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制视角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基于法制视角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作者：马岩茹来源：《商情》2014年第37期【摘要】企业是一种制度安排，其社会责任的产生、发展、形成过程是一种制度变迁。

转型时期，由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相关法律制度缺位、地方政府监督失职等原因企业“失范”现象严重。

因此应完善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力，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执法力度。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变迁；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西方引入中国。

近年来企业违法经营，破坏环境，损害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等等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

企业无视社会责任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欠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

本文试图在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来解释企业社会责任，探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有关制度安排。

一、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法律视角分析“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的活动。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有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即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非正式制度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等因素。

如果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考量，显然，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企业价值观、企业伦理和企业自我行为准则的非正式约束；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和规则的正式约束；实践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机制。

三个维度共同约束企业行为，构成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的完整内容。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使各种相关制度对企业行为产生直接、有力的约束。

学术界通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它是由政府机构发起，以法规或法律形式强制推广，对民间商业活动具有强制性约束作用。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法律义务，认为单纯诉诸企业的道德良知，企业社会责任将沦为一种缺乏足够支撑力的说教。

同时，“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科斯式‟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供给与需求不确定且不均衡的特点，无法完全取代法律法规等正式的制度安排。

例如，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往往超过企业愿意承担的范围，此时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有权利也有义务建立和健全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企业法、税法、合同法以及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各种正式约束的实施和监督机制，努力担当社会公众的监护人以及利益相关者的仲裁人，确保企业切实有效地履行其社会责任”。

目前，我国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规范散见于《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障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中。

比如《公司法》总则中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为了鼓励捐赠，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在市场主体方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劳动法》都有要求企业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保障劳动者的健康、安全等合法权益。

《产品质量法》要求企业必须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外部责任方面，《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都要求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的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责任，“造成土地、森林、草原、水、矿产、渔业、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的破坏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这些法律法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具有积极意义。

从企业社会责任实施过程来看，法律的强制性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更具有操作性和稳定性。

通过法律明确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和具体方式，以及应承担或不承担的社会责任，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的程序，避免失范状态下的认定不一和执行混乱。

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变迁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当中，制度变迁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大致三个时期：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时期；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导时期；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并存时期。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对于阻止“机会主义”和“搭便车”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企业是以行政命令和行政调拨方式进行资源配置，企业的生产、分配、流通等是按照国家和上级部门的指令性计划来执行，对职能与责任没有独立的选择权。

企业责任等同于国家责任，企业承担了其国有性质所决定的社会责任，包括社会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大量社会职能。

企业对改善职工生活、稳定职工队伍、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但企业支付了高额的社会成本，弱化了“经济责任”，对企业经营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诱致性制度变迁主导时期（1978至1992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期，开始“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路”，企业一方面受各级政府的管理，另一方面又面向市场，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增加。

此时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是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背景下进行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企业把利润作为其首要目标，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经济责任上。

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导时期（1992至2000年）。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经济环境发生重大改善，企业也进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新时期。

政府强化企业在经济社会中协调发展的作用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并开始制定一些制度对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进行约束。

企业社会责任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企业更多地服从国家法律法规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规则为行为准则，但社会责任意识依然淡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法律导向的社会责任。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并存时期（2001年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社会责任放在其长期发展战略中。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社会伦理道德导向的社会责任，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由政府法律引入并实施。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得益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合力的共同作用。

与此相适应，企业社会责任制度进行了变更和改进，这种改进是应社会经济环境所需，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都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

三、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走向（一）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制度企业社会责任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是企业利益实现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将企业社会责任完全寄希望于企业道德良知基础上尚过于脆弱，需要将其纳入法律义务的范畴进行解读。

近年来，中国相继颁布了《公司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有了一些基本的规定。

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供给仍显不足，体现在实施细则不具体、缺乏操作性等。

如2006年1月1日《公司法》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管，承担社会责任。

”其表达比较模糊、笼统，用语抽象、政策性较浓，带有宣示性而缺乏强制性，法律准则中没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具体权力、义务、内容的规定和实施细则等等，造成“有法难依”的现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国家实施强制性变迁可以弥补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供给的不足，强制性变迁的优势在于它能以最快速度和最短时间推行制度变迁，能以自己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减低制度变迁成本。

在我国，权力高度集中，权力中心的制度安排能力和意愿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

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最需要做好“制度供给者”的角色，从细节上加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正式制度，提供强制性约束的制度保障，减少制度框架中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

构建切实有效的正式制度，应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企业外部法律政策。

从企业内部控制来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涉及风险评估、信息沟通、控制活动以及内部监督等方面，渗透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运用到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从决策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共同入手，其有效实施将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合理化和规范化。

从企业外部法律政策看，加快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完善，包括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认证制度、信息披露机制、公益诉讼制度、奖惩制度、监控机制等，能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规范的操作准绳，使个体行为具有可预见性；《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应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使正式约束的强制性功能得以发挥；政府可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实施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性法律政策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二）政府加强企业社会执法力度判断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度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其实施机制是否健全。

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主要靠政府力量来实施，即政府执行力，政府具有执行国家政策、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政府监督缺失或执行不力是当前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主要因素之一。

（1）明确和保护产权是实践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是多头监管，公共区域大。

因为政府多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很容易形成公共区域，从而导致监管的失灵。

所以理清监督部门的职能权限、清晰地界定产权是实践社会责任的首要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各守其职，各司其职。

另外，产权不清晰，意味着企业的权力、义务和责任不明确，其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责任就不匹配。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产权的最大益处在于将企业社会责任外部性影响内部化，也就是将这种“外部性”在企业利益相关方实现“内部化”，即用正的外部性收益内部化激励和用负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约束实现企业自我监督（2）提高政府自身社会责任意识与观念。

企业社会责任是权力的重新界定和利益的再分配，政府作为协调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仲裁人，提高自身社会责任意识与观念非常重要。

一方面，提高政府自身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强化政府自身社会责任建设。

另一方面，监督者、执行者以身作则，做好表率，引导并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和方向，将带动社会履行社会责任。

（3）加大机会主义的惩罚成本。

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是否有效，主要看违反法律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法成本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