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与犹太人问题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她的许多著作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和道德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
她的一篇著名文章《平庸之恶》被认为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阿伦特以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案例为起点，探讨了普通人如何参与恶行的问题，以及这种行为对社会和道德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思想进行分析和思考，探讨普通人如何参与恶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现象。
我们需要了解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定义。
在她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阿伦特指出：“一个人只要表现自己为平庸，方能在这种程度上去‘接纳’罪恶”。
她认为，那些参与大规模杀戮的纳粹战犯，并非都是心怀邪恶、凶残残忍的人，而是普通的、平庸的人。
他们没有自己的原则和道德标准，只是遵循着所谓的“民族和家庭利益”，执行着上级命令，从而成为了罪恶的实施者。
这种平庸的恶行，正是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的这一理论引起了人们对于道德与个体责任的深刻思考。
艾希曼并非是一个具有恶意和凶狠本性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僚，只是按照组织和法律规定行事。
在阿伦特看来，这正是“平庸之恶”的本质，它并非源自于邪恶的个人，而是源自于对自由意志和个体责任的放弃。
这种放弃，使得一个普通人也能够成为罪恶的参与者，甚至成为其推动者和执行者。
对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
有人认为，艾希曼并非“平庸”而是“邪恶”，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追随命令，而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自愿认同。
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分析并不全面。
一些学者也指出，阿伦特的理论并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对于个体决策的影响。
在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个人的自由并不仅仅受其自身的意志所驱使，而是受到全面性的控制和规训。
要理解个体的行为，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不过，尽管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其对于普通人参与恶行的思考，以及对于道德责任和个体自由的反思，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阿伦特的政治观-平庸的恶
of human beings as if all of humanity were just one individual, is possible only if each and every person can be reduced to a never - changing identity of reactions, so that each of these bundles of reactions can be exchanged at random for any other… The campus… serve the ghastly experiment of eliminating, under scientifically controlled conditions , spontaneity itself as an expression of human behavior and of transforming the human personality into a mere thing, into something that even animals are not… ” (Adrendt, 1976, pp. 438)
„emerged simultaneously in all Western countri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particular, racism became the main ideological feature of imperialist politics – the empire-build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reated a justification for conquest and a biological basis for community that made citizenship redundant. Race, says Arendt, was the „emergency explanation‟ concocted by Europeans to make sense of the unfamiliarity of what they encountered on „the Dark Continent‟.
平庸吗？ 恶吗？
A22娱乐·鉴碟2013年10月23日星期三责编谭焰晴美编吴默责校张树华专门选择夜深人静，太太入眠之际观看《莫比乌斯》，因为知道金基德的电影肯定非常残忍，非常变态，非常重口味。
金大师有句名言：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
他的影片均悲催。
《莫比乌斯》里的一家三口关系扭曲，故事凄惨。
丈夫与杂货店大波妹有染，太太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欲阉割其夫未果，转而拿儿子开刀，并将生殖器吞食。
儿子失去男性尊严，被同学发现而耻笑。
父亲因愧疚告诉儿子自残达到高潮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的性器移植给儿子。
儿子重振雄风后竟与母亲乱伦，还与父亲的情人媾和。
父亲嫉妒难耐枪击妻子后自杀。
儿子用父亲的枪射向自己的祸根……一部令观众浑身起鸡皮疙瘩，不寒而栗的虐心电影，情节与影像隐藏着许多符号与暗喻，表达导演对人类失控的欲望的哲学思考。
金导演说：社会由家庭而来，家庭根源于欲望，而欲望的具象化便是生殖器。
影片中的男根被阉割、吞噬、移植、碾压、枪击，最后毁灭。
象征对欲望的控制。
男根是家庭维系的基础，也是家庭不稳定的导火索。
不要随意出轨，克制欲望，果必有因。
管好你的“枪”，收敛无休无止的欲望！片名“莫比乌斯”源于数序名词“莫比乌斯带”，寓意循环往复。
从佛学角度来看即轮回。
全片无一句台词，极端风格化，完全靠演员的肢体语言表现，但看懂不难。
《莫比乌斯》管好你的“枪”讨论汉娜·阿伦特，离不开两件事，一是她与海德格尔不得不说的故事，有人说他们两个间的爱情故事是20世纪最了不起的哲学事件，有人把两人的爱情编成恶俗的有妇之夫出轨与女大学生偷情，不管怎样提到阿伦特，离不开海德格尔。
提到海德格尔和他的《存在与时间》，不能不提，他是在她的爱相伴下写出的。
