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抄本的鉴别

稿抄本的鉴别從書籍形成的方法来看，現存古籍主要包括兩種：印本和寫本。

顧名思義，印本除了我們常見的一般印刷品之外，還應該包括拓本（石本），寫本則指手寫而成，包括稿本和抄本兩類。

一、相關定義稿本《古籍定級標準》對稿本的定義是：“指作者親筆書寫的自己著作的底本。

分手稿本、清稿本或修改稿本。

”這個定義有些過於狹窄，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

瞿冕良先生的定義則是：著者的原稿。

如經整理謄清後稱清稿本。

清稿本必須由著者親手校定並蓋有印記為憑。

著者親自寫得稱手稿本（手定稿本），如清人錢曾《讀書敏求記》、《述古堂書目》就有他自己的手稿本。

如係刻本所據之稿本則稱底稿本。

（瞿冕良编編著《古籍版刻辭典》P637）黃永年先生認為“稿本，廣義的是凡撰寫的文章著作沒有付印的都應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

”稿本在形成過程中會形成不同的本子，各家各有不同的稱呼，如陳先行先生認為大致可以分为初稿、修改稿与定稿等三种；瞿先生則指出有手定稿本、清稿本、底稿本等不同稿本；黃永年先生的意見則是“稿本又應分為三類，即‘原稿’、‘清稿’和‘寫樣待刻稿’”。

因為現在著錄要求一般不需要加以細分，因此也就不必太過考究。

特殊的稿本：陳先行先生認為下列兩種本子也可稱為稿本：一是“作者對其著作之修改不僅在謄錄本或初稿本上進行，也有在未正式印行的刻本上進行，也應視為修改稿本”；二是“即使該書正式印行之後，在印本上繼續作批校修改者，同樣應視為修改稿本”。

此外還有一種編輯稿本，編輯者作為第二責任者，其編輯稿當然屬於其本人的稿本。

抄本瞿先生的定義是：也稱寫本，即抄寫的書本。

……後來習慣上唐代以后都稱抄本，唐及唐以前則稱寫本。

……宋代以後，雕版雖已盛行，但有些比較專門、不甚著名而需要不廣的著作，還是靠傳抄來流通的。

同時，由于抄本一般均無複本，流傳極少，古代名人手抄本，不僅具有文物性、學術性，也反映了一定的藝術性。

因此，抄本圖書一直為學者所重視一直为学者所重視。

（P233）抄本有不同的類型，最特別的是影抄本.黃永年先生的定義是：“又稱影寫本，係用薄而細潔的白紙覆在原本之上，按原本樣式，一絲不苟地將文字（乃至版匡、欄線、魚尾、刻工等）影描下来，力求保持原本面目，乃有“下真迹一等”之誉。

”影抄本一般認為從明末汲古閣開始出現，但陳先行先生認為其出現年代要比毛氏早很多。

歷史上的影抄本也以毛氏汲古閣最为精美，無論紙墨或寫工都是精美異常。

咋看之下很容易將其与宋元刻本混淆。

清初钱曾述古堂的影抄本也是比較有名的。

在一些藏書家的書目中，有時還有“精抄本”一說，其形式上紙墨考究，抄寫工整精妙，內容則經過精心校勘堪稱善本。

名家抄本明清兩代，著名的藏書家或一些學者，都有抄書的習慣。

名家抄書，個別是自己抄寫的，一般部頭不會太大。

多數則是請人代抄的，但在名義上仍歸屬于這位名家。

名家往往有自己的書齋、堂號等，因此也就常稱為某氏“某某堂”、“某某齋”抄本，如明代范欽的范氏天一閣抄本、明末清初毛晉父子的毛氏汲古閣抄本、清初徐乾學的徐氏傳是樓抄本寫本：廣義的寫本是與印本相對應的稿本、抄本等（陳先行先生認為應該還包括批校本），狹義的寫本僅指抄本而言。

寫本的概念主要出現於宋代，宋人習慣於將抄本稱為寫本，以與當時盛行的雕版印本相區別。

目前國內一般將唐五代及以前的抄本稱為寫本，明清兩代著名的《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等大型官修圖書的繕寫本也習慣上稱為寫本。

