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个例研究_奇迹_词义的演变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中日是两个相邻的东亚国家，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交流。
在近代，中日两国的交流更加频繁，这种交流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还体现在文化领域。
从中日汉字新词的环流可以看出中日文化的互动。
近代以来，随着日本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开始大量引进和借用汉字，尤其是从中国引进大量的新词。
这些新词主要来自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词汇，如机械、化学、医学、物理学等。
这些词汇为日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语言基础，也为日本人了解和学习现代科学和文明做出了贡献。
中国也借用了一些日本的新词，尤其是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概念。
这些新词主要来自于日本的音译和意译，如"动漫"、"宅男"、"二次元"等。
这些词汇反映了日本流行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随着动漫、游戏、偶像文化等的兴起，这些日语新词开始在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
除了通过新词的引进和借用，中日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汉字和汉字文化的共同体。
汉字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文字，两国人民都会学习汉字，也都能够通过汉字来交流。
汉字的形式和内涵在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共同的传承和衍变。
汉字的书写、音读和意义在中日两国之间有着类似的规范和理解，这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汉字也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
中国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哲学思想等通过汉字被翻译成日文，为日本读者传递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同样，日本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哲学思想等也通过汉字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读者传递了日本文化的魅力。
这种通过汉字翻译和传播的文化交流有助于中日两国人民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可以看出中日文化之间的互动。
中日两国在汉字的引进和借用方面相互借鉴，通过新词的交流反映了两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方面的互补和相互促进。
汉字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文字和文化媒介，也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中日现代语言同形词汇研究pdf
中日现代语言同形词汇研究pdf一、引言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许多同形词汇，即汉字词汇，这是由于汉字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得以流传和应用的结果。
这些同形词汇在两国语言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态和意义，对于中日两国的交流和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中日两国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同形词汇在使用和理解上仍存在一些差异和变化。
因此，对于中日现代语言同形词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日语言概述中日两国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日语则属于阿尔泰语系。
汉字在公元3世纪左右传入日本，并逐渐成为日本官方文字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在日本得以广泛使用并逐渐融入日本文化和社会生活中。
在现代日语中，汉字词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成为日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日同形词汇的形成原因中日同形词汇的形成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字的传入和普及；二是两国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三是两国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和趋势。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同形词汇。
四、中日同形词汇的差异与变化尽管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许多同形词汇，但在实际使用和理解上仍存在一些差异和变化。
这些差异和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词义的差异，即同形词汇在两国语言中的意义可能不完全相同或略有差异；二是用法的差异，即同形词汇在两国语言中的用法可能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三是语感的差异，即同形词汇在两国语言中的语感可能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
五、中日同形词汇的应用与研究现状中日同形词汇在两国交流和理解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同形词汇的存在，人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对方的意图和表达自己的思想。
此外，同形词汇还在文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前，对于中日同形词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领域。
六、中日同形词汇的未来展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日两国的交流将更加频繁和密切。
中日汉字词语
中日汉字词语摘要：一、前言二、中日汉字词语的起源1.汉字的传播2.日本对汉字的改造三、中日汉字词语的差异1.音译词2.意译词3.借词四、中日汉字词语的交流影响1.影响中国的日本汉字词语2.影响日本的中国汉字词语五、结论正文：一、前言中日两国文化源远流长，汉字作为两国共同的书写系统，见证了两国交流的历史。
然而，由于地域、文化、语言习惯的差异，中日汉字词语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有趣的差异和交流现象。
本文将对中日汉字词语的起源、差异和交流影响进行分析。
二、中日汉字词语的起源1.汉字的传播汉字起源于中国，早在公元三世纪，汉字就已经传播到日本。
随着汉字的传入，日本开始使用汉字记录语言，这为中日汉字词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日本对汉字的改造日本在引进汉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简化汉字、创造新的汉字、以及赋予汉字新的意义。
这些改造使得中日汉字词语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差异。
三、中日汉字词语的差异1.音译词音译词是指直接将外语的语音引入本国语言的词汇。
