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荒诞1

谁更荒诞？“人与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怀着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裂；肉体的需要对于使之趋于死亡的时间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厚度和陌生性；人对人本身所散发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适及其堕落等等。

这些都是荒诞。

”这是加缪的名言，也是他对荒诞一词的定义。

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加缪把现代人的生活形容为：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石头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不幸的是，现代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无效劳动，这是神加给我们的惩罚么？每天“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

仅仅一天，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

”这是加缪对生活的疑问，这种疑问导致了他荒诞的一生，也导致了他势必孤独的一生。

这种孤独，与其说是一种痛苦，倒不如说是一种发现——发现了人生的荒诞性。

这正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只是，人世间能够享受这种快乐的人实在太少了。

这令我想起了我们的写作，每天早晨起来，脸也不洗，牙也顾不得刷，便让自己的思维沉入了一个远离人世空间，这个空间吸收了他全部的乐趣，为此他顾不得眼下生活的苦乐。

这种生活的苦乐不在话下，最令人难受的还是找不到知己没有可以谈话的伙伴，只有为了应付社交而枪击出来的话语和笑容，这与我们的初衷相差甚远，然而我们却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忍受之中漫无天日的苦役。

这其实与西西弗的无效劳动是一样的。

然而，不这样干这种无效劳动我们又能干什么呢？我们又愿意干什么呢？这种苦役恐怕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义务，我们只有在这种劳动中消磨时间，慢慢走向死亡。

说起荒诞，不能不提一下贝克特和他的《等待戈多》。

两个像乞丐一样的瘦弱的老人，每天无所事事，唯一的工作就是等待，再等待。

在等待中，他们说些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他在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但谁也不知道戈多是谁。

最后，他们一个说要上吊，另一个说再等等，或许我们还有救，但最后戈多终于没有来。

这个戈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单就这种等待本身，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情一样。

有了这一点，便足以称得起伟大的作品。

戈多令我想起了阿Q，想起了他的精神胜利法。

从这种意义上说，阿Q的种种做法与其说是一种麻木，倒不如说是一种对抗荒诞的方式。

用鲁迅先生的话讲，这种精神来源于庄子。

在荒诞的现实面前，与其说讲信仰，倒不如说轻松一些来得更真实。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越来越逼近人们的口舌。

在这情况下，这口舌的拥有不是为了交流的，而是为了屈从于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语言霸权。

这些东西把人们轻松交流的空间给无情地挤占了，令人终日屈服于这种“神加给我们的惩罚”中。

而我们又只能屈服，不然我们就会陷入无事可做的境地，这种境地无疑比日复一日地做这种“无效劳动”更加可怕。

比如说，今日我的思维被“国人的麻木”这个话题包围着，我的心因此而沉重。

这是学术强加给我的负荷，这个话题与其说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心灵的挖掘，倒不如说是国家富强的需要，是一种群体话语强加给个体话语的结果。

这种话语甚至包括了鲁迅先生的所有杂文，他把生命做成了一个火把，企图通过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

事实上，这个火把谁也没照亮，只是让后来的独裁者更加明白如何奴役这种麻木的国人。

那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之所以成了燎原之势，说不定还有鲁迅先生的星星之火呢！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鲁迅先生的意义，反过来我是因为看到他确实无法被人贬低，才更显得沉重。

孔夫子千年来被人抬得很高，但他的学说，却缺乏真正的信徒，少数几个信徒却是在用他的瓶装自己的酒。

这种现象，不也是荒诞吗？再者，历史的话语沉重地加在我身上，把几千年的历史加载一个人的头脑中，让他默默地承受历史的沉重，这本是便是荒诞。

与那种令人着迷的群体话语相比，这种来自个体的感觉似乎更能说明荒诞的内涵。

我为什么要这样沉重？我的生命需要这种沉重吗？不需要，但我的精神需要，这种需要与不需要的本身，便说明了精神与肉体的分裂，这种分裂似乎更是文学家关注的话题。

在我看来，所谓荒诞，不过是希望与现实的矛盾人们内心所留下的“阴影”，因此，归根结底，荒诞也是一种矛盾，一种客观存在的矛盾。

这种阴影有着种种表现，像本文开头加缪的话便是荒诞的表现。

对于荒诞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可以进行抗争，像鲁迅先生那样，也可以向内心深处进行消解，以求得化解荒诞。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人的游戏，似乎是为了消解荒诞。

因此，很多中国人——包括现代的很多外国人——更想一种寻找轻松的话语，于是他们抛开了历史，也抛开了现实，试图以游戏人生的方式把自己从荒诞中解救出来。

但这种消解本身有时同样是荒诞的，这种解救也以离开话语中心为代价，离开话语中心的人们像“一个躺在称边上的西红柿”（张枣诗句），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边缘。

人在边缘确实感觉不到强烈的竞争中心话语加在人们身上的负荷，却要以忍受孤独为代价，这种忍受同样是痛苦的，同样包含在荒诞的内涵之中。

这样说来，这种消解荒诞的行为并没有让自己离开荒诞的怪圈，只不过是从一种荒诞转化成了另一种荒诞。

从这种角度来讲，那历史上的隐士无一不是这种转化的结果。

不管是隐于山野，还是隐于朝，这种荒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半步。

就庄子来讲，他用一生的时间来追寻离开荒诞的途径，寻找让心灵与肉体合二为一的途径，到头来却不得不饿死在荒郊。

这同样是荒诞转移的结果。

由此，我想起了《易经》，抛开像数不讲，但从文字的角度讲，《易经》的写法同现代主义的写法有不谋而合之处。

《易经》也轻易地把历史的事件，深不可测的哲理化解了一系列的八卦的碎片，并由于像和数的参与，使《易经》有了包罗万象的意义。

人们而且通过对吉凶的判断，找到了一种内在的平衡。

现代主义的写法同样是对理性的瓦解，从表面上看，这种瓦解站在反理性的角度，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性，就像是《易经》的像数一样，是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全方位的关照，同《易经》的包罗万象相接近。

