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科学与社会方法的河流修复_访G_马蒂亚斯_康道夫_G_马蒂亚斯_康道夫

G·马蒂亚斯·康道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教授G. Mathias KONDOLF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史书菡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在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生Shuhan SHIPh.D. Candidate in HumanGeography at PekingUniversity; visiting student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摘要本次访谈聚焦于美国河流生态修复的教育和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G·马蒂亚斯·康道夫介绍了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学和研究，阐述了对水坝建设的看法，并提出了河流修复的几大原则。

另一位对话者史书菡在中国的语境下提出了与该主题相关的主要问题。

本次访谈旨在通过全新视角，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解决中国水问题的思路，为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整合科学与社会方法的新理念。

关键词河流修复；水坝建设；沉积物；非点源污染；使用后评价AbstrActThis interview focuses on discussion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nriver rest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ossible lessons forChina. G. Mathias Kondolf introduces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gives his views on damconstruc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river restoration. Shuhan Shi, theinterviewer, puts forward several important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topic within Chinese contexts. Together, through a fresh perspective,this work could help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considerways to solve water problems in China. For landscape architectsand planners, it provides new perceptions to combine scientific andsocial method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Key wordsRiver Restoration; Dam Construction; Sediment; Non-Point SourcePollution;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整理 涂先明译 孙一鹤 张健edIted by Xianming TUtrANsLAted by Robin SUN Angus ZHANG收稿时间 RECEIvED DATE / 2017-02-13中图分类号 / TU984文献标识码 / CDOI:10.15302/J-LAF-20170105结合科学与社会方法的河流修复：访G·马蒂亚斯·康道夫CombInInG SCIEntIfIC and SoCIal mEthodS In rIVEr rEStoratIon: An IntervIew wIth G. MAthIAs KondolfG·马蒂亚斯·康道夫简介G·马蒂亚斯·康道夫教授既是河流地貌学家，也是环境规划师，其专注于河流环境的管理和修复。

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的教授，他教授水文、河流修复和环境科学等课程。

他的研究主要涉及人与河流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关注洪水多发地区的管理、水库和调控性河道的沉积物管理，以及河流修复。

他为美国国会、加州议会和美国诸多法律程序提供专家意见。

他曾两度获得富布赖特奖，并获得景观设计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嘉奖。

此外，他也是景观设计基金会会员，及两个美国科学院专家组——卡弗德生态系统恢复科学委员会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环境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他在国际科技期刊和书籍中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他的著作《河流地貌学的工具》（约翰·威利出版社）已成为该领域的参考书目。

①史书菡（以下简称史）：您拥有地理学和河流地质学背景，这一背景似乎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的关系更为密切，可您却选择在环境设计学院任教。

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G·马蒂亚斯·康道夫（以下简称康道夫）：当时，知名的河流地貌学和地质学家卢纳·B·李奥波德即将从环境设计学院离任，因此学院空出了一个职位。

在他退休后，我申请了这个职位。

学院当时已经形成了任用科学家的传统，而我也非常喜欢学院多样化的氛围，这里的学生与传统院系里的学生相比，也大有不同。

而且这里的研究也更侧重于以实践应用项目为导向。

史：您不仅教授与环境规划相关的课程，也经常和景观设计师合作。

在教学和实践的过程中，您是否感受到景观、水文和环境这些学科之间存在隔阂，如何克服它们？康道夫：的确如此，不同学科之间经常存在沟通障碍。

在教学方面，我专门为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开设了水文课程。

正如你所知，水文学其实是土木工程学院的课程，这些课程往往涉及大量的公式假设，目前则十分强调应用模型。

根据我的经验，在教授例如景观设计师这类学生时，最好方法是把他们带到场地，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雨水是如何形成径流的，溪流是如何流淌的，这是更为体验式的学习方式。

从实践方面来说，其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需要向合作伙伴或甲方—这其中就可能包括景观设计师—传授河流过程的相关知识。

同时听取他们的需求，并了解工作任务中的局限。

建筑师往往喜欢将其个人设想强加于世界，而景观设计师更容易意识到在项目中融入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所以作为环境科学家，我们有必要提供更易于理解、更契合实际项目的信息。

