸。
所以我们每天准时都跑警报。
你说在重庆，跑警报是转山洞里面，昆明没有山洞，我们就跑郊外，郊外一个山头上躲起来，每次都是这样。
大概在云南的边境上有哨位，日本飞机一起来，他就通知昆明，昆明就放警报，大家就跑。
大概跑到半个小时以后，飞机临头了。
等到飞机临头的时候，就放紧急警报。
紧急警报就是说大家不要动了。
当然有半个小时可以跑得相当远了，荒野的地方他不会炸的。
每天都跑警报，这个变成常例了，他总是上午10点钟、11点钟的时候来，到12点钟炸了以后飞走，下午一两点钟就解除了。
我们每天都跑，但是有一天非常奇怪，有一天放了空袭警报，就是日本飞机要来了，我们就跑。
刚出校门，就放了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就表示飞机临头了，就不要动了。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里啊，我在新校舍，师生员工一起总共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跑出来，再加上旁边两有两条街，一条街叫龙翔街，一条街叫凤煮街。
两条街的居民大概有上千人，都跑出来，总共有上三千人吧。
我们是跑到后面都是荒野的山，都是小山，不是大山。
你想，那三千人根本没有路，就在荒山上，飞机临头的话多么危险呢，下面有三千人，放两个炸弹，得死多少人呢，大家一阵大乱。
只有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放漏了，还是怎么。
就看见山上很多人乱跑，其中有吴晗。
吴晗也在跑，那不是大山，都是小土坡。
那种小山上山很容易，你弯着腰向前就上山了。
下山很困难，下山你不能弯着腰向前呢，那不就滚下来了。
要仰着身向背后这么走，这么走怎么好下山呢，所以总是免不了要打滚的，都是连滚带爬地跑，我看着吴晗也在连滚带爬的跑。
这个话后来被人家调皮了，说是污蔑师长。
你想那种小山坡，你下来，还能平着走嘛。
这些都是外行人说的话，你没有经过那个场面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吴晗那次连滚带爬跟我一样很不好。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小青年了，那时候才19岁，还不到20岁。
你做老师的这么一来的话，给学生造成什么影响呢。
你记得四川地震，有一个老师姓范，刚一地震他就跑了，连学生都不管。
后来给他起个外号叫“范跑跑”，这个也是问题啊，你是老师，你这么慌不择路、惊慌失措地那么跑，给学生造成多么坏的影响啊。
我就想起来，梅贻琦校长年纪很大了，我想那时候他恐怕60岁的样子。
他多次跑警报是跟我们一起走，他总是一步一步走，从来不跑。
还拿着把张伯伦的雨伞当拐杖，而且还说同学，不要慌忙，不要慌忙。
他很安详地走，给我们一个镇定地感觉。
老校长都这样了，你跑什么，你急什么，你跑得比他快。
“这不是你们中国。
”这个话我终身不忘，受的刺激太大了。
《大师》：您当年硕士论文的时候，还去台湾待过一年，是吗？何兆武：我去台湾待过一年，原来是我母亲病了，我去看她我母亲跟我姐姐在一起，在台湾，我去看她。
1946年搬回北京的时候，已经要开始打内战了。
不过开头打的不厉害，大家都是集体走，旅行团，二三十人一团走。
当时我也是跟团走。
走到路上，才决定去台湾看我母亲。
到了台湾以后，解放战争规模就越来越大了，那时候就我一个人了。
第一我一个人没法走，第二我那时候得了肺病，犯肺病犯得很重，更没法走。
所以就没回北京，待了半年，没有待一年。
后来，我不想住太晚了。
我去了以后，觉得好像在异国一样，觉得在日本一样。
台湾是彻底日本化了，而且那个彻底化地很成功。
所有台湾的教育，都是学日文，不学中文。
所以台湾人都会日文，不去中文，至少我去的那时候是这样。
他们说的话都不懂，我说的他们也不懂。
那个时候跟我的期待也不一样。
我们本来是因为打败了日本，中国胜利了，应该觉得很高兴，欢欣鼓舞。
我觉得他们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他们把中国看得跟外国一样。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深极了，我在《上学记》里都没有提。
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店里买东西，我都不记得买什么了。
他拿出来，我问他多少钱，他说多少钱，我就嫌贵。
我说能不能砍点价钱，我们在大陆上买东西过去，都讲砍价钱。
那老板说什么，说这不是你们中国。
我听了觉得受了非常大的刺激，他根本就不认同中国，我觉得难过极了。
“这不是你们中国”，我是外国，我对台湾来说就是外国了。
他这句话我终身不忘，受的刺激太大了。
《大师》：那这些年你还关注台湾吗？何兆武：就是看热闹了。
我觉得日本人是台湾“皇民化”，皇民就是变成日本人。
所以那边说话学也学日文，什么都是日本化，当然也有很成功的地方。
比如治安很好，警察制度很严，偷东西的很少，也有成功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好地来对付台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