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为什么重要_
汉娜·阿伦特的“思”及其理论意义
汉娜·阿伦特的“思”及其理论意义汉娜·阿伦特以对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反思著称于世。
对“恶”的思考构成了阿伦特思想体系的重要维度。
“不能思想”是“平庸的恶”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思想意味着通过言词交谈，是“我”与“自我”之间的相处、对话。
“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根本方式。
“根本恶”依赖特殊语境，“平庸的恶”则成为人类必须长期面对的恒常境况。
在现代世界，“思”与“行动”呈现出悖论，但“思”和“行动”依旧是可能的。
标签：阿伦特；恶；思想；自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以对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反思而著称于世。
透过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精神生活·思维》《人的境况》等著作，我们可以对她的思想窥见一斑。
一、“根本恶”与“平庸的恶”对“恶”的反思构成了阿伦特哲学思想的重要维度。
阿伦特不满足于一般性揭示极权社会之“根本恶”，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背后隐含的“平庸的恶”。
后者无疑更具理论穿透力。
在阿伦特的哲学生涯中，对“恶”的探讨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早期的文章中，她就开始关注“根本恶”，抑或极恶。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对“根本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她认为，在全部哲学传统中，难以想象有一种“根本恶”。
在基督教神学中，魔鬼是天使出身。
至于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恶，但至少他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颠倒的恶意”。
总之，康德是以一种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它的。
在此基础上，阿伦特阐释了“根本恶”的特殊性。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无法藉助任何事物来理解的，是一种以强劲的力量与我们对抗的现实，它打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标准”，这种“恶”“是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的，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
①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种现实体制的产物。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她的许多著作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和道德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
她的一篇著名文章《平庸之恶》被认为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阿伦特以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案例为起点，探讨了普通人如何参与恶行的问题，以及这种行为对社会和道德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思想进行分析和思考，探讨普通人如何参与恶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现象。
我们需要了解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定义。
在她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阿伦特指出：“一个人只要表现自己为平庸，方能在这种程度上去‘接纳’罪恶”。
她认为，那些参与大规模杀戮的纳粹战犯，并非都是心怀邪恶、凶残残忍的人，而是普通的、平庸的人。
他们没有自己的原则和道德标准，只是遵循着所谓的“民族和家庭利益”，执行着上级命令，从而成为了罪恶的实施者。
这种平庸的恶行，正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的这一理论引起了人们对于道德与个体责任的深刻思考。
艾希曼并非是一个具有恶意和凶狠本性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僚，只是按照组织和法律规定行事。
在阿伦特看来，这正是“平庸之恶”的本质，它并非源自于邪恶的个人，而是源自于对自由意志和个体责任的放弃。
这种放弃，使得一个普通人也能够成为罪恶的参与者，甚至成为其推动者和执行者。
对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
有人认为，艾希曼并非“平庸”而是“邪恶”，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追随命令，而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自愿认同。
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分析并不全面。
一些学者也指出，阿伦特的理论并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对于个体决策的影响。
在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个人的自由并不仅仅受其自身的意志所驱使，而是受到全面性的控制和规训。
要理解个体的行为，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不过，尽管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其对于普通人参与恶行的思考，以及对于道德责任和个体自由的反思，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阿伦特平庸的恶】浅析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及其困境
【阿伦特平庸的恶】浅析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及其困境行动 Action 作为人的被给定的生活基本境况之一，在阿伦特 Hannah Arendt 那里具有独特的意义。
这种独特的意义就在于，它属于积极生活的范畴，意味着政治生活的展开。
人之境况的所有方面劳动、工作和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相关，但唯有行动与政治的关系最大。
行动概念的内涵即为政治，这是阿伦特独有的视角及理论核心，这意味着行动的政治生活地位的提升。
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面对究竟行动能否持存以及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其所引发的理论困境也颇为值得深思。
一、行动与前哲学的政治行动生成的政治生活是对传统哲学生活的有力反抗，亦是对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翻转。
行动是前哲学的政治，也就是哲学之前的政治，而这里的哲学意为占据西方主流地位的传统哲学，更为确切地说，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而在此之前的政治，则意味着回到苏格拉底式的政治生活，因而，行动就是要回到苏格拉底。
行动作为一种前哲学的政治，对应于哲学的政治。
哲学的政治是哲学之下的政治，政治生活被束缚在整个哲学生活之中，哲学统治着政治，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发轫于此。
而行动的前哲学的政治与其不同，它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政治不受外物统治，政治优先于哲学。
二、行动与政治自由阿伦特怀着对古代政治生活的无限向往，积极行动，在公共空间中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指的是政治自由，这里强调的仅仅是自由的政治涵义，而非思辨自由、意志自由或自由主义的不受侵犯的自由，更为准确地说，是共和主义的自由。
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强调的是公共精神的重要性，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
历史上共和主义是以城邦为背景的，个人的自由以城邦或国家为依托，离开共同体，个人的权利便无从谈起。
古典共和主义将目光主要集中于公共领域，它要求在公共空间内行动的政治生活，在其中体验到的自由就是一种公共自由。
参与性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政治领域形成了实现政治自由的空间。
直面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直面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其思想深刻而富有启迪性。
其中，她提出的“平庸之恶”概念，成为了人们思考现代社会中普遍形态的腐败现象的重要参考。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一、什么是平庸之恶？阿伦特在《权力的起源》中提出了平庸之恶概念。
她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由大量中层官僚人员的平庸无能所造成的。
这些人制定了各种反人类的政策，并亲手实施这些政策，最终导致了罪恶的发生。
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平庸之恶是指人们在没有什么思想和信仰支持的情况下，出于无能、犹豫或盲从，做出的邪恶行为。
平庸之恶是乏善可陈的，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维度，也没有它的题目或主题。
二、平庸之恶的特征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有三个主要特征：1. 缺乏想象力和思想能力平庸之恶的主要表现是缺乏想象力和思想能力。
那些从事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等反人类行为的中层官僚，基本上是一帮平庸普通人，缺乏任何价值体系和思想信仰。
2. 容易被恐吓和操纵平庸的官僚可以轻易地被操纵和恐吓，因为他们无法独立思考和做出正确的决策。