但在古人那裡，一般沒有這麼明確的區分，像清代著名學者焦循在其《里堂書跋》中，所用“寫本”一詞及指抄本，也有指稿本的。

當代著名版本學家、北京圖書館的冀淑英先生，她在談及《永樂大典》時也稱之為抄本。

稿本和抄本在實際工作中常常容易混淆黄永年先生在關於《稿本的鑒別》一節中舉了下面一個例子：抄本《汪氏說鈴》，二卷一冊，卷首題“鈍翁自注”，“後學惠棟增補”，有順治十六年冬十月鈍翁自序和王世祿題詞，左闌外邊有“紅豆齋藏書鈔本”七字，孫毓修小綠天舊藏。

按鈍翁為汪琬的別號，《說鈴》是他記述同時文士詩文言行的小書，有寫刻本也很少見，《販書偶記》未曾著錄，這惠棟的補注本不僅未見著錄且未刊刻過。

這個本子既印有“紅豆齋藏書鈔本”，與前引《書林清話》所說惠棟抄本的特徵符合，可以斷定是惠棟撰成補注後的清抄本，而且還是未刊刻過的清抄本，自可珍貴。

這個例子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一是黃先生認為這是一個清抄本。

按我理解，這是從本書責任者是汪琬來說的，汪琬的著作，惠棟自己或讓他人抄錄，當然是抄本。

但問題是：書的卷端有“後學惠棟增補”字樣，說明惠棟本人也是責任者之一，只不過他僅僅是增補註釋而已。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本子應該是惠棟增補的稿本。

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當然，簡單說這個本子是稿本，容易令人誤會為汪琬的稿本，但如果說明是惠棟增補的稿本則比較明晰。

因此，現在在著錄版本項時簡單的著為稿本，這種做法其實值得商榷。

第二，這個本子的稿紙自名為“鈔本”，但實際上卻是稿本。

我在整理工作中也碰過類似情況。

所以在整理時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最後，講一講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中對抄本的看法。

該书第十章就是《抄本稿本批校本》。

在該章中，黄先生對抄本作出這樣的界定：這裡講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現後派生的抄本，即絕大多數是從當時已難得的舊刻本抄錄或展轉抄錄的本子，至於近現代人隨便抄寫的東西，即使不用鋼筆、圓珠筆抄寫，都不是這裡所說的抄本。

不能進入古籍版本的領域。

在《抄本的善本問題》一小節中，黄先生又說：如果是從今天仍常見的普通刻本傳抄的抄本，就談不上校勘價值了。

他舉了《上海書林夢憶錄》記載的一個事例：當時有人主張“鈔本不論新舊皆為善本”，以致有“寧波沈某家中雇用鈔胥十餘人，取《粵雅堂》、《知不足齋》等普通易得之叢書，悉用佳紙工楷傳鈔，每冊襯紙精裝，冊首鈐藏印數方，已鈔成數十箱，惜精力不繼，不克編成目錄以儕於藏書家之列。

後來一併售去，曾未得鈔費之什一”。

黃先生說這些是毫無校勘價值的。

又指出，這類抄本也不能當做善本，否則內行人將傳為笑談。

第一，黄先生強調了“在這裡”，即是對对抄本的界定是放在版本學裏面來講的，而非泛泛地指一般的古籍，因此說“抄本是指刻本出現後派生的抄本”，强调其與刻本的對應。

因此，黄先生也就不涉及早期的一些抄本。

第二，我赞同黄先生对“抄本不論新舊皆為善本”的主張的批評。

但他在上面對沈家從《知不足齋》、《粤雅堂》等叢書中抄出的抄本的否定，則僅僅是從善本的角度對其校勘價值和文物價值的評價，而没有否定其为古籍。

我们平時遇到這類抄本，還是要客觀對待，是否善本是一回事，而是否是古籍又是另外一回事。

第三，作為從事圖書館工作的專業人士，不應將眼睛只對準清代及以前的抄本，對民国乃至現代的一些名家抄本尤其是稿本，也須認真對待，因為不論從文獻還是文物乃至市場的角度來看都有較高的價值。

