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论析

2010年第1期社会主义研究No.1,2010 (总第189期)SOC IALISM STUDIES Serial No.18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论析储峰　高宏星【摘要】　体现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性【中图分类号】　A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0)01-0014-03【作者简介】　储峰(1975-),女,汉族,湖北随州人,法学博士,后勤指挥学院总后干部轮训大队讲师;高宏星(1973—),男,陕西宝鸡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深深熔铸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

一、体现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重要内容具有较强的民族性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欧洲社会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制定的是欧洲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

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具有历史的特点,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需要突出民族性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当它被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离开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要领导本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至于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则是由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种理论要付诸实践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

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汇在一种既体现普遍真理又各具民族特色的新型理论中,并成为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打上鲜明的民族烙印。

(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源于民族性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必须以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的发展史表明,凡是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民族化、具体化做得好的国家,革命和建设就会取得成功;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不与本国国情、民族特性、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国家,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宝贵源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14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民族性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十分深刻,对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的探讨也不够深入。

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性理论价值认识的深刻,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逐步深入。

由于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国际主题和民族使命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使命是实现民族自由,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问题是摆脱殖民和封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时代特点是中华民族独立问题。

在邓小平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的主要历史使命是民族振兴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

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立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这种价值理念是邓小平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特征。

邓小平理论总结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从中国的改革实际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时代特点是民族振兴问题。

在江泽民时期,实现国家强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三个重大问题。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指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阐述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时代特点是国家强大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重视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中国实践,创造中国经验,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推向前进,以创新发展精神创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核心和目标是如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时代特点是人民富裕问题。

民族独立、民族振兴、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近百年的发展史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的民族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完成这些使命的过程中,也逐渐完成了民族化的重大理论创新,进而从理论内容上表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采用民族文化语言等形式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通俗地描述和阐发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性的显著表现。

毛泽东历来重视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的特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

民族形式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条件。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了大量独创性的工作。

比如,他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命题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用“愚公移山”来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实践出真知,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好事和坏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说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等。

毛泽东写作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经典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普及、大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飞跃,重塑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理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非常的鲜明。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安民”“富民”的治国智慧,“日新月异”和“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和而不同”和“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等等,在邓小平的著作里都有突出的体现,又都经历了唯物史观的改造。

“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义无反顾”、“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礼之用,和为贵”等中国传统典故中15的成语或警句,经常被邓小平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

例如,源出于《诗经》的“小康”,最早曾在《礼记·礼运》中得到阐述,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并从各方面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做了系统的阐述。

另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等等,也都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而熔铸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

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土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内容作原材料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独特的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特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表现的尤为深刻而明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中华民族具有经世致用的优秀思想传统。

经世致用原为儒学思潮,“经世”即“经国济世”,“致用”即“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以求天下治平。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

求真务实,是我们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求真务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对“贵在力行,重在履事”、“循名责实,重效致用”、“清谈误国,实干兴邦”等中华民族致知力行、学以致用民族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

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真理与价值相一致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爱民惠民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民本思想,始终是重要的政治观念;顺应民意、敬畏民力、施行德政、惠民保民,一直是执政者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

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探索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

我们党强调的以人为本,充分吸收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进步因素,把“人”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与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

民本思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已经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升华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