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治理：从现代性反思走向“顺天应人”

第16卷第3期2017年9月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气候治理：从现代性反思走向“顺天应人”刘魁，吕卫丽(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16)摘要：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国际学术界先后就气候变暖问题产生了“自然论”与“人 为论”之争、“变暖论”“极端论”与“不确定论”之争,2009年以后则进入了现代性反思阶段，围绕气候治理 的“现代性重构”与“生态政治革命”产生了剧烈争论。

令人遗憾的是，气候变暖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 到遏制，国际社会为此忧心忡忡。

实际上，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流行的4种气候治理方案都存在明显的 不足，对此,我们有必要借鉴中国古代的“顺天应人”思想探索气候治理的新方案，开辟人类发展的新 前景。

关键词：气候变暖；气候治理；现代性反思；资本主义批判；顺天应人【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7287(2017)03 0005 0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暖被视为当代 人类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气候变化与生存威胁。

但 是，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国际 学术界围绕其根源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自然论”与 “人为论”之争，后来由于气候科学与气候史研究 的深人，对于气候变化的发展趋势产生了 “变暖 论”“极端论”与“不确定论”之争①。

2009年以后，由于气候变暖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深入到 现代性视角反思气候变暖的社会治理问题，产生 了“现代性重构”与“生态政治批判”之争。

令人遗 憾的是，由于种种缘故，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并没 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国际社会为此忧心忡忡。

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及其在气候变暖问题 上立场的巨变,欧美民族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 盛行，更是加深了人们的忧虑。

鉴于问题的严峻 性，本文主张另辟蹊径，从现代性反思走向“顺天 应人”，为人类文明开辟新的前景。

一、气候变暖的现代性反思与重构在学术界，首先从现代性视角对气候变暖进行反思的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2009年其著作《气候变化的政 治》的问世，拉开了气候变化“现代性反思”的序幕。

在安东尼•吉登斯之前，气候变化只是作为一个附属的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受到现代性研究的关注,此后才作为独立的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安东尼•吉登斯以倡导“全球风险论”“吉登斯悻论”以及“高度现代性理 论”而著称。

在气候变暖的根源与后果问题上，受 “人为论”的影响,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气候变暖 是人为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结果,是工业革命的 产物，主张“工业化国家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走在前头，’⑴103。

不过，与流行的看法不同的是, 安东尼•吉登斯虽然承认气候变暖给人类的生存 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是，他认为气候变暖对人类 来说并不是纯粹的灾难与危机，也是一种难得的 发展与进化的机遇。

按照他的看法，全球气候变 暖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全球风险，是人类从简单 现代性通过自反性现代化走向高度现代性的一个【收稿日期】2017-05-04【作者简介】刘魁（1964-),男，安徽祁门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

【基金项目】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项目（2242017S30005)①“变暖论”强调全球气候越来越暖，温度上升，如果不加控制，全球温增会很快超过2 T这一极限（比工业革命前）；“极端论”不赞同 “变暖论”的观点，它强调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趋向于极端化，有可能出现极寒、极热或大风暴等极端气候；“不确定论”强调气候变化趋势具有多变性,不一定是趋热，也不一定趋冷,没有确定性。

5气候治理:从现代性反思走向“顺天应人”重要契机。

从现代性角度看，气候变暖是工业社 会的简单现代性自我发展、自我否定的产物。

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著名的“吉登斯悻论”（Giddens Paradox):全球变 暖尽管看起来可怕，大家也很焦虑,可是由于习惯 的缘故，谁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那些有损环境的 习惯行为。

岁月蹉跎，一旦大错铸成，后悔莫及⑴2。

有鉴于此,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气候变 化应对问题上，运用“市场与民主”等简单现代性 的方法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治理的主体必 须是政府与国家，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政府和国 家的主导作用。

在气候治理的内在机制问题上，安东尼•吉 登斯根据研究的需要，把世界上的各种国家划分为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与保障型国家（En­suring state)，主张气候治理必须由保障型国家实施,走国家与政府主导治理之路，不能走简单现代 性倡导的赋权型国家主导的民主治理之路。

他认 为，在气候治理问题上，赋权型国家虽然因民众的 广泛参与有利于集思广益，达成共识，也有利于调 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减少矛盾，但是，它也有致 命的缺陷一即其治理主要基于公众的自由与自 愿，组织松散，立场各异，难以达成共识，参与者 多，真正付诸行动者少，不利于问题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

与其相反，保障型国家有明确的治理目标 和合理的引导，能够制定长远的气候治理规划，能 够持续监督和检查气候治理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安东尼•吉登斯虽然不推崇 民主治理模式，但是也不反对与排斥，在这一点 上,他与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omas Fried­man)有很大的不同 。

托马斯 •弗里德曼认为气候 变化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威胁，民主治理由于 利益分歧容易出现久拖不决的现象，预期后果不 佳，必须采取威权治理模式，由此推崇威权政府。

