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一)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1840-1896），字介东，号德藻，浙东余姚人，清末著名学者、教育家及政治家。
他的经世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作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分析这一部分内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章学诚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着重阐述了其对于经世致用的重视以及其在教育和政治上的实践。
章学诚认为，学问应该致用于民生，要做到“非凡之用，非常之功”。
他主张“世学”，认为学问应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以解决实际困境为目标。
在教育上，他强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培养德才兼备、能够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的人才。
在政治上，他主张以仁政治国，推崇孟子的“仁政”思想，主张实行民主制度，力主改革政治制度，提高政治素质。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对其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进行了详细分析。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致力于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二是注重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三是主张政治改革，提倡以仁政治国，设立国学，推行太学等教育制度改革；四是强调以民生为本，倡导民主制度，提倡善治、仁政。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进行了与其他学者思想的比较，揭示了章学诚的独特贡献。
与其他儒家学者相比，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更加注重实践和改革。
与孟子、朱熹等儒家学者相比，章学诚更加强调德才兼备、以德治国、仁政治国的理念，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政治制度、教育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
这些都显示了章学诚在经世思想方面的独特之处。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多个角度展现了章学诚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
论章学诚的启蒙教育思想
论章学诚的启蒙教育思想章学诚的启蒙教育思想一、宗旨章学诚的启蒙教育思想的宗旨是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运用常识和自然规律，探究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并作出适当的判断和决定。
同时，要把他们培养成具有综合的文化素养的未来公民。
二、内容1、感悟法：思想要以感悟为基础，尊重体验孩子的洞察力，用感悟法激发孩子的思维潜能，从而使其有效地思考问题和探究社会现象。
2、自由讨论法：要让孩子们互相交流，将己所知道的经验和不懂的疑惑展示出来，充分讨论和理解问题，学习思考的技能。
3、自然实践法：让孩子在熟悉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实际经验，感受自然的类比和联系，从而使孩子们充分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
4、教师求证法：教师应通过提问和求证的方式，引导孩子自由地探索和发现未知世界。
同时，要把自己作为学生的同胞，一道开探题，体会快乐的思维过程。
三、特点1、强调孩子自主思维能力的培养，鼓励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有限的经验和知识，采取探索性的思维和行为，以实践为跳板来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
2、注重寓教于乐，通过轻松的环境和有趣的方式，以更好的唤起孩子发掘自身智慧能力的兴趣，同时进行趣味性的思维训练。
3、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和思维能力，让孩子能够独立作出决断，博取经验、体验生活，进行评断和思考，逐步成熟为未来公民。
四、影响章学诚的启蒙教育思想，在当代教育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促进孩子的知识和能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
目前，继续弘扬章学诚的启蒙教育思想，从根本上改善教育，以激发孩子的思维潜能和阶段性的精神激励，无疑是摆在当今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字德清，号羽石，浙东临海府沿海人士。
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开创了浙东学派，对经世思想有着重要的贡献。
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记载了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从中可以深刻理解他的思想观点，以及对当时世界的看法和对社会实践的探索。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注重实践。
在他看来，“学问无益，固在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使其不负社会责任”。
这就表明他认为学问的本质在于其对人生的指导作用，而不是空洞的理论。
他强调学问要能够贯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他的经世思想是立足于实际，注重实践，以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强调修身养性。
他认为，“养性”是“得乃此者”，意思是修养自己的性情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
他主张要“以修身为本”的道德观念，倡导各种道德操守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此来影响他人。
他认为只有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去影响社会，推进社会进步。
他的经世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崇尚道德修养的人生观，认为通过自身的修养来实现人生的价值。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主张实质实用。
他认为，“实说是非，以实主人”，强调说话要真实可靠，避免虚伪和欺骗。
他主张实质的真理，强调实际应用，不拘泥于形式和理论。
他的经世思想主张实用，要求通过实际行动来解决问题，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
他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崇尚实践的人生观，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才能够推进社会的进步。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强调社会责任。
他认为，“知之者能行，行之者能知”，主张知行合一，强调知识要能够指导行为，实现社会的进步。
他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他主张要努力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肩负起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他人，推动社会变革。
他的经世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崇尚社会责任的人生观，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可以深刻理解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1. 引言1.1 章学诚的学术影响章学诚是清代浙东学术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学术影响深远而广泛。
在学术领域，章学诚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颇有建树，其对《孟子》、《中庸》等经典的解读引领了当时的学术潮流。
在历史研究方面，章学诚注重考证史料，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理念。
章学诚还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有着不俗的造诣，为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思想启迪。
章学诚的学术影响还表现在对学生的引导和影响上。
他开设的私塾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求学，传承了传统的儒学传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这些学生在后来的学术领域和社会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章学诚学术影响的延续和传承。
章学诚的学术影响深远而广泛，对当时的学术界和学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1.2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是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体现了他对经世济民、治国理政的追求和探索。
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章学诚强调了理学应该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注重实际应用和治国兴邦。
他认为，治国理政需要以民为本，倡导仁政、宽政，尊重人民的权益和利益，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他也提出了对社会稳定和改革的看法，主张政府应该秉持诚信、廉洁，加强社会管理和改革，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更是通过他的学术成就和实践经验得以体现，显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和责任感，对今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不可估量。
通过深入研究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经世思想的宝贵财富，为当今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 正文2.1 章学诚的生平及学术背景章学诚（1890年-1968年），字三见，号鄀函，浙江绍兴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学者。
章学诚少年时代生活贫困，幸得父亲的倾注关爱，得以入读绍兴学堂，后考入同济大学预科。
毕业后，章学诚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旧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日本帝国大学历史学科，师从学者津田左右吉。
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引言：“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1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
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的“考据学”。