在日语中，音译词主要来源于汉语。
这些音译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两国语言的特点和差异。
2.意译词意译词是指根据外语词汇的意义，用本国语言创造的新词。
中日两国在引进外来词汇时，往往会采用意译的方式。
这种意译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国文化的特点和差异。
3.借词借词是指将外语词汇直接引入本国语言，并在引入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
在日语中，借词主要来源于汉语。
这些借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的演变，反映了两国语言的差异。
四、中日汉字词语的交流影响1.影响中国的日本汉字词语在近代，日本汉字词语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许多日本汉字词语，如“干部”、“电话”等，已经被汉语所吸收，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
2.影响日本的中国汉字词语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许多中国汉字词语在日本得以保留和传承。
这些汉字词语，如“料理”、“书道”等，已经成为日本语言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论中日汉字词语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两个重要阶段及特征--以汉语新词的产生为中心
一、引言中日两国文字的交流源远流长，中国的汉字词早在1000多年前就传到了日本。
但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于输出者的地位，词汇的交流主要是从中国传入日本。
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在经济、军事上的日益崛起和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变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在翻译西方书籍的同时，创制了大量汉语新词，其中很多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汉语，成为汉语外来词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翻译编纂的汉译西书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汉语新词，这些新词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对其近代词汇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按照“汉语新词”的产生方式，可以将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日本“兰学”的盛行时期，第二阶段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汉译西书的传播时期。
二、日本“兰学”的盛行与汉语新词的产生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建立幕府，号令全国以后，采取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对外贸易仅限于中国与荷兰。
直到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缓解了图书进口的禁令，海外新知识的传入才有了一定的进展。
1774年出版的解剖书籍《解体新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也是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著，它的公开刊行是日本学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日本了解了构成西方医学主要基础的解剖学知识，更在于日本人第一次有意识地实践了“翻译”这种知识的交流方法。
此后，日本学界冲破了“中国”和“汉字文化”的枷锁，得以从汉字圈以外的地区，汉字以外的媒体直接汲取新的知识。
《解体新书》确立了兰学在日本的地位，随后，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等领域有多部著作问世。
例如：《兰学阶梯》（1788），《西说内科撰要》（1792）、《历象新书》（1798）、《重订解体新书》（1798）、《气海观澜》（1825）、《植学起源》（1835）、《七新药》（1862）等。
兰学翻译从1774年到1864年明治维新为止，先后进行了80余年。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一直存在。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汉字新词的环流。
在近代，中、日两国都面临着现代化的需求和挑战，为了满足新兴领域的发展需要，两国都开始创造和引进新的词汇。
这些新词汇往往需要借助汉字来表示。
中日之间的文化互动就体现在对汉字新词的创造和借用上。
在近代，中国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知识，需要创造新的词汇来表示这些概念。
对于这些词汇，中国人往往会选择用汉字来表达，以便更好地融入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
中国在19世纪末开始接触电气技术，当时的一些新词如“电”、“电流”、“电灯”等都是通过创造新的汉字来表示的。
这些新词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当时，日本已经先于中国接触到西方的电气技术，并将其拆字创造了类似的新词。
中国也借鉴了日本的经验，创造了自己的新词，并加入了自己的特色。
而在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也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并将其汉字化。
当时，日本的学者们意识到，在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的也要保存传统文化的特点。
他们选择通过汉字来表示新词汇，以体现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在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时，日本通过创造新的汉字来表示新词，如“疾病”、“手术”等。
这些新词的汉字创造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日本在创造新词时更注重表达自己的文化特点。
除了新词的创造，中日之间的文化互动还表现在对汉字的借用和引进上。
中国的汉字是日本汉字的基础，日本人在学习汉字时往往也借鉴了中国的方法和经验。
许多日本人在学习汉字时都会熟悉一些常用的汉字，这些汉字在日本被称为“假名”。
假名是一种基于汉字的拼音体系，用于表示日本语中的发音。
通过假名，日本人可以借鉴并学习中国的汉字，从而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文化。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在汉字新词的环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无论是创造新词还是借用汉字，中日之间的文化互动都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文化互动不仅促进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也为两国人民提供了更好的交流和理解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
中日同形词词义差异原因浅析
中日同形词词义差异原因浅析
中日语言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两国历史上交流广泛、深刻，相互影响也极大，以至于同形词在词义上有着差异。
本文将从历史文化/历史演变和文化多元等角度浅析词义差异的原因。
首先，中日历史文化不同，导致其产生不同的词义。
