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早期现代性_及其他_汪晖
就解密《阿Q正传》与汪晖先生做一次浅谈——阐释解读《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感受
就解密《阿Q正传》与汪晖先生做一次浅谈——阐释解读《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感受前言：本篇论文以解读汪晖先生《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为基础，联系《阿Q正传》文本，就深读《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后对于文中汪晖先生所提到的“契机问题”、“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以及引申思考的“《阿Q正传》的跨时代启蒙意义”三大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证。
通过谈论的方式与汪晖先生分享解读《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感受和思考，从而更进一步了解《阿Q正传》作品本身。
每一部作品应该以严谨的态度去对待，若不知作品背景以及作品的深意，就如同嚼蜡没有滋味，更不能从作品中领略人生百态并取其精华。
而在面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时，不了解作品背景，就无法揣摩看似简单文字的深层涵义，更无法从中体会其中的世事百态。
《阿Q正传》是我在小说唯一一部初读、再读、深读、再次深读的作品，其中深意着实让人费解，甚至一度怀疑过鲁迅先生为何写一部如此使人“头痛”的作品？在解读《阿Q正传》这部作品时，汪辉先生发表的《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可谓是解密《阿Q正传》（以下文章中将用《瞬间》简称）的一座“里程碑”，汪晖先生通过对《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即“一、作品的叙述方式是否发生了断裂？二、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是国民的代表，还是农民阶级的思想特征？三、阿Q真的会革命吗？作为国民性典型的阿Q与作为革命党的阿Q在人格上是一个还是两个？”的论述，汪辉先生以其丰富的文学底蕴和熟练的文学手笔，娴熟地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施展开自己擅长精微思辨的才华，紧紧扣住阿Q生命过程中的六个瞬间，以理智独特的思维分析《阿Q 正传》，深刻的剖析了《阿Q正传》，逐渐将《阿Q正传》“裸露”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引发广大研究者辩论汪晖先生其中观点正误的热潮。
但是，在我看来，在《瞬间》中汪晖先生对于《阿Q正传》的某些文本或者说是其中意味的解读不免有牵强之处。
就这篇非常精致的《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我还是存在一些解读疑惑以及思考想与汪晖先生交谈我浅薄的认知。
汪晖教授访谈2012—1—20
汪晖：上升期的矛盾、体系性危机与变革方向——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近期本刊记者根据与创刊20周年笔谈主题相关的论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先生，下面是访谈主要内容。
《国外理论动态》(下面简称“《动态》”)：当前严重的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对中国与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您认为它将会给国际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关于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选择，有人认为中国制造业规模越来越大，继续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就可以很快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俱乐部，有人却认为由于国际和国内的矛盾，中国无论如何挤不进去，反而可能因此导致巨大危机，因此中国最好是继续秉承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运动的基本精神，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我们该综合什么样的新旧理论资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找到新的可能性和方向?汪晖：你的问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的。
但两者并非没有关联。
这样提问预设了中国形成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预设了对如何形成自主发展的追问。
中国的金融体制、市场体制都已经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
对发展模式的思考早已开始，却收效不大，原因并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利益错综纠葛，无法将已经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
在思想层面，也存在着一个承不承认需要调整变革方向的问题。
有人提出进一步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又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
以我的看法，今天的关键问题是存不存在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朝向这个方向的可能性。
如果存在这个方向问题，而不只是技术性调整的问题，那么，调动怎样的经验和实践以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但这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很多人批评它没有具体方案，但这恰恰说明这场运动致力于方向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
它意识到了今天的问题是体系性的，不是个别的技术调整可以解决的。
汪晖对于现代性的所有文章
汪晖对于现代性的所有文章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一点再思考本文是对作者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总结。
文章对书中涉及的帝国—国家、封建—郡县、礼乐—制度等二元对立范畴、历史中的连续性与断裂及时势概念、科学世界观和民族主义知识等问题进行了细致阐释和反思。
作者强调:在思想史研究中,需要将过去的思想世界从观察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思想的视野,用以观...汪晖下载次数（953）| 被引次数（2）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几个问题在他们之间的错综纠葛之中，我展示不同的思考方向和不同的可能性的领域，置身于时势之不同位置所展开的对于时势的回应。
事实上，展示出多样性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所谓出路的思考，因此，我常常使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个说法来描述中国的...汪晖下载次数（1331）| 被引次数（5）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答问中国是一个较之民族范畴更为丰富、更具弹性、更能包容多样性的范畴。
在当代世界里,这些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限制来想象中国图景,甚至形成新的政治方案都可能提供新的想象空间。
汪晖下载次数（395）| 被引次数（1）唐弢先生与现代文学史研究今年是唐弢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不久前,我重新阅读了唐弢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一书。
在他的数十部著述中,我认为这是除鲁迅研究著述及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外,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
《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学》《我观新诗》《林语堂论》等经典篇什发表时就影响巨汪晖下载次数（26）| 被引次数（）白话的技术化与中国现代人文话语的创制作为一个自觉的语言创造过程,中国现代语言的创造者们试图以科学话语为蓝本和基础创造新的人文话语,并力图用科学话语的语法建构人文话语的内在语言结构。
