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以减税与加薪缓解转型之痛

近年来，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税负偏重的国家。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基于当时的低征管水平，中国在名义税率设置上“宽打窄用”，普遍偏高。随着征管率不断提高，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也随之加重。如果说，狭义税负尚可勉力负担的话，那么，将税收与种类繁多的收费、基金等加总，自1998年至2008年，政府全口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从20%左右上升到32.2%，超过美国、韩国、瑞士等国家，接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36.6%的平均值。
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30年前，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现在也只能算是低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应力求在发展和改革中解决—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改革更离不开价、费、税整体改革的全局。当前制造业领域的加薪压力和劳资冲突，应当放到这样的大格局中去认知。有此，在震动和忧虑之后，才能看到前进的方向。
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偏低收入国家中，税收负担率应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国家，税收负担率应在23%左右；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中，税收负担率应在30%左右。如今，中国人均GDP2008年才超过3000美元，政府收入却已达发达国家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水平，实在是太过超前而应当调整了。
为维护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减轻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负的政策可先行出台。与此同时，清理地方非税收费也应拿出措施，力见实效。当今地方政府部门对企业名目繁多的收费已成顽疾。据估计，2008年按全口径的财政收入计算，政府的非税收入比重约占44%，比例之高在国际上罕见。这不仅抑制了企业再投资，也严重限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不利于居民消费的增长，眼下必须痛下决心加以清理。在减税费的同时加薪，方可有效应对劳动力价格上升的局面。根据专家测算，未来政府财力完全可以承受减税。
当然，政府为企业减负并非单纯的税费调整，还必须增加民生支出、压缩政府行政经费。而且，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也应考虑减轻个人所得税。这些改革举措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不仅会引致政府收入的数量变化，还具备结构调整的实质性含义。特别是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多聘用外地农民工，而企业所在地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和依据，基本不覆盖这一群体。如要改变政府欠账企业还、甚至个人背的现状，推进公共财政还需加速度。
近来广为公众关注的富士康员工坠楼、南海本田罢工等劳工事件，均以企业承诺大幅提薪暂告平息。从目前态势看，一波“涨薪潮”很可能会在中国制造业涌动。当前舆论多集中于如何在冲突中寻求劳资间的平衡点，但是，如果更着眼于全局，应当承认劳工加薪须与企业减负相同步。非如此，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日前，李克强副总理在《求是》发表的文章再度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减少收费，均衡税负”，全国人大财经委也有“减负加薪”之议，我们深以为然。
应当看到，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成本面临全面重估的新时期。这不仅表现为工人要求提升薪资，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已发生重大变化，其增长将在“十二五”时期进入“平台期”。劳动力价格具有持续上升的内在推动力。随着劳动力供应由过剩转向均衡甚至短缺，劳动力价格渐渐改变政府划定最低工资线、企业主导薪资水平的方式，价格调整压力改由自下而上传递，怠工乃至罢工，便是其极端的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利润率之薄众所周知。金融危机后，有些出口行业已达盈亏平衡点。如果“涨薪潮”果真蔓延开来，加薪幅度过大而税负不减，必将给企业带来过大压力，影响整个制造业的生存与发展。经过30余年的努力，中国制造业已经拥有庞大的规模、辽阔的出口市场、可观的资本和知识积累，正处在发展、升级和转型的艰难时期。以制造业对国人就业的贡献以及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贡献计，珍惜“中国制造”至为关键。故此，政府通过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为制造业让出提薪空间，有助于缓解转型之痛，可谓利国利民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