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观》及其文献学意义-最新资料

《诗观》及其文献学意义
清初人选清初诗，在清代开国之初的百余年中，堪为盛事。

据谢正光等先生《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统计，知见和待访的清初诗歌总集就有72种，其实还远远不止此数。

这些选本既是一部部清初诗歌发展的历史，更是丰富的清初诗歌文献宝库。

谢正光先生云:“所谓‘清初人选清初诗’，单从数量来看，便远远超过评论家们所乐道的《唐人选唐诗》。

再从诗歌理论的树立，以及史料文献的保存等角度来衡量，清初诗歌选本也都有前人所不及的地方。

这实在是一份值得重视而亟待发掘和整理的文化遗产。

”[1]在诸多的清初诗歌选集中，《诗观》是较为典型的一部。

一､《诗观》及其辑评者邓汉仪
《诗观》一名《天下名家诗观》，又名《十五国名家诗观》。

全书共三集，初集十二卷，二集十四卷闺秀别卷一卷，三集十三卷闺秀别卷一卷，分别序刻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七年(1678年)､二十八年(1689年)。

共选评1817人的13110题，近15000首诗。

李邺嗣《答邓孝威先生书》云:“闻先生方卧选楼，遥接其坛。

《诗观》一出，风动海内。

”[2]这本书的编选和出版，在当时之影响是非常大的。

然而，由于其选诗没有站在特定立场，特别是选入了诸如钱谦益､屈大均等等这些不为清廷喜欢，乃至反对清廷的人，以至于在乾隆四十
三年后屡遭禁毁，传世藏本稀少。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诗观》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是书辑评者邓汉仪(1617―1689)，字孝威，号旧山，别署旧山农､旧山梅农､钵叟等，郡望南阳，原籍吴县洞庭之绮里，甲申变后，放弃吴县博士弟子员籍，举家迁居泰州。

康熙十八年因户部郎中谈宏宪荐，被迫举博学鸿词。

三月廷试时，奉旨，赋用四六序方入格，邓氏未用，遂不录。

但邓与孙枝蔚等以年老学优被授内阁中书衔。

邓汉仪一生醉心诗酒山水之间，与当时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周
亮工､冒襄､杜浚､余怀､吴嘉纪
､黄云､孙枝蔚､丁耀亢､王士
､王士禄､汪楫､宗元鼎､尤侗等
等交游唱酬。

邓汉仪极喜游历，每到一处即与当地诗人赠答唱和。

顺治初游淮有《淮阴集》，居扬有《官梅集》，顺治八年至十二年游京师有《燕台集》，顺治十三年随龚鼎孳使粤有《过岭集》，康熙初游颍有《濠梁集》，游越有《甬东集》，膺荐有《被征集》等。

其诗曾得钱谦益､王士等诗界领袖之极力推崇，而普通学者､诗人“仰学者望之如泰山北斗”[3]。

后人对邓汉仪也有较高评价。

阮元称其“与太仓吴梅村主盟风雅者数十年”[4]。

当代学者钱仲联先生则将其比作“掌管专一把捧帅字旗”的“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5]。

由于其“在野”与“布衣”身份，邓汉仪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坛领袖，但他确实充
当了清初诗坛旗手的角色，而其手中摇动的旗帜就是他倾其全生之力打造的《诗观》。

笔者认为，《诗观》既是清初诗学建构的风向标，又是清初诗歌发展的历史，而其文献学意义则更不能被忽视。

二､《诗观》的文献学意义
关于《诗观》的文献学意义，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十二云:“孝威与国初诸前哲游，洽闻广见，所选《诗观》四集，虽未脱酬应，然亦足备后人采择。

”[6]徐世昌《晚晴诗汇?诗话》云:“孝威早负诗名。

与吴梅村､龚芝麓游，当时名流，多申缟。

所辑《诗观》四集，搜罗最富。

其中遗集罕传者，颇赖以得梗概。

”[7]这里既肯定其汇集和保存清初诗歌文献的价值，同时又指出其具备的辑佚价值。

但这还并不能充分说明《诗观》这部诗歌总集的文献学意义。

其文献学意义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研究《诗观》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清初诗歌文献的传播过程
《诗观》的编选和流布过程，其实也是清初诗歌文献的传播过程，而且还不仅如此。

