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桃云老师的传记 驿站回眸 中国档案出版社最近出版 二十我的大博士儿子

二十我的大博士儿子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十二时许，我的大儿子降生了。

当时正是大家忙于吃午饭的时候，他一呱呱落地，就哭个不休，声音特别的宏亮，使整个产房都为之震惊。

惊动了周围的产妇，也惊动了护士医生，医生解开襁褓，将他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可他还是不停的哭，医生说：“这个小子气力真足！长大后定是个自鸣得意的人。

”护士给他喂了几口水，才立刻停止啼哭，乖乖地睡着了。

我的大儿子小名叫兵兵，由于他从小长得壮实，蛮劲十足，我又给他理了个光头，我的同事们都戏称他为小和尚鲁智深。

我的母亲颇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因此对兵兵情有独钟，对他特别的宠爱。

两岁时，我就将他送到了母亲身边，他在农村随我母亲生活了将近四年，是我母亲带的时间最长的心肝宝贝。

母亲自继父死后，她一直不敢再住在桃林镇上自己的家里，也可能是耐不住寂寞，她让我为她将家搬到了乡下，和姨妈一起居住。

在那里倒是很热闹，儿子的表兄弟姐妹很多，无形中他成了一群孩子的首领。

乡村生活培养了他的野性和勇敢精神，他喜欢带领孩子作战打游击，喜欢骑牛背，喜欢跟着拖拉机在田野里奔跑，喜欢跟着大人一起抢干力所能及的农活，喜欢跟着做瓦工的姨姥爷上房。

总之，我的母亲为看管他劳尽了心费尽了神。

四岁那年，一个雪天的晌午，我母亲和姨妈都正在做饭，他和表姐弟正在玩过家家的游戏。

那时，农村做饭都是烧的木柴，神不知鬼不觉，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儿子从炉灶里抽出了一根燃烧的木柴，将一堆稻草点燃，顿时火苗大作，火焰窜到了窗户。

姨妈家一年收获的稻谷、稻草，全堆放在宽大的屋檐下。

幸好我放寒假在家，表弟也在家，经过我们迅速扑打，才免除了一场大火灾，为此，我将我那不懂事的儿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姨妈事后感慨地说：“真是太可怕了，我的家烧过两次：一次是我和你姨父刚结婚不久，新盖的明三暗五的房子，满房的新家具。

由于我们年青没经验，把烧过的柴草灰装在箩筐里，准备积攒做肥料用，没想到真会死灰复燃，半夜起火，我们睡得很熟，差点人都跑不出去，烧得一无所有；另一次是日本抓人，人没抓到，点火烧掉了我们整个村里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刚盖上没有几年，比原来的还要大，可又被鬼子烧毁了。

不然怎么会这么穷。

也好，因祸得福，没有成为地主。

可这次又真险啊！”从此，我们一面教育孩子，一面也提高了警惕，和表弟把房子和周围的环境好好地清理了一遍，切切实实地加强了防范。

还有一次姨姥爷上房顶补漏，地面上搭有一长长的梯子。

许久不见了兵兵，我母亲和姨妈四处呼唤、寻找，最后发现他高高的蹲在房顶上，姨姥爷已翻过屋脊到了房顶的北面，兵兵正悄悄地从南面向屋脊爬去。

两个老太太吓坏了，她们又生怕惊吓了他，从屋顶上滚下来，姨姥姥马上叫来了几个小伙子，有的张开两手，有的扶着梯子，由一人爬上去，轻轻的呼唤着他，将他接下来，才解除了这场惊险。

我的儿子还在乡村上了一年小学，小学就在姨妈家附近，校舍、运动场极其简陋，是复式班教学，一个教室里坐着一至四年级的各个年级的学生，总共也就那么四五十人，老师轮着给他们讲课，布置作业。

我的兵兵是那里的小明星，穿着比较特殊，学习特别突出。

这主要归功于我的母亲，她总是让孩子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在学习上她是兵兵的启蒙老师，认字、写字、读儿歌、背古诗、背乘法九九表，他早在三岁时就开始了，小学一年级里的那些功课，除了汉语拼音外，他什么都会，毫不费力气。

