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治理、驱动力和创新理论探析

全球价值链治理、驱动力和创新理论探析
全球价值链治理、驱动力和创新理论探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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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对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形成进行了系统的回顾，接着重点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主要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驱动力及创新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前沿及发展动态。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治理，驱动力，创新
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价值创造体系在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再构，从而加快了国家、地区和行业之间的贸易、合作和分包的发展速度。

在市场推动和利益导向机制的双重作用下，不同地区、企业和部门之间相互合作、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了价值增值。

每一次合作在实现价值增值的同时也在价值链上形成了新的一环，进而逐渐形成了一条条价值链。

价值的不断增值提高了区域经
济竞争力，推动了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

因此，研究价值链的内在规律、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提出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而Kogut的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贡献至关重要。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

波特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通过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两部分来完成。

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就称为价值链”。

为了认识成本行为与现有和潜在的经营歧异性资源，价值链理论将企业分解为许多战略性相关活动。

企业正是通过比其竞争对手更廉价或更出色地开展这些重要的战略活动来赢得竞争优势的。

在《竞争优势》中，波特还突破企业的界限，将视角扩展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提出了价值体系(value system)概念，这是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基础。

同期，寇伽特(Kogut，1985)在《设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
增值链》中用价值增值链 (value added chain)来分析国际战略优势。

他认为，价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

因此，寇伽特认为，国际商业战略的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

国家比较优势在整个价值链上的体现状况取决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资源应如何有效配置，而企业竞争能力在价值链上的体现则取决于企业为充分发挥和确保自身竞争优势而选择的环节。

与波特强调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观点相比，寇伽特的观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把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因而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后，Dewatripont等人(1995)探讨了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理空间进行配置的能力问题，认为生产者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价值增值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

克鲁格曼的研究实际上把企业间价值链和区域、国家间价值链融为一体，这个概念的实质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内涵，但克鲁格曼没有使用全球价值链这一提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格里芬(Gereffi)教授为代表的不少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理论，集中探讨了包括不同价值增值部分的全球商品链的内部结构关系，并研究了发
的关系：一类是法律上虽然独立但要从属于其他企业的企业；另一类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制定其他参与者必须遵守的规则的主导企业。

(3)层级型(hierarchy)，即主导企业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的股权控制，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一类。

(4)市场型关系 (market-type relationship)，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不存在任何的隶属、控制等关系，纯粹是一种贸易关系。

其中，前三种是较为典型的形式。

在Humphrey和Schmitz分类的基础上，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3)指出，应以交易费用、企业网络和企业学习能力这三种学说为理论基础来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他们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以交易能力和供应能力为标准，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细分为五种(参见表1)，即市场(market)、模块型(modular value 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 value chains)、领导型(captive value chains)和层级制(hierarchy)。

这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和层级制分别处于价值链行为主体间协调能力的最低和最高端(参见表1)。

这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阐明了权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运作模式。

例如，在领导型全球价值链中，主导公司直接对供应商行使权力，这种直接控制表明了一种高度的外在协调和权力不对称关系。

在
关系型全球价值链中，公司间的权力平衡更加对称，并存在大量的外在协调。

在模块型以及市场型全球价值链中，客户和供应商的转换相对比较容易，权力的不对称性相对较低(参见图1)。

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3)还指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也不是严格与特定行业相关联的。

同时，即使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内，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也可能从一种模式转换为另一种模式(参见表2)。

原因主要是：(1)当新的生产商获取新的产能时，权力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2)由于投资的转换，对于主导公司来说，创建和维持严格的层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3)企业和企业群往往并不局限于一条价值链，而可能是在多条价值链上运营，因此有可能把从一条链上学到的能力应用到其他价值链中。

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交易复杂程度、识别交易能力和供应能力等的变化。

三、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动力机制，有多种观点，其中一种被普遍
接受的观点是驱动力说。

这种观点的提出者Gereffi和M.Korzeniewicz(1994)认为，在全球商品链上运作的生产者和采购者是两股不同的驱动力，因此把全球价值链分为生产者驱动型(producer-driven)和采购者驱动型(buyer-driven)两种。

Henderson(1998)在此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后，指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是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

投资者可能是拥有技术优势、谋求市场扩张的跨国公司，也可能是力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本国政府。

