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
桐城派的文学知识
桐城派的文学知识
桐城派是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流派，兴起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安徽桐城一带。
桐城派的文学知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创新：桐城派的作家们深刻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学成果，如唐诗宋词、元曲四大家、明清小说等。
同时，他们也通过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变迁的关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再创造和再审视。
2. 文学形式的创新：桐城派作家们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尝试新的文学形式和技巧，如散文的发展、小说的长篇化、叙事的多元化、人物形象的立体化等。
他们的文学风格多样，有以清新淡雅、温婉细致为主的“桐城小品派”，也有以豪放激烈、大气磅礴为主的“桐城派”。
3. 文化自觉和思想启蒙：桐城派作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文化自觉和思想启蒙的理念和主张，如“文学的精神自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责任”等，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桐城派的文学知识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维度特征的文化现象，它在当时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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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桐城中兴时代原因及理基础论文
论晚清桐城中兴的时代原因及理论基础摘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清代绵延了二百多年，历经的作家众多，影响也最大，而真正得名是在桐城中兴时代。
桐城中兴有它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也有其自身内在文学发展的合理性。
关键词：桐城派；中兴；原因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64-03时到清代道咸年间，历经百余年的桐城渐显衰象，走上了“文敝道丧”的下坡路，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出现，他以桐城中兴为己任，继承桐城之精华，又有自己的创新，使桐城派出现了回光返照，但是返照一时的桐城中兴不是曾国藩一人的功劳，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
一、桐城派的渊源及特征桐城派在清代文坛取得显赫的地位，并持续了那么久，即使在社会发生了巨大动荡的情况下，还能获得“中兴”局面，主要原因在于它顺应了时代，并以与正统权力的结合得以延续生命。
大清入关以来，为了巩固统治，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份子既以“文字狱”等方式进行武力镇压，并采取利诱方式广纳人才。
作为桐城派先驱戴名世因其散文集《南山集偶钞》而死于文字狱，就连作序的方苞，也因受牵连被捕入狱，差点送命。
由于清王朝对文人的控制也日益严密，从此以后，桐城派作家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谨慎从事，不能畅所欲言，只好追求为文的含蓄有味，做文也只能消极迎合和积极适应。
然而，清王朝真正镇压的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不是做学问的，搞文学的专业人才，相反，康熙入主中原以来，一直在广纳不同学术，专业上的人才，从而可以对清代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无疑桐城派从创立以来一直在顺应清代统治者发展文化的大气候、大环境。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文字书写也日渐变化，这便是以龚自珍，魏源为首的资产阶级启蒙作家散文的兴起，他们是近代散文的曙光。
但在本时期作为散文正宗的，仍然是桐城派。
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民族矛盾的加剧，桐城派作家也开始面向现实，并写了一些富有反抗外国侵略和爱国精神的作品。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内容提要】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
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桐城派/学术流变/汉宋兼容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
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即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
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
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文学派别，却与清代学术流变息息相关。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学的对峙与逐渐兼容。
桐城派由于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学的矛盾漩涡中。
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
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在理学复兴的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使理学自身也获得了新的活力。
理学中兴、桐城中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
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抑或宋学，都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
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传统经学的桐城派无所凭藉而逐渐销声匿迹。
一、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程朱理学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因其固有的空疏拘执之弊病，为众多学者所厌弃。
至乾嘉时期，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压倒理学，成为学术主流。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试图重振理学以挽救社会危机，理学开始走向复兴。
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复兴达到高潮，理学成为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社会道德、应对中外危机的重要依靠。
桐城派——精选推荐
桐城派简介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安徽桐城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
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
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驱。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苞(1668～1749)。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发展历程方苞，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
方苞以文章道德名于当世，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