老师喜欢他，同学羡慕他。

他在乡村结识了很多的农家小伙伴，他和他们一块吃炒红薯片、炒蚕豆，一块捉知了、玩蟋蟀。

我的儿子热爱上了那里的人，那里的一草一木，习惯了那里的乡土气息和淳朴的生活。

一九七二年春节回家，我将小三托付给了我的母亲，决定将兵兵接到我身边去念书。

记得临走的那天，正是大雪纷飞，我的表弟挑着一担箩筐送我们，一头是兵兵，一头是行李，好不容易把他哄了进去，没想到半路上他从箩筐里跳了出来，像捉迷藏似的，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就范，押到了火车站，直到火车开动，他才慢慢平和下来。

时隔许多年，他还念念不忘那里的人和事，那段富有乡村情趣的生活。

到宜都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他送进我们的师范附小。

师范附小是当时县城里最好的一所小学，离家很近，就在我们校园内。

入学前，我领着他熟悉校园的环境，为他找来几个同龄的小朋友和他一起玩，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从生活语言入手，教他学习普通话。

开学时插入二年级，终于很顺利的融入了新的集体。

在宜都的那段日子，我一人带两个孩子，工作很忙，外出劳动或带学生出去教育实习的时间较多。

有时候只得将他们姐弟俩放到家里，要求他们自己去教工食堂吃饭，自己去上学，自己管好自己。

女儿很听话，可我的儿子很淘气，我不在家里了，什么都好奇，将收音机的后盖打开看看，将闹钟用螺丝刀一一卸开，将游丝、发条拉得很长很长像面条一样，直到最后怎么也无法将它装配起来为止。

她姐姐气得直哭，连饭都不吃了，可兵兵照样吃饭，有意思的是，他吃完后，知道给姐姐带回一份，姐姐怎么也不开门，他居然想办法，从门上的小窗户爬了进去，将门打开，将饭端到姐姐面前，直到将他姐姐逗得破涕为笑，吃完了饭，他才若无其事了。

事后我听到蕾蕾和我的邻居讲述这一故事，令我既吃惊又感动。

一九七三年，我们调到了广元，兵兵转学到八二一小学，插入四年级。

老师见他身体棒，动手能力强，指派他当上了劳动卫生委员。

老师交给他的任务，他非常认真去完成，早出晚归，带领同学将教室的卫生搞得干干净净的。

有一次，全校卫生大评比，各班劳动卫生委员组织大检查，当兵兵他们一伙走到五年级某教室时，一个调皮鬼大喊：“垃圾委员来了！”兵兵上去就是一拳，接着相互扭打起来。

放学回家，我见到他脸上两道血印，问他，他怎么也不说，后来我问他的班主任，才知实情。

老师说：“杨宜勇的自尊心很强，他主持正义是对的，但他不该先动手打人，五年级的孩子，年龄比他大，加之又是在人家的教室里，后来好几个孩子上来了，他吃了亏。

这些我都已和他好好谈过了。

”他的老师分析得对，想他会好好吸取教训的，我对他没有再提过此事。

后来上初中、高中，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我的儿子再也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的事。

只是像许多男孩子一样，调皮捣蛋的事还是时有发生。

初一年级举行歌咏比赛，轮到他们班唱歌，不知谁放了个响屁，台上一阵骚动，几个男生拿起歌单，在鼻前煽风胡乱扑打，所有的学生笑得前仆后仰，台下的师生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

事后老师提训的几个男生中，也有我儿子一个。

初二时上农场劳动，老师带他们在那里吃住一个星期，临回来的那个晚上，一群男生在那里撒欢，折腾到半夜，居然爬上木板房房顶比赛撒尿。

回校后，他的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你的儿子也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份子。

”他和同学疯闹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他对同学的帮助也是不遗余力的。

他的身边有好几个学习较差的同学老是和他在一起，他总是热心帮助。

初三参加毕业统考，他为了帮姐抄政治复习资料准备高考，竟然忘了自己的大事，迟到了将近半个小时。

上高中，按照成绩他分到了快班。

高中那两年是他开始认真学习突飞猛进的两年。

可能是受姐姐考上大学的影响，他坐在姐姐的座位上，翻阅姐姐曾学习过的一些书，作过的一些题，常常潜心学习到深夜。

他嫌家里现有的资料和习题不够，又要他爸为他买了一套十七本的数理化丛书，凡是他要的书，都有求必应，他爸还趁出差去北京的机会，常从西城区重点中学弄来各科练习题和模拟试卷。