但是,安东尼•吉登斯并不反对采取民主治理模 式，只是认为民主治理不能作为气候治理的主导 方式，但可以作为辅助方式发挥作用。

因此，他在 气候治理问题上既不反对威权政府，也不推崇威 权政府，而是主张民主政府与威权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即使保障型国家也要与民众、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应对[2]。

6简言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安东尼•吉登斯 强调气候变暖是西方工业自反性现代化发展的产 物，是西方简单现代性走向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 产物，对于人类的发展，它既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也是走向高度现代性的发展机遇。

在气候治理问 题上,他企图在民主治理与威权治理之间走出第 三条道路，即以国家与政府为主导的、以民主治理 为辅的、以大众福利保障为目的的治理之路。

安 东尼•吉登斯的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出版以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学者以不 同的反思对吉登斯的现代性反思做出了回应，其 中以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小约翰.柯布 (John B.Cobb)、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以及露丝.埃尔文（Ruth Irvin)等学者的回应颇有影响。

乌尔里希•贝克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 理论上也积极倡导“风险社会”理论和“自反性现 代化”理论，但与安东尼•吉登斯不同的是，他强 调的是平民、工人与选民的作用，反对片面强调政 府专家与社会精英的作用，强调气候变化的全球 治理，主张从工业现代性走向绿色现代性。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代环境保护论存在 一个错误的假定，即人类社会与大自然是两个独 立的系统，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冒犯了大自 然。

但是，他认为，气候变化证明其恰恰相反，自然与社会之间是交织在一起的，气候治理必须两 方面结合在一起。

气候政治不能局限于政府专家 和精英阶层，平民、社团、个人、选民、公民都应该 参与。

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全球处在“系统失责”状态，无法找到为气候变化负责的主体，无论是科 学家、经济学家、民众，还是国家或政府，没有谁能 够对此真正负责。

为此，我们需要从全球正义或 全球责任视角去解决问题。

在乌尔里希•贝克看来，“我们最好把全球变 暖理解为一种进化或者革命的问题，而不要理解 为污染的问题”[3]。

面对气候变化,他主张人类需 要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确立新的平等观、繁荣观 与自由观。

首先，气候变化需要确立新型的平等 观，即公平对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 化风险承担方面的不平等性问题,公平对待穷人 与富人的气候变暖风险承担问题;其次，需要确立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的繁荣观，面对气候变暖,我们需要确立的不是 经济的繁荣，而是生命多样性的“繁荣”；再次，需 要确立新的自由观一在这里，所谓自由，主要不 是指个人公民身份的自由，而是指在社会共同体 中“成为独立个人的自由以及与他人一起平等地、有差别地生活的自由”[3]，强调自由的共同体性质。

小约翰.柯布与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是著名的建设性后现代学者，与安东尼•吉登 斯、乌尔里希•贝克从第二现代性视角关注气候 变化不同的是，他们从建设性后现代视角考察了 气候变暖的根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小约翰•柯布早在20世 纪70年代就提出了阻止气候变暖是否“为时已 晚”的问题，按照他与菲利普•克莱顿等人的看法，“马上阻止正在或即将发生的气候变化、冰川 融化、海平面上升、许多物种灭绝和人类伤亡等已 经为时已晚。

但为一种新的文明奠定基础还为时 不晚”[4]。

不过，与西方大多数“左翼”学者看法不 同的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当代生态危 机的因素之一，不是根源；在工业文明之前，地球 上已多次出现气候危机。

按照他们的看法，现代 性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当代气候危机的 深层根源。

他们还认为，当代气候变暖危机之所 以如此严重，是与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形而上 学二元论立场有密切关系。

现代形而上学的二元 论建立在实体主义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把自然界当成没有生命的无机存在，片面强调人 类是万物之灵，是万物的主宰，忽视了自然是人类 生存的家园,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

不过，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他们既反对“人类 中心主义”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掠夺自然，也反 对“生态中心主义”为了保护自然平衡而牺牲人类 的立场，而是主张共同体主义，在强调人与自然的 价值的差异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

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人与社会、事物与事物之 间是不可分割、紧密联系和彼此依存的，整个世界 是一个动态的生命共同体。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 展，人类对大自然的作用力越来越大，人类的生态 价值高于一般自然物的生态价值，因此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二者的 价值差异，强调人类利益的优先性。

由此出发,小约翰•柯布与大卫•格里芬等 人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主张：（1)反对西方近代以来 的“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强调人类与 自然的共存共荣、相互依赖,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共 同福祉；（2)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反对全球化，主张 本土主义的后现代,强调发展区域经济与区域消 费，反对消费异化；（3)在生态价值观上反对解构 主义的现代性，反对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主张以 怀特海、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走后工业、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建设道 路;（4)强调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以马克思 主义的正义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为基础构造生态文明理 论,强调生态文明的希望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而 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