中文是中华文明的国粹，源远流长，内涵博大，涵盖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礼节习俗等，以及民族自觉。
日语学习起源于汉语，许多语法形制都受汉语的影响，但是其词义受国家文化的影响明显大于汉语。
日本从古至今一直拥有自身的文化，以及独特的宗教、文学、音乐等，这些都构成了日本的深厚文化底蕴，自然多了一些独特的词义。
其次，由于历史演变，使得中日词义有着不同的偏向。
中文历史演变，从古语到今日，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词语一直在演变当中，有接近、相近，也有改变、差别。
日语历史上几千年的演变也和汉语一样，词语也在不同的演变中产生了不同的词义。
再者，中日文化多元，使得同形词不同词义产生差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拥有着数不清的文字、传统习俗等，使得中文词义有了不同的取向。
而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国度，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字、传统文化、宗教等，在文化方面也有着深厚的底蕴，这些也使得日语中不同的词义在语法形态上有所不同。
本文简要地探讨了中日同形词词义差异的原因，分析发现，其原因主要有历史文化不同、历史演变、文化多元等，这些都使得中日同
形词在词义上有着差异。
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日语言双方在词义上的差异，以期更好地理解彼此文化，加深两国友谊。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与日语借词研究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 10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与日语借词研究景栋花【摘要】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汉语词汇、日语词汇相互借用，互相渗透。
本文论述了大 量的日语借词进入汉语，增加了汉语词汇的数量、丰富了汉语词汇的表现力，以及对汉语词义和语法都产 生了影响。
【关键词】中曰词汇交流曰语借词西学东渐_、中日词汇交流的先行研究中日之间语言交流和日语借词的研究，从上世纪20年 代开始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间断过。
最早研究日语借词的 是余又荪，1934年他在《国闻周报》上介绍了日译哲学著 作及日本翻译学家西周的生平和思想，次年又在《文化与 教育》连续两期发表长文《日译学术名词沿革》，对日译概 念词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梳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掀起了一股外来语研究的热 潮。
《中国语文》连续数期都有关于日语借词的文章。
其 中，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影响很大。
他把日语借此系统地划归为九类。
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 高名凯、刘正谈撰写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是国内首 部系统研究外来词的著作，作者回顾了汉语外来词的历史，以此为背景揭示出日语借词的特殊性。
在进行了更大规模 的研究和考察之后编撰一部汉语外来词词典《语外来词辞 典》得以正式出版。
旅日学者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沈国威一直致力于近代中 日词汇交流的研究。
《代日中词汇交流》是一本研究日语借 词专著。
书内容涵盖面很广，首先总结了中日两国学者在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然后从借词的定义，构词特点等多种 角度分析了日语借词词群。
作者的研究非常细致，在考证 词源时依据大量的辞书和文献对日语借词进行了细致的考 察。
作者还特别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对中日词汇交流的和日 语借词的研究成果。
如荒川清秀的专著『近代日中学術用 語8形成9伝播一地理学用語：中心；』；陈力卫著『和 製漢語8形成9=8展開』；朱京伟著『近代日中新語8創 出9交流一人文科学9自然科学8専門語：中心；』。
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
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陈力卫2011-12-21 17:18:19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编者按：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曾经以日为师；我们也知道，在现代汉语里面，有很多的日语“外来词”。
但很多人不知道，很多所谓借自日语的“外来词”，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汉语里出现的“新词”。
这些“新词”，随着日本为了吸收西洋文明而有系统地引进中文书刊和辞书，进入日语。
后来又被中国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
我相信，陈力卫教授这篇文章会给大家很多启发，让我们去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文化交流。
【一】中日同形词为什么那么多？不管是日本人学汉语,还是中国人学日语,都会发现两国之间有很多词词形相同,而且意思也一样。
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从历史上来看,大家知道,中国有着光辉灿烂古代文明,在其影响下,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汉字、汉语，形成了一个我们常说的汉字文化圈。
17世纪以前,一直是中华文明向其它周边国家扩散,是这一文化圈的文明的主要发源地。
所以,近代以前,是日语从中文里大量借用了汉语词而已。
诸如“料理、写真、丈夫”等词现在虽然已与中文词义相去甚远,但仍可以解释为词义演变的结果。
而近代以后,一般则认为是中文从日语里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诸如“象征、科学、美学、美术、哲学”等。
这类词因为在时间上距离我们现在并不远,所以词形和词义中日文完全一致。
通过这样的一来一往相互借用便在各自的语言里形成了所谓的中日同形词。
对于这一现象，从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来看,当然是近代以前日文吸收汉语的成份要多得多。
早在奈良至平安初期(8-9世纪)，日本盛行汉诗汉文，《日本书纪》《怀风藻》《凌云集》都是用中文写成的作品，特别是平安初期鲜有用日文写的作品，连日本文学史上也不得不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
这反过来说就是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时期,汉语的词汇也必然成为日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17世纪以后，在欧州又出现了另一个“近代文明”,它也开始向这个汉字文化圈渗透,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们留下了许多中文著作以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等。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中日文化互动可以从词汇的互借和环流中得到一些启示。
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是中日文化互动中一种常见的交流方式，其中有一些词汇是由中国引进给日本的，而另一些词汇则是由日本引进给中国的。
这种词汇的互借和环流可以反映出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从中国引进到日本的词汇有很多。
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和知识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体现在汉字词汇的引进上。
