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博弈中的中国劳动关系

三方博弈中的中国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进展及问题研究郭庆松【内容提要】应用博弈论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进展及问题，有助于我们不仅从宏观、中观视角，而且从微观视角探求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进展及问题，是政府、管理者与劳动者等劳动关系的涉猎三方利益博弈的直接结果。

在三方博弈中的中国劳动关系，尽管由于博弈各方利益差别和效用函数不同而选择不合作战略和斗争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而劳动关系博弈的“囚徒困境”现象短期内难以避免，但由于博弈各方共同利益的存在及驱使，以及和谐社会对和谐劳动关系诉求的宏观社会背景和政府目标，劳动关系正和博弈局面下的“多赢”结果将是三方博弈的长期发展趋势。

要打破博弈僵局，必须由政府介入，形成三方正当博弈的格局，加大博弈中劳方的砝码，才能实现博弈利益均衡的局面，实现和谐劳动关系。

【关键词】改革开放/劳动关系/博弈/进展/问题/[中图分类号]F24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9-0069-09经典的博弈论认为，博弈关涉的基本概念包括局中人、行动、信息、战略、支付、结果和均衡等七个方面，而属于博弈基本要素的主要有三个：局中人、战略和支付(或收益)。

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行动和信息是博弈的“积木”或“建筑材料”，局中人、行动和结果称为“博弈规则”，博弈分析的目的就是使用博弈规则预测均衡。

①因此，博弈的基本表述应该是，每一个局中人同时选择一个战略，所有局中人选择战略的组合决定了每个局中人的收益或结果。

劳动关系的博弈②一般是指，劳动关系的利益主体(局中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依据所掌握的博弈信息，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或收益预期，不断选择、不断修正、不断调整、不断实施自己的行动或战略，从中各自取得相应收益或结果(支付)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劳动关系博弈分析的目的，就在于运用劳动关系的博弈规则来确定劳动关系的博弈均衡(劳动关系局中人的最优战略组合)，促进劳动关系利益主体效用函数的实现或预期收益的最大化，并帮助我们了解博弈中的劳动关系的进展及问题，最终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

一、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博弈中，按照博弈局中人的行为逻辑可以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博弈局中人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博弈双方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强调的是效率、公正、公平；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趋于无效。

③在现代博弈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非合作博弈理论，而合作博弈问题通常只是简单提到，其原因包括：(1)非合作博弈关系比合作博弈关系更为普遍，因为合作关系通常都是有条件和暂时的；(2)非合作博弈研究可以为合作博弈理论奠定基础；(3)研究合作博弈的难度更大，更难找到一般的概念和系统方法。

④基于博弈中的经济理性人假定，博弈双方在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博弈战略条件下，各自只能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不合作。

因为选择不合作，最坏的结果也能保持原有的收益不变，这种战略也是对对方不合作战略的一种最佳回应(如果选择合作，则有可能因为对方的不合作而使得自己的收益下降，这是博弈任何一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从而，博弈的结果必然陷入所谓的“囚徒困境”(不合作，不合作)。

“囚徒困境”既是一个优势战略均衡，也是一种“纳什均衡”。

⑤当然，博弈双方也有可能选择合作战略(合作，合作)，这种结果将是最理想的状态，可以达到正和博弈局面下的“双赢”。

显然，“双赢”局面的博弈能否实现要取决于几个约束条件：一是双方是否存在比较大的共同利益，若存在，实现的可能性加大；二是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大小，交易成本越小，实现的可能性越大；三是是否存在外在强制力，若存在，实现的可能性较大；四是是否存在相应的组织推动，若存在，实现的可能性较大。

在现实的劳动关系博弈过程中，理想的状态是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实现劳动关系的合作，进行所谓的合作博弈。

但各自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未知对方采取何种战略的情况下，往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及相应的举措，进行所谓的非合作博弈，这也是现实中劳动关系冲突频频发生并诉诸于各种斗争手段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囚徒困境”式的劳动关系冲突，对于劳动关系双方主体来说最终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而且，考虑到劳动关系博弈的长期性、多次性和动态性，“长期势均力敌的争斗，结果只会使自己的财力智力枯竭，难以应付下一轮的竞争和创新”⑥，从长远来说，双方主体倾向于放弃短期机会行为，而更多地采取合作的博弈战略，以获取远期回报。

因此，劳动关系的合作或双方合作博弈是一种长远的发展趋势。

而就短期来说，尽管存在促成合作的各种内外部条件，包括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以及有外在的强制力(政府推动)等，但由于利益差异的确实存在甚至有组织推动(如政策法规的调整等)的“变异”现象，“囚徒困境”式的劳动关系冲突短期内在所难免，这在现实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比如，《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本意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合作，增加劳动关系博弈中的合作成分，但实施后所引发的劳动关系冲突的增加，恐怕是该法起草者和立法者所始料未及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劳动关系博弈过程中，管理者与劳动者博弈双方所采取的行动既有可能是同时的，也有可能有先后顺序；行动有先后顺序时，既有可能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也有可能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者具体选择了什么行动。

