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特点及影响

20世纪初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特点及影响作者：徐曼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1年第12期[摘要]20世纪初期，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始全面起始，并在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上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在传播渠道上主要是通过日本间接输入，日本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在传播主体上，启蒙思想家及思想敏锐的新型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成为这一时期传播西方伦理学的主导力量；在传播途径上，以翻译、出版西书、刊载文章和学堂教育为主。

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关键词]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途径，影响[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4—0058—06中国近代，在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种种抗争与失败之后，文化先觉者们的文化哲学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文化的表层深入到了文化的核心；从文化的器物层面深入到了文化的精神层面。

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和救亡图存的社会大背景下，20世纪初，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开始全面起始并在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上呈现出鲜明的特点，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一时期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的清晰画面。

一20世纪初，西方伦理学主要通过日本间接输入，日本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

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并卓有成效，这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

通过日本转介西学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

从1896年清政府选派唐宝锷、朱忠光等13人首批赴日留学开始，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多，20世纪初呈直线上升趋势，至1906年达到顶峰，为一万三四千人。

正如梁启超所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日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

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不仅如此，当时日本政府对待中国人较为宽容，特别是民间友好人士更是热情欢迎；再加上中日文化、文字相近，更使得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也使得诸多西说都可以通过日文而间接得到。

康有为曾形象地指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

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

……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

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

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

”正是在这一西学传播的大背景下，日本成为西方伦理学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伦理学”这个名称就来自于日本。

日本明治年间重视西方伦理学的输入，最初将“Ethics”译作“名教学”“彝伦学”“道义学”，后来借用了汉文中“伦理”这个词，把它译为“伦理学”。

明治间日本以“伦理”和“伦理学”命名的书籍甚多，如井上哲次郎著《伦理新说》，元良勇次郎著《中等教育伦理讲话》，井上圆了著《伦理通论》，法国查弥著、冈田良平译《中等教育伦理学教科书》，井上哲次郎、高山林次郎合著《新编伦理学教科书》，添田寿一译《倍因氏伦理学》，中村清彦译《珂氏伦理学》，田中登作译《斯氏伦理原理》，中岛力造著《伦理学说十回讲义》，山本良吉著《伦理学史》，木村鹰太郎著《东洋西洋伦理学史》等。

这些日著或日译伦理学书籍译介到中国，故在清末民初，学科名日“伦理学”逐渐普及开来，成为与“物理学”、“心理学”相并列的学科称号。

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道德哲学》一书时，借用了日文的意译，将其翻译为《进化论与伦理学》。

康有为在其所编的《日本书目志》(1898)中提到伦理学十多处，书名直接含伦理学三字的有五本：《(注释)宝氏伦理学》《伦理学》《(再版)珂氏伦理学》《伦理学新书(普通伦理学第十八篇)》和《普通伦理学》，其他的还包括伦理教科书和伦理教条汇编。

梁启超在其所著《东籍月旦》(1899)中陈述了日本文部省发布的中学伦理道德之要领：一、对于自己之伦理(健康、生命、知、情、意、职业、财产)；二、对于家族之伦理(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夫妇、亲族、祖先、婢仆)；三、对于社会之伦理(他人之人格、他人之身体、财产、名誉、秘密、约束等，恩谊、朋友、长幼贵贱、主从等，女性、协同、社会之秩序、社会之进步)；四、对于国家之伦理；五、对于人类之伦理(国宪、国法、爱国、兵役、租税、教育、公务、公权、国际)；六、对于万有之伦理(动物、天然物、真、善、美)。

这些基本反映了西方伦理学所包含的内容。

除了这些启蒙思想家以日本为中介大力传介西方伦理学外，翻译日文伦理学著作尤其是日文伦理学教科书是20世纪初西方伦理学借道日本而输人中国的主要方式。

1901年，樊炳清译井上哲次郎、高山林次郎的《伦理教科书》，由江楚编译局作为科学丛书之一种出版。

其后，翻译的伦理学方面的书籍日见增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多种，如元良勇次郎的《(中等教育)伦理学》和《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中岛力造的《中等教育伦理学》、户水宽人的《道德进化论》、木村鹰太郎的《东西洋伦理学史》、秋山四郎的《伦理教科范本》、乙竹岩造的《新世界伦理学》、中谷延治郎的《伦理学》、服部宇之吉的《伦理学教科书》、福泽谕吉的《国民道德谈》等等。