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
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1系列“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
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1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1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
[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或向权威挑战的人。
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
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
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
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
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
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
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3]但是，“成1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
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1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
[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
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
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1。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章学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的经世思想，成为了一
代人的指南和风向标，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复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可以看出，章学诚的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
他对浙东学术的研究，不仅是对于地方文化的重视和推广，更彰显了他的文化自信和民族
自豪感。
在经世思想方面，章学诚认为经世之学，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学问。
他提出了“经
世致用”这一重要理念，认为知识必须落实到实际生产和社会管理中，才能真正发挥作
用。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中，重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他认为，理论必须得到实践的检验和
验证，实践又必须汲取理论的基础和指导。
由此，他倡导以知行合一为根本，同时注重知
识的传承和应用。
他主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不足以信；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
然者，不足以用。
”
此外，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也涵盖了对国家治理的思考。
他认为，政治家和智者必须
有正确的理念和思路，才能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改革。
他提出的“兴则必先悉其术，
废则必先省其法”的观点，体现了他对于国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关注。
综上所述，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同时融合了对于实践、理论、传承和应用的思考。
他的思想不仅对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
示和指导作用，也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是明代末年的一位著名经学家，也是当时浙东地区知名的学者。
他思想深刻、见解独到，对经世之道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见解。
本文将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书中选取部分内容，探讨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一、人心为政章学诚主张，人心为政，心胜事半。
他认为，制度虽然重要，但不如人心重要。
如果人心不正，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
因此，他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认为要从教育和修养人心入手，培养人们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
二、兼顾得失章学诚在谈到治理国家和处理社会事务时，主张兼顾得失。
他认为，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应该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和后果，做到计划周全，权衡得失，方能做出明智的决策。
他提倡勤勉审察，积极掌握各种情况，以避免因马虎和急躁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三、尊重法律章学诚强调尊重法律，认为法律是治国之基础，应该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
他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分高低贵贱，公正、公平、严明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权益。
四、 Promoting education章学诚极力推崇教育，认为教育是一种深远的力量，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修养和行为。
他主张教育应该全民普及，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可以接受。
他认为，只有有良好的教育，才能培养人们的才能和创新精神，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综上，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在当今社会中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他的思想强调坚守道德底线、尊重法律、兼顾得失、重视教育等方面，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观念的转变。
章学诚认为，历史不是一种绝对的客观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实践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过程。
因此，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
二、历史的多元性。
章学诚认为，历史是一种多元的社会实践，它不仅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社会环境、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
三、历史的可改变性。
章学诚认为，历史是可以改变的，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来改变历史的发展趋势。
四、历史的实践性。
章学诚认为，历史是一种实践，它是人们通过实践来实现自身目标的过程。
历史的发展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来推动的，而不是由历史本身来决定的。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是明末清初时期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对后来的经世思想影响深远。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是他对浙东学术的整理和总结，并且对当时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经世思想的一些主要特点。
章学诚重视实际，强调实用。
他认为学术研究应当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探讨如何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
他在书中谈到，“为人国事者，务研和营实。
”他强调学者应当以实际问题和社会利益为导向，努力寻找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
他提倡“实际有成效”的治国思路，认为学者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章学诚注重治学与治国的结合。
他认为学者应当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参与国家治理，并为其提供智力支持。
他强调学者应当承担起治国的责任，做到“研事而兴之。
”他主张学术成果应当“用于国事、应于国事”，把学问当作治理国家的工具，帮助国家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
章学诚强调人才选拔和培养。
他认为只有选任贤能之人，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才华和能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他在书中提到，“朝廷以贤所，治安可期”，他认为朝廷应当选拔贤能之人来管理国家事务。
他主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用，把能力和贡献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和重用的标准。
第四，章学诚重视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
他认为传统文化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必须加以保护和传承。
他在书中强调，“除学者以外，皆当奉献尔者也”，他主张学者应当以身作则，做到身体力行，严于律己，以示他人。
他认为学者应当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并将其传播给其他人，推动社会的道德进步。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实际、治学与治国结合、人才选拔和培养以及重视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等方面。
他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和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章学诚是明朝时期的一位重要学者，他的经世思想影响深远，与此相关的一些观点可
以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这部著作中得到一定的展现。
首先，章学诚认为“为政者必以人民为本”，这一思想体现了他的人民立场和民本思想，强调政治的目的在于造福人民，政治的本质是服务于人民。
在章学诚看来，良政之所
以能够为人民所接受，得到支持，关键是要注重人民的切身利益，尊重人民的需求和期望，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境，使人民能够在政治体制之中获得公正、平等的待遇和对待。
其次，章学诚主张致力于实际的治理，淡化学术研究和理论抽象，他认为政治学的重