他们害怕上司和爱惜自己的职位，而不是忠于自己的良知。
3. 缺乏责任心平庸的官僚通常缺乏责任心，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顺从上级权威，才能保全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他们会轻易地接受、遵从上级的命令，完全忽视其行为的恶性和后果。
三、防止平庸之恶的发生阿伦特的理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平庸之恶的发生。
阿伦特认为，唯一的方法是培养人们的想象力和思想能力。
她认为，只有当人们拥有自己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体系，并有勇气和坚定意志去捍卫这些价值时，才能真正避免平庸之恶的发生。
在教育方面，应该培养人们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让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同时，需要逐步建立制约机制，防止官僚单方面施加权力和行使权力时的滥权威胁。
四、结论。
超越技艺生存——阿伦特技术哲学思想探析
超越技艺生存——阿伦特技术哲学思想探析阿伦特技术哲学思想是一种关注技术对人类生存、政治和现代性等方面影响的哲学思想。
它从技术的角度出发，理性分析技术发展的现代性矛盾，并探讨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生存和政治。
在阿伦特看来，技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进化，而是息息相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因此，阿伦特认为，要超越技术，必须先了解技术与人类的互动关系，进而以此来重构人类和社会的命运。
阿伦特把技术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驱动力。
在古代，技术主要是手工劳动，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和自然。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技术也成为了人类的“命运之手”。
这种复杂性带来了很多问题，使人们在技术世界中迷失了方向。
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但同时也会影响人类的就业和精神生活等方面。
因此，阿伦特主张必须重新审视技术，以便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利用技术。
阿伦特提出了“自然节奏”和“技术节奏”的概念。
自然节奏，是指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状况；而技术节奏，则是指技术与现代化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与人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一种疏离的状态。
因此，阿伦特认为，技术的发展要考虑到自然的生态、文化，以及人类的需求和幸福，企业应对技术顺应自然的发展方向加以保护。
此外，阿伦特认为，技术应当为人类的道德生活服务，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滥用技术的能力。
阿伦特还强调，政治与技术密切相关。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的掌握和运用常常涉及到技术。
这种权力与技术的相互关系会影响到社会结构和运作方式。
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组织需要对技术进行规制和控制，以避免技术对生态、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破坏。
同时，必须探究新型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例如基于技术网络的政治组织形式，以适应技术进步的发展。
总之，阿伦特技术哲学思想认为技术与现代社会已经紧密相联结，而与此同时，技术也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危机和矛盾。
夏开丰论阿伦特的“美感政治”
夏开丰论阿伦特的“美感政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摘要】阿伦特主张行动即自由，这是一种把新事物带到世界中的能力，它不受任何目的和规则的束缚。
然而，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使行动充满了危险。
为了解决行动的这个困局，阿伦特强调，行动只有发生在公共领域中才有意义。
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显现空间既是美感的也是政治的，一方面它让政治行动得以展现，另一方面政治行动是在复数性的他人中进行的，在这里一种共通感开始发挥作用。
在后期，阿伦特的“美感政治”则侧重于旁观者的判断，这种转向实际上是套用了康德的天才和品味的张力关系。
就像天才的自由创造需要受到品味的约束一样，行动者的行动也需要在旁观者的判断那里获得意义。
【关键词】阿伦特；美感政治；行动；判断；天才；品味【作者简介】夏开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艺术学与审美文化》栏目。
为适应微信排版，注释有删减，如需查询，请参考原文。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的政治思想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
比如：哈贝马斯采用了一种“共识性”的解读方式，认为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最重要的是政治行动的“主体间性”以及共识的达成。
利奥塔、拉库-拉巴特和南希等后结构主义者提出了与哈贝马斯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的条件是复数性和差异性，旨在否弃传统的行动目的论模式。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解读方式，认为阿伦特的政治学具有美学维度。
达纳·维拉认为，阿伦特的“美感政治”把政治从对利益、目标的关注中解脱出来，政治行动应该按照表演活动来看待，必须就其自身来评价。
她接着指出，阿伦特后来用了康德的共通感概念来调和她早期的尼采式行动美学。
但像理查德·J。
伯恩斯坦这样的学者则认为，阿伦特并没有调和康德的共通感和尼采的行动美学，而是让两者处于张力关系之中。
政治理论学家：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人物简介
阿伦特的政治判断与公共领域
阿伦特认为政治判断是政治行动的基础
• 政治判断需要对公共事务进行思考和评估
• 政治判断需要公民的理性和判断力
阿伦特强调公共领域的重要性
• 公共领域是政治行动和判断的场所
• 公共领域需要公民的参与和讨论
阿伦特提倡公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 公民应该对政治事务保持批判态度
• 公民应该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 194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职
• 1950年代成为《纽约书评》的定期撰稿人
• 19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观点受到广泛关注
• 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成为经典著作
• 对政治行动、政治判断和公共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汉娜·阿伦特的主要成就与荣誉
阿伦特是一位多产的政治哲学家
• 强调了政治行动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 提倡政治行动需要公民的参与和讨论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对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启示
• 强调了公共领域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 提倡政治实践需要公民的参与和讨论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批判对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启示
• 揭示了极权主义对政治实践的危害
• 呼吁政治实践需要抵制和反抗极权主义
对女性主义政治理论产
生了重要影响
• 强调了女性在政治行动中的重要
• 强调了公共领域对女性平等的重
• 揭示了极权主义对女性的特殊危
作用
要性
害
• 提倡女性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
• 提倡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发言和
• 呼吁女性对极权主义进行抵制和
参与
反抗
阿伦特在政治实践中的启示
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理论对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启示
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共3篇
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共3篇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1思考与判断：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汉娜·阿伦特，生于1906年，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
她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思想家，贡献了许多思想和理论，尤其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上。
她的思考和判断对当今世界和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作为一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一直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
她认为，人是生来自由的，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特征。
因此，她强调了尊重人的权利和意愿的重要性。
