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法律的秩序_秋菊打官司_的另一个_说法_

如果运用经济学的视角，我们可以将乡土社会 村民之间长期相处的熟人社会视为一种基于重复博 弈而形成的长期互惠体系。电影中，村民间的互惠 — 46 —
原则连同互惠交往体系，被外在的现代司法系统横 加干涉，而引入现代司法权的正是秋菊。因此，对于 中国传统村民之间互惠交往网络的制度性解说，才 是最切合电影文本本意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 种互惠体系 是 否 真 的 具 有 强 烈 的“中 国 式 ”的 地 方 性，以至于不可能存在于其他国度中？ 秋菊的做法 又是如何触犯了这一互惠体系的内部规则的呢？
尖锐，秋菊在提交给县公安局的“活告状”中甚至声 称村长犯了故意杀人罪，但是在双方的面对面交流 中，双方家庭成员之间依然是相当和睦的。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双方内心潜意识里都不希望扯破脸 皮，以免在未来岁月中不好长期“相处”。而“相处” 二字，正是互惠的一个曲笔。
（ 二） 信息网络。毫无疑问，这个陕北村庄内部 的信息网络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形成，在鸡犬之声 相闻的环境中，信息流动快捷而有效。秋菊丈夫被 村长踢到那个地方几乎成为全村人民的笑柄，不时 会有村民拿这个事情跟秋菊丈夫开玩笑。而秋菊在 市里“把公 安 局 长 的 小 车 都 坐 了 ”也 成 为 一 个 爆 炸 性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这个闭塞的小山村。从社会治 理的角度来说，由于小农经营、水利的需要、安全需 要、土地平等继承等原因［5］9 ，中国农村居民几千年 来聚村而居鲜有变化，这样的社群对外孤立而隔膜， 对内却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因此，在这样 一个面对面 的 社 会 中，“让 信 息 成 本 较 低 的 人 群 行 使监督的权力可以大大地节约监督成本”［6］163 。
摘 要： 影片《秋菊打官司》核心情节冲突并非秋菊想要的“说法”，不能为中国现代司法制度所识别，其价 值主要在于秋菊“引法下乡”所导致的乡土社会互惠体系的破坏。以重复博弈模型以及交换网络理论为视角重 新审视该影片的文化内涵，揭示乡土社会自我控制机制中内在的、具有普世性的运作规律，是当代法学研究不可 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秋菊第一次找村长讨说法时，其实是行使第一 个顺位的救济办法———告知很显然，这一两败俱伤的解决办法不但没 有效率，而且可能导致世仇，使该群体内部成员之间 的冲突持续升级。秋菊一家拒绝了这一救济形式。
如果秋菊具备博弈参与者的理性，其合理的做法应 当升级采取第二顺位的救济手段———传播真实的对 于村长不利的流言，而非援引外生性规则主动引法 下乡。
（ 一） 互惠权力与权力行使的便利。毋庸置疑， 村民之间（ 包括村长在内） ，彼此拥有互惠的权力， 并且行使这种权力也是非常容易的。电影中冲突双 方化干戈为玉帛的一场戏是村长雪夜组织村民救秋 菊。当秋菊丈夫哀求村长施与援手时，村长在事实 上成为一个“权力者”，能够很容易自主决定是否给 予对方好处，而对方要么无法从他处获得替代，要么 获取成本过高（ 本片中该交通极为困难，由于全村 人都去看戏，所以秋菊丈夫实际上根本无法从他人 获得帮助） 。不只是村长，村长其后组织的村民从 整体上也对秋菊一家享有了这种“权力者”的地位。 村长的最初表现也是拒绝合作的，因为秋菊的行为 让他一个国家干部丢了面子。不过出于一种朴素的 利他主义，村长最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尽管电影出 于情节设计忽略了秋菊一家是否也能给予村长帮助 的问题，不过考虑到村长年事已高且家中没有其他 男性成员，保不准哪天村长就要求助于秋菊家的壮 劳力。另外，尽管剧中冲突双方矛盾实际已经相当
运用流言与丑闻（ gossip and scandal） 监督一个 内部信息流转有效的社会群体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当然，尽管流言所代表的“监视”本身即构成一种有 效的惩戒手段，生活经验却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都存 在一些对于流言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的另类。有研究 表明，流言本身对于失范行为是否具有足够的威慑 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含在流言背后可能对于 失 范 者 施 加 的 社 会 的、经 济 的 或 者 政 治 的 制 裁。［7］271—302 流言监督作用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多个变 量： 一是运行社群的紧密程度，例如，面对面的熟人 社会比人口高速流动的匿名化社会更能发挥流言的 阻吓功能； 二是社会个体所处社群的阶层，事实上真 正畏惧流言的，往往是社会中的中间阶层，而那些能 有效控制稀缺资源（ 如土地） ，在经济上自给自足， 或者被社群彻底边缘化的人，则对于流言有较强的 免疫力。后一种理论可看作是流言的有条件矫正功 能说。
三、重复博弈
电影中的陕北农村尽管加入了具有现代特色的 村长，但是其实际运作与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农村并 无二致，这一历史悠久的稳定性本身就说明这一互 惠交往体系是符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实际上， 任何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落内部，经过长期重复 的博弈，都会在经过一定时间后形成一种有效率的 互惠体系。美国学者埃里克森以美国加州夏斯塔县 牧民之间运用非法律规范化解邻人纠纷的田野调查 为例，将这一关系紧密的互惠体系是否有效率概括 为三个前提条件： 互惠权力、权力行使的便利以及 信息网络。［3］223 美国学者爱默生的“交换网络”理论 也有类 似 概 念。这 一 互 惠 体 系 的 中 心 要 素 是“权 力”，“行动者所具有的权力严格依赖于其他行动者 对其资源的依赖”，“如果 B 认为 A 的资源很有价 值，同时又没有可替代资源，那么 B 对 A 的依赖程 度就高； 而 A 对 B 的权力就大”［4］291 。我们可以从 这三个前提出发，一一考察秋菊所处的乡村是否与 美国加州的夏斯塔县存在共通性。
