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农户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改革以来中国农户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李文：改革以来中国农户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2015-05-12 中国乡村发现中国农民合作社研究网农户兼业化是农业经营比较效益低、机会成本高的条件下农户的自主选择，前提是农户拥有了择业的自由，非农业同样具备了劳动力需求。

在我国，由于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受农户是否放弃承包土地受家庭决策支配、农民外出就业不稳定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打破等多因素的作用，农户兼业化会愈演愈烈并伴随城市化的始终。

总体上看，农户兼业化经营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但其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值得深思的。

农村推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农户在我国，在现行户籍制度安排下，农户与非农户不以其职业来判定，而是以其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户口类型来区分。

本文使用的农户概念即是指登记为农业户口的居民。

近来，有些省市出台了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本文从其旧。

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

改革伊始，政府就鼓励农民多种经营，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随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经济结构迅速转变。

伴随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地矛盾日益凸显，农户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以后，劳动力逐步向收入更高的就业领域转移，先是在农业多种经营领域、在家庭工副业生产，接着是在乡镇企业，然后是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部分农民举家迁往城镇，部分农民身份转换成为产业工人或市民，但是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并未完全脱离土地和农业生产，而是亦农亦工亦商，很多人是在非正规领域灵活就业。

在这部分亦农亦工亦商的农户中，农业收入为主的称农业兼业户(亦称一兼户或Ⅰ兼户)，非农业收入为主的称非农业兼业户(亦称二兼户或Ⅱ兼户)。

其他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称纯农户，完全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称非农业生产经营户(尽管这部分农户的名下也可能拥有承包地)，完全脱离生产经营领域的农户称非经营户。

本文拟对新时期农户的兼业化发展趋势做一梳理，并对农户选择兼业的原因展开分析。

一、新时期农户兼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我国自古就有牛郎织女发展小农经济的传统，牛郎们耕作间隙兼从他业弥补家用也由来已久。

民国《闻喜县志》载：“业农者十之九，为佃户佃工者有焉，有兼营工商业者，有于农隙熬土碱、制柿酒者，有驱骡马服盐者，而皆以农耕为本业。

”(余宝滋修、杨韨田等纂，民国八年石印本，第6卷，“生业”)。

改革开放初期，这一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

但是很快，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动，特别是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显性化判定劳动力剩余程度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公开失业率，一个是隐性失业率。

在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以外还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未能列入政府统计范围，农村的隐性失业状况尤为严重(即赵冈、黄宗智等人所谓“过密化”)。

随着体制的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隐性的失业会逐步演变为公开的失业（详情可参见李文《中国新时期劳动力供求形势分析》，2006年6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受人均占有可耕地数量的限制，男耕女织的传统逐步被农户兼业经营所取代。

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粮食大丰收以后，从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农民开始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或者跑运输、当小商小贩、外出打工。

在人多地少、地块细碎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兼业户来说，粮食生产逐步沦为“口粮农业”，投入减少，种下的粮食够一家人吃就行。

农民手头的资金宽裕了，对自家承包地的粮食生产也可能会选择资本替代(或者购置机械、施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或者雇工经营，或者将承包地转给他人自己从市场购买粮食)，但叫他们放弃承包地是困难的，除非“增人不增地”贵州省湄潭县1987年被确定为“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并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创新的“湄潭模式”闻名全国。

1993年11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肯定了这一经验，提出为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不断被细分，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

1995年9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通知》重申了这一规定。

2003年付诸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把这一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强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承包方以户为单位。

或者耕地被占用以后有些家庭干脆就无地可种。

于是，随着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多，兼业户经营的农业会逐步成为副业。

据调查，早在1988年，以出售粮食收入为家庭现金收入主要来源的农户就已经降到37.5%，比1984年下降12.1个百分点，有多达82.6%的农户回答种粮目的时将“满足自家口粮需要”放在第一位，完成国家定购任务放在第二位。

越来越多的农户已不再把改善生计寄希望于种粮、卖粮，而是寄希望于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因而粮食生产投入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更多投入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

粮食生产在农户家庭生产各业中的地位下降，其中，粮食作物收入所占比重降为29.2%，比1984年减少14.9个百分点；粮食作物生产费用所占比重降为25.3%，比1984年减少8个百分点；粮食生产投工量所占比重降为35.7%，比1984年减少10.7个百分点。