这一理念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人权保护和机构改革都有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同时，汉娜·阿伦特的一些理论也成为了当今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
例如，她提出过“权力与暴力的区别”这个问题。
她认为，力量是可以想象和掌握的，而暴力则是不可预测和滚动不可控的。
这一理念对于处理国际冲突和保护世界和平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此外，汉娜·阿伦特还强调了政治哲学的重要性。
她认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现象的深入思考。
在这方面，她的思考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国家治理也有着非常宝贵的启示。
她提出过“革命与民主”的问题，认为革命是激进的、暴力的，而民主则是温和的、和平的。
因此，她推崇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认为民主制度是符合人性本质的政治体制。
此外，汉娜·阿伦特还认为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分类和区分的思考。
她认为，很多政治现象和社会问题需要有一个清晰和准确的分类和区分。
在这方面，她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有着非常宝贵的启示。
她提出的“分类与区分”的思维方法，也可以用来指导我国政治体制和制度的改革。
总之，汉娜·阿伦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对当今世界和中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她所倡导的历史主义、权力与暴力的区别、民主政治的价值等，都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重要思考和启示。
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和理论已然成为了当今时代思想和哲学的一部分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和政治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启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知人类社会和政治现象，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和治理问题。
作为一个班主任的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独特性、责任感
墓 红 赦盲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Ｓ ｃ ｈ ｏ ｏ ｌ ｉ ｎ ｇ Ｓ ｔ ｕ ｄ ｉ ｅ ｓ
Ｖ０ １ ．１ ２． Ｎｏ ．２ Ａｐ ｒ ．２ ０１ ５
作 为一个 班 主任 的汉娜 ・ 阿伦 特
一 一
公共 领域 、独特性 、责任感
王 规
（ 华东师范大学 教 育学系，上海 ２ ０ ０ ０ ６ ２ ）
摘 要 ：作 为 ２ ０世 纪 最富独创 意识 的女 性 哲 学家 ，汉娜 ・ 阿伦特 对 当代教 育 问题 亦有深 刻影 响 。通 过 分析 阿伦 特政 治哲 学 中的相 关理 论：公共领 域是 实现 人 的独特 性和 责任 感 的 实在领 域 ， 而大众社 会侵 蚀 “ 私 人 领域 ” ，使 “ 公共领 域 ” 隐退 ，造成人 的独特 性和 责任 感 的丧 失。 为 了解 决现今 社会 出现 的盲从 和 责任 感 缺 失 问题 ，尝试 首先从教 育领 域借 鉴 希腊 城邦 的政 治 经验 ，通过 将 阿伦特 的政 治理 论 与班 主任 的具体 工 作 实践 结合起 来 ，找 寻 一种适 应 变革 时代 的教 育模 式 ：在 班级 的 集体 生 活 中重 建公 共领域 ，并保 护私人 领
在希腊 ，公 民平等地进入到政治生活之公共领 域 ，通过不断地言说和行动显现着 自 身的独特性和 责任感 ；在今天 ，社会充斥着盲从与责任感缺失 的 现象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寄希望于教育 ，即我们 首先从挖掘孩子身上的独特性和责任感开始尝试解
决 这 些 问题 。那 么我 们 能否借 鉴蕴 含着 个体 独特 性 和责任 感 的希 腊公 民生 活模 式 ，将 这种模 式运用 于
显 现 的领域 ；私 人领 域是 与生 存 活动 相关 ，保 障隐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
谈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摘要极权主义的研究在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阿伦特通过研究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得出极权主义的起源，她同时对20世纪的极权经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本文通过研究极权主义的本质与起源，极权运动的推动力量等几个方面学习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以此为踏板使我们全面而准确的把握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思想。
关键词阿伦特极权主义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颇具个性的女性思想家，她出生于德国犹太人家庭，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她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死后也引起了众多学术研究者的研究。
她主张跳出意识形态的藩篱进行思考；试图超越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传统，又激烈批判现代社会科学的做法。
阿伦特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使她成为了一位备受争议的思想家，同时也使她的地位得以确认和巩固。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独树一帜，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堪称研究极权主义的必读书目。
探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不仅为理解极权主义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我们全面而准确把握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基础。
一、极权主义的本质阿伦特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反现实、反文明、反人性、反制度、反功利、反常识，是人类历史上最绝望，最彻底的一种统治形式。
由此，阿伦特将极权主义的本质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极权主义是一种野蛮。
极权主义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
极权统治者的行为不是暴虐，而是野蛮。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指出，艾希曼犯的不是反犹太罪，而是反人类罪；在她看来，如果将艾希曼一案作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将完全误导甚至掩盖纳粹的罪行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
极权主义的野蛮本质，体现在试图对人性进行推毁，恐怖不是其统治的手段，而是它统治的本质。
极权主义最终是要使人成为被任意杀戮的动物。
极权主义是一种运动。
阿伦特提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弱是同一过程。
民族国家的建构是防止极权主义发生的一剂良药。
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持续不断进行斗争，永远没有休止。
沉思和行动：阿伦特行动理论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困境
沉思和行动：阿伦特行动理论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困境1. 引言1.1 介绍阿伦特行动理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观点和理论。
阿伦特行动理论是她的重要思想之一，强调人类自由意志和行动的重要性。
阿伦特认为，行动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本质，也是人类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
行动是人类生活的中心，通过行动，人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阿伦特行动理论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行为和决定论。
在阿伦特看来，行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个体对现实世界作出的独立选择和反应。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社会和人类存在的全新视角。
通过阿伦特行动理论，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动机和目的，认识到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独立选择的重要性。
阿伦特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行动和意义的新方式，引领我们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作用。
在接下来的正文中，我们将深入探讨阿伦特行动理论中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困境，以及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和意义。
1.2 阐述内在动因和外在困境的概念内在动因和外在困境是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们在个体行动和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内在动因指个体内在的动机和冲动，是个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包括信仰、价值观、情感等因素。
