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和探讨，既是全面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需要，也是当时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进攻斗争的需要。为此，他阅读了历史学家毛勒等人的著作，写作了《法兰克时代》、《论日耳曼人的古代社会历史》、《马尔克》等著作，对人类社会早期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索。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恩格斯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间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含有马克思的许多批语和马克思自己的论点，以及其它补充材料。他仔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摘录和批语以及摩尔根的著作，确信摩尔根这本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两个人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1884年2月16日，恩格斯写信对考茨基说：“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恩格斯：《致卡·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版第36卷第113页）
在总结1848一1871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恩格斯结合90年代初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应采取的新策略。他指出，“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得到了迅速壮大。德国党充分利用普选权一步步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竟在1894年12月国会上以社会民主党阴谋组织政变为借口，重新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草案，但被否决了。对这一系列变化，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德国工人的一个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恩格斯分析了普选权对工人阶级的意义和作用，指出由于德国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并将它作为自己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发挥了作用，“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恩格斯：《〈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2卷第600、601、602、608页）
同时，恩格斯针对国家超阶级的表象指出：“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衰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
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科学阐述，系统完整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被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者弄得混乱不堪的国家的本质问题从根本上作出了回答。可以说，国家的本质只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奴隶制国家是这样，封建制国家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资产阶级为了其阶级统治的需要，将其国家美化成是“保护一切人利益的”“全民福利”的国家，这只不过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欺骗。不用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不是这样，就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不可能是这样。所不同的只是，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的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由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的统治，而无产阶级的国家则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由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进行的统治。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
“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谈谈恩格斯的晚年理论 （转载）红尘来去 收藏于 2011-09-12 阅读数： 公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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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读到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涉及恩格斯晚年理论，武兵等人的批判文章已讲了很多，这里再看看当年恩格斯这个理论的基本情况，以期能够正本清源。
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80一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虽然没有出现革命形势，但社会主义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动总攻击而积聚力量的准备阶段。在这种新的斗争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斗争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新的探索。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恩格斯指出：作为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整个文明时代共经历了三大奴役形式，即古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由于文明时代将追求个人财富作为最大乐趣和唯一目的，以卑劣的贪欲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它自身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种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必然要被新的人类文明所代替，社会将进入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共产主义。因此，“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170页）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提出的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标尺的重要论断，而不是放弃革命。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在详细阐述和论证氏族社会必然被国家制度所代替这一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同时，指出了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向国家制度过渡的不同形式。正确理解这一思想，对科学地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特别是科学地认识我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深入揭示阶级和国家的关系，说明国家的起源及其实质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像私有制和阶级一样，“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Hale Waihona Puke 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此时，随着德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的向唯物史观发起进攻的逆流，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讲坛社会主义也应运而生。讲坛社会主义主要是一些德国教授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改良主义。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等，大肆宣扬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同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还极力宣扬非历史主义观点，宣扬私有制、阶级、国家永恒不变，否认家庭的历史演变，替男权辩护，认为母系社会、母权制度的遗迹只是神话传说或陋习，否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科学意义。德国《历史杂志》一位编辑就这样说道：“很遗憾，我们的一些同事还在用心谛听对科学殿堂的叩门声；我们则要使摩尔根先生留在殿堂门外。让他给恩格斯先生和倍倍尔先生去提供似是而非的知识，用以充实他们的幻想吧。”这些观点对工人阶级队伍产生了不良影响，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工人运动内部的一些机会主义者，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也没有正确的估计，甚至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
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认为摩尔根以自己的方式所得出的科学成果，证实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这样，正确理解和阐释摩尔根的成果对于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目的和指导思想。正如他对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恩格斯：《致卡·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版第36卷第144页）
1895年2月，恩格斯利用出版马克思《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之机，在为出版该书所写的单行本导言中，根据一些国家工人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的成就和经验，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策略的思考，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根据各自不同的条件转变自己的斗争方针，确定夺取政权的道路提出了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