“义”指中心即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指表达中心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
“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
倡语言“雅洁“，淘杂质，反对俚俗和繁芜，造清真雅谨朴质文体。
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积极意义。
“义法”论创立，为桐城文派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弟子，尤刘大魁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魁，擅文辞。
青年游学京城，拜方苞门下，著作颇丰。
补充发展了方苞“义法”论，重于古文艺术。
其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视艺术体现。
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理论。
从曾国藩看桐城派中兴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尊奉程、朱道统，并以承继秦汉以至唐宋八家文统相标榜，作为一种恢宏壮观的文学现象，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
桐城派从产生到覆亡的变化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桐城派创始于清康雍乾年间，方苞、刘大櫆是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姚鼐和他的弟子门人活动的时期，此时的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声势浩大，煊赫一时。
鸦片战争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是桐城派的第三个时期。
作为本时期散文正宗的仍是桐城派，但是随着几位重要的同城作家的离世，桐城派面临着衰落的局面。
这时高举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使桐城派呈现所谓“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
因此曾国藩有桐城派“中兴的盟主”之称。
但让人有些不可理解的是，作为湘军统帅、洋务运动的力倡者，曾国藩为何会在桐城派行将衰落时“出而振之”，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派”中兴呢？首先，曾国藩自幼喜好古文。
如此对古文辞的喜爱，自然使他注目于当时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
其次，晚清桐城派对程朱义理的坚守及对西学的关注正好与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不谋而合。
最后，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借桐城派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这不仅可以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
因为，桐城派古文以宣扬程朱义理为中心内容，以维护“道统”著称。
凭借桐城派文章来倡导洋务，这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当然在古文理论，曾国藩不仅继承了桐城三祖文学主张，还在新的环境及形势下有所开拓与创新。
第一：“经世致用”与“胸襟”、“器识”。
经世致用思潮大抵贯穿了桐城派文论的始终。
曾国藩注意到后便长期接受注重经世致用，探讨有用之学的湖湘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面对当时桐城古文的现状，一方面作为文学家的曾国藩开始意识到桐城古文在继承者那里已显露出“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琐屑”之流弊；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的敏感使他早就意识到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矛盾纷繁的社会现实，仅凭空洞的教条，烦琐的考证，实难直接地起到救世除弊，振兴中国的作用。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曾光光 摘 要 从社会思潮角度考察,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流变相始终;在晚清纷呈迭现的社会思潮中,均可看到桐城派的身影。
桐城派在晚清各期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社会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如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姚莹,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黎庶昌,早期变法维新思潮中的郭嵩焘、薛福成,维新变法思潮中的吴汝纶。
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桐城派既有迎合清王朝的一面,也有适应社会思潮发展、与世俱进的一面,不能因桐城派最终落后于时代而予以全面否定,更不能因此把桐城派视为文学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代名词。
关键词 桐城派 顺应 晚清 社会思潮 与世俱进中图分类号K24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6X(2001)06-0127-05 This article tries to evaluate Tong-City Group appropriately in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theLate Qing Dynasty,about its attitude,position,significance.It contains three parts:firstly,aboutTong-City 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Realistic Movement.Secondly,about Tong-City 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Thirdly,about Tong-City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In my opinion,Tong-City Groupconformed with the ruling class,but on the other hand,its inherent changeable attitude toward soci2ety made it keep pace with tim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Due to its inner conservative factors,itwas replaced by the May4th Movement and disappeared from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桐城派由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1],而在世人眼中几乎等同于落后、反动的代名词。
从文化视角考察桐城派的兴起讲解
从文化视角考察桐城派的兴起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
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
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 1930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去世，桐城派至此才划上句号。
桐城派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
这三人均为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
方苞关于古文文论基本纲领的“义法”说；刘大櫆关于“神气”、“音节”、“字句”的文章要素理论；姚鼐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古文创作论，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体系。