而外在困境则是指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的各种限制和挑战，包括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条件等因素。
内在动因和外在困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
个体的内在动因受到外在困境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个体的行动也可以改变外在困境。
在阿伦特看来，个体通过自我思考和行动，可以超越外在困境的限制，实现自我实现和社会变革。
理解和分析内在动因和外在困境对于个体行动的意义和影响至关重要。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内在动因和外在困境在阿伦特行动理论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限制。
2. 正文2.1 内在动因的意义和影响内在动因是指个体内在的动力或动机，是促使人们行动的内在推动力。
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2019年10月第35卷 第5期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 Oct.2019Vol.35 No.5收稿日期:2018⁃10⁃03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ZXB005)作者简介:庞 楠(1984 ),女,山西太原人,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㊁马克思主义理论㊂①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系统化的种族灭绝计划㊂②1961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㊂DOI:10.13216/ki.upcjess.2019.05.0010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庞 楠1,叶 颖2(1.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太原030002;2.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㊁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875)摘要: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㊂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 平庸”的罪恶㊂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 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㊂个人的 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 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㊂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 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㊁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㊂关键词:艾希曼;平庸的恶;极端的恶;思维中图分类号:B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5⁃0066⁃05 纳粹分子艾希曼无思(thoughtlessness)的表现是阿伦特关注精神活动的直接原因㊂早在思考极权主义现象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萦绕在阿伦特的脑海中,那就是群众甚至是精英为什么会在极权主义运动中迷失自我㊂在旁听了艾希曼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后,阿伦特深化了对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之间关系的思考㊂阿伦特提出 平庸的恶”的理论,来思考精神生活 思维在人的行为选择中扮演的角色㊂一㊁艾希曼 平庸的恶”艾希曼是纳粹时期执行屠犹政策的主要军官之一,被称为 死刑执行者”㊂艾希曼1906年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㊂从1941年到1945年,担任纳粹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主任的艾希曼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 最终方案”①,对屠杀300万犹太人的罪行负有重要责任㊂二战之后,他逃离德国㊂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人员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逮捕艾希曼,并将他引渡到以色列接受审判㊂阿伦特向‘纽约客“(The New Yorker )杂志提出作为该杂志的特约采访人前往耶路撒冷采访和报道该审判㊂1961年4月,阿伦特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②㊂从1963年2月16日开始,‘纽约客“以‘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为题,陆续发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系列报道,并汇集成书出版㊂该书一经问世,就在美国的犹太人圈子中引起轩然大波㊂阿伦特提出的 平庸的恶”的概念,成为颇受争议的部分㊂在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阿伦特认为有必要深入思考政治罪恶的精神源头㊂她将精神生活与抵制极权主义关联起来,并试图从精神方面揭示酿成极权主义悲剧的原因㊂ 善恶问题,以及我们分辨善恶的能力,是否与我们的思维能力相联系?”[1]5她不仅要从政治体制层面思考极权政治的历史罪责,更是要深入人性的层面来反思个人在极权主义罪恶中的道德责任㊂ 在使人摒弃作恶,甚至在实际上 决定’了他们反对邪恶的各种条件中,思维活动是否位列其中?”[1]5在她看来,除了极权体制的消极影响之外,精神生活防线的崩溃也是极权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㊂因此,从精神层面构建抵抗极权主义萌生的堤坝就显得极为重要㊂阿伦特用 平庸”来形容艾希曼之流的罪恶㊂她不是要为艾希曼的罪行开脱,而是要为其罪行定性㊂艾希曼在为纳粹作恶时,并不像纳粹领导者那样具有明确的作恶动机,因为从他的证词中看不出他对犹太人的仇恨㊂阿伦特认为,有些邪恶在本质上是平庸的㊂艾希曼既不是愚蠢的笨蛋,也不是无恶不作的恶魔,他只是平庸,也就是无思㊂艾希曼只是缺乏思维能力,无法激发自己的良心发生作用㊂他在纳粹屠杀中扮演了一个尽忠职守㊁听从命令的角色㊂艾希曼在自我辩护时声称,他将上级的命令奉为行动的最高指令,他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听从命令而已㊂在庞大的官僚机器上,罪恶已经成为一种规范”,像艾希曼这样的行刑者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㊂阿伦特认为,不只是艾希曼,在纳粹统治下的普通公民都有可能犯下类似的罪孽㊂艾希曼并不特殊,他不过是纳粹体制下的一个普通德国公民㊂也就是说,纳粹统治下的许多人都共同分享了这种平庸,无思想的生活被很多德国公民视为理所当然㊂ 只要道德标准被社会普遍接受,这些普通人就绝不会想到要对他们被教导去信仰的东西表示怀疑㊂”[2]43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处于艾希曼位置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扮演刽子手的角色㊂加害者和被加害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施虐或被虐的对象㊂这些平庸的罪犯是社会大众的典型代表,阿伦特将他们描述为应当共同负责的无责任者㊂从艾希曼事件中,阿伦特看到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现象 人类思维能力的衰退㊂艾希曼 平庸的恶”的实质是无思,极权主义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已身患此症㊂犯罪者不仅对罪行本身没有任何愧疚,甚至连犯罪本身都缺乏动机㊂因为从逻辑上来说,犯罪动机的形成需要以思考为前提㊂阿伦特假设,包括艾希曼在内的所有人本应是有良知的,只是因为缺乏思维能力才变成罪恶的实施者㊂阿伦特的研究者伊丽莎白㊃杨布路厄指出,阿伦特 发现自己不赞成恶的行为是基于恶的本性的思想方法,即不赞成人性是恶的,所以要行恶的思想方法”[3]㊂艾希曼等人之所以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是由于其生性恶劣,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㊂没有思想指的不是缺乏一般性的思维能力,而是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从而没有对是非善恶作出正确判断㊂放弃思维能力的结果是道德的沦丧和对上级命令的无条件服从㊂阿伦特指出,人内在的精神生活是抗恶的最后一道屏障㊂在西方公共性衰落㊁形而上学失效的时代,尤其是纳粹统治消除公共领域和行动可能性的情况下,人们唯有依靠内在的精神支撑才能保有良知㊂阿伦特对走出 平庸的恶”的路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㊂海德格尔将听从内心良知的呼唤作为此在走向本己的方式㊂阿伦特也将具有一定内在性的精神活动视为避免沉沦和保持良知的方法㊂ 很难否认,海德格尔对阿伦特及其有关 平庸之恶’的观念有着明显的影响㊂正如此前谈到的那样,此在最本真的生活方式是为自我地思考㊁源出自我地涌现㊂阿伦特的如下观点与这一看法遥相呼应:恶的涌现或许并非 源出自我’,相反,恶是完全没有任何自我在场㊂”[4]二㊁ 平庸的恶”与 极端的恶”从阿伦特对 平庸的恶”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她对艾希曼罪行的 平庸的恶”的定位,与之前对极权政制的 极端的恶”或 根本的恶”的界定明显不同㊂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将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官僚行政的性质界定为 极端的恶”㊂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㊂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㊁是否出生过㊂”[5]573极权主义的专制制度具有洋葱式的组织和管理机构㊂希特勒的 