即使是沈氏這類精抄本，現在在市場上也不多見，也有一定的經濟價值。

二、稿抄本的價值（畧）三、鑒別的依據鑒別的內容包括書名、書的作者，是稿本還是抄本，抄寫者是誰，抄寫年代等等，最後是對稿抄本價值的判斷。

對稿抄本的鑒別，主要從下列幾方面開展工作：內容：根據內容確定作者、年代等等。

筆跡：由於每個人寫字時的執筆方法、書寫過程的力度、速度、提按等等方面的不同，從而形成每個人自己的書寫習慣，這就是筆性問題，也就是每個人的個性問題。

書法風格還有一定的規律可尋，不同時代的書法有不同的風格。

如清初盛行董其昌一路的行書，乾隆年間則以趙體為主，清後期碑體興起。

同樣，在不同地區也有一定的地方特徵。

在鑒定名家筆跡時還要注意一點，就是有的名家的書法作品上的字跡與寫信寫書的筆跡相同，如清代著名學者陳澧，其書稿上的字跡與其書法作品上的行書是相同的。

但也有一些名家，其書札字與其書法作品有一定的距離（當然其筆性應該是一致的）。

因此，從鑒定稿抄本的角度出發，我們平時更應該多看其信札、手稿一類的作品。

要對稿抄本的鑒別有研究，第一是要見得多，第二是要用心。

名家的筆跡可以參照《明清藏書家尺牘》、《昭代經師手簡》、《昭代名人尺牘》，上海圖書館前幾年曾編過一套《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分三冊，分別為稿本、抄本和批校本，是國內首套有關稿抄本的圖錄，也是辨別名家手跡的重要參考資料。

而對於地方的圖書館工作者來說，遇見全國性名家稿抄本的機會並不大，相反平時所能接觸到的估計以本地的名人作品居多，因此應將重點落實在本地名家作品的認識上。

我在文物鑒定中一直持這樣的觀點，就是地方性的東西，本地專業人士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也是本地人士最應該加以研究的。

本地的東西，本地人不去收集、研究，外地人更不可能去收集、研究。

就算外地人想研究，也不如本地人有優勢。

對於地方文獻來說，我也是持這樣的觀點的。

紙張：不同時期、不同人會採用不同的紙張。

如白棉紙抄本“大多為明抄，抄寫時間又多在萬曆以前”。

在明末，則不乏用竹紙抄寫的，這與刻印本的用紙情況是一樣的。

一些名家會有專門用於著述、抄書的用紙。

陳先行先生在《明清稿抄本鑒定》中列有一個《明清稿抄本用紙特徵表》，共收錄118家，對明清至民國期間重要學者、藏書家等稿紙特徵都有介紹，可以參考。

但要注意的一點是，有的名家的稿紙并不止一種，如清初昆山徐乾學的抄本除了“傳是樓”外，還有用“冠山堂”的，魏隱儒《書林掇英》（P18）就曾著錄過一套《毛詩指說》不分卷即為冠山堂據宋本抄寫，版式為墨格，版心下刻“冠山堂”三字。

有的稿抄本用的是白紙，但有的則用帶有闌格的，因此從其板式也可以看出其時代，如我在北京整理古籍時有的明抄本的版式就跟明中晚期的常見版式特徵相同，這很有助於其年代的確定。

題跋：題跋對一些稿抄本的時間、作者、抄者的判斷都很有幫助。

題跋包括作者本人、抄者、收藏者或其他有關人員的題識、跋語等。

要提醒的一點是，古人在寫題跋時有時不直接寫上自己的姓名，而是僅寫自己的字號（印章也如此），因此，除了對名家的筆跡有所認識之外，也要留意他們的字號。

印章：印章包括作者、抄者本人的印章，也包括題跋者和藏家的印章。

有時很關鍵，但有時也幫倒忙，尤其是藏家印章。

其他：主要指避諱。

明代除了明末之外都不是很嚴格，清代康雍乾三朝尤為嚴格（注意在某些時候避諱不是很嚴格不同的人對避諱的態度也不一樣，如官方文書、名人手跡會比較注重避諱，鄉野之夫則不太當回事）。

另外，與稿抄本同時出來的一些其他材料也有助於該本子的判別。

一種寫本拿到手裏，首先是要判斷這是谁的著作。

然後才進一步判斷是稿本抑或抄本。

误定（作者误定，稿抄本误定、抄者误定）定名称，定作者，如系抄本还要定抄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藏一册清代著名学者朱次琦的手稿本，当时社科院申报资料命名为《朱次琦字册》。

字册一般是指书法作品中的册页而言，但从其书影来看，其内容为逐日记录一些迎来送往等日常生活的事情，体裁为日记体，两者的价值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