另一件是汉娜·阿伦特作为政治理论家的贡献，阿伦特是写出《极权主义国家起源》的人，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提出平庸无奇的恶。
其中《极权主义国家起源》在当时便受到知识界的赞扬，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当时则惹了轩然大波，她为此遭受的压力，在今人看来不可想象。
艾希曼真是“平庸的恶”吗？
艾希曼真是“平庸的恶”吗？作者：孙传钊来源：《读书》2014年第02期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问世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当时作为特约稿刊登在《纽约客》上。
刊出后马上在欧美引起极大震动，招来铺天盖地的批判和质疑。
批判的焦点集中在两点上：一、把大屠杀的责任竟然归咎于受害者犹太人自身，特别归咎于犹太人社群普遍受人景仰的领袖人物，更使人愤怒和不解的是，阿伦特自己是犹太人，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不得不流离失所，最终流亡到了美国。
欧洲流亡来美国的“部落”里的老朋友纷纷与她绝交，青年时代开始长年交往的友人约纳斯也差一点为此与她断绝往来。
二、阿伦特把一个沾满犹太人鲜血、负责向屠杀集中营运输犹太人、身负杀害无数人命罪行的忠实的纳粹军官艾希曼，说成只是一台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因而其行为不是负有康德所谓的“绝对的恶”，而是一种“平庸的恶”——阿伦特独创的一个概念，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言行来看，并非是一个有极端反犹主义信仰的纳粹分子，只是一个“怪物”（ungeheuer）、一个不足道的丑角（hanswurst）而已。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见到的艾希曼“既不阴险狡诈，也不凶横”，缺乏思维和判断能力，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犯罪者。
——这一定性，受到许多受害者的犹太同胞质疑。
尽管如此，“平庸的恶”（banalitat des bsen）这个政治哲学概念，五十年来逐渐为各国学界接受，近年来我国也经常有人撰文时援引这个概念（比如《社会学家茶座》二零一三年第一辑就有一篇题为《平庸的恶》的文章）。
阿伦特这个概念是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发展而来，她把韦伯所谓官僚体制的组织扩大到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机器，由于有这样一个学术衔接，这个抽象的概念最后还是被人们所接受。
这个概念作为研究业绩，也是阿伦特能获得二十世纪具有独创性的政治学家评价的缘由之一。
二零一二年玛格雷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1942- ）摄制的电影《汉娜·阿伦特》（阿伦特诞生一百周年，二零零六年开始拍摄）上演后，一些影评对特洛塔的批评，在德国又引发新的一轮对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描述的艾希曼的形象及对其评价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质疑。
汉娜阿伦特采访录
2016年10月14日诞辰110周年，1964年汉娜.阿伦特对话君特.高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您的工作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在于认识政治行动与政治行为得以可能的条件，您是希望你的作品能带来广泛地影响呢？还是您相信这样的影响在当代还没有可能实现，还是对于您来说有没有广泛的影响其实无关紧要？在进行学术工作时，我对有没有影响并不感兴趣。
那在工作做完之后呢？那。
我就做完了。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凡事都是有局限的，人们无法自己认识到，不应该什么事都说出来，无法认识到也许有些事根本不应该做。
如果我们假设凡事皆有局限的话，我想“理解”，写作过程对我来说也是种理解，写作也是一种理解过程。
当您在写作时，牵涉到的是您自己的进一步的认识吗？对，因为写作就是把你记得的事记下来。
如果人们有很好的记忆力，也许就能保留所有人们所思考的。
就我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思考过程本身，如果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思考过程，我会很满足，如果这个思考过程很适合透过写作成功地表达出来，我也会很满足。
回到第一个问题，“影响”，如果嘲讽一点地说，那这是个男性的问题，男人总是想带来影响，某种程度上我是置身事外看这件事的，是理解，不是影响，如果其他人跟我一样能有所理解，那我就会心满意足。
今天，您的工作当中的核心在于探讨政治理论，探讨政治行为与政治行为。
在一封您与以色列教授修勒姆的通信中发现，您“在年轻的时候对政治和历史都不感兴趣”，1933年迁离德国有关？有关但并非锡安成员，在犹太民族的锡安成员所发扬的批判、自我批判中受到影响，但在政治上与此无关。
了解的体验。
齐克果—神学政治性的事物就是个人的命运；纳粹的“一体化”政策，对于个人来说，问题其实不在于敌人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的朋友做了什么。
但如果人们渐渐忘记母语的话，人们在自己语言当中具有的创造性就会跟着碎裂了，这时候语言也会剩下一些固定的习惯用句。
“我早我这一生当中从没有爱过任何民族或群体，不论是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是工人阶级或之类的都没有，事实上我只爱我的朋友，而且就再也无法去爱别人了，如果因为我是犹太人，就说我特别爱犹太人，这是需要商榷的。
“奥斯维辛”的哲学批判--阿伦特和施特劳斯犹太思想的三个理论歧见
来 ， 太 人 问题 的 实 质 是 “ 犹 主 义 ”（ ｎｉ ｍ ｔ 犹 反 ａｔｅ ｉ ｓ ．
解是替 罪 羔羊论 的反 面说 辞 ： 永恒 的反 犹 主义 ” “
（ ｔ ｎｌ ｎ ｓｍｔｍ） ｅ ｒａ ａｔ ｅ ｉｓ 。这种理论 认 为 ， ｅ ｉ ｉ 现代 反犹 主
页。
③ ［ ］ 美 约翰逊 ： 阿伦特》 王永生译 ， 书局 ， ０ 《 ， 中华 ２ ６年 ， ０ 第
２ ６页 。
④⑤⑥⑧ ［ ］ 美 阿伦 特 ： 极权 主义的起 源》， 《 林骧华 译 ， 生活
“ 是仓促 的胡 编乱造 ， 都 只是 为了掩盖 问题 ， 重威 严 胁着我们 的衡 态 感受 与 明智 愿望 ” ④ 第一 个流 行 。
见解是 “ 罪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羊 ” ｓａｅｏｔ 的说 法。这种 说 法 替 （ｃｐｇａ）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 ０ ２ ８年， ３ 、 、 、 、５ ０ 第 ７４ ３ ４ ４ 页。 ０ ７ ３ ⑦ ［ ］ 美 阿伦特 ：极权 主义 的起 源》 林 骧华译 ， 《 ， 生活 ・ 读书 新 知三联 书店 ， ０ ２ ８年 ， ４ ０ 第 Ｏ页。所谓逃避 主 义， 是指这 种反
・ ・
① ［ ］ 美 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 林骧华译 ， 生活 ・ 书 读
新知三联书店 ， ０ 年 ， ２ ８ 第一部《 ０ 反犹主义》 序言 ， ４页 。 第 ② 克里斯蒂瓦认为阿伦特是第一个对 旧极权反犹主义 和现