指令”一下,极权主义的毁灭机器马上就可以启动㊂制度㊁法律㊁规范㊁习俗等人类社会积淀下来的文明成果,在运动机器面前全面崩溃㊂阿伦特指出,纳粹制度和纳粹领导人的犯罪是有意识㊁有动机的:通过消灭人们的法律人格[5]559㊁道德人格[5]563以及个人的差异和独特性[5]565,一步步制造出缺乏行动能力的㊁多余的人,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人的复数性和创生性㊂ 极端的恶”植根于消灭人的复数性的卑劣动机㊂无论给予它怎样的惩罚也难以抵消它的罪恶㊂但是,阿伦特在对艾希曼审判中发现,不是所有的恶都植根于卑劣的动机,在一切都被允许的极权主义制度下,刽子手的行为动机往往是多余的,当动机成为多余的时候,就是平庸的恶,它与精于算计的㊁有动机的恶是相对的㊂极端的恶”和 平庸的恶”并不矛盾,而是存在密切关联㊂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后者的产生,后者又以平庸的方式辅助前者的实现㊂ 极端的恶”是制度之恶,制度之恶能够将普通人变为作恶的工具㊂在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阿伦特采取㊃76㊃第35卷 第5期 庞 楠,等: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了功能主义①的路径来重新评估国家社会主义的罪恶㊂功能主义强调官僚制度而不是个人在导致罪恶方面的作用㊂阿伦特认为,现代官僚专业化的分工原则,使行刑者沦为大屠杀机器上的齿轮㊂纳粹统治这种 极端的恶”通过官僚政治㊁虚假宣传以及恐怖等手段,破坏了公共言说与行动赖以存在的公共场域,导致人们之间相互隔离与猜忌㊂被 极端的恶”异化的大众,丧失了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能力,沦为了纳粹实施 极端的恶”的合谋者,也就成为了 平庸的恶”的践行者㊂也就是说,普通人一旦进入到 极端的恶”的体制中,极有可能犯下 平庸的罪”㊂同时,大众也以平庸的方式成为纳粹 极端的恶”的支持者㊂艾希曼的罪行虽然是针对犹太人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犯罪,他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极权主义之恶一样,都对人的复数性和创生性造成了侵害㊂在此意义上, 极端的恶”和 平庸的恶”都对人的自由和尊严造成了严重伤害㊂①阿伦特对艾希曼事件的功能主义解释受到很多诟病,因为它无法回答艾希曼事件在德国发生以及纳粹主要将欧洲犹太人作为屠杀目标的原因㊂事实上艾希曼之流的罪责以及屠犹事件的发生,不仅与现代社会的官僚机器有关,还与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是现代官僚化管理服务于德国狂热的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结果㊂但由于阿伦特对德国国情特殊性的忽视, 极端的恶”和 平庸的恶”的解释方式,无法充分说明为什么是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发生极权主义以及艾希曼事件㊂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到‘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阿伦特主要将德国社会以及犹太人遭遇的灾难归之于现代社会及其官僚体制病症㊂阿伦特将国家社会主义和西方现代性联系起来,并借此回避人们对德国传统的谴责㊂如果按照这种现代性批判的路径,我们可以得出任何生活在现代国家的人都难以逃脱极权统治命运的结论㊂但是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倾向于极权统治和种族灭绝㊂在那些自由主义传统根基深厚㊁议会势力相对强大的国家,极权主义和奥斯维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㊂阿伦特避谈德国极权统治特殊性的第一个原因恐怕是,她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极权统治和对犹太人的 最后解决”是德国 创举”的事实,她不愿意面对德国罪责的心理,很可能与她作为一个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以及她的德国知识分子身份关系紧密㊂第二个原因是,对海德格尔批判视角的继承,使她重视现代性批判,从而忽视了对德国状况的详细分析㊂理查德㊃沃林指出: 阿伦特思考了所有方面,却偏偏忽视了最明显的一点:德国历史发展的误入歧途才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㊂在她看来,除了这一点以外的所有假说都值得探讨:犹太人的政治幼稚,政治现代性的派生物,大众社会的崛起,官僚制度,甚至 肤浅性’㊂”[6]反犹太主义是纳粹世界观的核心,阿伦特忽视了 最终解决”的德国性质㊂三、作为政治活动的思维阿伦特通过对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思考的不同理解来阐释她所推崇的思维㊂苏格拉底是政治性思考的典范,而柏拉图是离群索居沉思的代表㊂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思考是自我的精神交往,即我与自己就有关意义问题进行的对话,它包含了问和答两个过程,我既是提问的人,也是尝试回答的人㊂自己与自己的坦诚对话既探寻了事物的本质,又追问了事物和人生的意义㊂人在思考时会感受到心灵中另外一个自我的存在,因此思考中的人并不孤独㊂但是在柏拉图那里,思考活动不是内在的自我对话,而是被描述为远离人类实践的㊁缺乏内在互动的孤独活动,这种类型的思考活动被称为沉思,它被哲学家视为自足性最高的活动㊂阿伦特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将思维描述为人内在固有的对话㊂她认为,具有内在对话性质的思维对政治行动能够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这与哲学沉思对政治行动的贬低形成了鲜明对比㊂阿伦特认为,政治的思维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沉思,思维的成果也不以沉思真理的面目出现㊂沉思生活以丧失世界为前提,为了沉思,哲学家退出公共领域进入到内在的孤独世界㊂哲学家将沉思的结果视为绝对正确的真理,并试图以真理的一元性来取消政治和思想的多元性㊂阿伦特指出,思维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独处,但是它不是哲学家逃避世俗世界的孤独沉思,而是就 今天”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进行的思考㊂她认为,思维能力不专属于哲学家,它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㊂思维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自然需要㊂思维是以有别于行动的另一种方式继续与世界的同在,因为它热切地指向在这个世界上 明天”的行动,而不是像沉思那样意在回避 明天”的这个世界㊂阿伦特认为,苏格拉底在西方历史上最先明确表述了思维所遵循的 与自我保持一致”的 不矛盾公理”㊂与自己相一致是思维的基本原则㊂人们可以用它来判断是否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㊂人在自身之中包含着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对话者㊂思维形成的这种二元关系,可能使人遇到自己㊃86㊃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10月与自己的意见相左的状况,当然这种状况在无思的人那里是不会出现的㊂虽然多数人都对自我的冲突感到恐惧,有些人甚至因为害怕面对自我的冲突而有意识地选择逃避思维,但是一个人必须保证自我对话的真诚并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㊂否则发生矛盾的两个自我就会因为陷入矛盾,而导致思维活动的终止和思想能力的丧失㊂ 低贱者’的特征 是与自己不一致’(diapherontai heautois),恶人的特征是避免与自己为伴;他们的灵魂反叛自己(stasiazei)㊂”[1]189苏格拉底指出,即使在没有他人看到的情况下也不能杀人或者说谎,因为一个真诚的人不愿意和一个杀人犯或者说谎者生活在一起;而一个真正的杀人犯或者说谎者不敢与自己独处,因为他害怕在思考的时候遇到另一个自我的诘难㊂只有两个自我赋予同一件事以相同的看法和意义,人们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㊂也就是说,在与自我的相处中, 和谐”是那些思维之人的努力目标㊂阿伦特在论述斯宾诺莎所说的 一个人的自我满足”的定义时指出: 行动标准不是被多数人认可和被社会认同的普遍准则,而在于当需要思考我的行为和言论的时候,我是否能与自己和谐地生活㊂”[1]191阿伦特指出,思维是良知的重要来源㊂思维中的另一个声音往往扮演与现实的我不相同的角色或者代表另一种不同的观点㊂人在想要作恶时,内心中的另一个我往往会发出反对之声,因此思维就具有了道德意义㊂一个人知道无法摆脱另一个自我,因此在思维时就会对自己的决断和行为作出限制㊂这种限制生发于内心而不是外在㊂反之,如果一个人思维的结果是选择作恶而不是为善,那么他就会永远生活在不安之中㊂因为一个人往往根据自身的经验来看待外部世界㊂一个杀人犯眼中的世界充满诸多潜在的杀人犯,一个说谎者眼中的世界充斥着很多潜在的说谎者㊂苏格拉底指出,没有人愿意与杀人犯或说谎者共同生活,也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充满潜在的杀人犯或说谎者的世界,所以含冤比作恶好,这便是良知的来源㊂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正确行动的重要前提㊂与他人的共处要从懂得与自己相处开始㊂人不仅要向他人展示自己,更是要首先向自己展示自己㊂与他人生活在一起是从与自己生活在一起开始的㊂人要在思维对话中学会倾听另一个我发出的声音,根据另一个我的意见修正这个我的意见,并尽可能保证两个意见的和谐㊂一个人进行的思维对话与同侪间进行的现实对话类似,都是对世界事务的参与㊂阿伦特经常引用古罗马政治家加图的一句话来表明思维的积极性: 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为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㊂”[7]阿伦特指出,政治性的思维具有十分重大的抗恶意义㊂首先,思维不会无批判地接受任何既定的规范和先入之见,它通过对概念的反思来否定经不起检验的规范㊂思维能够使人们从日常活动中抽身,敞开心扉进行自我交流,并在交流中审视流俗的准则以及生活的意义㊂一切不合理的统治㊁制度㊁规范都惧怕具有反思精神的公民,当它们暴露于理性之光下时,就失去了肆意横行的可能㊂而当人们丧失思维能力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外在强加的规范所左右㊂其次,思维能够释放出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㊂思维是针对普遍概念㊁原则的思考,并不能给出具体的行动方案㊂而由思维产生的判断,则可以帮助人们选择正确而具体的行动策略,从而使人对外界不合理的命令产生免疫力㊂最后,当人们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失去与他人言谈交往的可能时,思维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仰赖的反抗力量㊂极权主义摧毁传统的价值㊁破坏行动的公共空间,全面地控制了政治㊁社会乃至私人空间㊂传统和社会公共价值都无法为人提供判断标准,个人独立的思维便成为抵抗极权主义统治的最后防线㊂具有思维能力的人若坚持自己的内心对话,就很有可能产生隐秘的反抗力量㊂阿伦特指出,思维是一切被遗弃者㊁被放逐者㊁被压迫者反抗暴政㊁争取自由的武器㊂他们被社会强加了不公正的待遇,是游离于社会的局外人㊂在阿伦特看来,思维不是思想家的特权,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进行的活动㊂ 