而第二步则是为项目规划和设计提供水文分析和土地适用性分析。

史：中国的污染问题已非常严峻，可供人们嬉戏的城市河流已经越来越少了。

您能为中国的城市河流修复提供一些建议吗？您认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康道夫：污染控制最首要的问题是源头控制。

美国和欧洲都经历过一系列漫长的治水过程。

最初，我们通过立法来控制工厂等大型的点源污染源。

在这些地方，废水主要从管道排出；随后工厂被要求处理其排出的废弃物，城市被要求处理污水。

这些规定日趋严格，但水质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因为来自停车场、农场和道路等区域的径流造成的非点源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因此，对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新需求即有效应对非点源污染问题。

美国60年前的河流状况与中国目前的情况并无分别。

那时美国也同样拥有大量的重工业，人们直接把污水排入河流。

美国的第一个重要的清洁水法案颁布于1948年，其支持建立了大量水处理厂。

20世纪70年代初，该法案的修正案出台。

这次法案修改的目的是提高立法在污染控制和防止湿地填埋方面的执行力。

这一修改法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清洁水法》。

实际①可访问http://riverlab./了解G·马蒂亚斯·康道夫的更多研究与实践工作。

上，《清洁水法》的目标是：到1984年，全美的所有河流都可供人们游泳和捕鱼，但这并没有实现。

后来还出台过一些类似的期限，它们也都没有实现。

但现在，美国的大多数河流都已经非常干净，例如草莓溪，现在我和我的儿子经常会去那里游玩。

美国花费了约40年的时间来解决河流污染问题，也许对中国而言，也需要如此长的时间。

史：您是否了解中国目前的一些河流修复工程？您如何评价这些项目？康道夫：我所见过的中国项目并不多，但我试图去思考自己所见到的一些现象。

诚如你所知，在中国，很多河流治理是出于城市审美和景观美化的目的。

这种治理方式改变了河流的自然过程，甚至波及城市以外郊区中的河流，使其被硬化或渠化。

这导致未来将有更多的地区需要进行修复。

史：您的研究主要关注河流的泥沙沉积和堤坝建设对河流沉积物的影响。

您也曾主持过一个有关三峡大坝的论坛，您能否就中国的水坝建设提出一些意见？康道夫：我认为水坝的建设是必要的，但目前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建造的水坝过多，且大多投资都只注重短期效益。

所有水坝最终都会废弃。

可是我们在规划和建造水坝时，却没有制订相应的水坝废止计划。

我们知道，混凝土的构筑并不会永世长存，它们的使用年限只有100~200年。

在基于效益计算来设计使用年限时，人们通常关心其15年、35年，最多100年间所需要的投资，却没有考虑到此后的成本。

如果该区域有较高的沉积物负荷（河流含沙量很高），那么水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沉积物填满，从而导致下游出现问题。

所以我认为，水坝对于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目前建造得过多，而且大多不是以可持续方式建造的。

很多水坝在不久的将来会因沉积物淤塞而失去效用。

我们只能投入更多资金去维系它们。

因此，选择适合的区域建造水坝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既定的流域，需要进行具有逻辑性的规划过程。

以湄公河为例，我们曾根据下湄公河流域的环境条件，对所有可能建设水坝的区域进行了分析。

分析得出，如果仅在上游区域开发水坝，由于位于流域上游，截获的沉积物较少，且对鱼类洄游的总体影响较小，但仍然可以获得约80％的电力。

因此，我们可以对既定的河流流域进行优化。

我们需要考虑鱼类会怎样迁移，沉积物源自哪里、会在哪里积沉，并遵循最小化影响的原则，来确定水坝的位置。

这样的方案所带来的效益未必最大，但却是最优选择。

但遗憾的是，我们这样的规划最终并没有实现。

因为对于湄公河来说，已然太迟了。

但是我们正在考虑，能否在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推行这样的思路，那里的大坝规划才刚刚起步。

史：中国河流修复项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美观性。

我参加了您上学期的课程，注意到美国的一些河流修复的项目往往不够整洁有序，甚至有点儿凌乱。

您能否谈一谈在您的实践中如何平衡公众的美学感官和生态目标？康道夫：琼·纳绍尔曾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为《凌乱的生态系统，有序的框架规范》。

在这篇文章中，她探讨过同样的问题。

例如，在明尼苏达郊区，有些人将草坪退还为天然草场，看起来就像是未经修剪的草坪，邻居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