这就是说，劳动关系的博弈既有可能是“静态博弈”，也有可能是“动态博弈”。

与此同时，作为博弈局中人的管理者与劳动者各自对对方的特征、战略选择集合及支付函数有时具备完备而准确的知识，有时则不完全具备，这就涉及所谓的“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问题。

现实中的情况是，在劳动关系博弈中，由于存在多次博弈且行动有先后顺序问题，为了确保决策在任何时间节点都是最优的，决策者要随机应变，而不能墨守成规，博弈双方不得不考虑行动选择的预期调整问题；与此同时，在更多的情况下，博弈局中人对博弈的结构、规则和支付函数的知识都是不完全、不准确的。

因此，劳动关系的博弈更多的情况是“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劳动关系博弈双方的后行动者往往要依靠观察先行动者来获得对手的偏好、战略集合等博弈信息，从而形成并不断修正自己的主观判断。

但是，先行动者也清楚自己的行为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所以可能有意识地伪装。

所以，后行动者要根据所观察到的先行动者的行动来调整自己关于对手类型的“信念”或者主观概率，并由此进一步选择自己的行动。

这就涉及所谓的“精炼贝叶斯均衡”。

“精炼贝叶斯均衡”不仅是博弈双方的一种最优战略组合，而且还反映博弈局中人的信念，因为最优战略是建立在局中人某种信念基础之上的。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与青木昌彦所提出的主观博弈论最为接近，它的前提条件最为苛刻，也较为接近现实的情形。

⑦劳动关系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精炼贝叶斯均衡”的实现，实际上是要建立在博弈双方的行动、观察、修正、伪装、调整等不断循环往复基础之上的。

二、加入政府后的三方利益博弈尽管对于政府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学术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但对于政府在劳动关系运作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家并没有很大的分歧。

有学者认为，各国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责任主要有推动劳动立法、三方协调、劳动争议裁决、就业服务与培训，等等。

⑧还有学者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劳动关系的调整，基于不同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功能与地位也各有千秋；政府作为人民权利的委托者、人民意志的代表者、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责无旁贷，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层面加强政府的责任。

⑨因此，对于政府一方加入的劳动关系博弈的分析，不仅有利于劳动关系博弈问题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是由中国转型时期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的特殊性所规定的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特殊影响地位决定的。

加入政府后的劳动关系的三方利益博弈属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类型；劳动关系的三方利益博弈的中长期效应，主要是通过政府的介入来影响和调整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双方收益预期心理实现的。

出于简化分析的考虑，这里只构建政府与劳动者和政府与管理者两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并予以相应的分析。

首先，政府与劳动者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各自行动逻辑是：政府依据自己对劳动关系基本状况和谐或紧张的判断以及其他两方局中人信息的获取，并结合自己的效用函数和收益预期的需要，进而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及采取什么行动或是否出台政策及出台什么政策(假定政府行动或政策就是两种倾向：偏向劳动者和偏向管理者)；劳动者则根据政府的行动或相关政策调整自己的行动战略，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手段，进而对劳动关系格局产生进一步的影响；政府又以此为依据判断劳动者对政府行动或政策的反应程度，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或政策调整战略。

博弈如此不断循环，以至无穷。

从理论上讲，在每一个信息集对应的每一个阶段上所进行的博弈，政府和劳动者在充分考虑另一方的行为选择后，都能使自己的效用函数达到最优，由此博弈双方就能够达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的“精炼贝叶斯均衡”。

但实践中的政府与劳动者博弈非均衡现象十分普遍，政府与劳动者收益下降的现象时常发生，劳动者利益受损的情况此起彼伏。

政府与劳动者博弈未能达到“精炼贝叶斯均衡”，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只注意到了劳动关系的现实状况，未能对劳动关系的中长期走势进行正确的预期，从而所采取的行动和实施的政策存在较大的偏差或不合理性，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心理；另一方面，劳动者也没有用心去分析政府行动或政策以修正自己的行动战略，从而不能形成关于劳动关系中长期走势的正确心理预期，也难以对局部范围劳动关系的不正常现象作出理性判断，反而容易受到管理者一方行动和战略的左右。

这也是政府与劳动者双方很难达到现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的基本原因。

其次，与政府和劳动者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行动逻辑类似，政府与管理者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也是从政府的劳动关系形势判断开始，结合自己的效用函数，决定自己的行动或政策，而管理者也是依据政府的行动或政策来调整自己的行动战略，政府再根据管理者的反应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或政策，如此循环往复。

不过，政府与管理者动态博弈过程中，相对于劳动者而言，管理者在信息对称性方面更有优势，对于政府行动或政策的反应和影响也要明显强于劳动者。

即便如此，政府与管理者的动态博弈同样也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精炼贝叶斯均衡”，原因也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政府角度来说，并不总是以劳动关系的基本状况判断和劳动关系和谐作为自己行动选择或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政府往往有阶段性的利益诉求，甚至有时会追求短期效应(如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倾向于保护企业利益)，这就使得政府的行动或政策不一定能够起到修正管理者行为选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