中期桐城派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
这一时期的桐城派在时代变化面前，一方面承继桐城派先辈衣钵，一方面在古文理论与创作上都有所变革，一定程度跟上了时代变革的步伐。
后期桐城派，即桐城派末流，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在文化运动中被斥为“谬种”、“妖孽”。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但少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它产生的原因。
本文将选取狭义文化的视角，力求对桐城派的兴起作一系统的考察，并对桐城派这一文化现象兴起所依托的区域背景作一客观分析。
一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是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
狭义文化主要包文学教育、学术思想艺术社会习俗等具体的文化领域。
从狭义文化的视角出发，可以相对全面而又具体地去理解一个文派的兴起。
从狭义文化的角度考察，桐城派的兴起当与文学、教育、学术等具体文化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文学发展、学术流变与桐城派的兴起从文学角度看，唐宋古文的勃兴源于骈文末流的衰敝，清代桐城派的兴起则源于唐宋以后古文的没落。
古文一脉，兴盛于唐宋，至元代日渐衰落。
在有明一代，则几经兴衰沉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尧峰文钞》中说：“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蔽。
晚清桐城派嬗变的文化轨迹_曾光光
曾光光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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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桐城派作 为 一 个 影 响 深 远 的 文 学 派 别 ， 其发展变化不仅仅与文学有关， 还与社会思潮、 学术、 教育 等具体文化因素有着密切联系。桐城派学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 并非一味保守， 无所作为， 他们在 具体文化的各个领域也曾一度得领时代之先， 但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局限， 晚清桐城派不可避免地渐趋保 守， 并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直接对象。 关键词： 桐城派；晚清；文化；开新；保守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晚清桐城派嬗变的文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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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虽然书院对桐城派而言具有关乎存亡的重大意义， 但当教育制度近代化的浪潮掀起时， 活跃 于书院的晚清桐城派诸人并未抱残守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士也开始了对书院制度近代化的思考与实 践， 其中尤以吴汝纶、 王先谦为代表。吴汝纶在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时， 就力图将西学引入书院教学中， 他不仅为书院购置西书， 还在书院中开设西文课， 试图引导学生去探求西方文化的内核。王先谦曾于 他对政治的新变化抱有很热忱的态度， 并力图 !"#$ 年至 !#%$ 年间任岳麓书院山长。在维新变法初期， 在书院教学中引导学生去关注现实政治。 年， 他特地为岳麓书院十二斋定购 《时务报》 六份， 供学生 !"#&
二
晚清文化转型是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大致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 晚清 文化的转型处于量变阶段， 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影响下， 传统文化的各个具体领域虽渐次向近代转型， 但 从总体上并未突破传统文化的框架。甲午战争以后， 西学的大量涌入， 维新思潮、 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 涌现； 新式学堂的大量建立； “ 文界革命” 的兴起， 白话文运动的展开， 使社会思潮、 教育、 学术、 文学艺术 等各个具体文化领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晚清文化的转型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一)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一)【内容提要】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
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桐城派/学术流变/汉宋兼容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
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即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
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
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文学派别，却与清代学术流变息息相关。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学的对峙与逐渐兼容。
桐城派由于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学的矛盾漩涡中。
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干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
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在理学复兴的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使理学自身也获得了新的活力。
理学中兴、桐城中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
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抑或宋学，都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
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传统经学的桐城派无所凭藉而逐渐销声匿迹。
一、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程朱理学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因其固有的空疏拘执之弊病，为众多学者所厌弃。
至干嘉时期，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压倒理学，成为学术主流。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试图重振理学以挽救社会危机，理学开始走向复兴。
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复兴达到高潮，理学成为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社会道德、应对中外危机的重要依靠。
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_文化的关系_刘相雨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9卷 第1期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刘相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5)摘 要:桐城派的文运虽然与清王朝的国运相始终,但是不能因此认定桐城派为清王朝的御用文人。
在思想内容、文学体裁和文学风格等方面,桐城派的文章与清王朝所提倡的都有所不同。
