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哲学的意义

掀开英语背后的文化纱幕，了结百年误解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本文旨在提出一个在人文教育与英语教育关系上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议题，即：英语教学与“中国思想传统－英欧思想传统”比较的极其重要性；中西方思想比较应成为英语学习的必修课，原因是英语后面有一层纱幕尚未掀开。这是个具有深思远虑战略眼光的议题，中国英语教育朝着这个方向改革，势在必行。

生活中，人们之间由于语言沟通不畅发生误解十分常见。同样道理，国家民族之间由于语言不同发生误解更是不可避免。真正理解，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在今天全球化条件下，不同国家民族空前频繁接触，为减少误解，对语言文化差异的意识，显得尤其重要。中西语言之间（如汉英语之间）存在需深刻理解的结构性差异，它就是那层始终尚未掀开的纱幕。

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我到美国后读了不少英文原著，发现西方、美国中国研究学者有许多，但真正将中国搞得比较准确的极少。我们急需将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比较准确地介绍出去。这种介绍必须是在

对中西方思想传统基本结构差异比较了解的情况下，才能作得可信、准确和适当。

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教授的发言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意见，非常值得认真考虑。这就是他提出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个概念。我注意到许多西方学者对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久。重要的是霍布森教授为这个话题提供了有意义的、实在的历史事实。

我是个政治学或政治理论学者。我的领域是中国和西方现代政治思想比较。文化比较作为英语教育的先决条件。这是我认为必须认真对待的题目。因为不管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翻译人员，还是学英语的人将来会在他的专业和学术工作岗位派上什么用场，对中国与英欧思想传统的比较都极为重要，都应作为英语教学的必修课程。

正像许多中西方比较研究学者已认识到，而且越来越敏感，西方思想传统的结构性差异（特别是现代“欧洲中心主义”）起到的阻碍作用，给西方人对中国（和东方）了解的努力造成的误解和歪曲。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而且由于是强势的，它已经渗透到中国的很多话语当中，尤其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其中不仅包括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和解读，也包括中国人对自己的“反思”。

很多西方人和中国人似乎都对西方思想传统结构差异和“欧洲中心”的偏见没有应有的意识，对它的重大影响没有警戒感。因此，不少人用很大精力寻找对方语言，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历史中与自己传统中对等性的东西。这种努力至今没有多少成功，反而使得双方的相互理解经常更为困难。这是因为对等性本来是不存在的；双方谁都不能通过对方的语言使自己获得充分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呢？它就在于我们必须搞清楚结构性差异和“欧洲中心主义”究竟是什么？郝大维和安乐哲发现，结构性差异指的是西方认识宇宙的一些假设及其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它们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审美宇宙认识和互系性思维。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通变的互系特色思维可以追溯到古代经典《易经》。这样的思维形式具有系统性特点；它勾络的是一种可称为“通变”的对世界的自然认识。这一思维方式能唤起我们对与西方认识宇宙上那些假设结构的敏感。

同中国比较，结构上差异的西方宇宙概念假设是：一个超绝的存在本体（Being）与由它确定的众多个体存在（beings），它们之间本体决定众多个体的必须是一种二元、直线的关系。作为宇宙起源说，它包含的是一条从起点到终点具目的性的单线单向道路；时间和空间是分裂独立存在的。作为以超绝本体作为动因的众多个体，它们如同原子颗粒一样，在宇宙中是互不联系、分别单独存在的。这些假设的独特结构所必然需求的方法，是一整套分析部件和概念，如具有严格边

界的整体性（totality）、二元对立观（dualism）、实相观（essentia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绝对主义（absolutism）、本体观（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动因论（causation）、终结论（endism）、自然规律论（natural law）、逻辑论（logics）、求解静止真理、确定性、秩序（顺序）和模型（模式）的倾向等。

误解和歪曲产生于人们试图将两个传统中某两个表面类似的东西拿来平行对待和相比，没有任何对它们结构差异产生敏感、将它们考虑进去。这样，也就无法避免将一种异己的、对宇宙的认识和思维模式从一方“走私”到另一方。这意味着将一种结构强加给一些思想模式和惯例，而这些思想模式和惯例其实并非对这个强加的结构有必然宿求。

从汉语翻译到英语（或从英语到汉语）过程之中的问题，经过论证可以找到的原因是由于译者对两个思想传统结构差异的不理解而造成的。不理解两个思想传统的结构差异，也必然不会了解两种语言体系的结构差异。可以说，认为在两种语言之间从事翻译工作是一种简单地寻找概念和语言对等性或相符性的努力，从而认为这样的努力能提供对另一种文明的洞彻理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实际上，时时刻刻处处我们都能找到正在发生的、由于对结构差异

没有意识而造成的误解和歪曲。这种事情相当频繁地发生在日常对话中，政治语言、人文语言和社科语言中。

比如，“I am sorry”与“对不起”具有结构性差异。在几年前撞机事件的特定敏感情势中，它成为中美关系的政治语言，是很典型的例子。从习惯性语言结构上看，“I am sorry”包含主体（subject）、谓语，但不含客体（宾语），主旨是表达主体面对客体具体情况表达自己的感受，表达一种礼貌，二者之间距离感突出。这种距离感和主旨的含义也是主体、客体之间认同性（identity）的差别，而且这里只有自己的认同（identity）。客体认同性于无足轻重地位，可说可不说。因此，“I am sorry”不带有明显道歉意思。在撞击事件上说不说“We are sorry”其实更是个礼貌问题，而不是道歉不道歉的意思。中方在这个问题上有误解，认为“I am sorry”就是“对不起”，说了就是道歉了，没说就是不道歉。这里“对不起”和“I am sorry”的差别是结构性的。从习惯性语言结构上看，“对不起”三字不包含主体和客体，只是二者之间关系的表述，主体和客体完全是靠这特定时间地点的语境关系隐含之中的。“I am sorry”一语中包含的距离感、不认同感在“对不起”中是不存在的。它突出的是二者之间关系的性质，也即：甲对乙的歉意。这种语言上的差别反映着两种宇宙观和思维方式，“I am sorry”带有明显将世界看成是个体的、各自独立状态，强调自我的意识痕迹。而“对不起”可以说是互系性语言，是为突出表达关系的。它带有明显将宇宙看成是互系性的和强调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