代极权反犹主义加 以区分 的政 治哲人 。参见 ［ ］ 法 克里 斯 蒂瓦 ： 《 汉娜 ・ 阿伦特》 刘成 富等译 ， ， 江苏教 育出版社 ，０ ６年， １４ ２０ 第 ２
平庸的恶-素材
平庸的恶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
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
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
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
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
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
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
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
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
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
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
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
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的研究在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阿伦特通过研究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得出极权主义的起源，她同时对20世纪的极权经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本文通过研究极权主义的本质与起源，极权运动的推动力量等几个方面学习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以此为踏板使我们全面而准确的把握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思想。
关键词阿伦特极权主义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颇具个性的女性思想家，她出生于德国犹太人家庭，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她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死后也引起了众多学术研究者的研究。
她主张跳出意识形态的藩篱进行思考；试图超越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传统，又激烈批判现代社会科学的做法。
阿伦特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使她成为了一位备受争议的思想家，同时也使她的地位得以确认和巩固。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独树一帜，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堪称研究极权主义的必读书目。
探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不仅为理解极权主义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我们全面而准确把握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基础。
一、极权主义的本质阿伦特的研究表明极权主义反现实、反文明、反人性、反制度、反功利、反常识，是人类历史上最绝望，最彻底的一种统治形式。
由此，阿伦特将极权主义的本质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极权主义是一种野蛮。
极权主义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
极权统治者的行为不是暴虐，而是野蛮。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指出，艾希曼犯的不是反犹太罪，而是反人类罪；在她看来，如果将艾希曼一案作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将完全误导甚至掩盖纳粹的罪行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
极权主义的野蛮本质，体现在试图对人性进行推毁，恐怖不是其统治的手段，而是它统治的本质。
极权主义最终是要使人成为被任意杀戮的动物。
极权主义是一种运动。
阿伦特提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弱是同一过程。
民族国家的建构是防止极权主义发生的一剂良药。
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持续不断进行斗争，永远没有休止。
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作者在这部关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双重传记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巨幅全景。
她发掘新材料，向当事人求证。
政治巨变及其灾难、崭新的哲学、德国的大学、阿伦特的博士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及其他重要的思想家、美国和欧洲――作者以此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最富争议的爱和思的故事。
汉娜・阿伦特，她是一位思想家，思想以及思想的安顿始终是她不离不弃的主轴。
她的炫目是因她的思想而炫目，她总能比她的同性更深些再深些，她总能以自己的深刻活跃并生长在别人的心里，她总能在第一时间就让人感到她的非同凡响，她总能在别人思想结束的地方开始。
人们记住并在乎她，不仅因为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更因为她在思想上所留下的痕迹。
与汉娜・阿伦特相关的事件，当首推她的政治哲学家身份。
能够以政治哲学的姿杰总揽20世纪政治哲学全局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制高点。
从纯哲学的角度看，阿伦特的思想并不具有在20世纪代言哲学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都对她的写作持保留意见的缘故。
但就一个思想家、知识分子所担当的道义力量和无畏的勇气来说，就公民政治的公民责任来说，无论雅斯贝尔斯还是海德格尔都远逊于她。
当然，这是两个领域的事情，严格来说是不可比的。
但因为她是他们的学生，他们自然会以这种思想上的渊源对她发出期待指令。
只是他们忘了，汉娜・阿伦特不仅是他们的学生，她还是女人，她还是犹太人，她还是在美国重构话语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道路是她人生轨迹各种合力的结果。
与海德格尔的故事阿伦特在上大学之前就四处打听，在哪个大学的哪个人那里能学到真正的哲学。