对于程朱理学,桐城派主要是从学术研究和高尚人格方面来提倡的,与清王朝提倡程朱理学的目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桐城派作家多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是在对当时的政治失望以后,投身于文学创作的。
关键词:桐城派;程朱理学;政治;文化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359(2002)0120075204作者简介:刘相雨(1970-),男,山东郓城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又以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1](P1072)是“从属清朝政治,维护清朝政治的”,[2](P23)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文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文化政策为准绳”的,等等。
[3](P205)我们认为,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文学流派(刘声木《桐城派文学渊源撰述考》),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桐城派是清王朝的“御用文人”吗?从表面来看,桐城派的文运与清王朝的国运相始终,但是如果因此认定桐城派为清王朝的“御用文人”,则未免简单化了。
文学的发展固然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更有自己的独立性。
桐城派大部分作家处于当时政治的边缘,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比较疏远,够不上“御用文人”的资格:“桐城三祖”中的刘大木魁终生以教书为业,始终未能踏入仕途。
桐城派 名词解释
桐城派名词解释桐城派是中国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一个学派，也称为徽学派。
它以安徽桐城为中心，以王国维、蒋廷黻、姚雪垠、陈寅恪等人为代表，影响力遍及整个中国。
桐城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支文人派别，其成立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是为了推翻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封建王朝，追求国家独立、民主自由、科学进步和文化创新。
桐城派的成立与维新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桐城派的主要思想特点是"归宗"和"论文"。
"归宗"是指继承传统经典、研究经史哲学的文化传统。
桐城派主张通古达变，既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注重与时俱进，把古代文化引入到现代文化创新中。
"论文"是指研究文学、艺术和批评的方法。
桐城派的学者们通过对古代文艺作品的研究和批评，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学艺术理论体系。
桐城派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以考据为基础，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并据此进行创作和批评，形成了一种既有独创性又深入人心的文学风格。
桐城派的作品不仅注重形式美和艺术性，更重视内涵和思想性。
他们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所突破，提出了"两汉文学论"，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评价，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奠定了基础。
桐城派的影响力非常大，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
桐城派的成员大多受过西方教育，在思想上接触了当时的西方先进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和现代化。
他们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和文化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的来说，桐城派是一支秉持继承与创新的文化派别。
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使中国文化得以与时俱进。
他们的影响不仅在文学领域，还在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桐城派的发展时间并不长，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
晚清民国桐城文派研究的开题报告
晚清民国桐城文派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与意义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一个重要的时期，文化思潮纷繁复杂，文学创作格局多元。
在此期间，安徽桐城地区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形成了以桐城为中心的“桐城文派”。
这个文派的代表人物有钱钟书、陈半七、李敬泽、章太炎等，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秉承“文以载道”的原则，潜心研究古代文化，注重文化传承和创新，形成了一种融合古今的新文学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因此，对于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史和安徽文学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对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目标与内容本研究旨在对桐城文派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探讨其文学思想、文化传承和艺术成就，为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史和安徽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 桐城文派的产生背景及历史发展；2. 桐城文派的文学思想及其主要特点；3. 桐城文派的文化传承和历史贡献；4. 桐城文派代表人物的艺术成就和文学作品分析；5. 桐城文派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启示。
三、研究方法和步骤本研究将采用文献资料法、生活史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对桐城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研究，对桐城文派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具体步骤如下：1. 收集和整理桐城文派的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历史资料、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2. 分析桐城文派的产生背景和时代背景，探讨其文学思想及主要特点；3. 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桐城文派代表人物的生活经历、人物性格、文学成就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4. 将桐城文派放置在时序和空间背景中的文化传承进行深入解析；5. 控制研究结论的误差，开展论文的撰写和分析，总结桐城文派的影响力和贡献, 并提出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启示。
四、论文预期成果本研究的预期成果有：1. 对桐城文派的历史沿革、文学思想和文化传承做出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2. 对桐城文派代表人物的生活经历、人物性格、文学成就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对今后的个案研究提供参考资料；3. 通过对桐城文派的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认识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4. 发表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为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水平提升提供实践机会。
