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李之透先生

怀念恩师李之透先生作者：卜庆华来源：《湖南教育·语文教师版》2008年第11期时间过得真快，李之透先生逝世已是三周年了。

但不知怎的，我始终觉得他没有离开我们。

每当从他故居的门前走过，我总仿佛看到门边站着一位拄着拐杖的年近八旬的老人，背微微有些弯曲，稀疏的白发，宽宽的前额，慈和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一切宛如生前。

我真想快步走向前去向他亲切问候，但这一切似梦非真，我的心不禁一阵心酸，脚也凉了。

多好的老师啊!在我五十年的生涯中，李先生可说是我遇到的一位最敬爱的老师。

我曾从他问学十余年。

他那敦厚朴实的品德，春风化雨的仪型，慷慨无私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逢。

”我觉得李先生不仅是一位好“经师”，而且也是一位绝难相逢的好“人师”。

人与人的接触常常是要失之交臂的。

我认识李先生近三十年，但真正与他相知则是在他生命停止前的十余年。

1960年，我在湖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在本校中文系理论教研室充任助教。

其时，李先生也在同系的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

也许是专业分工不同和住地相隔较远的缘故吧，我们之间很少有过接触。

对于李先生，当时我知之甚少，只从朋友的口中听到他年轻时会诗文，被人誉为“麓山才子”；中年时，担任过鼎鼎有名的禹之谟烈士创建的广益中学校长。

他来中文系后，没有教过我的课，我只阅读过他参与编写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

当时，我还年轻，阅历甚浅，不懂这位湖南中学教育界的耆宿，何以要离开他长期工作的中教岗位来师院工作。

又使我不解的是，李先生调来中文系已多年，而且年届“知命”，何以系教师名册中，他始终是一个未正式入等的“教员”?直到“文革”后，我才明白：1956年他调到大学后，政治上被打入“冷宫”。

本来，建国初期，李先生的革命热情是很高的。

长沙解放前夕，他曾和一部分知名人士起草和签署了呼吁和平解放湖南的宣言，并主动送三儿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从1950年至1956年，他担任长沙广益中学、市四中和湖南师院附中校长。

由于他在教育界威望很高，成绩卓著，曾被选为长沙市和湖南省人大代表、长沙市政协常委。

以当时李先生的学识、地位、能力和年纪，他是完全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干出一番不寻常的事业来的。

不幸的是，从50年代中期起，“左”倾的政治运动连接不断，在完全颠倒黑白的情况下，李先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他担任的各种社会职务被莫名其妙地去掉了，他心爱的幺儿被无辜迫害，身陷囹圄。

在“四清”运动中，李先生遭受的打击接踵而来，他的教学权利实际被剥夺，与他相依为命的老伴也被遣送回老家。

“四清”结束后，我就很少在公开场合见到李先生了，想必他是在政治的重压下孤单地、艰难地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吧。

“文革”十年中，李先生遭受了更严重的打击。

在当时的所谓“红色恐怖”下，他被指斥为“叛徒”、“反革命”。

人被关进“牛棚”，家被洗劫一空，惟一依偎在他身边的小女也被下放到农村落户。

关于他在“文革”期间所受迫害的缘起，我是后来从院落实政策办那里听到的。

据“落实办”的同志说，“文革”期间对李先生政治历史的审查、批判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敌我。

本来李先生的历史是清楚的。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胸怀救国救民之志，追求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下仍顽强不屈地坚持革命斗争，从事学运、工运，不幸在一次罢工运动中被捕。

在铁窗岁月中，他坚持操守，从未暴露过自己的身份、出卖过组织和同志，表现是好的。

关于他的这段历史，组织上早已有正确的结论。

李先生一生遭到的打击可说是够厉害的了。

有幸的是，他终于大难不死，终于看到了穷凶极恶的“四人帮”被粉碎，看到了全国人民实现四化建设的壮举、宏图，而在他年过“花甲”之后，也度过了他一生中安谧的享受天伦之乐的十余年。

我与李先生的接近是从1974年开始的，这时他已退休，移居至新善村一栋二层的楼上，与我居住的地方仅十步之遥。

当时，他的处境并不很妙，个人历史的审查结论仍被挂起，老伴虽已从乡下回来，但“落户”手续并未办妥。

不过，他总算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处所了，不必到什么“学农基地”去经受“再教育”，或挨那无休止的“大批斗”了。

我觉得当时他的心境似乎比较平静，白天除了走访一些老友外，一有空暇就手不释卷地读书，直到深夜。

我从窗外常看到他聚精会神读书的身影。

当时我已进入中年，在经历“文革”期间种种变革、挫折后，对政治运动已心灰意冷，很想能沉静下来，认真读一些书，精神上有所寄托，并能对自己从事的业务工作有所补益。

读些什么书呢?报刊上那些火药味够浓的“大批判”文章让我烦透了，不想看；新出版的学术著作数量极少，难以见到。

于是，我想从根底比较薄弱的“国学”上下些功夫。

早年我就听说过要通晓古代的经典，必须从治“小学”即文学、音韵、训诂人手，据说这是“国学”的根基。

于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一套许慎的《说文解字》，还买了几册郝懿行编注的《尔雅注疏》，终日在椅子上、床头、厕所间翻来覆去地阅读，但我对这些东西太生疏，故进展很慢，好些地方看不懂，有些地方似乎懂得了，但怎么也连贯不起来了。