要任务在于实践性的问题解决，而不是分析性和理论性的奇思妙想。
这也有助于与人民进
行沟通和理解。
此外，章学诚主张在治理中注重当地方案和民情，反对行政决策的统一标准和模式化，他认为在政治制定中应照顾地方实情，使政策轻松平稳地符合当地情况，就算是在统一的
国家框架下，也应该支持允许地方政府制定适合自身的方案，以使政策能够更好地落实和
执行。
最后，章学诚还强调讲求规矩和道德，认为政治家和官员要具有高尚的品质和道德，
才能够有效地执掌政权，使国家和人民发展得更好。
他认为政治家和官员应该诚实、守信
和爱国，以行动和言语保持清廉和公正，确保责任和权力受到密切监督和督促。
总的来说，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他注重实践和民生，关注
当地实情，并且强调政治家和官员应具备良好的品质和道德，这些观点凝聚在一起，可以
对当今的政治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可以看出，章学诚非常重视实践和经验，他认为学问是要联系实际生活的。
在他的著作中，他强调了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主张“实证主义”，即强调以实际存在来验证学理。
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和经验的积累，才能真正体会到学问的真谛，才能够对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种实证主义的观点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中都有所体现，他注重对实际案例的分析和考证，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这种实践主义的思想也体现了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他认为只有通过实际的经验和实践，才能够真正理解世界，才能够为社会做出实际的贡献。
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章学诚还提出了“格物致知”和“用权达变”这两个重要的观点。
他认为，要想真正理解世界和社会，就需要不断地观察和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格物致知”。
他主张学者应该注重实际观察和调查，通过从实际中汲取知识和智慧，来丰富自己的学识和见解。
而“用权达变”则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实际的行动和实践，才能够真正改变世界，才能够真正对社会产生影响。
这两个观点都体现了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他认为学者不应该停留在理论和空谈上，而是应该通过实践和观察来认识和改变世界。
章学诚还强调了道德和治学的重要性。
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立德、修身、施行、学问”四个方面的要求。
他认为，一个学者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学识和见解，还需要有良好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才能够真正做到“以学问经世济民”。
他主张学者应该以身作则，要求自己遵守道德规范，成为社会的榜样。
他也认为学者应该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讨论和批评。
这些观点体现了章学诚对于道德和治学的重视，也体现了他的经世思想，他认为学者应该以良好的品德和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改变社会。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1901-1986），字玉珏，号燕池，浙江诸暨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浙东学术规模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章学诚。
章学诚是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对经世学的理解和实践体现在他的著作《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
在这部著作中，章学诚深刻地探讨了经世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书中，章学诚提出了“经世致用，为学之第一要务”这一观点。
他认为，学术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现实社会的需要，要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发挥学术在实践中的作用。
他指出：“江浙沿海的经济繁华，商贾最多，因此各家历史家、地理家、文学家，往往放眼四海，是一种经世励精的点子。
”在章学诚看来，浙东学术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就在于它把学术研究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具有实践价值。
在这里，可以看出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是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他认为学术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经世致用观。
这种观点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也对当代学术发展提出了启示。
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章学诚还阐述了“治学以用”、“实事求是”、“通古今之变”等理念，进一步彰显了他的经世思想。
章学诚主张学术研究应该立足于实际需求，把学术研究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他还强调要“实事求是”，即学术研究要以客观、真实的态度对待实际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
这些观点都体现了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革新和发展。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文史通义·浙东学术》是章学诚在清代中期所著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
这部书对于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有着深刻的阐释，展现出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思考和见解。
章学诚关注社会稳定和民众福祉。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不仅仅取决于政府的施政，而且还需要人民的安居乐业。
在他眼中，政府应该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他提出“权实并争，包弊之由，附约之德”的观点，主张政府应该以德治国，实事求是，杜绝倚权沽名、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
他还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在教育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力求提高人民素质和文明程度。
章学诚注重国家的强盛和军事力量的发展。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繁荣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力量，主张“兵者国之决命器官”，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他提出了自强不息的思想，主张国家应该不断进行军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利益的需要。
他也倡导和平共处和外交交流，主张与外国建立友好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章学诚重视救亡图存和国家复兴。
他目睹了中国的衰落和外国列强的入侵，深感国家的危机和困境。
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方案，力求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的复兴。
他主张政治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兼容并蓄”的观点，主张取长补短，吸取外来文化和制度的优点，逐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他也倡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提出了一些经济改革的思路，致力于提高国家的自力更生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从多个角度阐述了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他关注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提出了具体的治理理念和方法，强调德政和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他注重国家的强盛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主张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他还提出了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思路，力求救亡图存和国家的复兴。
他的经世思想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对策和启示。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1. 引言1.1 章学诚的学术背景章学诚（1897-1986），字德严，号去冰，浙江宁波人。
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后赴日本留学，深造国学。
毕业后，章学诚回国任教于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曾被誉为“学术大师”和“国学宗师”。
章学诚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关注经世思想，在浙东学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他通过对经世思想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经世智慧做出了积极贡献。
章学诚在学术研究中融汇中西哲学，广泛涉猎古代经史子集，深刻领悟了经世思想的精髓。
他精通儒、道、佛三教，辩论技艺高超，深得当代学者推崇。
章学诚的学术背景丰富，思想独到，以其宽广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对经世思想在浙东学术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2 浙东学术的特点一、重视实践：浙东学术注重实践，倡导知行合一的理念。
在浙东学术的传统中，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强调学术研究要贴近社会生活，关注实际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注重传统文化：浙东学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尊重历史传统，重视传统儒学的思想精髓。
浙东学者在研究经世思想时，往往善于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注重对古今经世哲学的深入探讨和传承。
三、强调实用性：浙东学术的特点之一是强调实用性，追求学术研究的实效性和现实意义。
浙东学者在关注经世思想时，往往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仅追求学术的深度，更注重学术的实用性和推广价值。
