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的法理学思考

浅析刑事和解的价值及适用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倡，片面重视打击犯罪的传统刑事诉讼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利益的多元性、矛盾的复杂性呼唤一种新的多元化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由此走入人们的视野。

目前，刑事和解仍存在许多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以和解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在刑事诉讼领域展现出一种灵活而复杂的运作图景。

因此本文尝试对刑事和解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有所裨益。

关键词刑事和解价值分析制度构建一、刑事和解概述（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调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简称VOM)、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能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并愿意对被害人给予经济赔偿。

在取得被害人谅解后, 在国家专门机关或者专业法律人员主持下，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或者给予其从宽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法。

①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的特征刑事和解弥补了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以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直接商谈为特征来解决刑事纠纷,它具有以下特点: (1) 缓和性。

如果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从此反目,或者陌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就此结怨,他们就会考虑是否一定要通过正式的诉讼方式强行解决纠纷。

与激烈对抗的方式相反,和解方式注重缓和矛盾,甚至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对重视关系恢复的人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2) 自主性。

只有当事双方的意愿都至少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时,和解才可能达成,其中的协商谈判、心理博弈显然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和解与否、和解形式完全由他们决定。

国家专门机关只对和解的条件、过程和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并不直接干预和解协议的达成。

(3)互利性。

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能够达成和解,自然经过了一番利益的争夺和放弃,各自有所满足,还缓和了关系,避免了传统诉讼方式的种种后遗症。

当然,刑事和解既然是对犯罪行为作出的一种变通处理,在是否“有罪”的前提问题上必须准确无误,在事实上必须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并符合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只有当事人对加害人在有罪问题上没有争议,才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否则就可能冤枉无辜。

从中国来讲，一直存在着和合文化，它是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认为的所有关系的最佳状态。

而现在明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从根本上构成了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

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对刑事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和谐司法。

和谐司法是指司法权运行的一种理想状态，它强调一种平衡、折中、价值追求与运行过程的统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和谐司法理念是回应现实需求与司法发展规律的优先选择。

而刑事和解所展现的修复关系、化解纠纷以及实现安定有序，恰好迎合了和谐司法的理论要求。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分析（一）刑事和解的自由价值自由是指在没有外在强制的情况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能力。

刑事和解实质上就是契约，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就案件的解决所达成的契约，是契约自由的重要体现。

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不违背公序良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自主的选择权和处分权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大大提升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满足了人的自治心理，允许双方当事人在诚信的基础上自由协商，体现了双方（尤其是被害人）的自由意志。

“不管任何时候，真正能对人类产生永恒魅力的，仍然是，也将永远是——自由，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

”②（二）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公正意味着公平、正义、不偏不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一直是法律人的永恒目标。

立法的公正性对执法的公正性提出了相当的要求。

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以其对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全面保护为基本蕴含。

刑事和解是对个体公正与整体公正进行权衡的结果，以对被害人、加害人全面保护为其根本目的③。

刑事和解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同时兼顾了犯罪嫌疑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害人利益的关足，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④（三）刑事和解的效率价值法律是正义的代表，司法是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由于“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这就意味着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以较小的资源耗费获得较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

在司法实践中，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量存在，其司法资源的耗费并不因其性质较轻而有所降低。

若采用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只需审查、确认和解协议的合意性、真实性和合法性，提高了个案处分的效率。

这样司法机关更能有效的集中各方面的资源，重点处置情节严重的恶性犯罪，间接提高了其他案件的处分效率，从而全面提高了诉讼的整体效率。

（四）刑事和解的人道价值法律的最主要功能就是对公民利益的保护，在这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我们更渴望对人的关注，使法律更体现人文关怀。

刑事和解本身就包含着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对私人利益的满足，体现着刑法的人道性价值。

同时，在刑事和解的理念下，犯罪人可以通过财产补偿或劳动补偿的方式来弥补过失，这对犯罪行为人是一种仁爱和宽容，同时对被害人也是一种补偿和安慰，这样的结果可能会更贴近人性，更能促进和谐。

