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作与“国殇”体验

闻一多诗作与“国殇”体验
作者：李汉桥
来源：《中国校外教育·综合(上旬)》2013年第03期
《红烛》与《死水》是闻一多20世纪二十年代的代表作，除了语言和形式上的革新之外，其诗歌中的“国殇”体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近现代史上的生存境遇。

这种“国殇”体验一方面源自传统文化，另一方又源自近现代民族危机意识的燃点。

他诗歌中那浓郁深厚的家园意识、孤独落寞的现代心绪和浴火重生的涅槃情结都是这种“国殇”现代体验的心理折射与真情流露。

闻一多现代诗作“国殇”体验
《红烛》（1923年）和《死水》（1928年）无疑是闻一多留给20世纪二十年代的最好成绩，不仅因为它们在语言和形式上的推陈出新，而且因为字里行间的“国殇”体验真实回应了中国人在现代进程中的生存境遇。

这种“国殇”体验一部分来自民族血性的潜能激发。

闻一多的故乡，地处荆楚之腹地，深受古楚文化的润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地域特色。

“楚”从周朝一个不足百里的小城，发展到敢“问鼎之轻重”的泱泱大国，不仅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明，而且形成了敢于轻生赴义、为国纾难的“国殇”精神。

楚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曾在《九歌·国殇》中盛赞楚人乱世求存、勇毅刚强的性格特征。

“国殇”体验的另一部分则被近现代历史上的民族危机感燃点了，鸦片战争以来，落后挨打的国家地位、战乱频仍的国内政局、专制独裁的政治环境以及颠沛流离的个人生活等等，都深深触痛了诗人敏感的心灵、加深了诗人的忧患意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也燃点了诗人抗天拯人的斗争情怀。

“愤时事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因此，“国殇”体验作为一种危机意识和救亡思想，既饱含着感时伤世的家国忧患，又抒发着顽强抗争的战斗情怀。

纵观闻一多诗作，尤其是《红烛》与《死水》两部代表作，他诗歌中那浓郁深厚的家园意识、孤独落寞的现代心绪和浴火重生的涅槃情结都是“国殇”体验的心理折射与真情流露。

家园意识是闻一多“国殇”体验的基本出发点。

在闻一多的象征诗国里，神明是隐退的，他不似屈原建立起神灵谱系，如“东皇”“湘君”或“山鬼”来营造历史悠久的神圣美，也不似郭沫若竖立起现代图腾，如“女神”“凤凰”与“天狗”，来表现西方文明的动态美。

闻一多的诗作中充盈着“红豆”“红烛”“菊花”“月亮”等传统物象与田园风光，他只是精心编织平凡而美丽的家园小景，她不像仙界般遥不可及，也不似彼岸般远若幻梦，“家园”永远是我们习以为常又触手可及的，质朴而不神秘、美丽却不张扬，但却传达出难以言喻的温馨静美——这就是“家”的感觉。

《红烛》中，闻一多以倾慕和崇拜的姿态去表现家园这个“生命摇篮”——尧、舜、禹、神农的传说是她的家族谱系，屈原、荆轲、聂政的故事张扬着民族血性，戈壁、黄河、泰山、剑阁点缀着自然风光，而红荷、菊花、红豆、香篆则寄寓着家乡情思……在《故乡》《大暑》
《回来了》《忆菊》《太阳吟》《我是中国人》《南海之神》等诗作中，闻一多将“中华家园”装点的雍容华贵又慈宁祥和。

然而，正是无与伦比的美，却衬托出“失乐园”般撕心裂肺的痛：国土沦丧，便犹如亲子失养，“母亲！我要回来，母亲”（《七子之歌》）的哀号令人痛彻心扉；强国蹂躏，便犹如亲人受难，“伸起了巨手千只，向天求救”（《长城下之哀歌》）的惨状令人潸然泪下——“国”的热情颂扬同“殇”的痛心疾首让诗文出现巨大的情感反差与“互斥”效果，呈现出“美丽”与“横蛮”形象的强烈对比，让诗人对现代中国命运的哀恸之情和热切关怀溢于言表。

“家园”作为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绝佳符码，通过唤醒民众对“家”的依恋与归属感，从而“激发近乎神圣的集体认同”，自古以来便是民族文化与文学表现的重心。