通过《诗观》序､通过邓氏编选过程中的附记以及同时人的记载，可以发现清初诗歌文献传播有这样几种载体:一是传抄，二是赠阅，三是结集出版，四是交由名人选评等。

但除了这些传统的途径外，还有那个时代所独有的，也是一些非常有趣的诗歌文献传播与交流的现象和形式。

大体说
有三点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采风”。

处于鼎革之际的诗人，在社会动乱中颠沛流离于各地，他们在和当地诗人交往唱和的过程中，注意搜集当地诗歌，起到了类似于采风的这种搜集诗歌文献的作用。

采风人的这种作用，在清初诗歌文献传播中是不可忽视的。

邓汉仪谈到自己编选《诗观》初集时谓:“予生也晚，然适当极乱极治之会，目击夫时之屡变。

而又舟车万里，北抵燕并，南游楚粤，中客齐鲁宋赵宛洛之墟，其与时之贤人君子论说诗学最详，而猥蒙不弃，其以专稿赐教者，日盈箱笥。

爰因家居寡营，乃发旧簏，取诸名家之诗，芟繁就简，汇次成书。

不意此选之遂，足纪时变之极而臻一代之伟观也。

”①
二是文人集会所形成的网络。

除了鼎革之后大批文人政治上失落转而醉心于文学创作的政治因素外，清初沿袭了明末以来复社文人等定期或不定期集会的传统。

特别是清初各类诗歌流派风起云涌似的登上了诗歌创作的舞台，这又增加了文人集会和交流的机会。

邓汉仪在崇祯十五年就参加了复社在苏州虎丘的第三次大会。

《社事始末》云:“复社自己巳至辛巳十三年中，凡三大会。

至西铭之变，海内会葬者万人。

壬午之春又大集虎阜。

维扬郑超宗先生元勋，吾松李舒章先生雯，为主盟。

桐城方密之先生以智……邓孝威先生汉仪､叶天木先生舟､白梦
调先生梦鼎､白仲调先生梦鼐，武进唐采臣先生德亮
､戚价人先生藩､董玉虬先生文骥，维扬冒辟疆先
生襄，吴门黄心甫先生□□②暨前所称诸先生之子弟､
云间之后起皆与焉。

”[8]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去世前，邓汉仪都在参加类似的集会，比如王士在扬州的红桥修､孔尚任治河期间的各种文人集会等③。

这些集会动辄几十人，甚至有时成百上千人。

通过集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人网络。

这个网络是加速清初诗歌文献传播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在康熙三十年以前，逐渐形成了京师和以江宁､苏州､扬州为核心的两个诗歌创作中心。

这两个诗歌创作中心起到了极大的辐射作用。

三是在扬州这个中心，诗歌文献的搜集整理者往往有意将他们的选集和《文选》､文选楼相联系，也使其多了一层“选学”传承的学术价值，从而确立了文人对选本本身的身份认同，以有利于诗歌的流传。

清南昌喻周云:“襄州府治西有文选楼矣，池阳府城西又有文选楼矣，维扬府城南则又有文选楼矣。

人亦有言风雅变而为骚，骚变而为选。

”[9]扬州文选楼，事实上并非昭明太子所居之楼，然却是曹宪､李善创立“文选学”之楼。

自文选学从扬州出，《昭明文选》大炽。

且不论是否“风雅变而为骚，骚变而为选”，但诗与选体的一脉相承，却在清初诗歌选本文献中得到了体现。

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年)，王士带着陈允衡这个前朝遗民来到扬州，并安排其住在文选楼，陈在这里编了两本诗歌总集，即《诗慰初集》､《国雅初集》。

自康熙十二年起，邓汉
仪大部分时间也寓居在文选楼这座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建筑里，编选其《诗观》。

“在实践层面上，文选楼似乎提供了有利于诗文交流和文选编纂对话的环境，同时，它也可能使人更加容易产生与萧统《文选》相关联的社交性联想”。

事实上邓汉仪等是“将自己置身于这种文化传统的谱系之中，试图为自己和同时代的人寻求一种积极合理的代际身份认同”[10]。

邓汉仪和王士
､陈允衡等一样，都想借《文选》这一学术谱系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推动诗歌文献传播的积极作用。

(二)《诗观》取材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邓汉仪选入《诗观》的诗歌，既来自成书的诗文集，也来自作者的手稿，大多为第一手资料。

如，三集卷四选李良年诗，其附记云:“武曾(李良年，字武曾)同余待诏金马门，兴殊落落，无干荣冒进之意。

迨出都门，授余《秋锦堂》未刻稿二帙。

广陵花夜，出示田漪亭先生展玩，极为赏爱，称其诸体皆妙。

余因录数章，与世共宝。

”这些第一手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校勘和考订价值。

《诗观》三集卷二收孔尚任诗17首，与现行《淮海集》､《堂集》文本对照就有许多差距。

比如《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一诗，《淮海集》本作:“江左遗贤半海滨，诗篇萧散赠劳臣。

庐中剑佩存高义，窗外禽鱼化至仁。

欲访孤踪千倾阔，曾吟好句百回新。

相逢欲值黄花候，亲见东篱洒酒巾。

”《诗观》三集作:“江左遗贤半海滨，诗名萧散愧劳臣。

庐中剑佩存高义，
窗外禽鱼化静仁。

曾访孤踪千古上，每吟好句百回新。

相逢欲值黄花候，亲见东篱洒酒巾。

”其中第二､四､五､六句共六字有别。

《诗观》三集所选17首诗均得之孔尚任之手，可信度较高，所以是今天校勘孔尚任诗集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