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田园词对精神家园的构建

苏轼田园词对精神家园的构建◇梁博宇*对于传统的中国文人而言，精神家园始终是重要的追询对象。

构建精神家园，既是对心灵的陶冶和慰藉，更是自我建立价值的过程。

而田园这一意象，则是对精神家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田园意象经陶渊明发现、盛唐诸家发扬，逐渐形成了一种成熟的诗歌体裁，其后历代作者繁多。

但在词这种新的诗体中，田园意象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出现。

以词写田园者，苏轼是第一人。

关于田园词的概念，有必要预先加以界定。

周锡䪖指出，“凡只是模山范水，点染烟霞，而绝不涉及农事与田园者，不能归进田园诗的范围。

”［1］此理于词亦然。

以此标准评判，在今天可确定为苏轼所作的三百三十一首词中，共有二十二首为田园词。

在苏轼创作田园词以前，山水词虽屡有面世，但田园词却为绝无。

而后来继承田园词创作传统的辛弃疾、范成大等人，距苏轼生活的年代已近百年之久。

可以说，苏轼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并为后来词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题材。

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田园词的研究，基本只局限于辛弃疾的田园词。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关键词“田园词”，二十三条结果全部以辛弃疾的创作为研究对象，仅两篇涉及苏辛对比，并无集中研究苏轼田园词的成果。

事实上，苏轼的田园词创作在数量上虽然不及辛弃疾，但在思想深度上却犹有过之。

即使不论苏轼导风气之先的功绩，仅观其田园词对精神家园的构建理路，亦颇有可深究之处。

与苏轼在其他方面的创作类似，苏轼的田园词也经历了一个随人格境界深化而发展的过程。

因此，可将苏轼的田园词分为三类加以研究：未至田园而起田园之思；身在田园而感田园之情；内化田园而成田园之心。

三者既有*　作者简介：梁博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亦有境界上的浅深之别。

一、未至田园而起田园之思苏轼的词人生涯始于治平元年（1064），终于元符三年（1100），共约三十六年时间。

通观苏轼一生的词作风格，熙宁八年（1075）是一个明确的转折点。

此前，苏词风格基本继承了晏、欧传统，以清丽雍容为主，但情感深度尚未超越前人；自熙宁八年后，词境陡开，词作的密度、质量都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式形成了前人未有的独特风格。

苏轼词风于此转变的原因很多，此文不做赘述。

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苏轼于是年离开自己治理三年的杭州，改知山东密州。

杭州是南方重镇，农业、商业皆十分繁盛，文人往来频繁，热衷题咏酬唱。

苏轼于彼既可远离党争的漩涡，心境平和；又可与朋友送往迎来，频繁交游。

杭州在苏轼心中的地位，从其诗、词、文创作中皆可见一斑。

观其诗，有“平生所乐在江南，老死欲葬杭与苏”［2］304之言；观其词，有“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

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3］52（《卜算子·蜀客到江南》）之句。

可以说，苏轼已视杭州为第二故乡，对其眷恋非凡。

杭州的山水风物、好友良朋，成了苏轼外在的归依。

政治因素在此也值得一提。

苏轼最初是因与新党争论激烈，难以与之抗衡，不得不自请外放。

但到杭州后，他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尽量避免推行新法中可能使百姓蒙受灾难的部分，在政治上仍致力于对抗新法。

苏轼在此时期不是没有观察过田园，他在熙宁六年（1073）、七年（1074）先后视察润州、秀州、富阳、新城等地，写下了《山村五绝》等诗篇。

这些诗的写作目的，并非体悟田园，而是叹民生之多艰，进而抨击新法。

与新党如火如荼的斗争，让苏轼的内心始终保持着充实的状态，而无须自我建立精神家园来填充心灵。

外在和内在的充盈、交游和政治的忙碌，让苏轼在杭州很少兴起悲情。

但熙宁八年，苏轼在杭州任满，远赴密州时，他的心境发生了改变。

三年的外任生涯，并没有动摇新党的执政地位，新法之弊即使在杭州也没能被完全避免。

因此，苏轼在途中就已“区区长鲜欢”［3］134（《沁园春·孤馆灯青》）。

而密州又是“海畔居民饮咸苦”［2］372（《次韵章传道喜雨》）之地，经济、交通、文化皆较杭州远为不及，且“始至之日，岁比不登”［4］351（《超然台记》），民生状况十分恶劣。

就连身为知州的苏轼自己，竟也“斋厨索然，不堪其忧”［4］4（《后杞菊赋》），杭州时期富足稳定的生活不复存在。

强烈的今昔对比，使苏轼的心灵受到震撼，兴起强烈的悲剧意识。

过去在杭州的浮华图景皆被撕开，取而代之的是与萧索落寞之环境的直接接触、与不可掌握之命运的激烈碰撞。

而此时政坛的动荡，更加深了苏轼心中的空漠感：王安石先罢相复拜相，但已失去此前的权势，新党陷入内斗之中，朝政混乱，法令频更。

苏轼此前一心与之抗衡的对手，实质上已经瓦解了。

新法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民生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好转。

苏轼长期以来坚持的政治立场，就这样失去了意义。

内在和外在的空虚，让苏轼在初至密州的一段时期陷入了低沉的心境。

处于这种心境下的苏轼，一方面选择了直面生活的悲剧性，在诗词创作中抒发苦闷的感情；另一方面努力向外部寻求归依，试图通过寻找价值来超越眼前的痛苦，而他建构价值的媒介之一就是田园。

