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

林毅夫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学术界则有争议。

本文为林毅夫教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发展阶段和技术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含义，经济学界和科技界的理解不完全相同。

经济学界所谓技术创新，是指一个生产者在下一期生产中所采用的技术比这一期生产的技术好，效率高，这个“新”技术不必是最新的发明。

在科技界里则习惯地把创新和发明等同起来。

发明是从无到有，是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增量贡献。

但在经济学里则把发明和创新分开，创新侧重已经发明出来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运用，是和一个生产者现在实际采用的技术比较，而不是和世界总体的技术水平做比较。

最发达国家各个产业所采用技术在世界各国的相同产业中通常处于最先进的水平，既然如此，发达国家在下一期生产时要采用比现在更好的技术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新发明。

关于发明，尤其是在现代高科技产业上的发明，投入非常巨大。

像ＩＢＭ每年的研发投入是５０多亿美元，摩托罗拉４０多亿美元，因特尔３０多亿美元，朗讯４０多亿美元。

而且风险非常高：一般在最前沿技术上的研发投入，一百个立项，到最后大约只有五个取得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在十个申请专利的技术中，大约只有一、二个具有商业价值。

也就是说，在一百个研发项目中，最后只有一、二个项目，对企业的投入有了回报，对整体的经济发展作了贡献。

如果只看这个最后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研发项目，它有专利的保护，可以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其它国家的企业要用这项新技术必须付专利费，这项技术研发投资的回报率会相当高。

但是如果把那９９项失败也算是取得这一项成功的必要成本，那么，在最前沿技术研发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靠自己的研发取得新技术，在最前沿的技术上和发达国家竞争，成功和失败的概率，顶多和发达国家一样。

但是，发展中国家如何筹措那么巨大的资金投入？根据一些研究，即使是买专利，成本一般只要这项专利技术研发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引进的必然是有商业价值的技术，可以避免自主研发所可能遭遇的９９％的失败。

所以，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本会远低于发达国家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

这样，发展中国家发明专利的数量虽然比发达国家少，但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却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二、引进技术并非永远落后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因而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否则就没有技术创新。

发达国家必须在资本密集度很高的产业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来生产，这对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因为在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资金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昂贵。

发展中国家要提高整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每个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量。

必须创造更多的剩余，实现最高的积累。

一个经济如何才能在每一期生产当中创造最多的剩余，实现最高的积累？关键在于每一期生产都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

处于中国目前这样的发展阶段，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就应该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是进入到一些资本密集的高新科技产业中劳动力使用比较多的产业区段。

以信息产业为例，一般可以分成四个区段：研发、核心芯片生产、零部件和组装。

研发是资本和技术最密集的区段，像ＩＭＢ每年的投入达５０多亿美元，这是资本投入最密集的区段；核心芯片的生产，一条８英寸芯片的生产线投资要１３亿美元，等于１００亿人民币，１２亿英寸芯片的生产线，一条的投资要２００亿人民币，这也是资本比较密集的区段；零部件和组装则是劳动力密集的区段。

作为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像传统的纺织业、家电产业，或者是进入到新产业里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区段，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

既然这些产业或区段合乎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外市场中就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占领最大的市场份额，赚取最高的利润，获得最大的剩余。

如果反其道而行，一开始就想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在哪个产业、哪种技术上有优势，就直接动员力量来发展这样的产业和技术，是否能够更快的赶上发达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政府的行政主导力量很强，有能力动员许多资源来发展一些在全世界最尖端的产业、技术。

但是，这样的产业即使用国家的动员力量把它建立起来，因为我们的资金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成本要高，最尖端的产业又是资金最密集的，其生产中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资金的成本，因此，这样的产业在竞争的市场当中，要是没有国家的持续的保护和补贴是不能生存的。

以我国的实际经验来说明，劳动力多、素质高、价格便宜是我们的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是高科技产业里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

若两者都发挥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因为资本相对多，回报率相对低，愿意把剩余积累起来作为投资的积极性就低，所以，储蓄率相对低。

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的积累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２０％左右，而比较好地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的东亚经济的积累率可以达到４０％左右。