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她推荐马堡大学的海德格尔，人们传说海德格尔是秘密流传的思想王国的国王。
这位生就一副幽暗心肠求知欲超强的小姑娘理所当然去了马堡。
去马堡是冥冥之音的引导，到了马堡就确定了她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命运。
她在海德格尔那里学习的时间并不算长，就因为思想的逻各斯与爱欲的厄洛斯的激烈碰撞而被迫逃离，逃到海德堡的雅斯贝尔斯那里，在那里做完博士论文。
人大考研-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导师简介-陈伟
爱考机构-人大考研-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导师简介-陈伟陈伟，男，江苏靖江人。
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师从著名学者李强教授，在其指导下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开设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本科生）西方宪政研究（本科生）政治学概论（本科生）政治学名著选读（本科生）政治哲学原著选读（本科生）政治学名著选读（研究生）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流派研究（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理论，特别是汉娜·阿伦特、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宋代中国社会政治及思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研究出版著作《政治学的故事》，第一作者，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
《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发表文章1、《两种理论特质——毛泽东、邓小平政治理论特质比较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理念世界中哲学与政治的结合——柏拉图哲学王思想初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3、《人类知识确切性的怀疑——从知识论的角度理解休谟的因果观》，《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4、《道德与国家：市场经济的两个前提——对亚当·斯密思想的新解读》，《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5、《在文化多元中谋求政治一致——罗尔斯公共理性观析论》，载于高航编：《跨世纪的公共管理》，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9月。
6、《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以国家问题为中心的新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
7、《政治哲学视野观照中的小康社会——试论中国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和道德预设》，《人文杂志》，2003年，第2期。
8、《精英主义的逻辑》，《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6月20日。
9、《城市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斯·韦伯的城市观论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艾希曼耶路撒冷审判与“恶的平庸” 艾希曼 耶路撒冷审判 阿伦特 平庸之恶_凤凰读书
艾希曼被捕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世界，受冲击最大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伦特严肃指出，因为“至少这种对直接杀人犯的认真、努力的审判，还是第一次”，“至今德国人对当年屠杀犹太人的结果不甚关心，杀人者即使自由地昂首阔步地走在公共场所，也没有人给予特别的注意”。战后西德一万一千五百名司法官员中约有五千人在纳粹执政时期担任同类职务。不仅司法界，联邦及各州政府部门、警察机关、大学、公共团体中身居高位的旧纳粹政权要员也不少。如党卫军高级干部马丁·菲伦茨还是自由党中坚干部，艾希曼被捕后，他在德国锒铛入狱，被检察院起诉，结果法院只判四年徒刑。1958年西德虽然设立了追查纳粹罪犯总部，但因为缺乏检举的“人证”、“物证”，实际上不过是敷衍社会、世界舆论的一种举措。尽管许多纳粹罪犯及其犯罪证据都曾在媒体上公布过，他们也未曾隐姓埋名潜入地下，而且也未超过法律所规定的二十年内追溯的时效，但1958年至1963年间，在一百二十名战时犯有杀人、协助杀人罪行的被告（内不少是党卫军高级军官）中，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仅二十九人。地方法院对许多犯有滔天大罪的纳粹党徒都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轻微判刑，如参与夺取四万犹太人生命的奥托·勃拉特菲歇博士仅判十年徒刑；曾任艾希曼法律顾问的奥托·法拉齐在战争结束前强制移送了一千二百名犹太人，并“解决”了其中的六百余人，仅判五年徒刑，而且不剥夺公民权。战后不少在欧洲其他国家被判处死刑的纳粹罪犯，如在西德法庭受审的话，不仅生命无虞，还处以极轻的刑罚。在西德，很多杀人多达三位数不足四位数的罪犯都被判处“无罪”。
艾希曼的审判引起阿伦特对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关心。1965年起，她在新社会研究学院、芝加哥大学开设“道德哲学”、“康德政治哲学”、“基本道德的诸命题”、“判断力批判”等专题讲座。这些关于伦理思想研究的见解后来汇集在她的《精神生活》一书中。她不是从法的角度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二战的战犯在法庭上都把罪责归于社会（国家）的犯罪，完全没有个人的罪恶感。对于这种现象，阿伦特指出：这里根本的问题，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些历史事件的话，连政治学者也会感到法的手段“单纯”之可怕。被告实施恶行瞬间面临的问题不是这个国家体制起什么功能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体制的官员的问题。希特勒之流梦寐以求的就是那种不能追求个人责任的社会体制。从阿伦特对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关心，也可看到其受到雅思贝斯很大的影响。雅思贝斯在分析德国国民的战争责任问题时，曾把责任分成刑事、政治、道德、形而上四种。
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
被误读与滥用的概念作者：魏英杰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3年第30期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党卫军中校，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对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负有重要责任。
