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的“思”及其理论意义

汉娜·阿伦特的“思”及其理论意义汉娜·阿伦特以对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反思著称于世。

对“恶”的思考构成了阿伦特思想体系的重要维度。

“不能思想”是“平庸的恶”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思想意味着通过言词交谈，是“我”与“自我”之间的相处、对话。

“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根本方式。

“根本恶”依赖特殊语境，“平庸的恶”则成为人类必须长期面对的恒常境况。

在现代世界，“思”与“行动”呈现出悖论，但“思”和“行动”依旧是可能的。

标签：阿伦特；恶；思想；自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以对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反思而著称于世。

透过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精神生活·思维》《人的境况》等著作，我们可以对她的思想窥见一斑。

一、“根本恶”与“平庸的恶”对“恶”的反思构成了阿伦特哲学思想的重要维度。

阿伦特不满足于一般性揭示极权社会之“根本恶”，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背后隐含的“平庸的恶”。

后者无疑更具理论穿透力。

在阿伦特的哲学生涯中，对“恶”的探讨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早期的文章中，她就开始关注“根本恶”，抑或极恶。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对“根本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她认为，在全部哲学传统中，难以想象有一种“根本恶”。

在基督教神学中，魔鬼是天使出身。

至于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恶，但至少他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颠倒的恶意”。

总之，康德是以一种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它的。

在此基础上，阿伦特阐释了“根本恶”的特殊性。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无法藉助任何事物来理解的，是一种以强劲的力量与我们对抗的现实，它打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标准”，这种“恶”“是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的，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

①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种现实体制的产物。

在她那里，任何来自传统的衡量标准都失去了既有意义。

这种“恶”源自现代以来的极权主义制度，它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伦理，使得行为凌越思想与认知边界成为不可理解之物。

这种现代性的负面产物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复数的人构成了尖锐的冲突。

极权体制强求一律与服从，人成为单一的存在，失去了政治性与复数性。

对此，美德无法宽容，法律与刑罚也难以制裁。

对“根本恶”的探讨深入地揭露了极权主义的道德后果。

不过，相比而言，阿伦特后期思想中有关“平庸的恶”的探讨，影响更为深广。

这一观念直接源自阿伦特对审判艾希曼案件的报道。

鲁道夫·艾希曼是纳粹中的活跃分子，在大屠杀中，他发挥“才智”高效地将百万犹太人从欧洲各地运送到集中营和死亡营。

纳粹灭亡后，他潜逃到阿根廷，以色列特工对他展开追缉，直到1961年捕获他并将他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接受审判。

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对以色列特工的这些行为是持批评态度的。

她认为，以色列特工并没有审判的权力，他们僭越了法律。

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这一任务是陷入民族主义的以色列所无法承担的。

显然，尽管阿伦特自身是犹太人，但她理性地超越了种族局限，并意识到艾希曼的反人类罪必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才能得到有效惩戒。

艾希曼在审判过程中的表现更出乎阿伦特的意料：在这个资深纳粹身上竟然找不到任何邪恶的动机，当然也没有什么狂热的信念。

除了热衷于升迁外，他与其他常人一样，扮演着普通的社会角色，是个好邻人，好父亲。

也就是说，在他身上并没有突出的“恶”的特征能把他和他所犯的罪行联系起来。

顯然，艾希曼没有表现出魔鬼的属性，而是具有普通人的特点。

可怕之处正在于，这样的平庸者也可以像魔鬼一样毁掉整个世界。

因此，阿伦特认为，“平庸的恶”则应成为人类必须长期面对的恒常境况。

二、“恶”与“思”的对立在阿伦特看来，“恶”与思想是对立的，“平庸的恶”源自脱离现实和不能思想。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通过详尽地描述对艾希曼的审判过程，说明了“恶”与“思”的对立。

阿伦特说，艾希曼在走向绞刑架时的一些表现尤其值得反思：艾希曼是无比尊严地走向绞刑架的；他为一种情绪所怂恿，别扭而做作；在喝了半瓶红酒后，他拒绝清教牧师的帮助，声称自己是上帝的臣民而非基督徒；他絮絮叨叨说我们都将再次会面，这是所有人的命运；显然，他一直在表演，而这些表演全无新意。

针对艾希曼的这种话语单调、思维僵化的麻痹状态，阿伦特在该书“后记”中叹惋道：这种脱离现实与不能思维相当可怕，它能导致比内在于人类中所有恶的本能更大的浩劫。

这正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中得到的深刻启示。

之后，阿伦特明显修正了自己有关“恶”的观点。

她认为，“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它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

她进一步指出，“恶”与思想是对立的，它们不能相互兼容：思想要朝深里去，要寻根究底，它一碰到恶，就毫无进展；“恶”是虚空的，是一种非思状态，因此它只会带来思想的挫败感。

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相反，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根本的。

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阿伦特已不再认为恶是根本的东西。

恶是平庸的，如艾希曼一样，在这样的人身上追索恶的任何更深层次的根源或动机，都是不可能的，他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有想法或观念的东西，因为他具有的最显著特征是完全否定性，即“不能思想”。

这种“恶”明显不同于我们惯常理解的恶，惯常的恶是某种邪恶的东西，或者其所作所为是出于嫉妒、仇恨、贪婪等，而这些恶都是有事实根据的。

艾希曼的行为是罪恶的，但他本人却既不是魔鬼，也不是怪物。

艾希曼不是愚蠢，而是轻率无知。

在阿伦特看来，“陈词滥调、常用词语、因循守旧、标准化的表达和行为方式，具有被社会认可的作用，能使我们应付现实，也就是说，应付所有事件和事实由于其存在而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提出的要求”③。

