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中政府和秋菊的逻辑

三、秋菊的说法：官员行为的政府责任

提起民事诉讼的上述设想显示了，人们易于将秋菊要讨的“说法”

等同于民事法律上的“赔礼道歉”。[9]这是不对的。秋菊要讨的

“说法”，不是寻常意义的“赔礼道歉”，而是让一个“公家人”，让一个“干部”给她赔礼道歉。让公家人给老百姓赔礼道歉，这是

秋菊讨说法的要害。

因此秋菊从始至终都是在向“公家”讨说法。包括最初向村长本人

要说法时，秋菊找的其实不仅是“王善堂”这个自然人，而且是

“村长”这个公家人。只是普通百姓没有使用区分“公务行为”和“私人行为”的现代法治概念。所以村长不给说法的时候，秋菊向

李公安委屈地告状“你是村长，你还打人，你就是不对么”，庆来

父亲也气愤的说，“他政府的人，他不管！”同样逻辑，既然村长

这个公家人不给说法，就只能继续向公家讨说法，如庆来说的，

“他[村长]不管，有管他[村长]的地方”。

但是，秋菊能够一次次上路，恰恰说明她始终相信这个体制。她相

信“公家”会给她一个说法：“我就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这

也是当代“讨说法”这一流行语的基本含义：找政府评理，让公家

主持公道。在秋菊一家的眼里，之所以“官家人”是“公家人”，

是因为“官家”就应当是“公家”。正是因为抱有对“官家”主持“公道”的坚定信仰，庆来一家才会觉得，村长是官家人而不主持公道，那就是“欺负人”；李公安和严局长作为公家人不给说法，这样的结果秋菊“就是不服”。明白了这些，“秋菊的说法”意思也就清楚了：要让“官家”/“公家”给自己做主，管管欺人太甚的“官家人”/“公家人”。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求政府兑现约束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

所以秋菊要讨说法，“民告民”不行，非“民告官”不可。她和村长之间真正的纠葛，根本不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官民之间的地位关系。所以不难想见，即使秋菊熟读《民法通则》，即使秋菊选择的就是民事诉讼，要解决的也还是同一个问题：让村长这个“公家人”给自己赔礼认错。同样道理，即使秋菊提起了并且打赢了民事诉讼，村长也还是不可能乖乖地执行这一判决。其实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针对政府官员的“民事诉讼”，都不是为了什么民事权益，而是和秋菊打官司一样，想要借着国家的力量管教管教为所欲为的公家人。这和他们到人大政协、找媒体记者的用意没什么不同。他们和电影里的秋菊村长一样，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个“钱”的问题，不是什么“民事”问题。打“官司”，说到底，打的还是“官”司。

所以《秋菊打官司》片名中“打官司”的意思，不仅仅是指最后诉

诸法院的那个“法律诉讼”，而是从行政调解开始的整个“民告官”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秋菊走进李公安的办公室就已经开始了。忽略

了“民告官”这个最直观、最基本的主题，就会把“秋菊打官司”

仅仅理解为——正如其英文片名——“秋菊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讲的绝不仅仅是“秋菊的故事”。中文片名的奥妙

在于，虽然只是点出了主人公“秋菊”的名字，但是“打官司”的“打”字暗示着“对手”的存在，意味着这不是一场秋菊的独角戏，隐含地指明了“秋菊的说法”的关键：“和谁打官司”。而“官司”二字则隐含了影片中一再强调的“公家人”这一意涵，隐含了“村长”在这个故事中的特殊意义。而村长，这个秋菊打官司指向的

“对手”，正是整个“故事”一再试图解决但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

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影片的每个情节都是为了解决“村长问题”

而产生的“连锁反应”。村长这个“问题制造者”，无疑是整个故

事的关键所在。“秋菊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村长

的故事”。

因此只听懂“秋菊的说法”还不够。依照法律人兼听则明的信仰，

还应当耐心听听，什么是“村长的说法”。进而设身处地想想，究

竟村长为什么不肯给秋菊一家低这个头、认这个错，究竟低头认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究竟村长有什么无可退让的“要命的地方”。

四、村长的说法：行政执法的政治条件

村长的说法有三层含义。李公安第一次来村上调解，村长讲了他为什么不给秋菊说法的第一个“说法”：“俺是按你们发的文件办事。”在接受了现代法治理念的人看来，村长打人完全是出于个人私愤，是他和庆来之间由于个人情绪引起的私人冲撞。这和“按文件办事”，和执行公务，扯不上半点关系。人们会像秋菊一样向李公安辩驳，“文件上也没写打人这一条”，会和李公安一样反问村长，“文件上又没说让你打人！”

可是，村长显然也不能接受现代法治理念的这个批判。村长所以强调“俺是按你们发的文件办事”，有个潜台词，就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打人和执行公务无关：要不是为了按你们政府——公家——发的文件办事，庆来怎么会骂我，我又怎么会踢他？！他对秋菊说的话

也适用于我们：“有心有肺的想一想，我为啥踢他？！”——有心

有肺的想一想，庆来为啥骂我？！是啊，庆来和村长没有个人恩怨。庆来之所以骂村长，就是因为村长要“执行公务”和“依法办事”。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在他看来，被骂和打人，都是执行公务的一

部分。李公安并没有反驳这一点。他承认，这的确是村长面对的实

际问题。

既然这是村长面对的实际问题，政府要是不体谅，那他的工作就没

法干，政府的文件也就没法执行。这是当县公安局的行政裁决下来，李公安让村长“回去给秋菊两口子说些面子话”的时候，村长给出

的第二个“说法”：“我大小是个干部，以后我在村里没法工作么。”换句话说，不给秋菊的说法，是他这个“干部”“在村里工作”和“按公家发的文件办事”的必要条件。李公安也默认了。他

承认，这是村长工作的现实处境。

而且，村长的说法其实还有一层弦外之音：我是咱公家的自己人，

公家当然得给自己人撑腰。所以，当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下到村里，虽然多赔了五十元钱，反而坚定了村长的信心，相信自己的说法没错：“秋菊，我跟你说，官司打到天上，也就这样了！我跟你说，

我不怕你们告。我是公家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上面都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