如果这个联系(思考能力与恶之间)确实存在,那么区别于知识渴求的思考能力,必须被赋予每一个人,它不能是少数人的专利㊂”[2]136即使人们在极端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公开反抗罪恶的制度,人们的思维仍然能够以隐秘的方式为抗恶打下基础㊂阿伦特指出,思维是人们争取自由的另外一种活法㊂在无所依凭的情况下,思想者要像深海采珠人一样,自主地收集过去的思想资源,并将过去的碎片聚集到自己的周围,以便帮助自己来判断美丑善恶㊂虽然阿伦特对思维抗恶作用的分析颇具原创性,但是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极权的社会环境对人们行为选择产生的重要影响㊂缺乏思维是人们作恶的重要内因,社会的严酷环境是导致人们作恶的重要外因㊂纳粹利用虚假意识形态和恐怖统治等手段,破坏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以及践行思维成果的勇气㊂纳粹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洞悉历史发展的奥秘,㊃96㊃第35卷 第5期 庞 楠,等: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未来的发展趋向尽在掌握之中㊂统摄过去㊁现在以及未来的意识形态,以其强制逻辑钳制了人们的思维,无思考地服从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㊂只有成为纳粹运动洪流中的一员㊁成为极权运动机器上的部件,人们才能感受到存在和意义㊂于是,人们以盲从代替了内心的积极思维㊂纳粹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更加阻碍了人们按照思维去行动的可能㊂过去的任何专制政权都没有疯狂到宣布凡事皆可为的程度,撒谎㊁作伪证㊁对他人施行暴力,在极权主义国家变得畅通无阻㊂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背叛和出卖,否则就会沦为被害者㊂人们在纳粹统治下连生存权都难以维护,更不用说去勇敢践行思维产生的良知㊂毁灭㊁杀戮㊁酷刑成为纳粹任意改造世界的方式㊂在极权意识形态和恐怖统治的合力作用下,纳粹成功地压抑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并排除了人们思维和行动可能带来的反抗因素㊂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缺乏正常政治生活和社会联系的人们失去了政治思维的能力㊂共同世界是人们正确思维的基础,与他人相伴是人们进行思维的条件㊂一个人只有在世界中获得与他人交往的经验,才能在思维中知道如何同自己进行对话㊂同样,真正的思维也不会在孤独的自我中产生,而是依赖于对它进行的公共表达和交流㊂纳粹将国家㊁社会以及个人构造成一体化的组织,多元异质的社会以及个人被压缩进单一的结构㊂人们进行积极思维和公共言说的政治场域被破坏殆尽㊂被酷政隔离的孤独个体,不再有思维的需求和对现实的清晰把握㊂无思维的人往往易冲动㊁易受暗示,很容易被运动左右㊂只要人们进行公共交流的共同世界处于被压抑状态,个人内在的思维就无法现实地存在㊂参考文献:[1]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the Mind,Volume One:Thinking[M].San Diego,New York,London:Harcourt Brace&Company,1977.[2]汉娜㊃阿伦特.责任与判断[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汉娜㊃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M].孙传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16. [4]Margaret Betz Hull.The Hidden Philosophy of Hannah Arendt[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 Taylor&Francis Group,2002:96.[5]汉娜㊃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6]理查德㊃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㊁勒维特㊁约纳斯和马尔库塞[M].张国清,王大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1.[7]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325.责任编辑:曹春华Arendt̍s Theory on the Anti⁃evil Significance of ThinkingPANG Nan1,YE Ying2(1.School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Shanxi030002,China;2.School of philosophy,Research Center for Value and Cul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Arendt believes that the individual̍s blind adherence to totalitarianism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human crisis.The evildoer re⁃presented by Eichmann,who had no clear motive for evil,committed the evil of"banality".From the political events represented by Eichmann,Arendt sees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lack of thinking ability and ck of political thinking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banality of evil"."The banality of evil"of the individual and"the radical evil"of totalitarianism destroy human freedom and dignity together.Thinking,Arendt notes,is my way of talking to myself and the way of overcoming"the banality of evil".It can resist evil effectively by reflecting upon unexamined norms and releasing the judgment of right and wrong.Key words:Adolf Eichmann;the banality of evil;the radical evil;thinking㊃07㊃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10月。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她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思考方式闻名于世。
在她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关于平庸之恶》，在这篇文章中，她对纳粹德国的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他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的行为表现。
这篇文章为我们揭露了平庸之恶的本质，引起了人们对罪恶的思考和反省。
平庸之恶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性和道德责任。
在《关于平庸之恶》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每个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是在政治、社会还是个人生活中。
她呼吁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对他人造成伤害，要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准则。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
对于艾希曼这样的平庸之恶的产生，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
作为个体，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重要性，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社会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严格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来约束每个人的行为，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我们还需要注重教育，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让每个人都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对我们的启发是深远的。
她的分析揭示了平庸之恶的本质，让我们对人性和道德责任有了全新的认识。
面对这样的分析，我们不能只是对其进行批判和谴责，更需要从中汲取教训，警惕自己的行为，努力避免自己成为平庸之恶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和平的世界，如何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如何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
汉娜·阿伦特的《关于平庸之恶》是一篇富有深刻洞察力的文章，她通过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分析，揭示了平庸之恶的本质，呼吁人们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重视道德责任。