四、开放包容：浙东学术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愿意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积极与其他地域学术进行交流合作。
浙东学者在研究经世思想时，往往能够吸收各方面的观点，形成独特的学术视角，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胸怀和包容的心态。
1.3 浙东学术在经世方面的研究浙东学术在经世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对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浙东学者们在经世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努力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论文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论文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
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
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
”[①]白先生的论断，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民族，历代史家和思想家在考察历史和评论史学的实践中得出了深刻的思想认识，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理论与方法论。
在这些史家中，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具有代表性。
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原则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楬橥章学诚史学遗产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有助于对章学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做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一、历史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起始甚早。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争鸣的主要问题之一。
自西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形成以后，历代史家自觉探究历史演变的形式及其法则，形成绵延不绝的史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中，尽管出现过历史倒退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等各种错误认识，然而最有理论价值的则是历史进步观念。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在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上表现出明确的历史进步观念。
第一，章学诚客观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演变法则。
章学诚论述人类社会的形成，明确指出“人之生也，自有其道。
……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②]。
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圣人偶然设想出来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是明代儒学家，他的经世思想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本文将从这篇文章中，总结出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并进行分析。
文章开头指出，章学诚是一位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儒学大师。
他的经世思想是基于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的。
章学诚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受到种种外界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恶劣的行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激发人性中的善良品质，提升道德修养。
章学诚主张以“仁”为核心的治国思想。
他认为，仁者能对人民怀有深厚的爱心和同情，并为人民谋求最大的利益。
他强调仁政对于治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以仁心来治理国家，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繁荣。
在他看来，仁政不仅仅是对待人民的良好态度，更是一种制度化的行为，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机制，确保制度公正和人民权益的得到保障。
除了仁政，章学诚还强调了“忠信”、“节俭”和“敬天爱民”的价值观念。
他认为，一个忠诚正直的君主和官员是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的基石。
他反对污蔑回避之道，并认为只有忠诚和正直的人才能真正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节俭则是为了保证国家财政的稳定和人民的福利，不搞奢侈浪费和巨额开支。
对于信用问题，章学诚强调了守信为本的原则，认为只有信守诺言和信任他人，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他强调敬天爱民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尊重自然和和睦相处，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繁荣。
文章还指出，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作为浙东区域的官员，他积极致力于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他注重公正行政和清廉政府，厉行节俭，为人民办实事，深受人民的拥护。
他还倡导学术独立，主张学者应当心怀天下、关心社会，以自己的智慧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他强调以“仁”为核心的治国思想，主张仁政、忠信、节俭和敬天爱民的价值观念。
他的经世思想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致力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注重公正行政和清廉政府，并倡导学术独立。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1898-1986），字墅居，号平章，浙江嘉兴人，中国现代重要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史学。
他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留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他的著作《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经世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章学诚认为，经世思想是指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体系。
他的研究以浙东学派为主线，探索经世思想的本质和特点。
章学诚指出，经世思想的核心观点是“以民为本、以实为本、以情为本”，即以民众需要为出发点、以实际问题为着力点、以关注人情世故为基础。
以民为本是经世思想的根本立场。
经世思想强调关注民生民情，关注人民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章学诚认为，民众有智慧和能力解决问题，政府应该尊重民主权利，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声音和意见，推动社会进步。
以实为本是经世思想的基本路径。
现实是经世思想的根基，经世思想重视解决现实问题，注重实践的可行性和效果。
章学诚提到，只有将学问与实际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学问的价值，解决社会问题。
他强调学者要从书斋走向社会，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智慧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以情为本是经世思想的重要特点。
经世思想不仅强调理性思维，更关注人情世故。
章学诚认为，学者应该关心人们的情感需求，关注人们的生活状况，才能真正与民众产生共鸣。
他主张学者要有爱国之心和社会责任感，用自己的学问来关心人们的疾苦和困境。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可以看出，章学诚对经世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他认为经世思想以民为本，以实为本，以情为本，强调关注民生民情，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关心人情世故。
他的研究为我们把握经世思想的本质和特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章学诚是明代著名的经学家，其经世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其
著作《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章学诚谈到了一系列的经世观点，从而展现了其独特的
经世思想。
首先，章学诚认为经世应该是以实际为基础的。
他认为，经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
问题，因此必须要与实际紧密结合。
在他看来，经世的理论必须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否
则就成为了纸上谈兵。
因此，他强调了实践性，并提倡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态度。
其次，章学诚主张儒家思想在经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
伦道德，这种道德理念非常适合经世实践。
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可以提供人类实践所需要
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从而指导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第三，章学诚认为，经世实践应该重视社会制度和规范的作用。
他指出，社会制度和
规范是经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
在他的描述中，社会制度
和规范是经世实践成功的关键，因为它们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并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最后，章学诚强调了经世实践中的人才问题。
他认为，经世需要有才干的人才来推动
发展，因此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在他看来，只有有才干的人才能够解决经世实践
中的实际问题，并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在明代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强调实践性、儒家思想、社会制度和规范以及人才的重要性，均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21年整理〗《章学诚的经世致用思想》优秀教案
章学诚的经世致用思想1扶持世教，匡正人心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
”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不过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
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进步意义。
2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反对“” 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
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
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
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
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
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
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
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
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
3揭露和抨击不良文风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
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
《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蛴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
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
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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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一)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如果我们要在“干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
干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
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
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着，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
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
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
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
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
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
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
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
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
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
”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干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
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
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
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
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
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干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干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Weber）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干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
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
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
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着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
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
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
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
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
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
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
这是致命性的消解。
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六经皆史”：“经”的“还原”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
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
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
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
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
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
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
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
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
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
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
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
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
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
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
他论证说：《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
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
《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
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
’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
”8]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
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
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
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
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
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
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
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
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
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
章学诚说：“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
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
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14]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
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
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
16]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
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
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
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
如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
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
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着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
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
’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
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
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
……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
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也。
”22]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
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
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
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