“民主”一词就是由中国引进到日本的。
在中国，民主思想自古有之，而在近代，中国的民主潮流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词汇也是由中国引进到日本的。
中国的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和实践对日本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启发，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从日本引进到中国的词汇也有相当一部分。
近代日本被誉为“东方之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随着日本的崛起，一些日本的思想和实践也被中国吸收和借鉴。
“练习曲”一词就是由日本引进到中国的。
日本的音乐文化深受西方音乐的影响，而“练习曲”正是日本音乐教育的一种方法。
“幼儿园”、“名人堂”等词汇也是由日本引进到中国的。
这些词汇反映了日本的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种词汇的互借和环流不仅反映了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还反映了两国人民在文化交流中的共同追求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
中国和日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而在近代，两国都遭受到了列强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摧残。
在这一背景下，两国人民都积极地借鉴外来文化，以强大自己的实力和振兴自己的国家。
这种相互影响和借鉴也为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与日本词汇的交流史
中国与日本词汇的交流史作者：王以臻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7年第08期摘要：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纽带的文化交流2000年来从未断绝。
中日词汇的交流是一种双向交流、他们相互影响，逐渐融合，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
近代中国之前的词汇交流，可以说是单方面的词汇输出。
而在近代中国，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语词汇开始大量输入，同时汉语词汇的传入也对日本和制汉语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以文字词汇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该时期词汇交流的时代背景、特征及其意义和启示等。
关键词：词汇交流；和制汉语；文化输入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4-0081-03一、前言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纽带的文化交流2000年来从未断绝。
这种交流是一种双方向的交流。
当然，文化的交流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文化传播的基本方向就是从文明水平高的国家流向文化水平低的国家。
在中日两国交流的历史中，由于两国国情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师生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转化。
在中国近代时期之前，中国处于优势，大量的汉文书籍传到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生源的影响。
中国近代之后，由于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国力逐渐衰落。
但是日本迅速的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与强大，转向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时期日本翻译了很多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书籍。
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策。
这段时期，大量日本翻译的西方文化，科学，医学，哲学的书籍被翻译成汉语传入中国。
这就导致很多人认为很多反应西方科学的词汇都是日本创造的。
实际上很多有关西方科学的新词汇很早出现在了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书籍中。
这些词汇对日本和制汉语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相关统计，在日本现代汉字中，有近60%词汇来源于中国的书籍。
日语中的“汉语”本来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汉字的一部分。
但是，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总结了汉语的构成形式，创造了很多的汉语词汇，这些词汇也属于汉语的范畴。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在语言上，中文和日文都使用汉字作为其文字的基础，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各自演变出了独特的词汇和语法，但毫无疑问，汉字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文字，一直在两国文化的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多，汉字新词的环流现象逐渐增多，这不仅反映着中日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也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更加深入和广泛。
一、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国古代。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文明就开始对日本产生影响。
在汉代，中国各种文化现象也传入日本。
中国的隶书、书法、建筑等文化都在无形中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唐宋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
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往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
古代的文化交流对于现代的汉字新词的环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许多汉字新词的兴起，包括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不可忽视。
近年来在日本兴起的“中国风”热潮，不仅体现在服饰、建筑、美食等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字上，日本人纷纷通过汉字新词来表达中国的文化元素。
这种现象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和影响的历史延续。
二、汉字新词的中日环流现象随着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汉字新词在两国之间的环流现象也逐渐增多。
一方面，汉字新词在中国流行之后往往会迅速在日本传播开来，比如“网红”、“吃播”、“撩妹”、“脑洞大开”等词汇在中国成为流行词汇后，很快就被日本人接纳并广泛使用。
这些词汇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为两国人民在生活和工作中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桥梁。
汉字新词的环流现象，不仅反映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搭建了更多的桥梁。