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如汽车、飞机制造等，大多属于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

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大型跨国制造企业(如波音、GM等)发挥着主导作用(参见图2)。

Henderson同时也对采购者驱动模式进行了以下界定：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经济体通过全球采购和贴牌加工(OEM)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类、农产品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链，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参与这种类型的价值链(参见图3)。

张辉(2004)在格里芬的基础上从动力源、核心能力、进入障碍、产业分类、典型产业部门、制造企业的业主、主要产业关系、主导产业结构和辅助支撑体系等九个方面对生产者和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比较研究(参见表3)。

四、全球价值链创新
全球价值链创新是通过价值链上的企业在链接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创新活动来实现价值增值活动，也是价值链的扩展过程。

John A.Mathews和Dong-Sung Cho等多位学者曾对全球价值链创新问题进行过有益的研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2002～2003年》(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全球价值链创新分为四种类型：(1)过程创新。

在全球价值链的各环节或各环节之间对内在的作业过程进行过程创新，提高效率，比如降低企业的库
存成本、角料浪费或加强企业间的及时配送。

(2)产品创新，包括提升老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优势，据此来强化市场地位，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引入新产品，形成产品差异化优势。

产品创新涉及到价值链单个环节(企业)的新产品研发流程再造，以及价值链各环节间关系的提升。

(3)功能创新。

通过改造企业内的作业活动组合来提升价值。

(4)跨价值链创新。

从原先的价值链跨越到利润空间更大的价值链。

例如，我国台湾企业从品体管收音机生产转移到电视机、电脑显示器、笔记本电脑乃至现在的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hones)应用设备生产。

这种跨价值链创新活动往往伴随着区域内相关产业的整体转产与升级。

参与价值链的企业、地区或国家(也就是价值链上的各环节)可以在其所处的价值链上进行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以提高自身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也可以通过功能创新再参与其他价值链；还可以通过跨价值链创新活动将自身的业务或产业整体转移至利润更高的价值链(参见图4)。

除了对全球价值链的各类创新活动进行区分之外，一些文献还特别从创新活动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后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研究。

发展中国家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意味着就能提高自
己的竞争能力。

有些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后的竞争能力甚至有所下降。

只有当价值链的后来者通过提供各种低成本制造服务作为交换，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各种知识和技术，并真正利用交换所得的知识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时，才能成为具有竞争能力的后发者。

而这样的过程有赖于后来者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

一般认为，根据其掌握的不同能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创新活动后的发展轨迹主要有两种。

John A. Mathews和Dong-Sung Cho(2000)认为，这两种途径的起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

OBM通常是全球价值链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也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

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OEM)，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 logistics 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OBM)。

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own design and manufacture，ODM)，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参见图5)。

五、全球价值链研究前沿及发展动态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个融合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全面审视经济全球化下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的一种新兴理论。

目前国外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着力于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和创新等理论问题；二是选取实际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以不断完善和拓展理论体系，从而达到更好为实践服务的目的。

通过全球价值链来研究经济活动，可以突破单个企业的视角，转而从整条价值链的高度以一种系统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不少学者通过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与创新方式的分析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途径与对策。

但是，理论界的成果仍然停留在微观和静态的层面，把产业升级理解为企业、区域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上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

如何分析、利用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变化，实现发展中国家企业、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和产业升级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和研究方向。

我们知道全球价值链从驱动力角度可以分为采购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而处于不同驱动力价值链某个环节的地方产业集群只有遵循该驱动模式下的市场竞争规则，才能利用正的竞争效应。

作为一个企业如何根据自身已有条件和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来找到最适合的
切入点或价值环节，也是现在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热点。

另外，当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后如何通过实施突破性创新以及跨价值链创新来实现从原有价值链跨越到更高层次的价值链，这也是当前的一个研究方向。

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的增加，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制造商基于契约或一般市场交易所形成的价值链上下游投入品以及最终产品配套、组装、供应关系日益密切，甚至企业间跨国界联合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也日益频繁。

跨国公司在股权、产品技术以及市场渠道等方面对东道国制造商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从而减弱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使东道国制造商的功能升级被锁定在有限的范围内。

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下，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如何摆脱技术控制，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在目前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中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释。

这也是今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另一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