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对道教的政策

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对道教的政策

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呈现出异常兴盛的局面，它们并没有因为不同民族间相互征服和战争泯灭，反而由于蒙古民族对拥有上述某种或多种宗教的地区的征服或侵扰而使该教呈现向外扩张和传播的态势，这正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奉行了对诸种宗教尽行尊崇优礼的政策结果。尽管如此，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前景下，其优礼诸教的政策在就具体某一宗教说，还是有所侧重。

《元史》记载成吉思汗“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注释：《元史》卷二0二〈释老传〉）。成吉思汗虽未得“长生之药”，但“深契其言”。从而对丘处机有了新的认识。其实丘处机当时为全真道教之领袖，具有很大的势力和很高的威望。在金朝，由于北方人民与金朝统治者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有很多人加入道教，寻找安慰寄托，于是全真派“声威大振，门徒日增”，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而丘处机更是威望极高，时人评说：“在金之季，中原板荡，南宋孱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而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世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靖安东华，以待明主，而为天下式（注释：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工〈重修集贤官碑〉）。”

蒙古进入华北，金朝迁都开封，山东成为蒙、金、宋三方面角逐之地，等待时机的丘处机自然也就成了三方面争夺的对象，“随处往往邀请”。当成吉思汗派人前来宣召，他了解到成吉思汗“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注释：《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决定应召赴中亚谒见成吉思汗。于是成吉思汗通过丘处机将这支具有一定政治势力的道教组织拉到蒙古一边来。另一方面，抬高道教，优礼丘处机，有助于改善蒙古人形象，而丘处机又消弭了人民的反抗，巩固了蒙古在华北的统治。蒙古军在灭金时，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罹俘戮，无所逃命”。活下来的人又被蒙古贵族虏为“驱口”。在此情况下，原本活动于北方的农民起义军红袄军把斗争的矛头由反抗金朝统治转向蒙古贵族，使其在华北的统治极不稳固。受到成吉思汗恩宠的丘处机回到中原，看到这种情况，便“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馀，由是为人奴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注释：《元史》卷二0二〈释老传〉）。丘处机这种释奴为良的措施，不仅使许多人免于被杀或当奴隶，更重要的是以此弭止了人民的反抗，对缓和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巩固蒙古在华北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召请丘处机的主要目的并非是求取长生之药，而是出于其战略上的考虑，进行拉拢，稳定局势。丘处机作为北方道教派的领袖人物，自然达到了这一目的。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太宗窝阔台继续重视道教，当时拖雷长妻唆鲁禾贴向她的中原道观颁发护持懿旨，赐给有名道士以荣誉称号（注释：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由于蒙古统治者对道教的优礼，许多蒙古贵族与北方汉族军阀亦对道教大加尊奉，使得道教教徒在半个世纪里展到大约三十万人（注释：胡祗通《紫山集·集真观碑》）。随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周边民族的逐渐征服，所统治的地区逐渐扩大，所臣属的民族逐渐增多，其宗教政策在总体方面未有大变化的情况下，在对待某个具体宗教方面因实际形势的需要有了明显的侧重点。

全真道左丘处机在世时已成了当时最显赫的道教教派。其道门兴旺，门徒众多，而且知名道士很多，不仅丘处机门下，而且其馀全真六子门下亦是如此。著名的有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等人。还有，这一时期，全真道修建了大批道观，以燕京地区为中心，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几乎凡是丘处机至过之地，都修建宫观，全真道之大祖庭，即永乐纯阳万寿宫、陕西重阳万寿宫、北京的长春宫，都创建于此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重修金代编纂的《大金玄都宝藏》。金代编纂的道藏经板，在火灾中被焚，各地所存藏经又多毁于战火。丘处机观见元太祖返回燕京后，遂有重新编修道藏之意，并将此事付与其徒宋德方承担。宋德方大约于1237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以其弟子秦志安为主要助手，参与校雠编纂的还有李志全、毛养素、何志满等人。此次道藏的编辑，是以仅存于营州的《大金玄都宝藏》为底本，购求他处遗经，加以补缺，校辑而成。前后费时多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是道教史上仅有一次。编成后的道藏，约名《玄都宝藏》，共七千八百馀卷，比《大金玄都宝藏》多收一千四百馀卷。

继任丘处机掌教的是其弟子尹志平，他在元太宗窝阔台的支持之下，继续弘教，使全真道向鼎盛期的颠峰迈进。尹志平为修道藏等，曾向皇帝求诏，以建宫观“乙未（1253年）春，关辅略定，师西游，并图营建。又兴复佑德、云台二观，太平、宗圣、太一、华清四宫，以翼祖观”（注释：《秋涧文集》卷五十六）。发展道众方面，“丙申（1236年）秋，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士，俾祈天永命，禔福元元”（注释：《秋涧文集》卷五十六）。

继尹志平掌全真教的是丘处机之弟子李志常。他于1238年掌教，亦受太初学者窝阔台和宪宗蒙哥的赏识。太宗时，封其为“玄门正派演教真常真人”，并对其大建全真道宫观给予大量支持。总之，全真道在李志常掌教间发展至了其鼎

盛的颠峰，元时其他道教派同样受到朝廷的尊礼。例如，真大道教、太一教、正一都等，但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发展，仍维持宋金未亡以前的规模，远未有全真道教之繁盛。

政策的结果就很能说明政策本身的评判问题。蒙古汗国及元朝的宗教政策的结果当然应从两方面来看。从各种宗教本身的发展来看，这种宗教政策在这方面亦起到较为积极作用，即基本上各宗教都在各方面达到其发展史蔚为壮观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给政治人物对政权的掌控带来极大的威胁，这也导致了宗教本身的由盛而衰。

历史经验表明，一种宗教的发展繁荣与统治阶级的支持与宠遇是分不开的。蒙古汗国与元朝时期，道教各派的昌盛一时的局面亦与蒙古统治阶级的恩宠和礼遇休戚相关。蒙古汗国在黄河以北的扩张以及对全真道的支持使其获得发展的良机，而全真道的领袖们亦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机遇，大力发展本教派势力。使道教在这一时期能够达到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