在这种环流中，中日两国的文化元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得两国人民更加了解和接纳对方的文化。
汉字新词的环流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对对方文化的了解。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中日文化互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在这一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加，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汉字新词交流逐渐增多。
这些新词的交流不仅加深了两国文化的了解和互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国政治、经济和教育的联系。
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中的汉字新词环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影响，另一个是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汉字新词的引入和创造。
中国文化一直对日本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例如，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影响了日本知识分子，引发了一系列的新思潮。
这些思潮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和文化的面貌，也带来了大量的新汉字词汇，如“民主”、“科学”、“文化”等。
这些词汇的汉字均来自中国，但在日本得到了新的意义和用法。
随着这些新词汇在日本社会中的广泛使用，中日文化互动进一步深化。
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汉字新词在日本社会中的创造和使用也越来越普遍。
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大量的汉字新词被创造出来，如“電話”、“自動車”、“電車”等。
这些汉字新词的创造主要源于对欧美文化和科技的学习和借鉴，但同时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汉字文化的影响。
通过对中国文化和汉字文化的吸收和创新，日本在近代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汉字新词的环流反映了中日文化互动的深度和广度。
汉字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文字，承载着两个国家之间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在这个基础上，两国之间发展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推进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互动。
通过这种汉字新词的环流，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世界文化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汉字作为中日两国共同使用的文字，自古以来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日文化互动更加频繁，不仅在传统文化领域有所交流，还在现代流行文化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现象。
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是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要了解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我们需要明确汉字新词是如何在中日之间传播和交流的。
汉字，作为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中日文化的共同符号。
在两国的交流中，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快速变迁，新的事物、概念不断涌现，有时传统文字难以满足表达的需要，就需要创造新的汉字新词。
这些新词往往是在中日两国之间相互借鉴、传播、导入，所以在新词的形成中，中日文化互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在中日文化互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从中日两国传统文化来看，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是一种文化的交融。
在传统文化方面，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包括文字、宗教、思想、礼仪等方面，而通过近代汉字新词的传播，可以促进两国传统文化的交流和互鉴。
从现代文化领域来看，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也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在现代社会，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更多地体现在流行文化、科技、商业等领域，而汉字新词的环流正是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中日文化的共同发展。
从具体的汉字新词来看，中日文化互动在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中有哪些典型的表现。
首先是在科技领域。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的科技名词不断涌现，有些词汇在中日之间通过汉字的传播而被借用。
比如"云计算"（cloud computing）、"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电子商务"（e-commerce）等词汇，在中日两国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成为了两国科技交流中的共同术语。
其次是在流行文化领域。
近年来，随着中日动漫、游戏等流行文化产品的交流，一些和这些产业相关的新词也在中日之间相互流通。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作为两个毗邻的东亚国家，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有着悠久的交流互动。
这种互动不仅体现在古代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上，也体现在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中。
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是中日文化互动的重要体现之一。
本文将就此话题展开探讨，分析近代汉字新词在中日文化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对于中日文化互动的影响。
近代汉字新词是中日文化互动的产物。
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学习中国的文化和知识，其中包括汉字和汉语。
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将中国的新概念和新思想翻译成汉字新词引入日本，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和词汇基础。
而这些汉字新词的引入，也成为了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媒介，通过汉字新词的引入，中国的新思想和新概念得以传播到日本，影响了日本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近代汉字新词在中日文化互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