以粮食生产为主业的被调查户由1984年的79.5%下降为1988年的62.9%，以非粮食生产为主业的农户其粮食生产不同程度地出现投入减少、经营粗放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调查办公室：《1984-1988年粮食生产的微观探视：对155村1.3万农户粮食生产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1990年第3期）。

鉴于农户种粮积极性下降和兼业化发展倾向，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是在山东平度、然后推及全国1/3以上的农村，因势利导，试行过一段时期的“两田制”，即将耕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口粮田按家庭人口平均分配，人人有份，这部分耕地只负担农业税，其他收入归农民；责任田用来招标，能者经营，除了承担农业税外，还需缴纳承包费(提留统筹)。

旨在保障农民吃饭用地的同时克服地块细碎问题、提高土地经营质量，逐步走向规模经营。

但是后来，“两田制”被强制推行，许多地方不顾实际“一刀切”，违反了当地农民意愿，不利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而且还催生腐败，1997年被中央叫停。

于是，一些地方更倾向于采取“反租倒包”形式，集中农民不愿经营的土地，连片后再向社会招标。

但这毕竟是少数。

土地流转历来就是中央文件提倡和鼓励的，但只要农户不愿意彻底让渡手中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兼业化经营的倾向就不会被遏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兼业化现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1996年底，在全部农村住户中，农业户所占比重为90.47%，非农业户占9.53%。

在全部农业户中纯农业户占62.81%，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的户占30.57%，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户占6.62%。

如果以农村生产经营住户为100，那么纯农户为56.82，农业兼业户为27.66，非农业兼业户为5.99，非农业生产经营户为9.53。

相关调查表明，这一时期与80年代下半期一样，随着农业专业化程度的降低，农户播种意向和增产意向在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生产经营户中依次下降，而且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农业增产的意向越弱，离农倾向越强（中央政研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从农村固定观察点看主要农产品生产意向——1995年主要农产品生产意向调查汇总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8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2008年公布的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年底，全国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20015.9万户，比1996年增加3.7%；在农业生产经营户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数占58.4%，比10年前减少7.2个百分点；住户中农业从业人员为34246.4万人，比10年前减少了19.4%。

显然，农村住户中兼业户和非农户不断增加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两次农业普查的主要数据公报，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近年来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农业税取消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补贴加大，照理说农民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

但是调查发现，由于人工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更快，农民并未从粮食价格上涨中得到多少实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因此农户兼业化发展的势头也并未逆转。

农民收入保持连续增长的势头，最主要的是靠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也就是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增长。

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的比重，1990年为20.22%，2000年为31.17%，2010年上升到41.07%。

即便是在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中，传统的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87.9%，下降到了2000年的76.4%和2010年的78.8%（《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披露，2010年农民外出务工月均收入达1690元，比2005年增长近一倍（《农民工收入五年增一倍》，2011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同期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只增长50%多一点（《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页）。

另据媒体报道，湖南是产粮大省，水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都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水稻总产量和播种面积的13%左右，大部分水稻田都散布在洞庭湖滨和长江的众多支流两岸。

2010年，尽管稻谷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农民的收入并没有随之增长，因为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得更快。

汨罗市三江乡金桥村的一位村民给前来调查的报社记者算了一笔细账，2010年，种一亩水稻双季收成大约在1300斤左右，全年收入在1400元左右。

但是由于种子、肥料、农药以及收割费用等大幅涨价，种一亩水稻的成本大约要花费650元左右，纯收入只有700多元，如果再剔除人工成本，就剩不下多少了。

由于种粮存在不确定性因素，而且收入低，因此村里稍微强壮一些的劳动力都出外打工去了，水田或者以低价包给了别人，或者干脆种单季水稻。

同样的故事在全国各大产粮区演绎，在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就更是如此了。

安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在距离庐江县县城不远的一个丘陵地带，一位农民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一亩地需要复合肥100斤，大约150元，种子每亩需要60元，水费和农药费每亩要200元，有时候忙不过来需要雇人，这就要支付人工费，每亩地打田垄每天需要140元，收割每天需要150元，一般来讲一亩地需要2天的时间。

不加自己的劳动成本，这样，一亩地还需要投入990多元的。

以平均亩产800斤水稻计算，目前的收购价是每斤1-1.2元之间，毛收入在800-960元之间。

这样算下来一年的结果是种庄稼要倒贴进去，赚不到钱（《新华视点——土地撂荒：“荒”了什么》，新华网，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