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
学者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报道这场大审判，并据此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
这本书有着一个极富争议性的副标题：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这个概念，旨在审视艾希曼这类人的行为动机及其作用。
她关心的是，在第三帝国极权体制下，人的良知是如何一步步泯灭的。
这是继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中提出“极端的恶”之后所进行的哲学思考。
如今，这一概念已广为人知，成为一个经典论断。
经典即权威，而这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事。
伴随着“平庸的恶”一词的流传，误读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
在国内，这一术语首先遭遇的是误译。
目力所及，国内各种译作除把这个概念译成“平庸的恶”之外，还有平庸的邪恶、平庸之罪、恶的平庸性、罪恶之肤浅性，以及罪恶的平庸性等多种译法。
不同的译法，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包括误读。
到底哪一种译法更符合阿伦特原意？阿伦特在致犹太学者肖莱姆的信中称：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
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
阿伦特对恶的重新定义，来源于她对艾希曼的近距离观察。
在她看来，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并且缺少这种想象力。
他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
这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
但时下有些人，似乎并没有完整地理解阿伦特的上述观点，导致这一概念被不加节制地滥用。
阿伦特当年提出这一概念，针对的是第三帝国这种极权体制，审视的对象是像艾希曼这类背负罪责的纳粹分子。
这其中，“平庸”指的是思考的匮乏，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恶”指的是广义上的邪恶，或者干脆说是助纣为虐式的作恶，而不是一般职务行为或失德言行。
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_“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_“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摘要：放到她建立的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的人类活动的光谱中加以指认，则只有行动符合“自由”的特征，因此，“行动”与“政治”在阿伦特这里常可互相置换，问题在于，阿伦特的“言”只是一种个人性的“意见”（doxa），希腊的“言”――逻各斯――却是人神交往的媒介，祭火燃烧的是一种叙述，有关神的降身与垂恩的叙述，它所敞开的是一个蒙神恩者的空间，一个后来叫做“斯巴达”或“雅典”的公民空间，而不是叫做“拉哥尼亚”或“阿提卡”的地名――后者只是前者在地理上的偶然落实西方文明的原点在希腊，希腊的特质在城邦，而城邦（polis）的结构方式正是后来被叫做“政治”（politics）的东西。
于是，原点的建构被归结为――本原的政治何为？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借道政治返归希腊，进而依托希腊进行当代政治批判，她的学术探险不仅拓展了政治哲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疆域，同时生成了对希腊史研究的特殊意义。
（本原的）政治何为？阿伦特曾把政治归为“建立并维持一个作为美德的自由可以出现的空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 Six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Cleveland, 1961）。
这句话集中揭示了政治的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追求自由，这可以看做政治的现象学层面；其二是政治关乎空间的制作，这是政治的技术层面。
阿伦特未能揭示的，却构成本原政治的价值基础的第三个层面，则是政治何以成立的问题。
先来谈第一个层面：政治关乎自由。
阿伦特所说的“自由”特指对人的自然的和历史的给定性的超越，既超越生物需求对人的自然性的强调，又超越当下对过去的基于知识与传统的路径依赖。
放到她建立的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的人类活动的光谱中加以指认，则只有行动符合“自由”的特征，因此，“行动”与“政治”在阿伦特这里常可互相置换。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争议——汉娜·阿伦特对犹太历史的解读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争议——汉娜·阿伦特对犹太历史的解读1961年，阿伦特向《纽约客》主动请缨，作为特派观察员前往耶路撒冷，听取对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回国的在逃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
随后，她在《纽约客》连续发表系列报道，并于1963年将其结集、扩展、出版。
如今，这本融哲思、观察与描绘为议题的“报告”，已然成为阿伦特最受争议的一本书，在6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如同阿伦特自己在此书《后记》中所言：“本书尚未付梓前，便已成为争论的焦点，以及抗议的众矢之的。
”争论主要围绕三个观点：其一，阿伦特认为，亲自参与了毁灭集中营数以百万犹太人的艾希曼，并非生性凶残冷血，亦非心理变态的怪物；既无任何针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亦无希特勒的狂热信念，而只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1]由此，阿伦特以“平庸的恶”代替了关于纳粹的恶魔神话。
其二，阿伦特在对大屠杀事件中“犹太人委员会”的表现进行道德审查时所使用的语词和评述。
阿伦特指出，正是由于犹太人委员会的合作，艾希曼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才能实现得如此之“圆满”。
其三，阿伦特叙事的语词和语气被指为讽刺和武断，如同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人们所指责的，与其说是她谈了什么事，不说说是她如何谈这件事的。
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她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的现代犹太人经验的更大理论的一部分。
只有将阿伦特对大屠杀期间犹太领导人活动的分析置于她更大的解释框架中，人们才能理解她的判断和结论的全部意义，以及它们扭曲历史真相的程度。