现代人文话语当然有其传统的语言基础,但它的确又是按照现代语言的规范重新加以创制的结果。
如何诠释_中国_及其_现代_关于_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_的几个问题_汪晖
探索与争鸣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几个问题汪 晖 非常感谢复旦的朋友们组织这个座谈会①。
在大家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比较集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帝国和国家的问题,比如,张汝伦先生提的“帝国—国家二元论”的问题,曾亦先生就公羊学问题发表了看法,即怎样理解公羊学的家法和它在思想史上的展开,以及如何理解经学和政治的关系在现代语境中的意义,从大的方面着眼,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还是帝国—国家的问题。
白钢先生提到的方法论的矛盾也是集中到帝国—国家二元论的问题上。
另外一个跟这个问题相关,就是关于中国政治的正当性的讨论,许纪霖先生提到了这个问题。
丁耘先生也指出,下卷集中到科学话语上,上卷集中展开论述政治正当性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展开得不充分。
这个问题其实也跟帝国—国家问题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其他讨论大多集中在方法论问题上。
比如,邓志峰先生讲到思想史写作的前提问题,道德—政治二元论的概念,等等。
洪涛先生讲到我们应该以中国看中国,还是以西方看中国,或者是以今观古,或以古观今。
郭晓东先生的讨论也是讲中西互释的问题。
在讨论方法论的时候,好几位先生都问道:这本书为什么从宋代讲起?换句话说,如何评价京都学派的问题?在这个方法论问题的背后,有一个主要的关切,即从帝国—国家等问题出发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是否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我在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解释中国思想的“内在视野”的问题,而大家问的是,这个内在视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在视野?此外,在罗岗先生的发言中,他问及:如果现代中国思想中各种对现代性的批评,最终也被某种程度地归纳到现代的体制内部,那么,存在不存在替代性的方案或者走出这个现代之可能性?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陈卫平先生提到叙事的问题,科学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问题,其中特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位置的问题,这在我书里提到但没有真正展开,它们涉及的都是前瞻性的问题。
一、三组概念:帝国与国家、封建与郡县、礼乐与制度 我不大喜欢一般地讲方法,即使讲,也希望从一个具体的话题上———比如说帝国—国家这个问题上———来展开讨论。
甘阳+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甘阳汪晖这个书是近二十年左右最重要的一本书，篇幅很大，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涵盖的几乎是从以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在每个部分的进入都有很多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可能牵涉到两个语境，一个就是当代语境，就是处在当代二十年左右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变迁当中，汪晖自己的一个选择以及这样一个选择和二十年左右中国思想界总体状况的一个关联。
另一个当然就是他进入的语境状态，这个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他这个书非常大，我大概讲一下最主要的特点，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全书贯穿的一个线索，我觉得是重构儒学作为道德评价的一个方式。
所谓重构儒学作为道德评价，我的读法是汪晖在重构儒学作为一个批判者。
所谓道德评价方式，就是作为一种最高价值观念来评判对人间的看法，对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选择。
这就是我觉得他贯穿全书的重新构建儒学作为一个批判系统的线索。
这样一来，以这个批判建构来看，很多东西的讲法变得很不一样。
比方说他重构的三代想象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同时把郡县和封建的矛盾表现得非常充分，几乎是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过程。
这两点都是我觉得以前不太有人说的。
首先是第一点，三代想象，三代想象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构好像历代儒家只是一愕尊崇过去，而使三代想象变成了一个想象和批判的源泉。
这是他的一个发掘。
而三代想象同时因为其本身是最早孔子提出的建立在周代分封制的所谓亲亲原则是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并不是所有阶层的社会内容，首先强调的是贵族阶层的。
在中国走向君主和郡县制这样一个结构比较早的情况下，中国历代士大夫都面临一个非常基本性的一个ambivalance，一方面是说士大夫基本上都是认同郡县，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对郡县制是批判的。
因为郡县制并不符合三代的一个道德选择标准、三代这样一个想象。
所以这里面历代士大夫都存在这样一个紧张。
而汪晖把郡县和封建这对矛盾，从前一般谈郡县都是集中两个，一个是柳宗元的，一个是以后王夫之他们，他们谈的比较多，而汪晖把它变成几代知识分子在转弯当中都有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汪晖之所以这个重视郡县和封建的一个关键就是封建可能会开出来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情势，郡县制是一个一统制的趋势。
鲁迅：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
鲁迅：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汪晖，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今。
80年代初，汪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现代文学史家唐先生，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书被认为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品。
1997年，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广泛讨论。
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文章，并被视为中国“新左翼”的代表性人物。
他的若干作品被译为不同文字。
英文著作《中国的新秩序》出版后又被译为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在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他的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等在不同语境中引起关注。
2004年，汪晖的代表性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出版，该书先后被《亚洲周刊》、《中华读书报》和《书城》杂志评选为2004年度“十大好书”、“十大社科图书”和“年度图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
回顾20世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像鲁迅这样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仍旧不能回避谈论鲁迅的意义。
但是，自“文革”结束，对于鲁迅的批评和反思，波澜迭起，从来没有消停，这种种围绕鲁迅形成的争论，又是我们今天谈论鲁迅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所以就从这些争论谈起吧。
汪晖(以下简称汪)：让我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谈起。