这种思维的惰性在艾希曼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他显然对现实与思维的这种对应关系缺乏反思。

阿伦特认为，“平庸的恶”源自脱离现实与不能思想，因此，通常意义上，有知识的人不一定能思想，也不意味着远离了“平庸的恶”。

艾希曼接受过较好的教育，但这些教育并没有将他带入一种有思想、会思考的人生状态。

艾希曼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性以来人类面临的知识危机。

于是，阿伦特就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整个人类的知识状况。

在阿伦特看来，康德对理性和理智的区分十分重要。

理性与理智分别对应思想与知性。

知性带有形而上学色彩，主要在于产生确定的知识，与真理有关；而思想涉及的是意义问题，并不产生确定的知识。

真理范畴之外的东西不能“知”，但能“思”，这就涉及形而上学的谬误与僭越问题，即相信真理全能，根据其模式来解释意义。

尤其是在特定语境下，所谓真理，往往是权力的产物。

在形而上思维的左右下，主体就会成为真理操持的肉体木偶。

阿伦特对真理的反思，延续了西方后现代哲学的总体思路。

可以说，阿伦特从康德那里学会了“思”是什么。

阿伦特还常常回到苏格拉底去寻求思想资源，她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思”的方式。

在阿伦特看来，尽管苏格拉底承认德性可以传授，但他从来没有去宣讲一些概念，比如何为“正义”“勇敢”“善”等。

他扮演的是思想的接生婆，即通过言语辩论接引出一些未经检验的观点，从而检视、审思它们。

苏格拉底热衷于生产意义、解释意义，而不热衷于亘古不变的真理。

思想的接生术与言语的交谈、辩论直接相关。

在阿伦特看来，苏格拉底的思想接生术暗含了“思想”的本源含义：只有“通过言词交谈”才能呈现思想。

苏格拉底经常陷入与理性神对话的出神状态，这正是“我和自我之间无声的對话”，也是“通过言词交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三、“思”：如何与“自我”相处在阿伦特的伦理学体系中，强调与预设“我”与“自我”之间的相处、对话，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

或者说，她强化了苏格拉底有关“我”与“自我”关系的思想。

在阿伦特看来，所谓“我”与“自我”的相处、对话，是能思想、能判断的基本前提，不能思想也就是不能与“自我”相处，不能构成良性对话关系。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统治的时代，有极少数的人成为“不负责的不参与者”。

他们之所以有能力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更好的价值体系，也不是因为旧的是非标准仍根植于他们的灵魂和良知，而是因为这些“不参与者”的良知是不按照自动的方式起作用的，不像屈服者在高压态势下可以简单地用一套价值体系替换已有的价值体系。

他们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后，在何种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而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做要好些，并非因为这样世界就会变得好些，而只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与自己和睦相处。

故而当他们被逼迫去参加时，他们也就会选择去死。

不客气地说，他们拒绝去杀人，并不因为他们仍坚持‘你不得杀人’这一戒条，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相处。

”④阿伦特再次强调，这种明确地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即投入我与自己之间无声对话的倾向，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通常把这种对话称为“思”。

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认为“思”不是技术性的，也无关理论问题。

“思”的人与其他人的界限，打破了所有社会、文化或教育的差异。

社会地位、文化水准等都不能区分一个人是否能有效思考。

至少在阿伦特这里，“思”成为另一种道德层面区分人的方式。

在希特勒政权时代，受尊敬的阶层的全面道德崩溃表明，在那种境况下，那些珍惜价值并坚持道德规范和标准的人们是不可靠的，因为，道德规范和标准能够一夜之间被改变，而留存下来的不过是那种总要坚持点儿什么的习惯。

也就是说，当一套全新的、违背人类伦理底线的道德标准出现时，这些人会选择接受与适应。

教育与社会地位并不能使人们免于成为乌合之众。

整个社会风向的改换往往和时尚一样具有盲从的色彩。

因此，阿伦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靠的反而是那些怀疑者，因为他们习惯检审事物并且自己做出决定。

显然，最可靠的是那些只确切地知道这件事的人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活着，就必须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⑤要与自己生活在一起，意味着对任何行为都进行基本判断，并且让自身成为超越时代风尚的有效标准。

阿伦特有关“思”的探讨，受到了“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这一苏格拉底式命题的深刻影响。

在她看来，居于有关人类行为的道德关切中心的是自我，而居于有关人类行为的政治关切中心的是世界。

于是，这一与苏格拉底理性神极为接近的“自我”，成了道德判断的基本依据。

对苏格拉底式命题的政治性回答将是：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是不应该有不义存在；遭受不义和做出不义是同样糟糕的。

显然，这有理想主义色彩。

而在道德层面，我们可以说，与整个世界相矛盾也比我与自己相矛盾更好些。

比如，苏格拉底被关押期间，本可以在学生们的帮助下脱身，但他却选择了赴死，因为苏格拉底认为，这样会败坏雅典法律。

苏格拉底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从事不义之事，对此，阿伦特解释道：如果做了那现在作为参与的代价要求于我的事情，无论只是作为循规蹈矩，还是作为取得最终胜利的唯一机会，那么我就不再能与我自己生活在一起了，我的生活对我来说就不再值得过了，故而，我宁愿现在遭受不义，甚至在我万一被胁迫参与时付出死的代价，也不会行不义，从而与一个不义者形影不离；如果那是一个涉及杀人的问题，那么其论据就不能是——如果这个谋杀没有犯下，这个世界就会安好无缺，而应该是不愿意和一个杀人犯（自我）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