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effic全球价值链治理框架

论文信息：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An Analytic Framework. Working Paper January, 2003（全球价值链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学习和推导者：价值链学习小组
日期：2017年5月6日
* iPhone、IPAD价值链分解案例研究方法的源泉，价值链案例研究必看文献。

*价值链的最好启蒙文献。

强烈推荐，并强烈建议结合译文多读几遍英文原文。

*译文约20000字。

１分钟速读
上次的推文「全球价值链与创新体系: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学习机会？」中，感觉这篇文章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且其中很多知识点来自格里菲（Gereffi, G., Humphrey, J. and Sturgeon,T. ，2005.「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2(1）：78-104）。

因此，我们重新研读Gereffi et.al (2005)这篇文献，并选择了其相对应的2003年的工作论文进行了翻译（我们认为工作论文一般比正式发表的文章内容详细，更能发现文章中问题。

）
该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和预测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模式。

综合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生产网络、技术能力和企业学习的理论知识，识别出三个关键变量，并用此来解释和预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这三个关键变量分别为：1）交易的复杂程度，2）交易可编码性，3）供应商能力。

该文进一步利用该理论框架对服装、自行车、农产品和电子产品四个行业进行了简短的案例研究，强调了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然而，简化的理论无法解释和预测所有结果，制度、地理和社会环境以及路径依赖也会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和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该文对未来可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理论框架可应用于全球价值链现有的和新的研究上（如对中国高铁行业的案例分析将非常有意思），运用该理论优化产业升级的政策工具，以及开发理论模型中关键变量的测度方法。

重要知识点
1.国际化（Nation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
「国际化」（Intenationalization）是指经济活动跨越国界的地理分布。

「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着这些国际分散活动的功能整合与协调（Dicken 1992：5. Dicken, P. (1992) Global Shift: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London:Paul Chapman Publishing）。

2.全球商品链（GCC）和全球价值链（GVC）：
（1）一些研究对商品链、价值链不做区分。

研究者们曾采用了不同的称谓，如价值链、商品链、生产网络、企业网络、价值网络和投入产出分析等。

（2）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以商品为分析单位，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解释全球经济的生产、贸易和消费。

在全球商品链有两种管理结构：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与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r）的商品链。

实力强大的全球买家（主要是零售商和品牌商家—「没有工厂的制造商」）是形成全球分散化生产和分销网络的主要驱动力。

「生产者驱动」基本上是由垂直整合的跨国制造商创建的生产系统。

「买方驱动」认识到全球买家的作用，突出了设计和营销在启动全球生产系统活动中的重要性。

全球商品链的研究中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以一项商品为分析单位，该研究方法主要是从零部件和其他中间产品贸易的统计数据上进行分析，而全产品贸易数据分析掩盖了背后的增加值贸易、企业内部和企业间贸易、以及链条中产业组织结构、企业治理模式等问题。

（3）GVC实际上是对GCC分析框架的扩展和深化。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2）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做出了定义：这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该生产链涵盖商品生产与服务环节，这种连接通区域的生产、加工、销售、回收等环节的跨国性生产络，可被解读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链。

众多参与企业通过承担不同环节的功能，捕获各不相同的利润，并且通过与主供应商以及跨国公司的协调实现该链条的持续性运作。

相对于全球商品链，GVC更加侧重于主要侧重于链条中产业组织结构、协调、治理和权力的问题。

它关心的是了解全球产业的组织分化及其后果。

GVC的分析进一步扩展到对服务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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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Timothy Sturgeon 摘要：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和预测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模式。

该文借鉴了三个领域的文献：交易成本经济学，生产网络，技术能力和企业学习，我们识别出三个关键变量，并用此来决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这三个关键变量分别为： 1）交易的复杂程度，2）交易可编码性，3）供应商能力。

该理论预测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会如何随着这些变量的变化而变化。

本文对服装、自行车、农产品和电子产品四个行业进行了简短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然而，简化的理论无法解释和预测所有结果，制度、地理和社会环境以及路径依赖也会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和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该理论推进了先前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探讨。

本文的最后部分对未来可研究的方向进行了探讨，包括将本文理论框架应用于全球价值链现有的和新的研究，运用该理论优化产业升级的政策工具，以及开发理论模型中关键变量的测度方法。

