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要素阐释与立法完善--基于教义学的解读

一、引言当前，随着网络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愈演愈烈，其社会危害性日益凸现，我国刑法也先后两次对危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进行修订。

然而，由于以往对这类犯罪缺乏应有的关注，相关的研究并不深入。

从域外的情况看，各国刑法往往是从保护隐私权的角度，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加以惩治。

例如德国刑法规定了泄露和利用他人秘密行为的犯罪，并作了告诉乃论以及对邮政电讯人员加重处罚的规定［1］。

日本刑法基本与德国刑法一致，但只规定了泄露他人秘密的行为成立犯罪，且对邮政电讯人员并不加重处罚［2］。

意大利刑法与德国刑法也相差不大，虽有加重处罚的规定，但仅限于泄露科研发明或工业应用技术秘密的行为［3］。

近年来，域外刑法立法改动不大，针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广泛的趋势，也鲜有相关的成果被引入国内。

究其原因在于域外大规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似乎并不猖獗，以致相关立法和研究缺乏实践动因。

相反，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实践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强调个人在国家和社会面前的透明化，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尊重，隐私权保护不足，导致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泛滥。

立法方面，尽管2009年以来，刑法已经规定了相关犯罪，但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看，自2011年至2017年，危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共判决550件，年均判处79件，按32个省、市、自治区计算，每个省（市、自治区）每年仅判处2.5件，刑事惩治失之于软可见一斑。

理论方面，从中国知网统计的研究成果看，对危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研究开始于2009年，截至2017年11月有107篇研究成果问世，平均每年仅有12篇，理论研究明显不足。

目前的成果关注的内容往往仅包括情节严重的认定、个人信息的界定、犯罪化的边界以及司法适用的困境等某一方面的问题，缺乏从法益入手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体系研究。

既没有化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益之争，也没有考虑到条文解释背后的教义学体系问题。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之争（一）各种法益说简介根据刑法条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或者窃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收稿日期：2018-09-15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 ：///jhxs作者简介：张庆立，男，山东聊城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博士生，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社区检察部门检察官。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要素阐释与立法完善——基于教义学的解读张庆立（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上海201620）摘要：网络时代，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而言，存在人格权利说、民主权利说和不明确说的分歧，而人格权利说具有妥当性。

实践中，侵犯单位、死者、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违反法定程序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依法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均不构成本罪，但过失犯本罪具有刑事可罚性，且牵连犯的认定应以法律的充分评价为前提。

在立法问题上，刑法将出售与提供并列规定，未将中转或破坏行为入罪化以及司法解释规定获取包括购买和收受等，并无不妥。

然而，刑法未将非法使用行为和拒不告知行为入罪化、司法解释将获取与出售、提供规定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等，并不妥当，建议未来适时予以完善。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隐私权；人格权；司法认定中图分类号：D924.34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52（2018）06-0060-08DOI ：10.16388/42-1843/c.2018.06.007第37卷第6期2018年12月江汉学术Jianghan AcademicVol.37No.6Dec ，20182018年第6期张庆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要素阐释与立法完善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法益体现了具体罪名的本质要素，但在我国，由于具体罪名的保护法益是通过解释来确定的，因此，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还存在诸多争议，相应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也不一致。

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人格权利说、民主权利说和其他权利说三种学说，具体如下：1.人格权利说该说主张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纳入侵犯人格权利犯罪的范畴。

其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安全和隐私权，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能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所有信息［4］。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保护的法益为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将该罪置于侵犯名誉隐私的犯罪一节之下），公民个人信息包括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或者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和数据资料［5］。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包括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限制他人非法收集、转让和出售他人信息的权利，并主张对刑法中的个人信息做限制性解释。

认为刑法保护的个人信息不同于一般的公民个人信息，后者是有关个人的一切信息，前者是能给他人谋取利益提供便利，且泄露后将给公民本人合法权益带来严重侵害的个人信息，所以刑法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或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6］。

2.民主权利说与人格权利说相反，该说主张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纳入侵犯民主权利犯罪的范围。

其也可以具体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本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安全和私生活利益，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7］。

第二种观点，主张本罪的客体是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权利，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8］。

第三种观点，主张本罪的法益是公民的隐私权，既包括公民的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也包括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的控制权。