从苏轼现有的诗、文、词来看，他在杭州时期是没有认真体悟田园的，也没有对田园的价值进行探索。

而到密州后，始料未及的现实让他主观上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提出质疑，并常发“归田计已决”［2］361（《除夜病中赠段屯田》）、“旧隐赋归哉”［2］370（《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其一》）之思；密州的旱情，又在客观上促使他走入农村，主持祈雨祭祀活动。

对田园的主动接近和被动接受，共同支持了苏轼此阶段田园诗、田园词的创作活动。

其中，《蝶恋花·密州上元》既是苏轼田园词创作的开端，也是他初至密州时心境的写照：灯火钱塘三五夜。

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帐底吹笙香吐麝。

此般风味应无价。

寂寞山城人老也。

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

昏昏雪意云垂野。

［3］140此词上片写昔日杭州上元繁华景致，下片写如今密州上元“火冷灯稀”，盛衰对比间，流露出强烈的悲剧意识。

苏轼在此并没有去超越这种悲剧意识，而是将目光跳出城市，进入了“农桑社”，试图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找一个寄托心灵的空间。

但即使是这样的空间，也免不了充斥着“昏昏雪意”，并未真正包容心灵，作者也未能在此找到更高一层的价值。

与苏轼同一时期的田园诗对比，不难发现其田园词的特殊之处：田园诗如《次韵章传道喜雨》《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情绪明快，语言平实，已经表现出对田园的向往。

但对于宋人来说，诗作为一种正式文体，其功能首先在于言理，主要用于表达思想。

而最真实、细密的感情，更多被寄寓在词中，苏轼也不例外。

《蝶恋花·密州上元》中低沉、徘徊的情感轨迹，才是苏轼此时心绪的真实写照。

依《苏轼词编年校注》编次，苏轼初至密州之三词分别为《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与《雨中花慢·今岁花时深院》，悲凉孤寂之情显然可见。

但正是由于经历了这一短暂的低谷，在此时期对生命的悲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苏轼的人格境界才得以提升。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短暂的低谷又是自我超越的前奏。

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中流露出的田园之思，本质上是一种厌倦官场斗争、宦游漂泊的归隐之情，而非对田园的真正喜爱和接受，否则也不会将眼中的“农桑社”视作“火冷灯稀”“昏昏雪意”之景了。

而逐渐萌生的归隐之情，与苏轼依然强烈的事功精神，本质上又存在严重的冲突。

事实上，此时期苏诗中对田园的向往也与现实功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今年好风雪，会见麦千堆”（《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其一、“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次韵章传道喜雨》），都是将农事生产与政治成绩、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2］373（《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更说明他对陶渊明式的田园情结尚无深刻理解。

《蝶恋花·密州上元》中的“乍入农桑社”，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田园的初探、一种从外部建构精神家园的尝试。

然而，外在的田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寄托心灵、消解悲感，但毕竟是待于外物，只能暂时改变心境，而不能真正意义上的提升境界。

不亲身走入田园、感悟田园，也是不能真正地理解田园的。

二、身在田园而感田园之情苏轼在密州任职的后期，积极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由低落走向超然，并提出了“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4］351（《超然台记》）的“乐”观念。

游于物外，是一种通过跳出原本视角、寻觅更高层次的价值，从而超越悲感的精神行为；但要建立坚实的精神家园，不仅要以价值的建立为路径，还要以丰富的人生体验为基础。

苏轼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中表现出的对田园的初探，正是经历了亲身的体悟、漫长的思索后，才演化为对精神家园的构建。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调任徐州。

彼时徐州亦气候干旱，农业凋敝，“高田生黄埃，下田生苍耳”［2］438（《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

苏轼像在密州时一样，深入乡村，参加了当地的祈雨、谢雨活动。

然而，将苏轼两个时期的创作对比，可以看出苏轼对田园接受程度的明显变化。

苏轼在密州时期的创作中，有时也表达归田之思，但只是从外部观察田园，而未与田园产生精神上的共鸣，是以田园词的创作浅尝辄止。

但在徐州时期，已逐步培养起“超然”心境的苏轼开始将自己的精神与田园进行融合，田园不再只是农村的诗化表达或传统的诗歌意象，而是从心而发地体悟并热爱的对象。

形于词作之中，则以作于元丰元年（1078）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为代表：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

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

归家说与采桑姑。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

相挨踏破茜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

道逢醉叟卧黄昏。

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

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

问言豆叶几时黄。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

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

使君元是此中人。

［3］230五首词虽视角各异，却可以从中窥见苏轼逐步走入田园、亲近田园的心理轨迹。

试依次观之：其一犹是在田园外部观察，但视角中的生物、景致，已不再是此前“火冷灯稀”的冷寂状态，而是充满动感与活力。

人本应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与自然的亲和才是人的应然状态，而田园生活则是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承认田园生活的价值，意味着在心灵回归本然的路径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二开始写对村人的贴近观察，具体描写谢雨活动中村民的一举一动。

苏轼在生涯前期，事功精神强烈，观察、描写农村时，往往意在与政治挂钩，通过民生之乐苦反映政治之优劣，如《山村五绝》其二：“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宁。

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2］263这样的视角，虽然有助于在诗歌中建立价值、抒发感慨，却与田园和农民的生活本质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