引言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和工业组织领域。

当代经济最重要的两个新特点是生产全球和贸易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趋势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能力的增长，以及跨国公司的纵向解体，同时这也正在重新塑造它们在制造业的创新、设计、营销、服务和高附加值部分的核心竞争力。

这两个转变一同为现代行业中各种网络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础。

这些行业一般位于公平交易市场和大型垂直一体化公司之间。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企业战略和行业结构，而且影响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升级或未能升级的方式和原因。

本文的目的是，构建一种理论框架来解释和预测全球生产系统如何协调。

本文进一步指出了，该理论模型框架在评估全球市场中生产行业的治理结构转型方面的优势和局限性。

1全球经济中的链条和网络
对于我们来说，理解国际贸易和工业组织变化本质的出发点是理解增加值链（增值链）的概念，增值链概念是由研究企业和国家战略的国际商业学者提出的。

最基本的形式是：增值链是“技术、材料和劳动投入相结合的过程，过程中形成
的投入被组装、销售和分配。

（In this most basic form, a value-added chai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technology is combined with material and labor inputs, and then processed inputs are assembled, marketed, and distributed.）。

单个企业可能只参与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者它可以被深度的垂直整合......（Kogut 1985：15）。

Kogut 认为，国际商业战略的设计的基础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之间的相互作用。

虽然比较优势的逻辑有助于确定国家应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节，但竞争（或企业特定）优势影响到企业应该把资源集中在增值链中的哪些活动和技术。

这些观点认为，领导型的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创造增值链，这些企业基于各地的比较优势设计国际化战略。

价值链的观念与对企业和行业内的生产结构分析的研究相伴而生。

K rugman （1995：332）通过将一个生产过程分解成许多地理上分离的步骤来定义企业“切分价值链”的能力。

Arndt和Kierzkowski（2001a）使用术语“碎片”来描述生产过程不同部分（环节）的物理分离。

他们认为，这种分离在国际层面上是新的。

在公司之内或公司之间，不同国家的生产可以形成一种跨境生产网络：“所有权的可分离性是跨境共享生产中组织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所有权不可分离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和国外直接投资可能发挥主导作用；在所有权可分离的情况下，公平市场交易关系是可能的，国外直接投资显得不太重要。

”（Arndt和Kierzkowski 2001b：4）。

换句话说，跨境生产具体概括为在两个选择：纵向一体化的跨国公司或公司之间的正常公平市场交易。

（vertically integrated multinational firms or arm's length trade between firms.)
Feenstra（1998）将这一想法向前推进了一步，将全球经济中的“贸易一体化”与生产分解”联系起来。

世界市场通过贸易的日益一体化带来了跨国公司的分化，这些公司发现，把非核心制造和服务活动“外包”出去（外包给国内或国外），会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这也导致了零部件和其他中间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Yeats 2001）。

在20世纪90年代，格里菲（Gereffi）等人开发了一个称为全球商品链（GCC）的新框架，将增值链的概念直接与全球工业组织相联系（见Gereffi和Korzeniewicz 1994; Gereffi 1994; Gereffi 1999; Kaplinsky 2000; Gereffi和Kaplinsky 2001）。

这项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全球买家（主要是零售商和品牌商家—“没有工厂的制造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是形成全球分散化生产和分销网络的主要驱动力。

他将这些“买方驱动”的链条与他所谓的“生产者驱动”链相对比，发现“生产者驱动”
基本上是由垂直整合的跨国制造商创建的生产系统。

“买方驱动”认识到全球买家的作用，突出了设计和营销在启动全球生产系统活动中的重要性。

它引起了在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中行使权力的各种参与者的关注。

这种基于现场的全球商品链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显示零部件和其他中间产品贸易的统计数据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见解。

单独的贸易数据掩盖了重要的组织变化，因为它不区分企业内部和企业间贸易，也不区分正在形成的全球外包关系的各种方式。

1.1 更精致的全球生产布局理论- 全球价值链框架
虽然国际商业文献对全球产业组织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它们基于全球生产组织二元论掩盖了重要的变化，二元论即市场关系和企业垂直一体化层级结构。

通过强调在日益碎片化的链条中“协调”作用时，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s）框架提出了第三种跨境产业组织形式。