文学流派与学术变迁论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流变
姚鼐是桐城诗派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歌作品注重哲理思考和意境营造。《九 江赋》是姚鼐的代表作之一，诗歌描绘了九江的壮丽景色和人文历史，表现了作 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文化的传承。
三、桐城诗派的影响
桐城诗派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清朝后期文学中，桐城诗派成为了一个重要的 文学流派，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桐城诗派也为近代文坛 树立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审美标准。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桐城诗派依然备受， 其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想不断地被深入研究和探讨。
二、桐城诗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作 品
晚清时期，桐城诗派代表性人物主要包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
方苞是桐城诗派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诗歌作品以简洁明快、意境深远见长。 《采石矶》是方苞的代表作之一，诗歌描绘了采石矶的自然风光，赞美了自然的 鬼斧神工和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
刘大櫆是桐城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歌作品以情感丰富、细腻入 微著称。《游黄山记》是刘大櫆的代表作之一，诗歌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和对人生的思考，语言优美、清新明快。
综上所述，晚清桐城诗派作为清朝后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注重情感表达 和意境营造，提倡“清真雅正、含蓄委婉”的文学风格，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 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晚清桐城诗派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朝后 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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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代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对于个人修养、道德完善以 及思辨性和哲学性的追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清代理学在某些方面过于强 调规范和道德的遵守，而对于人性的探究和个人权利的则不够充分。此外，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清代理学的权威性逐渐受到质疑，这也是它所面临的 局限性之一。
参考内容
清代理学研究
近代文学中桐城派的史学意义
近代文学中桐城派的史学意义近代文学中桐城派的史学意义桐城派因其始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同出于安徽桐城而得名；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集中国古典散文、文论之大成，并占有突出地位的文学流派。
他们尊奉程朱理学为道统，以承继秦汉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传；方苞倡导的“义法”、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等理论不仅为桐城派古文创作的指导性思想，对其他流派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经道咸，文人学士争相归附，弟子遍及各地，直到五四前后，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才逐渐衰落。
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作家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故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赞誉。
一近代桐城派指清代中后期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桐城派，其理论与创作是在继承先辈思想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对现代文学的产生深远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意义。
从理论角度考察，近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像梅增亮、曾国藩、姚莹等人，提出了“文章莫大乎因时”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经世致用；并且，注意文学的“真”和表现作家的艺术个性；最重要的是，在散文艺术和美学风格上打破了桐城三祖的许多清规戒律，主张散文的气势宏伟，骈散皆用和珠圆玉润，在美学风格上提倡雄奇、昂扬的壮美。
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和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系统地总结了有关散文创作的艺术经验，大大地丰富了散文艺术的理论宝库。
从创作角度考察，近代桐城派散文中出现许多表现反帝爱国思想的作品，如梅曾亮的《崔与陆立夫书》、《上某公书》、姚莹的《再与方植之书》、《上邓制府请造战船状》等；其次，近代桐城派作家比较注意而向现实，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
像反映贫民开山种田间题的《书棚民事》、赞扬刚正不可、不惧权贵的《谢御史》，其中还有一些散文对于旧社会还具有很强的揭露力量，比如梅曾亮的《炙蒋念亭家传》，就是一篇饱含着血泪的记叙文。
第三，近代桐城派作家还写了很多游记，文字优美、意象明丽，状物写景，很见功力，许多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个 鼻 孔 出 气 的 ” ＿ 是 “ 属 清 朝 政 治 ， 护 清 ． ｌ ｎ 从 维
人 ” 他 们 的 文 论 是 “ 清 廷 的 统 治 思 想 为 依 据 ， 清 ， 以 以
朝 政 治 的 ” “ 或 认 为 他 们 是 清 王 朝 的 “ 用 文 ， 御 廷的 文化政 策为准 绳” ， 等 ， “ 我 们认 为 ． 的 等 对 于 桐 城 派 这 样 个 历 时 二 百 余 年 ， 后 共 有 作 家 六 前 百 余 人 ， 响 波 及 大 半 个 中 国 的 文 学 流 派 （ 声 木 影 刘 《 城 派 文 学 渊 源 撰 述 考 ≥ ， 能 简 单 地 予 以 肯 定 或 桐 ）不
从 表 面 来 看 ． 城 派 的 文 运 与 清 王 朝 的 国 运 相 桐 始 终 ． 是 如 果 因 此 认 定 桐 城 派 为 清 王朝 的 “ 用 文 但 御 人 ” 则 未 免 简 单 化 了 。 文 学 的 发 展 固 然 与 政 治 有 着 ， 密 切 的 联 系 ， 是 更 有 自己 的 独 立 性 桐 城 派 夫 部 分 但
在 以下 几 方 面
轼 作 品 放 在 了优 秀 散 文 之 列 ， 程 朱 等 理 学 家 的 文 而 章 则 不 在 此 列 。 以说 ， 苞 主要 是 从 文 学 的 角 度 来 可 方 论 述 这 一 文 章 标 准 的 。 他 对 古 代 散 文 的精 华 进 行 了 较 为 系 统 的 概 括 和 总 结 ， 而 为 初 学 者 指 出 了 一 条 从 切 实 可 行 的 道 路 。 时 ． 一 带 有 用 文 学 ” 彩 的 同 这 御 色 文 章 标 准 ， 方 苞 的 文 论 中 并 不 占有 重 要 地 位 。 苞 在 方 论 文 的 核 心 是 “ 法 ” ， 要 求 文 章 的 思 想 内 容 和 义 说 是 艺 术 形 式 的 统 一 。 他 认 为 “ 即 《 》 所 谓 ‘ 有 义 易 之 言 物 ’ ， 既 《 之 所 谓 ‘ 有 序 ’ 。他 将 “ 法 ” 也 法 易 言 也 ” 义 说 的 源 头 追 溯 到 《 》 一 方 面 是 为 了从 古 代 散 文 发 展 易 ， 的全 部历 史 和人 们对 散 文写 作规 律 的认 识 过程 中 ， 来 说 明 他 的 义 法 ” 念 和 理 论 的 普 遍 意 义 ， 一 方 概 另 面 也 表 现 出 他 对 传 统 的 文 以 载 道 ” 的 不 满 。 说