同时，主张限缩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认为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同于一般的公民个人信息，后者是有关个人的所有信息，前者是能给他人谋取利益提供便利，且泄露后将给公民本人合法权益带来严重侵害的个人信息。

所以刑法中的个人信息是指一般公民不随意公布、涉及公民隐私的个人信息。

姓名、性别、普通工作单位属于一般公民对外公布的信息，不属于本罪的行为对象。

［9］3.不明确说与前两种学说不同，其他权利说尽管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但具体属于侵犯人身权利或者侵犯民主权利中的哪类犯罪则没有明确。

该说又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直接将本罪规定在“侵犯其他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一节之下，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和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即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与公民个人存在关联并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10］。

第二种观点，主张本罪属于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犯罪，但未明确该公民自由系人格自由还是民主自由；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和安全，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有关并可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11］。

（二）本罪法益的厘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之争与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确定息息相关，二者的本质在于划定犯罪圈的大小。

一般而言，主张个人信息自由、安全的观点，往往认为公民个人信息只要具备可识别性即可，犯罪圈较大。

相反，主张个人隐私权的观点，往往认为应对刑法中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限缩解释，强调个人信息的隐私性，犯罪圈相对较小。

事实上，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恰恰是双重法益，即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安全和隐私权，其中，主要法益为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和安全。

理由如下：第一，符合立法原意。

根据立法者的解释，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仅是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更是保护公民身份信息的安全”［12］。

可见，将本罪法益视为双重法益，且将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与安全作为主要法益，符合立法者的初衷。

第二，符合行为变化了的社会危害性。

以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并没有批量化、网络化，主要是一种单纯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

相反，当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侵犯个人隐私的范围，而成为了诈骗、伤害、绑架等犯罪的前置行为。

必须承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在网络时代的社会危害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前网络时代相比，其在法益上已经添加了公民个人信息自由与安全的新内容。

第三，符合罪刑相一致的原则。

根据刑法的规总第37卷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然而，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其他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

如果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所保护的法益仅仅认定为隐私权，就难以说明本罪刑罚重于上述犯罪的合理性，而将本罪认定为双重法益，恰恰符合罪刑相一致的原则。

第四，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人们经常面临因个人信息泄露而不堪其扰的窘境，普遍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深恶痛绝，而这些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多种多样，早已经超出了隐私信息的范围。

即使是一些非隐私的信息，一旦被人不当利用，也完全可能直接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或者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现实的威胁。

因此，出于保护生活利益的需要，将本罪的法益确定为双重法益也是合适的。

（三）本罪法益的性质在承认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双重法益的前提下，在法益保护性质上究竟应当采取哪种学说决定了本罪在刑法第四章的排列位置。

事物的特征往往是由事物的主观方面决定的，在双重法益的情况下，刑法确定某一具体罪名所保护法益的性质也应由主要法益的性质所决定。

如前所述，本罪的主要法益为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与安全，这就意味着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与安全这一法益的性质决定了本罪保护法益的性质。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格权利说、民主权利说和不明确说正是由于在“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与安全”这一法益性质上存在分歧，故将本罪安排在不同的章节处置。

事实上，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与安全也可称为公民个人信息权，它是有别于传统公民个人隐私权，并在网络信息社会到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人格权。

原因如下：一是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进路。

从世界范围内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大体经历了特殊行业伦理规范、一般人格权规范、隐私权规范、新型人格权之个人信息权规范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13］二是符合我国最新公布的《民法总则》的规定。

最新制定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明确将公民个人信息权置于民事权利一章之下，并规定在一百一十条自然人和法人的传统人格权之后，一百一十二条自然人的身份权之前，可见，《民法总则》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人身权利加以看待。

在承认人身权仅包括身份权和人格权的前提下，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人格权看待是合适的。

目前，民法学届正在讨论的《民法典分编草案（室内稿）》中的《人格权编草案（室内稿）》，就已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作为人格权的内容加以考虑。

尽管在讨论的过程中，还存在“‘个人信息权具有人格利益’不等于‘个人信息权属于人格权’”的争议，但不容忽视的是“将公民个人信息权纳入人格权范畴”仍然是十分有力的观点。

三是符合不断发展的人格权体系。

人格权是一种开放性的权力类型，而不是一种封闭的权利体系，人格权的范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