然而，我们现在清楚，GCC框架没有充分说明，正在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各种中间形式。

园艺行业研究（Dolan and Humphrey 2000）和制鞋业（Schmitz和Knorringa1999）证实了Gereffi的观点，即全球买家（零售商和贸易商）即使不拥生产、运输或加工设施，也可以对空间分散的价值链进行高度的控制。

然而，对全球生产的研究也突出了更相对宽松的协调形式，如对电子工业和合同制造业（Sturgeon 2002; Lee and Chen 2000）的研究发现了非常不同的协调方式，供应商相对于客户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权。

斯特金（Sturgeon）把合同制造商和他们的客户之间的这些相对松散的关系称为“模块化生产网络”，因为高能力的供应商能够根据全球生产网络的需求变化增加或减少供应。

在服装行业，实地调查显示了多种契约安排，从正常市场交易关系，到全套供应商和全方位服务中介机构安排的更加模块化布局，到完全依赖单一大客户（如耐克公司）的供应商。

最后，关于非洲的商品出口的研究显示出，持续正常的市场交易关系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国际贸易商不断变化的作用（Gibbon 2001）。

因此，我们建议用“全球价值链”（GVC）框架取代“全球商品链”（GCC）框架。

与GCC框架一样，GVC框架接受了上述关于地域分割的大部分观察结果，主要侧重于链条中产业组织结构、协调、治理和权力的问题。

它关心的是了解全球产业的组织分化及其后果。

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提供研究基础。

GVC框架努力弥补GCC框架中缺乏的分析精度，解释程度和预测能力。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让我们更精确地认识以下关键问题： 在没有部分供应链所有权的的情况下，为什么企业也能进行协调？
换句话说，为什么有时候没有正常的市场关系时也存在组织分化？
●什么解释了全球价值链中的组织分化“断点”（break points）？
●当组织分化发生时，企业活动如何协调？领头企业何时需要明确协
调（或管理）全球价值链，什么时候可以放松治理机制？协调是否有增减趋势吗？
●全球经济中存在哪些不同的价值链治理类型，它们如何发展，以及
在不同条件下治理模式的演进方式。

参与全球价值链框架的研究人员的目标之一是制定有效的政策工具，用于分析与产业升级和转型、经济发展和扶贫有关的问题。

全球价值链方法提供了理解企业如何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方法，同时也认识到这些联系背后更广泛的制度背景，包括贸易政策、规则和标准。

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政策研究重点考察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的不同组合方式，以及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进入全球市场，对转型升级机会、盈利能力和就业方面的影响后果。

价值链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越来越依赖于参与发达国家的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

因此，价值链如何发挥作用（和可能预期发挥作用）对于了解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学习，获得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及其好处，以及如何发展等问题至关重要。

如果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对政策制定者有用，那么它必须是简约的。

它必须从一系列极度多样化的证据中简化和抽象出来，识别出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主要变量，同时至少在初期不考虑其他次要变量。

不可避免地，它不可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价值链结构出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显然，历史、制度、地理和社会环境以及路径依赖关系等许多因素将影响全球经济中企业和企业集团之间的联系。

鉴于全球价值链分析迄今为止是由全球经济的实证研究推动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必须加强实证工作，而不是破坏它。

然而，一个简单的框架可以提供一个识别关键变量并对特定实证情形进行首次分析（first-pass）的最佳工具和方法。

在我们看来，引入的变量越多和复杂性越强，模型就越没用。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创建最简单的框架，以得到与现实世界高度相关的认知。

2构建价值链治理理论
在引言中曾提到，目前全球经济的趋势是组织结构的碎片化，且主要体现在层次结构（即垂直整合的企业）与市场（即独立行为者之间的正常交换）之间的选择方面。

使用GVC方法（无论是否明确说明）的实证研究表明，空间分散独立的公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协调其活动。

为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更多的具有协调活动的治理类型，有必要解释的是：首先，为什么单独通过市场机制协调在许多
情况下是不够的；其次，为什么并不能总是通过层次结构（垂直整合）实现显式的协调。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借鉴了三个领域的文献。

第一个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解释公司为什么选择在内部保留某些活动而外包其他一些活动。