论晚清桐城中兴的时代原因及理论基础
论晚清桐城中兴的时代原因及理论基础作者：倪冬霞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10期摘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清代绵延了二百多年，历经的作家众多，影响也最大，而真正得名是在桐城中兴时代。
桐城中兴有它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也有其自身内在文学发展的合理性。
关键词：桐城派；中兴；原因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64-03时到清代道咸年间，历经百余年的桐城渐显衰象，走上了“文敝道丧”的下坡路，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出现，他以桐城中兴为己任，继承桐城之精华，又有自己的创新，使桐城派出现了回光返照，但是返照一时的桐城中兴不是曾国藩一人的功劳，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
一、桐城派的渊源及特征桐城派在清代文坛取得显赫的地位，并持续了那么久，即使在社会发生了巨大动荡的情况下，还能获得“中兴”局面，主要原因在于它顺应了时代，并以与正统权力的结合得以延续生命。
大清入关以来，为了巩固统治，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份子既以“文字狱”等方式进行武力镇压，并采取利诱方式广纳人才。
作为桐城派先驱戴名世因其散文集《南山集偶钞》而死于文字狱，就连作序的方苞，也因受牵连被捕入狱，差点送命。
由于清王朝对文人的控制也日益严密，从此以后，桐城派作家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谨慎从事，不能畅所欲言，只好追求为文的含蓄有味，做文也只能消极迎合和积极适应。
然而，清王朝真正镇压的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不是做学问的，搞文学的专业人才，相反，康熙入主中原以来，一直在广纳不同学术，专业上的人才，从而可以对清代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无疑桐城派从创立以来一直在顺应清代统治者发展文化的大气候、大环境。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文字书写也日渐变化，这便是以龚自珍，魏源为首的资产阶级启蒙作家散文的兴起，他们是近代散文的曙光。
但在本时期作为散文正宗的，仍然是桐城派。
桐城派经世致用思想与近代中国外语教育启蒙研究
教育文化论坛 ２０１２年２期 ·理论探索·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０５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外语教育研究项目“皖江地区优秀外语教育传统研究”（项目编号：ＺＧＷＹＪＹＪＪ２０１０Ａ０７）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需求导向的安徽外语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优化研究”的资助，感谢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为本文的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作者简介：袁玲丽，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外语教学。
桐城派经世致用思想与近代中国外语教育启蒙研究袁玲丽（合肥工业大学，合肥 ２３０００９）摘 要： 经世致用思想既是桐城派的文风，也是一种教育传统。
清朝末年，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晚期桐城派发扬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他们引进西学，译书办报；设立方言学校，派遣学生留美学习，创下中国留学教育史先河，也为早期外语教育储备了师资。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传统书院中设立了格物、算术等西学课程，又开设西文、东文学堂，延请外文名师授课，亲自出国游学考察等等，推动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为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启蒙与发展铺设了道路，也为当前我国外语教育的规划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桐城派；经世致用思想；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启蒙；借鉴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７６１５（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２７－０６ 一、引 言桐城派不仅是清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流派，而且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教育流派。
桐城派从开创、发展、中兴直至最后淡出历史舞台，之所以绵延传承数百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和自成一体的桐城派教育思想，“因教育而产生种种关系往往是维系中国学术派别、传承学术思想的重要纽带”。
［１］在桐城派发展的两百多年历史中，无论是在民间讲学，还是在朝廷担任与教育有关的职务，无论是以书院讲学的方式，还是家学传授或者私人收徒，大多数桐城派作家或者具有丰富的教学经历，或者直接参与有关教育政策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的教育经验，也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桐城派教育思想。
桐城派与近代社会改良思潮
桐城派与近代社会改良思潮
王天根
【期刊名称】《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31)4
【摘要】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影响广泛、深远的散文流派,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着辉煌业绩的学派.桐城派传承者不仅关注桐城文法与桐城古文,传承桐城派的救世理念,而且侧重从“经济”层面探讨经国济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传承的代表性人物吴汝纶、黎庶昌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有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的主要活动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更迭中的中西文化论争流变相始终,桐城派人物活跃在中国近代各改良思潮中,并对近代社会变革思潮的建构有重要影响.这些都是解读桐城派文统变迁的关键.
【总页数】7页(P68-74)
【作者】王天根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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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新式书院孕育社会改良r——读魏红翎《成都尊经书院史》 [J], 张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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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桐城派士人的“倔强坚守”——以客居北京的桐城籍作家为中心
清末民初桐城派士人的“倔强坚守”［摘要］清末民初，亲历辛亥鼎革、民国肇建、复辟帝制等历史事件的马其昶、陈澹然、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士人面对巨变都作出了各自的思考和选择。