近代汉字新词的引入和使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这可能会影响到汉字新词在中日文化互动中的传播和影响。
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汉字新词在使用中可能会出现词义歧义和语境误读等问题，这也会影响到汉字新词的在中日文化互动中的作用和效果。
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是中日文化互动的重要体现之一，其在中日文化互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对中日文化互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现象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可以更好地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和繁荣。
也需要重视近代汉字新词在中日文化互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加强对近代汉字新词的研究和传播，更好地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实现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在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信息交流被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关系所影响，并且受到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在汉字和汉字新词的环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日文化互动的痕迹。
汉字是中日两国共同拥有的文化资源，起源于中国，传入日本。
汉字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文字，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共同的文字基础为两国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基础。
汉字在近代的环流进一步促进了中日文化互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带动了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这一时期，大量的汉字新词出现在中日两国的报刊、书籍、杂志等媒体中，如“自由”、“民主”、“工业”、“科学”等词汇。
这些词汇的引入和使用，标志着近代中国和日本在许多领域的知识和思想的交流，也为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汉字新词的环流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对于文化借鉴和创新的态度的差异。
在中国，近代汉字新词的引入往往是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是借鉴和吸收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等知识的过程。
这些新词的出现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浸透和接受，也反映了他们对于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追求。
相比之下，日本对于汉字新词的引入和使用更加灵活和主动，更多地体现了日本人自身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和追求，创造出许多独特的汉字新词，如“电車”（电车）、“鉄道”（铁道）等。
值得注意的是，汉字新词的环流也存在着一些限制和阻碍。
由于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竞争和冲突，以及历史的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并不总是顺利进行。
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的关系经历了战争和冲突的考验，文化交流也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和中断。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日文化的互动与交流。
汉字作为两国之间的共同文化资源，在交流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汉字新词的引入和使用，既是两国知识分子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体现，又反映了中日两国对于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共同追求。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中日文化互动是指中华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正是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近代，随着中日两国交流的增加，许多新生事物和新概念被引进到中国和日本，为了表达这些新事物和新概念，汉字在两国中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创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许多新的汉字词。
首先是技术和科学领域的互动。
在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许多新的技术和科学概念被引入中日两国。
为了表达这些新概念，汉字往往需要进行创造和组合，形成新的词汇。
“火车”一词在日语中被翻译为“列车”，“自行车”一词在日语中被翻译为“脚踏车”，而这些词语的使用也同样影响了汉语中类似的词汇创造。
还有一些科学术语，如“化学”、“生物学”等，也在中日两国之间相互借用和创造。
其次是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互动。
在近代，中日两国的文化和艺术交流日益频繁。
汉字在表达文化和艺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歌舞伎”一词在日语中被用来指代日本传统戏剧形式，而这个词的发音“kabuki”在中文中也成为了一个独特的词汇，用来描述夸张的和不拘一格的艺术风格。
中日两国的哲学和思想也在互动中相互影响。
近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引入，使得中日两国的哲学思考也发生了变化。
汉字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同样也在创造和创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理学”（或称“朱子学”）和日本的“理学”（或称“新学”）都是由“理”一词来命名的重要哲学体系。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和现代化进程也在互动中相互影响。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汉字在表达这些概念时，也进行了相应的创造和创新。
“警察”一词在日语中被翻译为“警察”，而这个词也在汉语中成为了一个常用的词汇。
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反映了中日文化互动的多个方面。
在技术和科学、文化和艺术、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制度等领域，中日两国的交流与影响相互渗透，促使汉字新词的创造和创新。
汉字的环流不仅丰富了中日两国的词汇和文化，也推动了两国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中日文化互动是指中华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汉字作为双方文化的共同基础，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来看，可以反映出中日文化互动的历史和特点。