闻一多正是从“家园”原型去延伸“人与家”的血脉联系，表现“家破人亡”“亡国灭种”的现代危机情境，唤起国人“保家卫国”的神圣意志和“为国捐躯”的价值追求。

孤独心绪是闻一多“国殇”体验的另一种表达。

研读闻一多的诗作会发现：抒情主人公常常身处幽闭的环境，如月夜下形单影只的“李白”、午夜辗转反侧的“睡者”“烂果”中幽闭的灵魂或者失群落单的“孤雁”等等；而他的抒情时段，往往偏爱寂静神秘的“黄昏”、狂风暴雨的“雨夜”以及风雪肆虐的季节，即使是生机盎然的春天也充满末日的忧伤……“黑色”无疑是诗人描述寂寞的主色调，如“黑黯还比无声的雨丝，慢慢往世界上飘洒”（《黄昏》）“屋里朦胧的黑暗凄酸的寂静”（《幻中之邂逅》）。

其实，诗人并非故意渲染暗夜似的恐怖，而是借孤独的心绪来传达国家地位的沦落与国人心态的悲凉，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被开除“球籍”（地球籍）的中国人所面临的巨大恐惧。

因而，这里的孤独并非闺怨或隐士的孤独，而是被现代世界所“放逐”的游子弃儿的孤独——“我是个年轻力强的流囚，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黄昏时候，他们把我推出门外了，幸福底朱扉已向我关上了。

”（《我是一个流囚》）“流落的失群者啊！到底要往那里去？”（《孤雁》），闻一多诗作中充满了这种飘零天涯和彷徨无路的忧伤。

有时候，国内“黑暗”和“专制”的政治空气也形成了孤独压抑的氛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死水》）甚至孤寂得阴森恐怖，“癞蛤蟆抽了一个寒噤，黄土堆里攒出个妇人，妇人身旁找不到阴影，月色却是如此的分明。

”（《夜歌》）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肮脏污秽、鬼魅横行，一切都陷入“死水”世界令人窒息的“死寂”之中，没有生命的循环、停滞又绝望，闻一多早已没有“如花的祖国”的浪漫诗情，也突破了郭沫若“动”的现代精神和传统文化“静”的优雅情调，营造出一片“无声的世界”。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面对这样的死寂世界和孤独悲凉的国人心绪，诗人愤怒地呼喊：“熟睡的神狮啊，你还不醒来？醒啊，我们都等候得心焦了！”（《醒呀！》然而，过于深重的灾难和麻木不仁的民众，若没有开天辟地的伟力和抛弃旧我的无畏，是无法改变这一切的，因而，寻求生命的涅槃重生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国殇”体验的普遍情结，如鲁迅“绝望的反抗”，如郭沫若“涅槃的凤凰”。

而“红烛”则是闻一多涅槃死亡观的典型意象——“红烛啊！不误，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束——这正是自然底方法。

”只有“燃烧”（涅槃）才是打破禁锢、升华自我的唯一方式，“烧罢！烧罢！……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
“殇”是同死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闻一多的诗文创作还是人生追求，都彰显出“国殇”人格中轻生赴义、解国危悬的自我牺牲精神。

然而，同屈原的“国殇”吟唱一样，闻一多并不把自我牺牲的死看作简单的死，而是看成转生，看成另一种价值的实现。

因而，闻一多笔下的死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成为一种精神的涅槃与升华——人只有牺牲自我、浴火重生才能获得最为纯美的理想，只有从里到外的全新改变才能升华自我超越自我，获得实现生命的最大自由和独立于黑暗现实的高洁人格。

“死水”意象具有同样的涅槃情结，诗歌直接以厌恶的情绪开篇“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死水》）闻一多在近乎悲愤绝望的情绪里，干脆用“绝望”来开垦“希望”，用“死亡”来撞醒沉睡的民众，用“涅槃”来洗刷黑暗的世界，在这里，闻一多赋予了涅槃情结一股凌厉的现代反抗精神。

因而，闻一多的“国殇”体验并非“哀而不伤”，而是蓄势待发的“火山”——“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

”而这“火”正以大无畏的勇气冲决污秽黑暗的世界。

从“中央之国”到“东亚病夫”，中国在现代的国家地位一落千丈，国人也从原初的自信、自负走到了自卑甚至自贱的心理世界，而改变这一切的只能是“从内至外”的彻底改造或重生，因而，家园（身份层面）、孤独（心理层面）和涅槃（改造层面）便构成了闻一多诗歌表达的“三原色”，这也是其现代“国殇”体验的形象诠释。

参考文献：
[1] 屈原著.金开诚，董洪利校注.屈原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282.
[2]钱仲联著.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60.
[3]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21.
[4]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24.
[5][法]吉尔·德拉诺瓦著，郑文彬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6.
[6]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6.
[7]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46.
[8]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86.
[9]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79.
[10]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46.
[11]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19.
[12]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86.
[13]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7.
[14]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诗（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47.
[15]闻一多著，孙党伯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