真是越看越发昏。

于是，我想找一二位通此道的老师求教。

我想到李先生是专攻古典文学的，就去登门问业。

当时我还不懂贽见之礼。

我还记得初访李先生的情景：其时正是金秋送爽的某日上午，我带了几本《说文》敲开了李家的门。

这时，李先生正清理书籍。

他见我来了，忙客气地让座，师母也出来倒茶。

他住的是一栋小楼房上东侧，仅两间小房，合起来才十多平米。

他住外面的一间。

一张大床占据了房子的大半空间。

书桌上堆叠着各种线装、平装的古书，我向先生说明来意，开始他颇为诧异，因为在那个年代，一切古籍是都被视为封建糟粕的啊，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年纪才三十来岁的人会对此产生兴趣，但不久他的神态就平静下来了，用始终谦和的语气问我看这些书有什么困难。

我如实谈了一些。

他知道我还未入门，就先从许慎《说文》的体例谈起，并手指擘画，一一举例作了详细说明。

我听了他的讲解后，好些疑团消释了，心里有了些底，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去办。

起坐告辞，他把我送到门外。

从此，我把大小徐本的《说文》阅读了一两遍，还找来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高亨的《文字形义学》等书逐一细读。

由于学习方法对头，进展较快，学习兴趣越来越浓，有时买菜排队也带着本《说文》看，家里人说我读书好像着了魔，我一边看，一边记。

把遇到的疑点、难点都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登门向李先生一一求教。

每次他都是谦和地回答我的问题。

日复一日，他看到我学习进步很快，十分高兴，有时还以商量的口气和我讨论起书的问题来。

这年年底，我不揣冒昧地写一篇万余字的“说文解字”思想之研究。

这篇文章的写作难以避免地受到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而且学术内容也比较稚嫩，我没有勇气送给李先生看，但它证明我在《说文》的阅读上是下了功夫的。

我在专攻一段小学后，决心在此基础上，专研一些经书和子书。

这时，李先生的处境有所改善，他的老伴终于迁回长沙，女儿也回城安排了工作。

我看到他的嘴边渐渐有些笑容了。

他知道我要认真阅读《四书》《五经》和先秦诸子的著作，十分高兴，把他珍藏的《十三经注疏》从书柜中搬了出来，陈放在书桌上，一起切磋。

我从他的问学中，知道他哲学上颇有修养，对《孟子》《庄子》等有较深造诣。

他对古籍的理解并不停留在字词的诠释上，常常从义理上作深入的发挥，敷衍经典要旨，这对我启发甚大。

在他的指导下，连续几年我都钻入故纸堆中，研读了好几十册古籍，就是去农村参加工作队时，为了了解一些古代农业技术知识，还带了《齐民要术》和《天工开物》两本古书，一有空就打开看。

在李先生与我的亲密交往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对我写作《郭沫若评传》的支持、指导、帮助。

在大学学习期间与参加工作后，我对郭老的著作就十分喜欢阅读，凡是自己能找到的郭老的专集、文集以及有关研究他的文章，都迫不及待地反复阅读，而且能暗诵郭老的好些诗文。

日积月累，我对郭老文学上的建树和思想发展的轨迹，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头脑中曾产生写一本《郭沫若评传》的念头，可一直未动笔。

我视为畏途的是郭老的那些古文字研究专著和中国古代史、思想史的研究专著。

虽然从1974年起，我诵读过一些小学、经学著作，为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终究感到功底不厚。

我向李先生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后，他很支持我去创建这一巨大的工程，凡是我研究中遇到的史料，他都帮我去找，并想方设法找一些第二手资料供我参考。

我首次看的侯外庐等人编写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他主动借给我的。

我遇到的疑难问题，他知道的都毫无保留地陈述己见；不太了解的，则说这要看看书，再想一想，完全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治学态度。

1979年，我终于写出了一本十六七万字的《郭沫若评传》。

初稿在我校学报上连载。

为了不加重他的负担，我没有送初稿请他看，但他很关心《评传》的公开发表，学报每刊载一次，他都要我送他一本，说是“先睹为快”，并在正文旁写上一些批点。

1980年，《评传》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感谢他的厚爱，我在《后记》中记上了他的大名。

出版社寄给我样书，我第一个送给他一本。

他高兴得很，连声称赞我“成就大，成就大”，并在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写上“李之透藏书”几个耀眼的大字。

我在出版《郭沫若评传》后，对郭老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

大约在1981年或1982年，我读到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和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还读了现代学术大师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好些文章。

我很佩服他们学识渊博，也很欣赏他们那种用《札记》的形式写作的方法，认为这种形式写作比较灵活、自由，不受字数的限制、写法的约束。

我想学习这些先贤的经验，以写札记的形式来把自己对郭老的研究成果逐一写出来。

李先生很赞赏我的想法。

记得我写出第一篇札记《实数和虚数》，将初稿送给他看时，他看得格外仔细，连连点头，看完初稿后，他说这篇文章有“大家风范”，建议我拿去发表。

大约是他对古典诗词有特殊的爱好吧，他对我研究郭老旧体诗词的研究札记特别有兴趣。

其实我的一些对他人注释的质疑、问难、订正之作，好些都是他先提出来的，或我受他意见的启发提出来的。

有的文章发表时，我曾提出要写上他的名字，但他坚持不肯，总是说“不敢掠人之美”。

几年来，我在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近百篇札记，1986年湖大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郭沫若研究札记》一书。

当我把这一喜讯告诉他时，他已重病缠身，久已卧病在床，但仍然挣扎着起来，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等我好了……我要仔细……看的。

”在撰写《札记》过程中，由于对郭沫若旧体诗词的深入钻研，也由于对李先生鉴赏诗词水平之佩服，我还萌生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念头，即自己也来写写旧体诗词。

我早就听人说过，李先生就读湖南大学时，曾与进步师生共组“赫曦文艺社”，并曾主编“赫曦文艺期刊”五十多期，本人发表过不少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