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对我们今后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希望我们能够牢记这些教训，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阿伦特关于暴力的思考及其启示
阿伦特关于暴力的思考及其启示阿伦特关于暴力的思想非常深刻，对我们反思人类历史上的暴力，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暴力，有很深刻的启发。
目前，《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纷纷报道了当年的红卫兵对自己文革时期对老师的施暴行为进行道歉。
我以为在这个时候介绍阿伦特的暴力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权力”与“暴力”概念人们的一个普遍误解，就是都把暴力等于权力，认为暴力是权力的最明显的表现，而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暴力则是终极的权力。
这也是西方政治理论的普遍看法。
比如韦伯认为，国家是建立在合法暴力基础上的对人的统治；马克思认为，国家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镇压机器。
这样的观点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据主流，他们把“权力”理解为一种统治工具，而统治则来源于“统治本能”，来自统治别人的快感。
比如伏尔泰：“权力”的本质是使得他人如我所愿地行动；韦伯：权力在于我能够“不顾其他人的抗拒而行使我的意志。
”这些界定都是把权力理解为支配，理解为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力量。
对这种权力观，阿伦特嘲笑道：“如果权力的本质就是支配的有效性，那么，就不会有比枪口的权力更伟大的权力了。
而我们将很难说清，一个警察下的命令和一个劫匪下的命令到底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种比较合理一些的理解是：只有合法性地使用暴力（以及武力）才能改变暴力的性质，因为合法使用的暴力已经不再是暴力了。
这是德恩特赖维斯《国家的概念》中的观点。
对这种观点，阿伦特依然持保留意见。
主要原因是这种观点的消极自由主义倾向：公民和国家政府签订合同，所有人都不能使用暴力，只有国家在所有公民一致授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被国家垄断，但前提是国家要合法地代表人民使用这样的暴力。
这是西方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传统对权力、暴力以及国家、政府的本质的理解，其代表是霍布斯：国家是必要的恶。
二、权力、强力、武力、暴力、权威阿伦特认为，我们的政治哲学对于“权力”、“强力”、“武力”、“暴力”、“权威”等词汇常常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阿伦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启示
阿伦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启示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和哲学家，阿伦特的成就已经得到广泛的肯定，而作为一个教育者的她，思想上有强烈的古典主义倾向在教育哲学上表现出坚定的保守主义姿态。
她果断指出了困扰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的问题即教育权威的丧失。
在她看来教育的本质是“诞生性”，新来者既需要得到权威的庇护又需要以合理的方式介入既有的社会生活，而教育的目的，正是以行动切入世界，指向积极生活的。
标签：阿伦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20世纪50年代，阿伦特逃离欧洲归化美国，庞大而复杂的美国社会就成为她的观察实验室，外来者的身份让她的观察更加冷静更加宏观，同时从哲学家、政治学家和教育者的三重视角看待教育问题，审视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尽管她很少为教育的议题单独撰文，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责任与判断》等文集中找到她教育思想的吉光片羽。
而置身于美国社会中，思想上有强烈古典主义的倾向的阿倫特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保守主义、精英主义的倾向，对待教育问题尤为如此。
一、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反对1897年，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极具启发性地谈到：首先，真正的教育是基于儿童的生活经验的，教育应当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对未来生活的准备，因此学校要呈现“真实而生机勃勃的生活”[1]4，教师应当“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来选择对于儿童起作用的影响，并帮助儿童对这些影响做出适当的反应。
”[1]5-6，教育的内容“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
”[6]杜威的观点契合了美国移民社会文化多元的特性和去权威化的政治倾向，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思想之一。
直到1955年，反映美国青少年文盲问题现状的报告《为什么强尼不会阅读》（Why Johnny Can’t Read）出版，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和关注，作者鲁道夫·弗莱彻（Rudolf Flesch）对英语教学方法的批判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讨论，最终引申为一场美国人对自身教育观念、教育制度的反思。
阿伦特女权主义思想辨析
阿伦特女权主义思想辨析
阿伦特女权主义思想是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艾米莉·阿伦特提出的一种思想，它强调女性的自主权利和平等权利，以及对女性的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反对。
阿伦特女权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女性的自主权利，它主张女性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受任何形式的控制和限制。
它也强调，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受性别歧视和歧视。
此外，阿伦特女权主义思想还强调，女性应该参与社会政治，以促进社会公正和平等，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和歧视。
总之，阿伦特女权主义思想强调女性的自主权利，平等权利，参与社会政治，反对性别歧视和歧视，以促进社会公正和平等。
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阿伦特是20世纪的一位德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她被广泛认为是一位现象学、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
在《思维的抗恶意义》一书中，阿伦特探讨了思维对抵抗恶意的重要意义。
她认为，思维具有唯一无可替代的能力，能够打破恶意所造成的虚假和幻觉，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真相。
阿伦特强调了思维的自由性。
思维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限制，它可以超越传统观念和权威，独立地思考和判断。
通过思维，人们可以摆脱被动接收信息的局限，主动地去理解和解释世界。
这种自由的思维具有独立和批判的能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发现问题的本质和深层次的原因。
阿伦特指出了思维的公共性。
思维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交流，可以拓展思维的范围和深度。
社会对话和交流能够启发每个个体的思考，促进思维的发展和成熟。
阿伦特强调了多样性和包容性对思维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与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对话，才能够获得全面而客观的思考结果。
阿伦特还关注了思维与行动之间的联系。
思维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推理的过程，更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力量。
思维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而是要与实际的行动相结合。
只有通过将思维付诸实践，才能真正改变和影响社会。
阿伦特指出了思维和行动的相互作用和互动的重要关系，认为思维是行动的前提和基础。
阿伦特提出了思维对恶意的抵抗能力。
恶意是指一种消极和破坏性的力量，它可以通过欺骗、操纵和控制人们的思想而达成目的。
思维具有独立和批判的能力，可以识别和抵制恶意的影响，揭示事物背后的真正意图和目的。
通过思维，人们可以意识到恶意的存在，并通过批判性的思考来对抗恶意。
阿伦特在《思维的抗恶意义》一书中强调了思维对抵抗恶意的重要性。
她认为，思维具有自由、公共、实践和抵抗的特点，能够帮助人们超越恶意的限制，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真相。
对于个人而言，思维可以帮助人们不受恶意的影响，独立地思考问题；对于社会而言，思维可以促进对话和交流，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阿伦特教育思想中“权威”逻辑与意义
阿伦特教育思想中“权威”逻辑与意义
房犇
【期刊名称】《青年与社会》
【年(卷),期】2020()30
【摘要】纵观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不同的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教育理念和风格,并且发挥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阿伦特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尤其是她在教育思想中“权威”逻辑的主张,影响了现代教育的发展。