他们对帝制与共和、忠君与尊孔、纲常与读经救国、新学与平等自由这类时代的核心问题有共同的倾向性，又略有差异，或者有时间及境遇上的因势而变。
总体而言，这时期的桐城派士人坚持孔教，固守三纲五常为治国之本，即使赞同西学的科技，也强调了西学为用。
他们对平等自由、民主、共和这类观念十分抵制，但在实际的治学和求职中，并不受忠君之类观念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他们的“倔强坚守”体现出旧士人的骨气及社会进步的曲折。
［关键词］桐城；桐城派；三纲五常；辛亥革命［作者简介］张秀玉，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22）04-0199-09张秀玉【近现代史研究】——以客居北京的桐城籍作家为中心辛亥革命时期，桐城籍的桐城派重要作家大多谢世，亲见帝制终结、民国肇建以及复辟帝制种种历史时刻的桐城士人主要有：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陈澹然、方守彝、方守敦、吴闿生、李德膏、方铸、马振仪、马振宪、方旭、叶玉麟、高念慈、潘田等20多人。
其中马其昶、陈澹然与二姚正在北京，处在中西、新旧思想对撞的前沿，尤其在是否应当忠君、尊孔，对待帝制和共和的问题上，在对救亡图强的方法认识上，对新社会的适应上都有着特殊的表现。
学界对于清末民初的思想史研究成果丰富，着重于探讨新思想的引入和传播、思想的新旧之争、思想的权势转移或对重要思想家的研究①，而对大多数持旧思想的士人的具体观照还比较少；对桐城派晚期的士人思想研究薄弱，且集中在他们对于新思想的积极意义方面〔1〕，这显然不是他们的主流面貌。
对桐城士人此阶段思想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思想观念在社会变革时期的转化过程，也有助于理解思想①如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美〕约瑟夫·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姜铁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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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曾光光 摘 要 从社会思潮角度考察,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流变相始终;在晚清纷呈迭现的社会思潮中,均可看到桐城派的身影。
桐城派在晚清各期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社会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如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姚莹,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黎庶昌,早期变法维新思潮中的郭嵩焘、薛福成,维新变法思潮中的吴汝纶。
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桐城派既有迎合清王朝的一面,也有适应社会思潮发展、与世俱进的一面,不能因桐城派最终落后于时代而予以全面否定,更不能因此把桐城派视为文学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代名词。
关键词 桐城派 顺应 晚清 社会思潮 与世俱进中图分类号K24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6X(2001)06-0127-05 This article tries to evaluate Tong-City Group appropriately in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theLate Qing Dynasty,about its attitude,position,significance.It contains three parts:firstly,aboutTong-City 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Realistic Movement.Secondly,about Tong-City 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Thirdly,about Tong-CityGroup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In my opinion,Tong-City Groupconformed with the ruling class,but on the other hand,its inherent changeable attitude toward soci2ety made it keep pace with tim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Due to its inner conservative factors,itwas replaced by the May4th Movement and disappeared from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桐城派由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1],而在世人眼中几乎等同于落后、反动的代名词。
人们斥责它坚守桐城古文而成为新文学革命的障碍,更唾弃它凭籍桐城“家法”维护宗法专制的道统、治统的政治立场。
近20年来,出现了一些为桐城派翻案的著作、文章,但大都是对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的或多或少的肯定,鲜有学者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考察桐城派的中兴、发展及衰败。
本文拟从社会思潮角度,探讨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流变的关系,回答桐城派末流何以最终被时代抛弃,力求给桐城派一个公允、客观的评价。
社会思潮是指某些个人、集团、阶层、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围绕社会重大问题抒发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主张、观点、意愿的总和。
当国家、民族、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不同层面的人们往往超越集团、学派、阶层、阶级的局限,围绕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并形成共识,成为主宰一定时代的思想潮流。
正如梁启超所言:“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2]由于遭受列强侵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晚清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文化挑战。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学习西方、迎接挑战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亟待721解决的中心问题,志士仁人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不断提出解决方案,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
从整体观察,晚清社会思潮明显呈现出这样一条主线:从经世致用思潮到洋务思潮,再从早期维新思潮到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最终演变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潮,反映出先进的中国人在物质器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思想文化层面对救亡图存道路不断深入探索的艰辛历程。
桐城派自康熙年间方苞创立后,逐渐走强,左右了有清一代散文的发展,如果不是鸦片战争爆发,桐城派可能只会作为一个重要散文派别载于中国文学史。
但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任何文派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浪潮中,不可能不对国人共同关注的紧迫问题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回答。
桐城派的活动贯穿晚清,与晚清社会思潮的流变相始终。