因为，正如本文试图表明的那样，阿伦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其说是来自对经验证据的考察，不如说是来自一套先入为主的现代历史上犹太人行为的类别，她把大屠杀经历的某些事实纳入了这些类别。
一、艾希曼“恶的平庸性”的争议在《艾希曼在耶鲁撒冷》一书中，阿伦特用“恶的平庸性”来形容纳粹军官艾希曼，将他看为只是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认定他是出于无思、丧失判断力、对他人失去想象力，从而失去了行为选择的道德根据。
高考作文理论素材积累之平庸之恶
究竟什么是“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是20世纪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提出的学术概念，流传很广。
但这个词被谈论得很多，理解得却很浅，很多时候其实是被误解了。
“平庸之恶”究竟是什么意思？简而言之，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平庸的恶（上）缺乏思考力带来的大灾难01.艾希曼审判1961年12月15日，星期五，早上九点，艾希曼被判处死刑。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高官，在整个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他虽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但他曾参与输送、驱逐和杀害犹太人，是政策忠实的实行者。
几百万犹太人就死在艾希曼的命令之下，艾希曼也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在战争结束后的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将艾希曼逮捕，于九天后将其空运至以色列。
1961年4月11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以“反犹太人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对艾希曼进行了审判。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事件——艾希曼审判。
汉娜·阿伦特则以《纽约客》杂志记者的身份，亲临耶路撒冷审判现场，对其进行了全面报道。
随后她将五篇报告集结成书，即《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通过这次审判，阿伦特对“恶”的问题有了全新视角的思考，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的理论。
也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使阿伦特陷入巨大的争议，以至于在后期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捍卫自己的立场。
在阿伦特看来，“平庸的恶”具有着双重指向：一方面是指艾希曼身上的“不思考”性；另一方面是指犹太人自身的“不思考”性，犹太人要为自身的命运承担着责任。
02.艾希曼的“平庸的恶”如前面所述，在集中营和灭绝营里，纳粹分子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气氛恐怖至极。
或许大多数人会认为，作为纳粹负责人的艾希曼一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鬼，是绝对极端的冷血者。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
对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思考作者：王凌敦来源：《山东青年》2019年第07期摘要：在参加了对纳粹头目艾希曼的审判后，汉娜·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刻画艾希曼及其所代表的极权主义罪行，认为艾希曼作恶是出于“无思”。
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便引起广泛争议。
通过对提出“平庸之恶”的历史渊源进行重新审视，更好地理解阿伦特的本意，才能概括其实质内涵，启迪智慧，以史为鉴。
关键词：平庸之恶;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根本恶战争对于向往和平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场梦魇。
随着极权主义笼罩下的二战成为过去，人们开始冷静下来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
在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邪恶现象进行的种种批判中，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
第一种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提出的“根本恶”;第二种是在60年代初发表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中所使用的“平庸之恶”。
然而“平庸之恶”一经提出就引起巨大争议，昔日好友也因此与阿伦特分道扬镳，甚至批评其观点完全是在为艾希曼开脱。
“平庸之恶”之所以成为一个引人深思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这主要与阿伦特对阿道夫·艾希曼这一纳粹头目的角色判断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重新审视中寻求“平庸之恶”的真实含义。
一、提出“平庸之恶”的历史渊源1951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提出了“根本恶”的概念。
这种邪恶现象是与极权主义制度相伴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下，一切人都变成了“多余的”。
然而在1961年，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参加艾希曼的审判，在听取带着德国官腔的艾希曼种种“正常”的辩护后，阿伦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艾希曼曾担任过纳粹党卫军要职，负责从欧洲各地抓捕犹太人并将他们运送进纳粹集中营和毒气室，组织实施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
纳粹战败后他潜逃至阿根廷，躲过了纽伦堡审判的他，最终被以色列特工以绑架的方式遣送至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汉娜·阿伦特的“行动”理论与公民德性的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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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 江省委 党校 学报
２ ０ １ ４年第 ２期
步 阐发之 。
阿伦 特认 为 应 当重 申公 民德 性 。而 “ 公 民 德 性 是
阿伦 特 的“ 行动 ” 概 念 具 有 特 定 的 内涵 ， 概 而