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时期，那时正值中国的晚清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
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为汉字新词的环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学者、文化人频繁进行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
一部分日本学者深入中国进行学术研究，借鉴中国的传统学问，将一些中国的古代名词、成语等嵌入到日本的教育、文学、科技等领域中，形成了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其中很多新概念和新技术需要新的词汇来表示，于是一些学者选择了汉字来创造新词，比如“蒸汽机”、“电报”、“铁路”等。
这些词汇通过日本的出版、教育等途径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当时新兴事物的名称。
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19世纪末的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影响了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将中国的大量思想和理念借用到日本的社会改革中，并采用了大量的汉字来表示这些新概念和新理念。
明治时期的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就采用了类似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词汇，如“学校”、“教育”、“学生”等。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
汉字作为双方共同的文字基础，不仅传播了新的概念、技术和思想，也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中日文化互动的环流现象，但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代中国的政治动荡和文化落后，中国逐渐成为日本的文化输出对象，而日本则借鉴了西方的文化和知识，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只是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方面，不能完全代表两国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中日文化互动是指中日两国在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中日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和广泛，这种互动反映在汉字新词的环流上。
通过对近代汉字新词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文和日语之间相互吸收、借用、交流的现象，这反映了两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汉字借用和汉字新创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中日文化互动的影响。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和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汉字在两国文化中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中国汉字的借用，也就是日语中的汉字词汇。
日本自古以来就借用了大量的汉字词汇，而近代以来，随着两国交流的加强，日语中的汉字词汇也越来越多，而且有些汉字词汇在日本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用法和意义。
另一方面是汉字新创，也就是中文中创造出来的新词汇被日语所借用。
近代以来，随着科技、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中文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词汇，这些词汇被日语所借用，并且有些词汇在日本中也有了新的用法和意义。
从汉字新词的环流中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文化互动对彼此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通过汉字新词的交流与借用，中文和日语之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词汇体系和语言思维方式，这种影响是相互的。
通过汉字新词的环流，中文和日语之间的语言差异逐渐减少，使得两国人民能够更加便利地交流和理解彼此的思想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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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进入21世纪以来，近代汉语新词的研究日趋深化，成果丰硕，规模也愈发国际化，进展迅速。
但遗憾的是有些中国近代新词研究只利用中文、英文资料，没有充分参照日本资料和研究成果。
也有些日本的研究呈现类似的情况。
以往的研究表明，汉字文化圈产生的不少近代新词是同形词。
这意味着近代新词流动在中日（及其他汉字文化圈地区）之间，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历史性质。
因此研究这个领域时必须在掌握自己的母语资料的同时，还要搜集其他相关语言的资料，只凭单语言资料的话，难于描述该词的经历及内涵。
鉴于此，我们应当同时考虑中日双方的情况，尝试建立该词的“词史”。
“词史”与名为“知识史”或“概念史”的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知识史”或“概念史”跟我们要建立的“词史”重点不一样：即“知识史”或“概念史”研究侧重于该词内涵的变迁，有着浓厚的哲学史或思想史色彩。
而“词史”则要研究与原概念相对应的词形如何形成，要从语言学方面来考察。
这就是除了“知识史”和“概念史”外我们还要建立“词史”的缘由。
与“知识史”和“概念史”研究相比，“词史”方面研究较落后。
其原因之一在于，如上所述，它要求所掌握的资料富有多样性。
尽管如此，要分析近代新词的形成、流动、交流等方面不得不从“词史”研究入手，因为近年引起注目的汉字文化圈近代新词交流研究只能通过积累大量的个别“词史”才可以归纳出来。
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如沈国威《近代中日语言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0）、内田庆市『文化交渉学と言語接触——中国言語学の周縁からのアプローチ』（2010）等。
笔者也在『中国語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交流—近代翻訳語の創造と伝播—』（2010）中把焦点放在音译词上，探讨了近代新词领域的一些问题。
据此，本文试图拿出具体的一个词语来当作建立“词史”的一个尝试。
这个例词就是“奇迹”。
不论在中文或日文里，“奇迹”都是现代词汇中常用的一个词。
尽管如此，“奇迹”似乎没有收录于近代新词词典，也无人描写其“词史”。
[1]笔者对“奇迹”一词已进行过一定研究，并发表了几篇文章。
如千叶（2008,2009）分析中日双方资料来初步探讨作为翻译词的“奇迹”如何形成。
千叶（2012）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近代日语并指出日语容受“奇迹”而没采用当时中国一般使用的“圣迹”的动因。
据这些基础上，本文的目的是对“奇迹”被近代中文容受的过程进行分析，并论证作为翻译词的“奇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个例研究——“奇迹”词义的演变中央大学千叶谦悟[摘要]“奇迹”为miracle 的翻译词，亦为中日同形词。
本文对“奇迹”被近代中文容受的过程进行分析，并论证作为翻译词的“奇迹”受日语的影响而广泛使用的。