（五）刑事和解的时代价值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当前理论与司法界的研究焦点，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需要，体现一定的时代特征与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极力倡导的目标。

刑事和解鼓励多方力量参与解决纠纷，将宽容作为主流价值，将妥协作为解决刑事矛盾的一种手段，促进双方的谅解，努力追求在不同价值、不同利益之间维持合理适度的平衡，促使双方在刑事矛盾面前宽容、让步、节制，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以达到社会的和谐。

（六）刑事和解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刑事和解并非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它也存在着一些负面作用。

第一，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

第二，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

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

⑤这有可能加剧因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造成人们对公正性的质疑。

如上所述，刑事和解既有积极的价值，也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刑事和解的正价值占据优势地位，不能因为其负价值而否定刑事和解制度，而应该积极探寻合理的路径来减弱其负面影响。

三、刑事和解的制度构建（一）适用案件对象及范围从犯罪人类型来看，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对象包括过失犯罪者、未成年犯罪者、初犯、偶犯、胁从犯以及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亲属、同事、同学、邻里等特殊关系的犯罪人。

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定为轻微刑事案件。

在轻微的刑事案件中，犯罪行为主要侵犯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较小，社会危害性较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小，适用刑事和解不致于造成对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的失衡。

（二）适用条件一般认为，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至少应包括：（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与自诉程序以纠纷解决为基本取向，公诉程序蕴含了公共利益的追诉愿望，责任的确定与承担必须以明确的案件事实为前提。

（2）加害人的有罪答辩。

有罪答辩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认识到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实际危害，如果没有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它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设计效果。

（3）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双方自愿。

即无论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受害人放弃对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追究，都必须是出自真实的意思表示。

（三）适用阶段通说认为，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以及执行阶段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

⑥笔者建议将和解程序适用限制在起诉和审判阶段。

因为在侦查阶段，案件事实并不清楚，罪行性质也不明确，而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构成轻微犯罪。

故侦查阶段不适合引入刑事和解。

在执行阶段，目前连现实的法律依据都没有，在引入刑事和解初期，在该阶段使用和解制度的条件并不成熟。

（四）启动主体国际通行的做法是警察、检察官、法官、监狱管理人员、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当事人的代理人都可以提出刑事和解申请。

具体到我国，刑事和解的提出主体应限定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经过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和检察机关。

刑事和解结果与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均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作为刑事和解的双方当事人，提案权是其当然权利。

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主要是通过诉讼代理人行使诉讼权利，因此，授予诉讼代理人的和解提案权也是应有之意。

而公诉机关作为公权力的代表，也有权提出刑事和解。

（五）主持机关刑事和解调解机构应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社会力量予以配合。

检察机关应当为刑事和解的主导力量，是由它所处的纽带地位决定的。

相对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更客观中立地作出判断，防止在侦查中所收取的信息而导致的先入为主的判断。

相对于审判机关说，检察机关可以在提审过程中，通过与加害人的进一步接触，更加全面地了解加害人的情况，为是否进行和解、如何正确作出和解结果提供判断依据。

同时，有社会力量的参与，一方面可以多角度、全面衡量该案件的危害性和进行和解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从多角度让犯罪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并为日后的执行做好一个铺垫。

（六）司法控制与监督虽然双方可以以非诉讼的方式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仍然是刑法保护的特定社会关系，加害的性质仍然是刑事犯罪，故司法机关必须对这种活动进行事中及事后的监控。

司法机关的监督、控制作用主要表现在：审查决定刑事案件是否交付刑事和解，选择和委托适合的调解人参与和解，亲临现场或派人在场监督刑事和解过程，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行性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有法律效力，对和解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在犯罪嫌疑人未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应当终止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恢复正常的诉讼程序。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给传统形式诉讼理论注入了新的思路。

刑事和解制度本身试图在刑罚制度之外寻找有回旋余地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公众与刑法之间建立一种合作态度，增进公众与刑法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命令性、工具性，有助于软化刑法的强制性”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