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事现代主义写作的人不妨参照一下《易经》的格局，或许会有新的启发。

红袖网友于仲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中说：“和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里普遍缺乏一种信仰的东西，那就是博大与深刻。

雨果的作品唤起了超越阶级的仁慈和面对苦难的豪气；托尔斯泰的小说逼视人的原罪和忏悔；陀斯妥耶夫斯基则无情地剖析人性在兽性和神性之间的挣扎；卡夫卡冷静得近似残忍地道出生存的荒谬；爱默生在纷乱的世相里静静地思考著古老的忏悔命题。

”并说：“中国文学缺乏那种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状况进行持续追问的勇气，缺乏解决人类的部分灵魂问题的能力，应确立现代的民主意识，中国的文学就一直匮乏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潜在的人性及人格的剖析和张扬。

”其实中国文学并不缺乏这种剖析，例如屈原的《天问》对苍天的追问，《离骚》中的上下求索。

钱理群先生说，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另一个判断是：中国人多是“做戏的虚无党”，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

既什么也不信，又向在某种场合装出相信的样子。

例如，一个骂佛的人到了寺院，也要装出很虔诚的样子。

并说：“一方面鲁迅把这种游戏现象归结为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无是非观。

鲁迅一再说中国人虽然挂着孔子门徒的招牌，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是庄子的私塾弟子，庄子对我们影响更深。

”然而普遍来讲中国文学充斥着游戏之作也是事实。

这种游戏源于中国哲人——《易经》著述者以及老庄——对现实荒诞性的过早省察，并化解了这种荒诞的结果。

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一般的中国人，也就是鲁迅先生经常表现的愚昧的中国人，很难感觉到这种形而上意义上的荒诞，他最为清晰的是形而下的吉凶。

在中国人的词典里，一切都是为了趋吉避凶，也就是说，是为了克服生活层面的阴影。

在中国，从民间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所谓的“迷信活动”，无不是为了趋吉避凶，这与基督徒对神的崇拜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中国，对形而上层面上阴影的克服所依赖的是诗。

虽然诗并不是宗教，却起到了宗教的作用。

只是，诗的“光明”多在文人中起作用。

在文人的笔下，“阴影”转化成了无穷无尽的哀怨，难以诉说的愤懑。

对于一般的国民，诗却起不到作用，因为他们不懂诗，对他们起作用的只是一些乡村的算命先生。

除了图腾崇拜，人们还依靠大家族的势力，来消减对命运的恐惧。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国的下层人基本上是以此来求得人与社会的平衡，用图腾崇拜来求得人与自然的平衡。

这与西方把解开存在于人们心中以及现实上的荒诞锁链的钥匙当成宗教是不同的。

在旧中国这种自然经济下，由于庄子的影响，人们的心里倒也很安定，就像阿Q们的生活一样。

从荒诞的角度来讲，这认为是对荒诞的内在消解，中国历史上那些游戏者也是出于消解荒诞的目的。

任何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尽管中国人很实际，但仍然有很多人忧国忧民，以致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要得意于深层次的中国文化。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这种文化表现得最为纯粹。

那时的百家争鸣先不必说，单是孔子和儒家学说，就给人们太多的“光明”，孔子所倡导的“忠孝”和“仁义礼智信”就是一个亮点。

尽管中国人没有为上帝献身的想法，却也懂得奉献的道理。

诸葛亮所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

现在，却一度把这种精神当成了封建的毒草割除了。

例如，现在还有很多人把岳飞的忠说成是“愚忠”，其实在岳飞生活的年代，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那时，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文化滋养的人，一个有能力保家卫国的人，不抗金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在金牌面前，他不听皇上的旨意就对么？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做那岂不乱套了？但是，这种消解并没有把荒诞从中国人眼中消除，而是转化成了另一种方式。

为什么中国人既惧怕皇帝，又总想利用皇帝？这当然也是消解荒诞的需要。

这样荒诞便转化成了专制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极贫积弱。

当西方列强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国门，这种荒诞便以另一种形式潮水般汹涌而来，不可阻挡。

这时候，我国上至皇帝，下到国民，原来那种由于过于依赖大家族以及自然经济而养成的性格再也适应不了了，这种不适应使中国近代史变得异常复杂，也在近代人的眼中成了一股污泥浊水。

在现代化炮火面前，我们的大刀长矛大为失色，在西方人的“文明”面前，我们的国民显得愚昧非常。

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深刻的作品，当属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非常普遍的意义，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阴影”。

这种阴影的形成应当是封建专制的恶果。

有权有势者的“阴影”——非理性、冷酷、野蛮、无法无天，直接造成了贫民百姓的愚昧。

这些弱势群体没有抗争的能力，只有任人宰割，只有精神胜利。

当他们有了能力抗争——例如诸多的农民起义——之后，便不计后果，比先前的“阴影”更加“阴影”。

到了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时局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