从而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和思路，丰富了他的信息。

同学们笑称他为解题能手，老师也将他当成小助手。

可能是由于得意忘形之故，又促使他丧失原则，犯了个小错误。

一个素来比较调皮的同学，也是他从小要好的朋友，一天从油印室偷到了一张印过的废蜡纸，上面正是期末考试的物理试题，该同学滑稽可笑，将油乎乎的蜡纸贴在自己的肚皮上，用衬衫遮盖住，然后将杨宜勇叫到操场，要他来解答。

当他们在石板上展开蜡纸，正在费力辨认之时，老师赶来将他们逮了个正着。

只见那位同学肚皮上全是一道道油墨，杨宜勇说：“确实什么也没看见，您看看这蜡纸。

”老师将他们严肃地批评一顿后，也忍不住一笑。

我的儿子经过反复的摔打之后，在老师们的不断教育下，他慢慢的懂事了，对自己的行为开始有了一定的约束能力。

随着高考的临近，紧迫感也日益增强，门前的露天电影不看了，有些同学邀他玩，他也不随意出门了，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到了最关键的冲刺阶段。

高考时他终于以总分第一，数学单科第一的成绩，成为广元地区的状元。

他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成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遇事不慌不忙，有个好心态。

一九八零年七月六日集合到广元市，宾馆一住上，东西一放，他就一人去逛皇泽寺了，直到较晚才回来，又使老师紧张了一阵子。

高考后老师们总结说：“杨宜勇平日用功学得好，加之他不紧张，临场发挥得好，所以广元地区的状元唯他莫属。

”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他倒是由充满自信到日趋紧张不安了。

眼看南京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大、大连工学院等一个个录取通知书接踵而至，唯独没有他的。

他开始食而无味，夜不成眠，想入非非：是不是自己的照片没照好？是不是老师将我的一些调皮捣蛋的事记到档案里去了？是不是录取通知书丢失了？正当他焦虑万分之际，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学校，学校沸腾了，这是我校有史以来接到的首份清华录取通知书，师生们奔走相告，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教过他的老师为他感到骄傲。

我们全家和他自己更是兴奋得一夜无眠。

清华五年的学习与生活，将我的儿子锻造成了一块坚韧的钢，他喜欢运动，特别是长跑，身体日益壮实，像座黑铁塔；他爱好写作，喜欢讲演辨论，他的笔杆子和口才日益娴熟起来；他热爱社会调查，走遍了祖国的东西南北，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才华，应试应聘到人生地不熟的重庆去兼任过某厂的副厂长，他增添了一股子敢于的闯荡的精神。

由于他的才华比较出众，围绕在他身边的女孩子不少，每次寒假暑假回来，他都要关起门来和我密谈一些关于他个人方面的事。

我无法给他拿出什么具体的主张，只是教育他，好男儿当以事业为重。

到时就地取材为妥，要吸取父母长期两地分居的教训。

清华毕业之际，他决心留在北京，他不喜欢机械工程类专业，他改弦易辙考上了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

研究生期间，他开始勤奋写作，经济学论文一篇一篇相继问世。

记得他在给我们的书信中曾这样写到：“爸爸妈妈：你们一定正在熟睡，可你们的儿子却正在千里冰封的北国欣然磨笔。

今寄来我的两篇文章给你们一阅。

我的稿费收入已较为可观，儿子今后的一切花消，都不用你们为我操心了，你们自己好好改善一下生活。

”果然，从此他勤于笔耕，一发不可收拾，小文章不计其数，长篇论文和专著现已达数百万字，主编的丛书也有好几部。

硕士毕业之后，他分配到国家计委，学业基本有成，工作固定有其位，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也水到渠成，一位人民大学的女老师走进了他的生活。

一九九一年四月份，他们的两个电话，将双方的父母各请了一个来北京，我们四人一见如故，相互深入的交谈和短暂的相处之后，都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