ｅ ｍ ｐ ｌ ａ ｔ ｉ ｖ ａ ） 的基 础上 ， 将 人 的实践 活动 分为 劳动 （ １ ａ ｂ ｏ ｒ ） 、 制作 （ ｗ ｏ ｒ ｋ ） 和行 动 （ ａ ｃ ｔ ｉ ｏ ｎ ） 三 种， 认 为 “ 行动” 在 三 者 中处 于 最 高 位 阶 ， 是 唯 一 真 正 的 政 治活动 ， 并在之后 《 论革命》 等一系列著作 中进 一
收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３— ０ ７—０ ９
作者简介 ： 周萍 ， 女，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 中心博士研究生 ， 主要研究方 向为国外 马克思 主义 与当代西方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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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ａ ｎ ｎ ａ ｈ Ａ ｒ ｅ ｎ ｄ ｔ ， Ｗｅ Ｒ ｅ ｆ ｕ ｇ ｅ ｅ ｓ ， Ｍ ｅ ｎ ｏ ｒ ａ ｈ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 １ ９ ４ ３ ， Ｊ ａ ｎ ， ３ １ ．
次对 “ 行动 ” 理论 进行 了系 统梳 理 。她在 质 疑古 希 腊 以来 （ 主要 是柏 拉 图 、 亚里士多德等 ） 关 于 区分 “ 沉 思生 活 ” （ ｖ ｉ ｔ ａ ａ ｃ ｔ ｉ ｖ ａ ） 与“ 实 践生 活 ” （ ｖ ｉ ｔ ａ ｃ ｏ ｎ ｔ ．
“ 行动” 的 思 想 贯 穿 于 阿 伦 特 的 主 要 著 作 之
中 。在早 期 关 于 犹 太 人 问题 的思 考 中 ， 阿伦 特斥 责 了犹太 人 的 “ 攀 附者 ” 角色 ， 主 张 他 们 应 该 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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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与犹太人问题陈伟犹太人问题（Jewish Question）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政治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具体的问题。
阿伦特的犹太人身份以及她参与犹太人政治活动的经验，是我们理解阿伦特政治思想时应当重视的背景知识。
在阿伦特所生活的时代，犹太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需要作出回应的现实问题。
阿伦特早期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后来政治思想的发展。
正如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扬布鲁厄（Elisabeth Young-Bruehl）所言：当阿伦特“问及自己‘什么是政治’这一理论问题时，她的答案回响着多年来她关于犹太人政治可能会怎样或应当如何的探索。
”1然而，中文世界对阿伦特与犹太人问题的关联探讨得极其不够，在为数不多的关于阿伦特的论著中，犹太人问题往往只是一笔带过。
这一方面缘于国内对阿伦特思想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也缘于犹太人问题似乎与中国学者的现实学术关怀相去甚远。
实际上，犹太人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阿伦特乃至理解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集中探讨阿伦特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思考不仅出于对犹太人问题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笔者试图由此揭示阿伦特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述之字里行间潜在的政治观念。
一、阿伦特的犹太人经验20世纪德国纳粹主义的先声是弥漫欧洲已久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
阿伦特出生于德国一个同化了的犹太人家庭。
她对犹太人在20世纪的处境有着切身的体会。
在阿伦特童年时期，她就有过与反犹言论进行“斗争”的遭遇。
2然而，犹太人问题真正引起阿伦特的关注，则要到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前后。
从1933年到1951年长达近20年间，阿伦特都是一个无国籍的犹太难民。
她曾被纳粹组织逮捕并监禁了8天，逃到法国后，她亲身经历了法国维希政府为讨好德国而采取反犹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她曾被关在哥尔斯（Gurs）集中营里，幸得于混乱之中逃出——那些未能逃离哥尔斯集中营的人中一部分后来便被送进了纳粹的灭绝营。
3本来，阿伦特是一个德国公民，她的家庭也不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家庭，她的祖父信仰改革派犹太教，坚持把自己首先看成一个德国公民，并曾激烈批评过犹太复国主义；而她的父母都不信教，她本人也无宗教信仰。
4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对犹太人来说，问题已不是“你信仰什么”，而是“你是谁”。
对这一问题的真实答案则是，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生来就是一个犹太人。
这一回答显然是当时种族主义思维所致，犹太人身份来自于那些天然具有的生物种类意义上被界定的特征。
阿伦特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中确定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阿伦特在理论上关注犹太人问题最初是受到了科特·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1Elisabeth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For Love of the Worl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p.xi.2Hannah Arendt,“What Remains?The Language Remains”:A Conversation with Gunter Gaus,in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edited by Jerome Kohn,New York,San Diego,London:Harcourt Brace& Company,1994,p.8.3参见Elisabeth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For Love of the Worl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4阿伦特在接受访谈时曾说童年时期反犹主义并未对她造成伤害，她明确表示，她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不是来自家庭，而是由于外部环境。