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促使大家关注，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条件下的决策（信息可能不可得，或需要一定成本获得）下，企业如何作出的内部制造或购买决策。

第二个是网络理论方法，这种分析可以用于了解企业如何管理频繁、复杂和定制的交易，以及不采用垂直整合时如何应对机会主义的问题。

最后，我们使用关于技术能力和企业学习的方法用来解释，企业为什么倾向于购买复杂而高度定制的产品，而不是自己内部生产。

2.1 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限制
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可以预测一家领头公司何时内部化某一特定活动功能，以及何时将依赖外部供应商提供特定中间投入（即内部制造或外部购买决策）。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企业将追求交易总成本最小化。

没有交易成本，规模经济有利于外包和专业化，这使得供应商能够汇集各种买家的订单，成为特定生产任务活动的专家，实现规模经济，和平滑外部需求波动，这反过来通过更高的产能利用率而降低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改变了这一逻辑，认识到市场的买卖会产生一系列的成本。

在现实世界中，交易的特点是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性导致了交易成本存在。

成本可能来自于买方和卖方找到到彼此，撰写合同和协调其活动所付出的努力，也可能来自于与交易各方动机的不确定性有关的问题（Clemons等1993：15-16）。

这些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成本可能是由于问题本身所造成的损失，或在合同中界定和执行义务和/或监督交易双方的业绩确保不会产生此类损失的成本。

当交易变得复杂和定制化时，预计交易成本会增加，特别是当合约有超出可预见的时间范围之后的后果时。

交易越复杂和定制化，预先规定需要什么和协调不同方面的活动就越困难。

即使参与方表示善意，也会产生这些成本。

此外，如果投资形成了不能用于与多个贸易伙伴进行交易的“特定”资产，那么企业可能会容易受到机会主义的影响，即Williamson（1975）强调的交易特定投资。

机会主义问题随着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

据Williamson说，正是与特定资产相关联的交易方之间的锁定效应，可能为商业伙伴带来不公平的优势创造机会，
推动垂直整合和大公司的兴起。

交易成本分析表明，正常市场关系适用于标准产品，因为它们易于描述又易估价。

协调成本减少不仅因为标准化产品易于描述，而且还因为标准产品可以为了库存而生产和随时按需提供。

同时，由于标准产品是由多种供应商生产的，和多种客户所购买，因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所引起的问题较少。

相反，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会在内部进行特定活动。

首先，产品或服务的定制越多，涉及特定投资的可能性越大，机会主义的风险就越大。

因此，如果频繁采购使内部生产达到规模效益，这些活动将在内部进行。

其次，当设计信息变得更加复杂时，协调成本会增加。

设计信息的复杂性和反转价值链可以容忍短产品生命周期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架构是集成还是模块化。

(The complexity of design information and the degree that a deverticalized value chain can tolerate short product life-cycles depend critically upon whether the product architecture is integral or modular.)集成产品架构更有可能需要非标准投入，特定部件设计的变化倾向于加速系统其他领域的设计变化（Langlois和Robertson 1995; Fine 1998）。

第三，供应时间敏感产品的协调成本增加。

显而易见，即时生产和新鲜食品必须在供应链上快速传递。

交易成本框架虽然有用，但只是给我们提供了部分分析方法。

上述列出了许多有利于垂直一体化的因素，但研究表明，如汽车行业和新鲜食品价值链中的整体产品和即时生产组织日益分散化。

如何处理组织分散化，为什么企业需要避免垂直一体化？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2.2 企业间网络
网络理论解释了，在没有垂直一体化的情况下，如何在资产特定性和复杂协调中控制动机问题，如偷懒、机会主义和资源控制权的丧失。

网络行为者可能会从重复交易、声誉、社会规范和网络嵌入性中，发现控制机会主义的不同方式。

网络理论家（例如Thorelli 1986; Powell 1990; Jarillo 1988; Lorenz 1988）认为组织的网络形式不能在没有建立特定资产的情况下运作。

相反，他们认为，像信任和社会规范等因素，允许具有资产专用性的分散的行业结构持续存在。

信任、信誉和相互依赖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Granovetter（1985）在最基本层面上强加了Williamson的观点，认为经济生活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结构将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可以创造一套共同的目标和期望，即把经济行为限制在普遍可接受的规范中，并检查个人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