关键词： 法律识别； 重复博弈； 交换网络； 信息网络 中图分类号： D9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12）02-0045-04
秋菊的故事早已成为一个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 寓言，其隐喻被人们反复言说。秋菊要的到底是一 个什么样的“说法”是诸多论者重点讨论的 话 题。 一般认为，我 国 彼 时“法 律 制 度 的 设 计 和 安 排 上 没 有这个‘说法’的制度空间，因此无法理解‘说法’这 一不合所谓的现代法治模式的要求”［1］374 。即便如 此，现代性的法律依然“按照自己的逻辑飞奔而来， 又疾驰而去，它实现了自己的正义，然而却是和秋菊 的要求南辕北辙的方式”［2］。以生个“小子”为核心 的 “说法”无法为现代形式理性的法律所识别，尴尬 地镶嵌在 中 国 法 制 化 的 进 程 中，作 为 一 种 制 度 的 “他者”弥散着浓厚的符号意味。当然，最具有代表 性的论述当 推 苏 力，在 他 的《秋 菊 的 困 惑 和 山 扛 爷 的悲剧》一 文 中，秋 菊 的 遭 遇 被 归 纳 为 现 代 法 律 的 形式理性进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深刻矛盾。冯象 的论文《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则认为，秋菊故 事最后的尴尬结局所展示的，并非东西方的法权意 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正式法律在实际运作中跟民间 法等传统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笔者认为，以上 观点发人深省，但依然有进一步深入争辩与挖掘的 空间： 法律识别的障碍是否完全无从弥合？ 这一问
2012 年 3 月 第 39 卷第 2 期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12 Vol． 39 No． 2
无需法律的秩序
———《秋菊打官司》的另一个“说法”
凌潇
（ 四川理工学院 法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厘清此背景后我们再重新审视法律识别问题。 诚然，村长那一脚踢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忌讳 的男人下体，因为那里关系这一个家族的传宗接代，
收稿日期：2011-11-02 作者简介：凌潇（ 1981—） ，男，四川自贡人，四川理工学院法学院讲师，现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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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万庆来真要有个三长两短， 万家岂不绝后？ 但是无论我们把这种伤害提高到什 么程度，杀人 不 过 头 点 地，即 便 完 全 倒 退 到 无“法 ” 可依的初民社会，秋菊一家在寻求救济的时候无非 也就这么几条路： 同态复仇、赔礼道歉、以金钱赔偿 损失（ 鉴于村长没有儿子，无法将对方男性子嗣过 继到万家） 。复仇的路径秋菊从一开始即明确拒 绝，因此救济只能在后两种中选择其一或者二者组 合。通观全片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秋菊的诉求无 非就是“赔 偿 各 项 经 济 损 失，更 要 公 开 赔 礼 道 歉 ”， 对于这么一个“说法”，当时的民法通则真的就像鸡 同鸭讲 一 般 难 以 辨 认 以 致 出 现 乱 码 吗？ 《民 法 通 则》134 条规定了包括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在内共 十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并明确规定，诸项民事责 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就电影 中的侵犯人身权案件而言，加害人赔偿受害人一切 损失是当然的，至于是否还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责 任，则一般取决于人身伤害的严重程度以及受害人 是否遭受相应的精神损害，实务中将决定权都委诸 法院的自由裁量。假设秋菊将本案以侵犯人身权纠 纷为由诉至人民法院，相信一个公正的当地法官，基 于自身对于伤害部位重要性的地方性认识，是完全 有可能判决村长公开赔礼道歉的。本案在法律制度 层面不存在难以逾越的识别障碍。
四、引法下乡与层层递进的非正式救济手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这个土气的陕北村庄 的互惠体系与夏斯塔县并无多大差别。循着这一思 路我们可以重新考察这一电影，发掘出秋菊尴尬产 生的真正原因。
罗伯特· 埃 里 克 森 在《无 需 法 律 的 秩 序 》中 提 到，为维护这一有效率的重复博弈均衡①，最有效的 办法就是行动者采取“一报还一报”的惩罚 策 略。 当然，为了避 免“两 错 不 得 一 正 ”，行 动 者 在 采 取 非 正式救济时，应当用尽具体的自助措施，以逐步升级 的格局来 最 小 化 有 效 震 慑 的 费 用，其 具 体 顺 序 是： （ 1） 告知； （ 2） 传播真实的对于越轨者不利的流言； （ 3） 其他更为强力的救济手段，诸如损害不轨者财 产、请 第 三 方 （ 可 以 是 国 家 公 权 机 关 ） 解 决 争 议 等。［3］261 如果主张权利的人“越级”采用救济手段， 势必破坏这一均衡的效率，而不为所有博弈参与者 接受。另外，关系紧密社会群体对于自助行为的强 度有严格限制，暴力自助往往只是作为一种具有威 慑力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的自助手段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