可以看出，20世纪初，中国所翻译的有关西方伦理学的著作主要是以日文著作为原本，约占80％。

此外，一些相关的哲学著作在传播西方伦理学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

如日本桑木严翼著、王国维译的《哲学概论》(1902年)、井上圆了著、罗伯雅译的《哲学要领》(1902年)，井上圆了著、王学来译的《哲学原理》(1903年)，藤井健治郎著、范迪吉译的《哲学泛论》(1903年)，德国科培尔著、下田次郎译、蔡元培重译的《哲学要领》(1903年)等等。

这些从宏观上介绍哲学体系的著作大都涉及伦理学以及与伦理学的关系。

因此，这一时期西方伦理学在华传播出现了新的转向，日本成为传播的主要渠道，这与西学东渐的主趋势是相一致的。

二在传播主体上，启蒙思想家及思想敏锐的新型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成为这一时期传播西方伦理学的主导力量。

晚清西学东渐的主体，在1895年甲午战争前，主要是外国传教土，西方伦理学的传播也是如此。

1895年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

一方面由于门户开放，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洋务运动中派遣的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中国人中掌握外国语言文字和科学知识的人日益增多起来，他们为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传播西学，逐渐取代传教士成为西学东渐的主体。

以译书为例，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收1896年前西学译书书目统计，传教士译书或与中国学者译书占总译书的76％，中国学者译书只占总译书的11％。

而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所收1900年至1904年526种西文和日文的译书统计，外国人译书和外国人与中国人合译书占总译书的11％，中国人译书占总译书的76％。

比较两者，译书所占百分比正好颠倒。

当时有人谈到前后两个阶段译书人身份的变化说：“前译书之人，教会也，朝廷也；前译书之目的，传教也，敷衍也。

后译书之人，士夫也，学生也；后译书之目的，谋公利也，谋私利也。

”这表明，自1895年后中国人已逐渐成为西学传播的主体。

而这些传播西学的中国人，总体看来都是曾经接触过西方文化、对西学有相当认识的开明士大夫和新型的知识分子。

与此相一致，启蒙思想家及思想敏锐的新型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便成为这一时期传播西方伦理学的主导力量。

由于西方伦理学具有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特点，在近代便成为进步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

为破除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唤醒人们的变革意识、形成社会变革的强大舆论，启蒙思想家们以西方科学、民主、自由、法治的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唤醒民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的、专制的、腐朽落后的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与反省，在向西方学习、寻找真理，为中国探索出路的过程中，成为当时社会中最为自觉地承担时代重任的社会力量，也是西方伦理学全面起始东渐的推动力量。

严复是进化论伦理学的系统输入者，他译介西方伦理思想的目的即在于思想启蒙。

他曾说：“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一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

”梁启超把汲取西方文化的精神来充实和更新中国的民族文化作为“维新我民”的手段，把翻译西书看做是国家富强之途。

因此，他在其主编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对西方各派哲学和伦理学说作了广泛的介绍，如《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论希腊古代学术》《东籍月旦》《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新民说·论私德》《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费希特、达尔文、边沁和孔德，他们的思想频繁见诸报端，产生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正如李泽厚评价说：“《时务报》时期，梁氏的政论已风闻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原故。

”可以说，引进与传播西方伦理学说已成为启蒙思想家们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伦理学的新的伦理价值观念，适应了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要求，对旧观念形成强大的冲击，起了除旧布新的作用，对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外，新型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也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伦理学传播的主导力量。

20世纪初，留日学生激增，最多时达1万余人。

与此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以日本为基地。

因此，20世纪初的日本集中了当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精英，成为西学传播的中介和桥梁。

在此期间，大量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西方思想名著流传于中国知识界，留日学生则充当了“盗火者”的角色。

由于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运动着意汲取西方近代思潮，由此欧美各国的学术名著，无论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科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皆有日文译本。

而且，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政治上虽仍专制，但在思想界却不失为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一批日本早期启蒙思想家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福泽渝吉等人的著作内容广博，这对思想饥渴的留日学生来说，无疑是良好的思想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