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及其关系探析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及其关系探析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

这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据建设模式的不同，又可分为两个特点鲜明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我们在这里为论述的方便，把它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其时间跨度大致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是以苏联模式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的框架，虽然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提出了走自己的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

所以这个阶段总体上来看，没有形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

第二个阶段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为发端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探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这个阶段从时间的跨度来看，就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并且这是一个继续向前延伸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就是突破了苏联模式，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也是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即1956～1978年这段历史及其理论成果，主要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初步的探索。

其原因在于，毛泽东思想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而比较特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1956～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阶段；1978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能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就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合二为一的问题。

从字面意思来看，毫无疑问，前者是不能纳入也没有必要纳入到后者当中，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自己的道路。

这个任务的提出，很显然就是摆脱苏联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涵义与中国特色是相类似的。

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于毛是有原因的。

但是因此而把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却是不恰当的。

首先，这两个阶段历史条件不同；这两个阶段有联系，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们的重要区别。

也即，虽然同是社会主义建设，但二者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有着很大区别。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如何判断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内外政策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超越列宁提出的战争与革命。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形成及其发展都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大背景下。

20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世界相对和平的新历史条件，为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阶段。

从实践基础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内部面临薄弱的物质基础、外部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的条件下开始的。

内外两方面的压力最终使这一时期对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判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由此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其次，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几乎是昙花一现，并没有成为1956-1978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和主要任务。

虽然也有一些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早期探索及理论成果，但是由于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很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中的尝试也被搁置甚至一度遭到否定和批判。

第三，从理论的概念体系来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总是从其核心概念展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一开始就很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

众所周知，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就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因此就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还是存在问题：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发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二大才第一次提出并开始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是直接关联的，它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从概念上来看，毛泽东提出的“探索自己的道路”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诠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提到的“特色”，它包含很多内容，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两条：一条是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条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与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相比较而言最突出的特色。

这个“特色”纵向的比较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迄今为止的两个阶段上、横向的比较体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建设和发展模式上；视野还可以放大到整个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上。

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特色”是有特定内涵的。

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具有特定的内涵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那么，既然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部分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恰当，但是又不能忽视它对于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的重要作用，那么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难题。

对于这个难题的破解，归根到底要回到他们所共同面临的任务，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富裕。

这样一个共同的任务，构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沟通的桥梁，形成了二者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启发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

正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相类似，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理论渊源。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主要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发展道路问题上，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任务。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上。

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划分问题的思考，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

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如何安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在如何看待和利用市场的问题上。

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由于实践的需要，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在思考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

与此同时，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也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比如，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也涉及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

可见，在这一时期里，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问题的思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

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其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中的曲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

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国内国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在曲折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在挫折中进行，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经济上急于求成，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致先后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