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其外故有高致_评袁新洁_近现代报刊_文人论政_传统研究_

第12卷第6期2009年11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 o u rna l o f Huna n U n i ve rs ity o f Sc i ence&Te chno l o gy(So c i a l S c i ence Ed iti o n)
Vo l.12No.6
No v.2009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评袁新洁《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
欧阳文风
在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中,“文人论政”是一个被学界持续关注的话题,历来论者甚多,不绝如缕。

面对这样一个选题,如何推陈出新,或者说如何透过众多的史料抽象出有一定见地的思想,成为该领域研究者所要探索的一个问题。

袁新洁先生的《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以下简称《文人论政》),可以说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他既充分占有了相关的研究资料,认真体悟,前后贯通,很好地做到了“入乎其内”;同时,在具体的写作中又不为海量的材料所累,高屋建瓴,举重若轻,把死的史料演绎成了鲜活的思想,又基本上达到了“出乎其外”的境界。

细察该著,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剥茧抽丝,对纷繁复杂的材料进行了有机的整合。

作者以时间为经,以研究对象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纬,将中国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的发生、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发轫、承启、发展、高峰、尾声。

全书除了首尾的绪论和余论部分,主体部分的五个章节即是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论题。

在各章的论述中,不但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各个阶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原因,而且,还各列举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报刊和报人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

比如在《承启:“维新”与“革命”的鼙鼓》一章中,作者就系统地阐述了“文人论政”传统承上启下的时代条件、该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并对梁启超所主持的《时务报》、《新民丛报》进行了评析,对梁启超报刊思想的历史影响作出了独到的论说。

这样,对这一阶段的阐释就不仅有线索的梳理,而且由于成功地把握到了该阶段有代表性的报刊、报人,其深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余各章论述的思路也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该书不仅各章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众多的史料被有机地整合在一个整体上,而且,就是每一章的内容也前后通合。

在这种彼此勾连中,《文人论政》一书形成了一个相对自足和圆满的文本,一个有生命的学术个体,较好地避免了时下一些新闻史写作仅仅对材料进行简单梳理、组合的弊病。

其二,论从史出,把死的史料演绎成鲜活的思想。

在当今信息技术比较发达的时代,在学术研究中材料的收集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面对大量的研究资料,我们如何进行充分的消化,然后吐出自己的思想。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那些跟“史”有关的选题的研究中。

袁新洁的《文人论政》即是一个新闻史方面的课题,如上所述,该书在“史”的勾勒方面可以说是很好地做到了条理贯通。

值得一提的是,其在思想的升华上也可谓不遗余力,全书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为基本原则,不少论述闪烁着思想的智慧。

比如第四章在论述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到底是“报恩”还是“报国”的时候,作者就没有简单地重复别人的观点,而是从儒学“家国”思想、传统报恩思想对张氏的影响等多方面深入细致地挖掘材料,通过具体的史料来提炼论点。

著者指出,张季鸾因为在幼年曾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此,他对于国家和民族怀有极为浓厚的历史责任感。

传统报恩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张氏的职业思想,张季鸾一生受人之恩颇多,使他养成了急公好义、慷慨助人的性格,尤其是在抗战期间,更是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事业兴衰与国家荣辱完全融为一体了。

张季鸾性格上的这两个特点很充分地体现在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上。

最初,张氏对蒋介石并无好印象,特别是蒋氏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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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让他极为愤慨。

在蒋宋新婚第二天他还发表过《蒋介石之人生观》的社评,对蒋氏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然而,1928年他经冯玉祥引见与蒋介石真正认识并交往以后,他敏锐地觉察出在新老军阀中唯有蒋介石才有实力统一中国,蒋介石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希望所在,由此他对蒋氏的看法便发生极大改变,称其“大义大勇,不愧为革命英雄”。

此后,蒋介石也投桃报李,极力推举《大公报》,对张季鸾也特别礼遇,尊之为“国士”,使得张氏对蒋氏更加心存感激之情和知遇之恩,真正把实现自己政治思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这样,报国与忠君在张季鸾身上便有机地同构在一起了。

通过如此言而有据的阐释,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报恩”还是“报国”,已经是不说自明、显而易见了。

这就是《文人论政》一书论述的基本风格:从不做空洞的评说,一切观点都缘于真实的史实,或者准确地讲,它是既立足于史实,更超越于具体的史料,给历史以生命,让其自己去言说着生命的本真。

其三,文字畅达,将抽象的思想表述得生动亲切。

语言的清晰简练、明白晓畅、富有文采,是《文人论政》的又一个特色。

比如,在论述储安平的《观察》为“‘文人论政’的高峰,自由主义的绝唱”的时候,作者动情地写道:“20世纪初,科举制度走向终点。

令人惊奇的是,广大传统士人迅速实现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从王韬的《循环日报》到储安平的《观察》周刊,‘文人论政’作为知识分子‘家国传统’和‘政治惯性’在报刊上的体现,成为中国新闻史上耀眼的一页。

这一页是如此的灿若星河、波澜壮阔,然而它的高峰,居然成为这一传统的尾声,这一矛盾的统一体就是《观察》。

”“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是中国新闻史上追求新闻自由的一次尝试,……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良知。

我们不能说储安平没有看到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是不允许有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出现的。

但是,他确实是过于理想化了,错误地估计了自由主义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形势。

……虽然他的尝试失败了,但这份刊物和他本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笔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活。

”等等,这样“笔锋常带情感”的语句在《文人论政》中真可谓是俯拾即是。

这一特点,对一部学术著作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理论书籍行文晦涩难懂,故作高深———一些研究者对所研究的课题自己都没有充分理解,未能形成清晰而独到的认识;有的甚至是直接从国外舶来的,依葫芦画瓢,没有很好地消化、转换;不少著者写书只是为了拿学位评职称,很少顾及读者的阅读感受———这一状况,使得现在的学术曲高和寡,逐渐成了一个小圈子里的人们自玩自娱的精致的游戏。

因此,《文人论政》一书能用如此富有文采的语言将自己的思想、观念生动活泼地表述出来,质而言之,既是著者对自己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更是对学术本身的一种尊重。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亦是本文所论及的“出乎其外”的一个很好的表征。

王国维先生曾经在其著名的《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很显然,先生之言主要是针对诗词创作来说的。

然而,如果推而广之,学术著作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学术研究中,只有“入乎其内”,充分占有和钻研材料,才“能写”;也只有“出乎其外”,高屋建瓴,不为材料所粘,才“能观”。

我们虽然不能说袁新洁君的《文人论政》就完全达到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境界,但是,有目共睹的是,他正在朝着这方面努力,他正在前进的路上。

在路上!这是我们对包括袁新洁君在内的所有学人的一种真诚的期盼。

年轻时候曾一度对新闻工作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在办一份小报,因工作的需要,逼着自己比较系统地阅读过新闻学方面的不少书籍,后来人生发生转向,改治文艺学,与新闻逐渐疏远,当年的那股激情慢慢地被咀嚼成了一种淡淡的回忆。

这次有幸拜读到袁新洁兄的《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这样一部比较厚重的新闻学专著,跟着作者如花的妙笔徜徉在那扑鼻的书香中,我又仿佛回到了那段有梦的青春岁月。

———后记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