古代汉语“奇迹”有几种语义，并不一定有当代性意义。
日本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出现近代意义的“奇迹”，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已被普遍使用。
20世纪以近代意义在中国得以使用的“奇迹”一词是从日语引进过来的一个语义性新词。
[关键词]奇迹圣迹词史翻译词中日词汇交流汉字文化圈NIHONGO NO2012年第4期总161号12日语语言研究2012年第4期总161号迹”是受日语的影响而广泛使用的。
千叶（2009）曾指出过，中国对miracle 的翻译词曾经主要是“圣迹”而不是“奇迹”，[2]作为miracle 的译词“奇迹”在20世纪上半叶才出现于汉语文本里。
然而千叶（2009）不过是一个素描，作为词史的精密度较低，需要更深入的讨论，所以本文是把焦点放在近代汉语来分析近代新词形成的一个典型例子。
“奇迹”原来有「奇蹟」「奇跡」等词形，本文除引文一律用“奇迹”，表示基督教的概念时以英语miracle 来代表。
[3]2古代汉语的“奇迹”“奇迹”一词中国古代就有，可以说是一个固有词语。
《汉语大词典》“奇迹”条（缩印本上卷1384页）表示出3种意思：1.不平凡的事情；2.不平凡的业绩；3.不可多得的墨迹。
《大词典》也给出典故，本文举了别的出典。
（1）是第1种、（2）是第2种、（3）是第3种释义的例子。
（1）宝历中，荊州有庐山人，常贩橈朴石灰，往来于狄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二（2）李存进，振武人…存进行軍出师，虽无奇迹，然能以法绳其骄放，营垒守战之备，特推精力，议者称之。
《旧五代史》卷五十三（3）利玛窦《西字奇迹》其中（1）所代表的第1个意思跟现代意义的“奇迹”最相近。
在此我们要注意，当代意义的“奇迹”并不是单纯的“不平凡的事情”，该事还要有褒义。
所以它无论如何，带有消极意义的话也称不上“奇迹”。
比如旧约《圣经》所讲的耶和华灭亡索多玛之类的故事的确是“不平凡的事情”，可是人们一般不会把它称作“奇迹”。
尽管如此，我们不难了解miracle 的翻译词“奇迹”跟《大词典》释义中的第1种释义意思最近，带有宗教色彩的“奇迹”是在与它联系起来以后产生的。
比如下面（4）和（5）告诉我们，也有文章在佛教语境中使用“奇迹”。
（4）邻此复有慈氏菩萨像，形量虽小威神巍然，灵鉴潜通，奇迹间起（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5）吴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
能知宿命，然罕与人言。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可见，把宗教意义的miracle 译作“奇迹”，其基础早已奠定。
因此极有可能基督教进入了中国后中国独自把miracle 译作“奇迹”，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出明清汉语以“奇迹”翻译miracle 的例子。
（3）之所以值得一提因为是这个事实。
《西字奇迹》（1606）因中国早期刊印西洋拉丁字母而遐迩闻名。
不难看出书名里“奇迹”意味的不是miracle 而是“不可多得的墨迹”。
下一节论述，不用“奇迹”是在明清天主教文章里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在调查的范围内明清时期“奇迹”似乎用于像《西字奇迹》那样的第3种意思较多。
古代汉语“奇迹”具有几种含义，还没有与像miracle 那样的“不平凡的事情”建立紧密的一对一关系。
3明清时期的“奇迹”3.1明清基督教的“奇迹”基督教明代进入了中国后，清代乾隆年间遭到全面禁教共有约150年。
当时天主教传教士除了利用科学知识之外，特别是向一般人民，还以奇迹故事积极宣传宗教。
因此明清基督教资料中往往有文章介绍各种奇迹。
但我们发现，表示miracle 的词语不是“奇迹”而是“圣迹”：（6）总论耶稣圣迹论第三十九[4]利类思、金弥格同译《超性学要》（1654－78）：242（7）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内,湖广武昌府天主堂穆神父,往德安府传教,此方教友事主甚虔,是以天主现多圣迹於此。
《湖广圣迹》（18C ）：425－428（8）圣教会执掌七件机密，此端中惟论圣洗，因凡机密由此可得。
今论圣洗机密，宜便解明诸圣迹。
固尔利乙《东教正鉴》（1863）：14a1－2（6）是经院哲学派神学家圣汤玛斯・阿奎那所著《神学大全》的汉译。
（7）是奇迹故事集，书名也有“圣迹”一词，可见“圣迹”用得很早、很稳定。
（8）是俄国传教士固尔利乙（Gury Karpov ）所著的19世纪东正教文献，可知使用“圣迹”的倾向不只13日语语言研究2012年第4期总161号在天主教文献存在，还扩大到东正会文献上。
总之明清时期“圣迹”基本上获得miracle 翻译词的地位。
可是这个情况在清末时期被耶稣教传教士破除了。
下一节就此探讨。
3.2汉译《圣经》的“奇迹”Miracle 原来是一个基督教用语，因此其经典《圣经》的中译本如何翻译miracle 是重要的问题。
[5]目前查到的《圣经》版本并不多，更详细的分析将在另文进行考察，在此只对三种早期汉译版本进行讨论：马礼逊译本、马希曼译本和裨治文、克陛存译本。
[8]《圣经》的近代汉译工作以耶稣教传教士为中心进行的。
马礼逊1807年来华后不久就开始了翻译工作，因为他被派遣到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圣经》进行完整翻译。
译竣的《神天圣书》于1823年刊印，在澳门、广州等地散发。
马礼逊的《神天圣书》中有3个地方使用“奇迹”：[9]（9）盖伪弥赛亚与伪先知辈将起，使看大奇迹号之事，致或能使得则必诱惑到选辈焉。
《马窦传福音之书》24章24节（10）希罗得见耶稣即大悦，盖已久时欲见之，因及之闻多情，又望见之行奇迹。
《路加传福音》23章8节其他地方译法不一样，《旧遗诏书》中使用“奇”、“奇作”，（9）和（10）以外的《新遗诏书》中“异迹”较多。
马希曼（Joshua Marshman ）在印度向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hannes Lassar ）学习中文，开始从事《圣经》中译工作。
1815年在塞兰坡（Serampore ）印行《新约全书》，1817年翻译《旧约全书》的工作告终。
与马礼逊译本相比，马希曼译本更多地使用了“奇迹”一词，对此进行统计后发现，《旧约》中“奇迹”有2个，《新约》中有11个。
例如：（11）弗顺弗留意尔行于伊中之奇迹，乃硬颈于悖逆时立兵总使归于奴役，惟尔乃恕罪，恩怜，大德神，故弗弃之。
《尼希米亚之书》9章17节（12）我想宣告尊神所行于我之诸兆诸奇迹为好。
《先知但依勒之书》4章2节马希曼有偏好使用“奇”字，“奇迹”之外还用“奇”、“奇行”、“异奇”等词。
马希曼译本基本上没有对后世的汉译圣经产生影响，但如果马礼逊和马希曼曾经就圣经的翻译问题进行过交流的话，马希曼译本中丰富使用的“奇”字可能给马礼逊带来了影响。
[8]礼马礼逊的中译出版后不久，在华传教士对改译《圣经》的必要性有了共同认识，开始着手进行编纂共同译本的工作。
但由于god 、baptize 等词如何统一翻译的“译名之争”，翻译委员会中途瓦解，由此共同译本的计划亦有始无终，半途而废，英美传教士分别进行各自的翻译工作。
在此，我们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克陛存的汉译《圣经》进行探讨。
与以前的任何版本相比，这个译本都更多地用到了“奇迹”，似乎已把它作为了统一译词。
[9]（13）尔中若有预言者，或梦梦者出而施异兆奇迹于尔。
复传律例书（申命记）》13章1节（14）即施其诸征于埃及者，施其奇迹于锁安之野者兮。
《诗篇》78章43节美国传教士虽然主张将God 译为“神”，但在中国本土，以美国传教士为主体的译本没有占上风。
裨治文和克陛存译本却在日本占了重要位置。
由于日本传教以美国差会为主要力量，它成为日译《圣经》的主要参考资料，甚至出版了其训点本，现代日语把God 译为“神”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其影响的缘故。
总之，汉译《圣经》中我们可发现几个“奇迹”例子，可其影响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少得多。
比如，下一节提到的，19世纪新教传教士所编的英华字典里miracle 的释疑没有“奇迹”的字眼。
而且19世纪的宗教文献也几乎没有使用“奇迹”，可见《圣经》对其他文献所带来的影响很较小。
3.3晚清英华字典的“奇迹”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传道耶稣教以来，来华外国人士为了学习中文以便于传教和通商编纂了许多外汉字典，现在成了可以窥见当时语言的真实面貌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