在晚清纷呈迭现的社会思潮中,均可看到桐城派的踪影,虽然桐城派在戊戌维新失败后逐渐消沉,最终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中走向没落;但在晚清时期,桐城派却能顺应时代思潮,其在晚清各期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如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姚门四子”,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及其门生、幕僚,早期变法维新思潮中的郭嵩焘、薛福成,维新变法思潮中的吴汝纶等。
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桐城派既有迎合清王朝的一面,也有适应新的社会思潮发展、与世俱进的一面,不能因桐城派最终落后于时代而予以全面否定,更不能因此把桐城派等同于文学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代名词。
桐城派与经世致用思潮 经世致用是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其涌现与社会危机、国运衰败紧紧相连,其特点是以遵守儒学基本信条为前提,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桐城派具有经世致用的传统。
从表面看,康熙年间方苞倡导以程朱“义理”为核心的桐城文,与康熙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息息相关;但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康熙年间,王学末流之弊已为士林所厌,思想界趋于求实,由于程朱学派在空谈性理这一弊端上较陆王学派稍轻而受到思想界的推崇,加之“康熙挽之以程朱,遂使放诞转为严谨,空疏变为实学,士大夫之风丕变”[3]。
因此,程朱之学的复兴与当时整个社会思潮趋于求实不无关系,是对王学末流空疏的反动,体现出务实经世的倾向。
方苞当时在文坛上以程朱“义理”相号召,顺应了当时整个社会思潮趋于求实的潮流;从文学史角度考查,桐城派主张效法韩愈、欧阳修,也表现出关注现实、远离文章浮华的思想倾向,韩愈所以倡导“古文运动”,目的就在以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述社会现实的先秦散文来抗衡只追求形式主义、远离现实的骈体文。
欧阳修的诗文主张与韩愈一脉相承,他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中力倡文章与现实联系,主张以平实朴素的文风取代当时险怪奇涩的文风。
作为桐城派前期奠基者的方苞、姚鼐直承韩、欧,尽力发挥程朱理学中的“事功”因素,写出了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嘉道以降,中国出现了千古未有的社会变局。
内忧外患的困境唤醒了一部分先觉士大夫的经世意识。
他们纷纷把眼光投向政治、经济、现实,经世致用成为鸦片战争前后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潮。
晚清经世思潮兴起时,桐城派活跃于文坛的有姚莹、方东树、管同、梅曾亮,世称“姚门四杰”。
细查“姚门四杰”的思想与文论,会发现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并非一味“鼓吹休明”、“清真雅正”,而是发扬了桐城经世传统,在社会大变局中转向应变求新、经世致用的探索,顺应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姚门四杰”的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注重经世,其中尤以姚莹突出。
姚莹是与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同站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前列的著名经世思想家。
“经济世务”是姚莹论文的一大特点,他在《复杨君论诗文书》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经济、文章、多闻”,此较其乃师姚鼐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在经世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在文风上,他突破了桐城派清澄雅正的家法,在其经世巨著《康 纪行》中,他提出:“文章妙法,全在沉郁顿挫四字”,直承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
这种文风的定格,折射出历史大变局时期的有志之士重视经世致用、关心社会现实的共同特征。
姚莹不仅有经世之论,还有经世之功。
鸦片战争时,姚莹正值台湾道任内。
他团结军民,关注夷情,指挥得当,结果“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在我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反侵略的光辉篇章。
梅曾亮也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认为经世致用之学有补于世,高于“性命之学”,“考证性命821《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之学”徒使“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要最”[4]。
于文学理论方面,他注重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文章应“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5]。
方东树虽以顽固卫道闻名,但他在《辩道论》一文中,也认为儒家之道应立足于“救时”、“救世”,以究兴衰成败之理。
其二,关注夷情。
关注夷情是晚清经世思潮的又一大特点,是传统经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在鸦片战争时期关注夷情的经世思想家中,姚莹是与魏源、林则徐等同站在时代前列的佼佼者。
他自称早在嘉庆年间就开始了解海外“夷情”[6],在《外夷留心中国》一文中他曾言:“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仇也。
”方东树对夷情也非常关注,他在晚年读到《海国图志》时,即致信该书作者魏源,表示自己对该书“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以为此真良才济时用事要著,坐而行可起而行可,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
”“姚门四杰”相继去世后,晚清桐城派有趋于哀敝之势。
但到洋务运动前夕,倾慕桐城古文,又与晚清桐城派声气相求的曾国藩“出而振之”,使晚清桐城派走出了困境。
桐城派与洋务思潮 洋务思潮是经世致用思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直接延继。
求实、务实的经世精神推动着经世思想家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使晚清学习西方的思潮走向深入。
在“桐城中兴”主将曾国藩的身上就体现出经世致用思想向洋务思想过渡的明显轨迹。
曾国藩作为早期洋务领袖,在洋务运动前夕位添桐城派,使其重新兴盛,决非一味泥桐城之古,而是“曲折以合桐城之辙”[7],意在借桐城兴洋务,力图将洋务思想的新血液注入晚清桐城派已趋衰弱不堪的体内。
为使晚清桐城派能承担起宣传洋务的重担,曾国藩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从维护“义理”的角度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从传统经世之学通向学习西学的门径。
洋务运动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学习西学之“技艺”、“术数”,为此,曾氏在姚鼐所说的“义理、考据、辞章”作文三要端外另加一“经济”,他所言的“经济”不仅包含传统儒学的经世内容,还包含学习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航海、制造机器等科学技术[8],这就较姚莹的经济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此可见,他已正式把学习、宣扬西学纳入了桐城的学问之事。
不过,崇奉程朱理学的曾氏是在“以义理为先”的前提下强调“经济”之学的,曾氏在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曰:“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
即“义理”为体,“经济”为用[9],“经济”与“义理”不可分,“经济”之学是涉及政事、经世济事、维护“义理”的大问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