Hannah Arendt,“What Remains?The Language Remains”:A Conversation with Gunter Gaus,in Hannah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edited by Jerome Kohn,New York, San Diego,London:Harcourt Brace&Company,1994,pp.6-7.的引导。
5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之前的作品，大多是围绕犹太人问题展开的。
她在离开海德堡大学后所从事的关于拉尔·凡哈根的研究6，既是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社会文化的研究，也可看做是对那时犹太人生活经验的研究。
7阿伦特在四十年代还写了若干专论犹太人问题的论文，例如《犹太人的军队——犹太政治的开端？》8、《从德雷富斯事件到今日之法国》9、《犹太国，50年以来：赫茨尔的政治将引向何方？》10等11，这些文章中一部分后来被收录在《作为局外人的犹太人》12一书中。
这一时期她在犹太人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在稍后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章节中有更为集中的体现，这些思考显然构成了她思考极权主义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伦特在六十年代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中再次涉及了犹太人问题，并因之招徕非议乃至激烈的诋毁。
13除对犹太人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之外，阿伦特还以各种方式参与了犹太人的政治活动，这主要是她三四十年代在法国以及初到美国的那段时期。
她曾经为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做过搜集资料的工作；也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个组织——青年阿利亚在巴黎分部的行政秘书，阿利亚组织当时主要致力于帮助犹太难民中的年轻人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做准备；她为纽约的德国犹太人报纸写专栏文章，并协助犹大·马格尼斯（Judah Magnes）倡导的在巴勒斯坦建立联邦制政府的有关组织活动。
正是基于这些经验，阿伦特展开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
二、阿伦特对犹太人问题的诊断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从讨论犹太人问题开始的。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为“反犹主义”。
阿伦特在“反犹主义”部分的序言中写道：“20世纪的政治发展将犹太人驱赶到了各种事件的风暴中心；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却首先成了纳粹运动兴起和建立第三帝国组织机构的触发因素——第三帝国的每个公民必须证明他不是一个犹太人——随后触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暴行，最后又制造了西方文明中亘古未有的种族灭绝。
对我而言，这一切不仅只让我感到痛苦并提出谴责，更应有一种全面的理解。
”14阿伦特接着指出，她并非是要对19世纪以来欧洲犹太人的历史进行全面描述，尽管这种历史研究对于理解犹太人问题必不可少——她的目的是要“理解犹太人问题”。
阿伦特首先批评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两种主要的歧见。
一是“代罪羔羊”论。
此论认为犹5布鲁门菲尔德是阿伦特的祖父马克斯·阿伦特（Max Arendt）的好友，后来也成了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此人毕生关注犹太人问题，并且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袖。
6Hannah Arendt,Rahel Varnhagen:The Life of a Jewess,edited by Liliane Weissberg,translated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7该书副标题原为Lebens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Juedin aus der Romantik，即“浪漫时期一个德国犹太女性的生活故事”。
参见Dagmar Barnouw,Visible Spaces:Hannah Arendt and the German-Jewish Experience,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34.8Hannah Arendt,Die Juidsche Armee-Der Beginn einer judisch Politik?,in Aufbau,7/47,Nov.14,1941,pp.1-2. 9Hannah Arendt,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France Today,in Jewish Social Studies,4,July1945,pp.195-240. 10Hannah Arendt,The Jewish State,Fifty Years After:Where Have Herzl’s Politics Led?,in Commentary,1,May 1946.11阿伦特在这段时期所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还包括：We Refugees,Menorah Journal,31,Jan.1943,pp. 69-77.The Jew as Pariah:A Hidden Tradition,in Jewish Social Studies,6/2,Apr.1944,,pp.99-122.Zionism Reconsidered,Menorah Journal,33,Aug.1945,pp.162-196.Jewish History,Revised,in Jewish Frontier,15,Mar. 1948,pp.34-38.To Save the Jewish Homeland:There is Still Time,in Commentary,5,May1948,pp.398-406. Peace or Armistice in the Near East?,in Reviews of Politics,12/1,Jan.1950,pp.56-82.12Hannah Arendt,The Jew as Pariah,edited by Ron H.Feldman,New York:The Grove Press,1978.13参见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5.14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San Diego,New York,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1975,p.xiv.太人的遭遇是无辜的，犹太人不仅未曾作恶，也未做与面临的问题有直接关联的事，因此，犹太人只是20世纪某种不可避免的灾难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