因此,文章将详细分析阿伦特教育思想中“权威”逻辑内容和具体的现实意义,希望为教学改革和创新提供借鉴。
【总页数】2页(P160-161)
【关键词】阿伦特教育思想;“权威”逻辑;意义
【作者】房犇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1.阿伦特教育权威思想探析
2.“非专业教育者”的人文思想光辉--浅谈汉娜·阿伦特哲学思想中的教育理念在医学教育中的指导意义
3.教育在本质上要求权威的教育风格——阿伦特的视角
4.现代教育权威性危机的哲学解读——阿伦特《教育的危机》一文释义
5.阿伦特教育思想中“权威”逻辑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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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1月/13日/第B07版
书评/思想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陈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阿伦特既关心现实政治，又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她热情与理性兼备，既不同于玩弄学问的自娱自乐者，又不同于过度介入政治的狂热文士，在此意义上，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学人思考现实政治问题时参照的榜样。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本书的名字。
以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书名，显示作者有意激起更多的读者来关注20世纪西方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作为阿伦特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当代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读者介绍她的这位老师的学识。
继多年前写成的长篇传记《阿伦特:为了世界之爱》之后，扬-布鲁尔在阿伦特诞辰百周年之际出版《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一书，对阿伦特思想在21世纪的现实相关性做了精彩的阐发。
而要讲清楚阿伦特与我们密切有关，首先要弄清楚阿伦特到底讲了什么，阿伦特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循此，才可以把阿伦特与新的时代联系起来，并揭示阿伦特思想的现实启迪意义。
在阐发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方面，扬-布鲁尔的努力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作者亦未学究式地对阿伦特著作的文本及语境进行详论，但在展示阿伦特著作的意图及政治思想的大逻辑、大方向方面，扬-布鲁尔确实做到了言简意赅。
这固然由于作者对阿伦特著作的研读，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作为阿伦特亲自指导的博士生，比他人更有机会了解阿伦特政治思想之本意。
此书除导言外，共分三章:《极权主义的起源》与21世纪、《人的条件》与行动的重要性、思考《精神生活》。
从章节标题即可以看出，作者突出了对阿伦特著作中三部著作的关注，当然，在扬-布鲁尔的著作中，阿伦特的其他作品也得到了恰当的关照。
扬-布鲁尔此书与其他研究阿伦特的作品之不同首先在于，她提到了不少类似于轶事的阿伦特为人为学的细节。
兹列举几例说明:书中提到阿伦特建议作者写关.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博士论文，可见阿伦特对她的导师的推崇。
书中也提到阿伦特推荐作者去上汉斯・摩根索关于国际政治的课。
摩根索课程的必读参考书之一便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他在课上称阿伦特堪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相比。
其实，摩根索和阿伦特私交甚好，晚年摩根索还向阿伦特求婚，而阿伦特表示“我们太年老了”不宜谈婚论嫁。
再如，书中提到了阿伦特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于美国波士顿市政厅针对“越战”问题所做的题为“恶有恶报”的演讲，这在以往的阿伦特研究中是鲜为人知的。
注意到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更近距离地了解阿伦特，当然，这些还不是扬-布鲁尔作品的关键。
作者的中心思想还在于表明阿伦特对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新形势、新事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要做的事情是像阿伦特那样去思考现实问题。
正如在书中作者所表明的:每每遇到新的事件，作者总是如此问自己:如果老师阿伦特在世，她会怎么想?确实，这种假设令人激动，也颇具挑战性。
要推测出阿伦特会怎么想，最重要的是把握住阿伦特思想最核心的原则及方法。
这样，已故多年的阿伦特通过学生之口开始向我们讲话。
作者颇为准确地指出，阿伦特之卓越不凡之处第一在于她对新的政治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
阿伦特敢于并且善于直面新现象，这是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人们的思维习惯是用过去的词语来描述新事物，用老的框架来对新情况获得理解，人们倾向于从过去去寻求借鉴，喜欢在已发生的可以把握的事件与新出现的情况间进行类比，而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洞悉新事物之真实面目。
扬-布鲁尔提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人们习惯于把它比作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即是一例。
扬-布鲁尔继承老师的风格，试图揭示恐怖主义及反恐行动所
包含的新特点，这种尝试无疑颇有意义，她的论述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不过，在书中作者把《极权主义的起源》看作一本实用手册，试图依据阿伦特所描绘的极权政体的特征来衡量现实的新政体，实际上降低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论说的价值，她把恐怖主义视为极权主义的新形态，笔者这一判断无论成立与否，皆无关宏旨。
阿伦特的著作其实忌讳以实用政治科学手册的态度去阅读。
倒是作者循阿伦特之本意表达的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的批判，以及关于国际大家庭问题的阐发，不无现实意义。
此外，作者结合阿伦特的权力论、革命论，就苏东“天鹅绒革命”进行的理论说明，亦是相当精彩。
其实，扬-布鲁尔在这里绝非大发溢美之辞，阿伦特思想对于照亮我们的前程之“启明”价值，任何深入阅读阿伦特作品的人皆会有体会。
阿伦特作品之扣人心弦，她的言语之振聋发聩，在20世纪思想家中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按照《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一书的指向，笔者试图思考:阿伦特在中国为什么重要?除学术研究之意义外，这一问题更多地是针对阿伦特在中国当下的现实相关性。
当前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转型时期，就政治发展而论，我们的根本任务，以北京大学李强教授之言，大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破除旧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构建基于职能分殊之上现代国家，第二步是把现代国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笔者尝试从阿伦特思想中汲取灵感，在李教授所说的两步基础上再加了第三步，即大力拓展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
第一步的核心是群己权界，第二步的核心是民主，第三步的核心是公民理想。
其实，在当下中国语境中，阿伦特的意义不仅与第三步相关，与其他两步也有密切的关联。
例如: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论说对于我们消除全能主义体制后遗症仍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阿伦特所言的“开新”、“行动”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动力，这对于国内学人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来说，可谓对症下药；阿伦特提到的“宽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国家统一等重大政治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她对“权力”与“暴力”的区分，对于我们反思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暴力迷信”，动辄防暴警察出动等做法，亦具重要意义。
可以说，在“破”与“立”两方面，阿伦特都是我们可靠的朋友。
・当然，笔者强调阿伦特政治思想之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并不是说要将阿伦特的思想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问题，阿伦特也无意于给我们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开药方。
我们要做的当是把握其学说之真精神，从中获得可能的灵感来源。
阿伦特强调在不同现象和不同概念间进行严格的区分，提倡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去思考，提倡跳出“主义”之争去直面现实，不唯上，不唯书，这和中国三十年推进改革开放背后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
阿伦特既关心现实政治，又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她热情与理性兼备，既不同于玩弄学问的自娱自乐者，又不同于过度介入政治的狂热文士，在此意义上，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学人思考现实政治问题时参照的榜样。
扬-布鲁尔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也成为国人走近阿伦特的又一个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