由于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积累率高于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发达国家的积累率将近一倍，所以，发展中国家现在每个劳动力可以使用的资本的量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决定长期趋势的是增长率，而不是起点时的存量。

所以，二十、三十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就能大量缩小，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就可以趋近。

三、引进技术是否也需要有自主研发？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取得技术创新，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不等于说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必从事新技术的研发。

首先在国防安全方面，有些技术绝对必要，没有这些技术，就没有国防安全。

这里须注意的是，这些技术的范围要把握得很好，比如说汽车产业，过去认为是国防产业，现在的共识则认为是民用产业；像通讯，过去认为攸关国防安全，现在则更多的是作为民用产业。

除了国防产业之外，还有一些产业也必须靠自己来研发新技术。

发达国家在每个产业上的技术创新都必须靠自主的研发，是因为每个产业的技术在全世界的生产链当中都属最先进的。

因为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已经退出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传统产业，我们现在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很可能没有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产业上有优势，并继续生产，我们就成了全世界这个产业的领头羊了，这样的产业要技术进步，就只有靠我们自己的技术研发。

最后，即使有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个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我们可以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也并不是简单的拿来就能够运用，引进来的技术必须经过改进、消化、吸收以后，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所以，即使靠引进，也必须保持一个研发队伍。

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如果在现阶段以引进技术为主，我国还能维持多少年的快速增长？何时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一般说来，理论分析只能指出某项政策的影响是正是负，但无法决定其效果的大小、实现效果时间的长短。

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只能从实证经验中推测出来。

日本是以引进技术为主而实现了赶上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最近，日本东京的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关志雄博士将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日本上世纪５０年代末、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的水平作了对比，发现两者非常接近。

日本大量靠引进技术、消化、改进，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从１９６０年算起，用了２８年的时间，到１９８８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

当然，日圆的汇率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的４００日圆对一美元，升值为１２０日元左右对一美元，也是日本人均收入赶上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也走和日本同样的发展道路，固然不能乐观地认为，跟日本一样也只要再用２８年的时间，我们的人均收入就能赶上美国，但是即使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由于我们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五倍，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也就能够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

那时我们和美国一样将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５％来搞新科技的开发，我们的投入的总量也就能够达到和美国同样的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许多领域也就有可能走在全世界的前面。

全世界的专利、全世界的科技进步也会更多地出现在中国。

（作者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参考报 2003年9月3日林毅夫：制定"十一五计划"的八个战略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提出，制定2006-2010年的“十一五”计划应考虑八个重大战略问题。

(一)在WTO的框架下，以政府的力量来支持或扶持某一个产业或企业发展的余地将大大缩小，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不再可行。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发展不可发挥一定作用。

政府除了应该维护市场秩序、提供法制环境以及市场的基础建设外，也还可以制定国家计划，但这种国家计划必须是指导性的。

它的功能首先是提供信息，如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哪些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国际国内经济的变化趋势如何等等。

需要在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

因而，在大的思路方面有一点需要明确，就是“十一五”计划与“十五”计划相比应当更是一个指导性的、用以综合信息、形成共识、促进协调、克服外部性的计划。

(二)国有企业改革尚需继续深化，这与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毫不动摇地巩固、发展国有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成立国资委解决了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身份问题，但是，国有企业至今在相当大程度上还需依靠市场垄断以及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来维持生存。

当我国全面实现加入WTO承诺后，国有企业必须直接面对市场竞争。

国有企业最根本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存在政策性负担，由此导致政策性亏损，于是政府负有给国有企业补贴政策亏损的责任。

同时，企业也会利用政策性亏损为借口，把经营性亏损也说成是政策性亏损。

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政府无法区分企业的这两种亏损。

由此导致政府只能把企业的全部亏损都承担起来，从而形成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只有剥离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解决了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企业不再需要并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政企才有可能真正分开，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三)创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以增加就业。

要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区段。

这样的选择也与WTO有关系，因为落实了WTO的承诺后，除了还保留一点关税外，所有的市场都将开放，我国的企业只有在这些产业和产业区段中才有自生能力，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可以靠自己改进技术、管理水平，而不需要靠政府的扶持来发展。

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者产业区段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其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