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人文学

医学与人文学
医学是与人类联系最为紧密的应用科学之一，其在本质上来更是一种人学，这是因为人们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扮演病人的角色。

医学始终具有二重性，即技术要素和人道要素两个方面。

在现代医学中技术因素占有主导地位，而人道要素没能得到相应的改善，即现代医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与医学人文失落所造成的职业冷漠形成巨大反差。

人们对于医学与医生常怀虔敬的心理许多病人将医学、医生、医院视为他们生命危难之中的诺亚方舟。

除了对他们的行为作道德批评之外，一般并不追问其知识体系的合理性，也无人怀疑医学自身是否有生命感。

诗人哲学家周国平以自己痛失爱女的体验撰写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该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省现代医学观念与制度的生动案例，这本书也被美国医学人文学专家奉为当代中国人文医学的启蒙之作。

导致妞妞早夭的原因是什么？是医生、我们、全社会共同缺乏医学精神和文化的终极关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有人提出了“让公众理解医学”、“我有权利了解我的身体”的口号。

西方的一批医学哲人及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推助了医学人文学的兴起，生命伦理学的建构、堕胎及病***利的大讨论都在向现代医学与医疗保健制度发起挑战，旨在寻回医学的生命感。

尽管医学人文学在欧美国家已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其在我国的发展仍面临着巨大困难。

一、人文学在医学中的重要性
科学精神需要人文精神的孕育与抚养，现代医学也需要人文科学予以填充。

医学人文学，既担负着一般人文学的重任，又是当代医学的组成部分。

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广大人群的健康、为了对人的关爱；医学不仅要始终盯住病魔，更要正视呻吟在痛苦中的病人；医疗技术能够做到的并不都是人类需要的，也不都是合乎人类理性的；还原和分析的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在人体探索的许多领域，还有待人文学的方法予以补充；医学不是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而是广大人群的基本权利。

人们不仅期待医学攻克医疗难关，而且希望医学更加大众化和平民化，能够轻易地走进平民百姓之家。

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说过：“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

医学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而且要调整病人使其适应相应的环境。

”目前，国内多数人仍将医学视为“自然科学”或“科学技术”范畴之内的东西，而忽视了它的人文成分和普世性。

在此情行下，医学人文学所面临的、所调适的医学与社会、技术与人性、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紧张，是知识、技术、职业价值和秩序隔膜、鸿沟所致的世俗冲突。

例如，关于安乐死的争论、克隆技术带来的人类生命概念的重新认定、以及对生命伦理的挑战，都是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只有向医学注入某种人文精神，让医学更关心人，对人注入更多的爱，医学才能走出自己的阴影、突出束缚自己的樊篱。

二、现代医学的反省
现代医学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不足之处亦不少，如在对付慢性病症方面远非称心如意、人文关怀水平低下使病人及其家属惶惶不可终日、高昂的费用令广大低收入者望门却步。

医学人文学对于现代医学的反省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化，只将病人视为疾病的载体和医疗对象而不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门诊就医者者问不上三句话就被打发去参拜“机器”，此时人与人的故事变成了人与机器的故事。

由此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如把病人与亲情隔离开来的医院体制、医患之间缺乏交流、不关心病人的体验等。

二是商业化，也是不把病人当人，而只看成消费者，并尽可能在他们身上赚取更多的金钱，此时人与人的故事又变成了人与金钱的故事。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强调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医学既是科学又是人学，医生所面对的是整体的人，应该确立以患者生活为中心的治疗目标。

孟德斯鸠曾说过：“人只有在痛苦之中才更像个人。

”每一位医务工作者都应该努力做到帮助受难人群、关爱弱小生命。

二是医疗权是基本***，医疗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病***利应该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三、促进医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
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就当代医学而言，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用批判的精神对待现代医学。

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承认自身可能出错，承认自己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是科学的。

当代医学的所有科学成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都只是在一定情况下的某种真实。

如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循证医学，将临床经验和流行病学与现代信息学结合起来，纠正人们对多种心脑血管药物作用的认识，就证明了这点。

坚持科学精神，就可能使当代医学真正植根于科学的土壤之中，就可能避免泛科学和唯科学主义。

二是将价值观念引入医学。

用价值观念来评估医学、评估各种医学技术，就可能对某一医疗技术作出全面的估价。

如对冠状动脉搭桥术作出价值判断，就很自然地要有对医学科学的价值、对病人的价值、对经济的价值，甚至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种种考虑；而对病人的价值，又必然要和病人的年龄、职业、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问题联系起来。

目前在医疗技术的认识上，存在以医学科学价值代替其他价值，以医生的价值观念代替病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情况。

这也正是医学与社会、伦理、文化传统产生某些磨擦的重要原因。

四、提高医学人文关怀水平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科学院院士刘易斯•托马斯直接倡导，美国医学院首次建立“双学位制”。

这个制度规定，医学生除取得“医学专业学位”外，还须获得“人文学位”。

其目的是想以此改变医学专业人士“旗杆似的知识结构”，强调医生一定要首先是一个“人”。

我们应该一边盯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同时关注医学活动中的正义、美德、同情、责任等，来重建科学的医学和人文的医学之间的平衡。

改善医生素质是提高医学人文关怀水平的关键环节。

医学生与职业医生必须构建边缘化的阅读径路与多元化的思维模式，打通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学科壁垒，克服医学的人文“瘸腿”，从而超越工匠式的刻板与脆性，提升人类医学活动的理性境界。

一个医生只有当他自己不是一架医疗机器，而是一个兴趣广泛、活泼可爱的人时，他才能不把病人当做疾病的载体，而是当做完整的人来对待。

在西方国家的医生中，虽然不乏技术片面和平庸谋生之辈，但多数为人文视野广阔之人，正是后者构成了西方医疗队伍的核心，引导着西方医学朝人文方向发展。

我国医学界需要大力培养一批崇尚知识、情感与道德合一的医学工作者，从而使之逐渐成为中国医学界的人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