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可宝贵的品质。
他认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的著作和《红楼梦》是两个特殊的领域，不但可以阅读，而且为了配合“文革”的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为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全国各大高校的现代文学领域最主要的老师都卷入其中，一度很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参与注释工作。
在20世纪找不到任何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文本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考订，包括毛泽东、孙中山的著作。
现代性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启示论文
现代性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启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的解放力量，曾经风靡过中国学术界。
现代性这一概念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国内。
然而现代性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却可以追述到一个世纪之前。
本文试从现代性概念的梳理、限定，现代性在中国的接受与拒绝的原委的辨析，来探讨现代性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一、“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当我们试图将西方学理概念引入到东方学术视野中时，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困境。
一方面西方学术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逐渐的演变发展的，比如说文学就先后经历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我们要在一个动态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个特殊历史时期将这些理论概念同时拿来吸收理解，弹劾容易。
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的差异又注定了此种研究具有了比较的性质。
汪晖将此描绘为“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
而回到现代性问题，就变成了现代性程度有差别的中西关系。
现代性理论以中性的理性化为特征，将空间上时间并列的文化关系置换为时间上的普遍关系。
现代化被理解为与西方趋同的时间性赶超关系。
理解现代性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绕不开对西方现代性概念进行梳理，而将现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概念进行辨析，可以更好的帮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内涵。
根据英国学者的考证，“现代性”（modernity）一词首先出现于1672年，主要是在音乐方面使用的，亦即现代性主要与声音和语调有关。
而一般公认的、并有较大影响的则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的一句名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另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今天，现代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了更多的内涵。
而透过众说纷纭的关于现代性的界说，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四种见解：1、现代性就是理性化。
马克斯·韦伯是首位对现代社会进行合理化分析的理论家。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合理性”，可以说，欧洲的现代化和合理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而这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化的理性化、经济理性化以及政治法律的理性化。
中国社会史方面的书
中国社会史方面的书
中国社会史是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学科，涵盖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各个历史阶段。
在这个领域中，有许多重要的著作被视为经典，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演进和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一本重要的书籍是陈寅恪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该书以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至40年代中叶的亲身观察和体验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状。
书中详细描述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生困苦等问题，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书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本书以文学作品为主线，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
王国维在书中提出了“情”“意”“境”等概念，对于理解古代文人的思想与情感表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此外，汪晖的《民国社会的变与不变》也是一本重要的中国社会史著作。
该书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回顾与分析，深入剖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和问题。
汪晖在书中提出了“现代性的两难境
地”等重要理论概念，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些书籍只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著作，如《中国社会史》、《中国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与新变革》等，都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有着重要的贡献。
通过研读这些书籍，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文化传统和社会问题，为我们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鲁迅文学的诞生_读_呐喊_自序_汪晖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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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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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灭中` 晖
清华大学 中文 系
内容提 要 本文通过对 《呐喊 自 序 》的细读 , 重新解释 了鲁迅文学的动力问题 。作者 深入 分析 文本 中的修 辞 、故事及其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 系 , 说 明鲁迅文 学的动力不是从 绝望出发 , 而是从反抗 绝望 出发 的 鲁迅的 东渡 学医 , 弃 医从文 , 革命后的沉默 , 《新 青年 》 时期的呐喊 , 均 可以置 于 “走异路 , 逃 异地 , 去寻求 别样 的人 们 ” 的脉络 中给予解释 。 与其说是 回心 , 不如说是 忠诚 , 解释 了鲁迅 的 那些 “不能 全忘却的梦 ” 。 “希望的 文学 ” 、 “反杭绝望的文 学 ” 与 “ 胜 利的哲 学 ”、 “乐观 的文学 ” 构成 了现代 中 国文学 中的两组各不相 同又相 互关联 的文 学态度 。 关键 词 鲁迅 、 《狂人 日记 、 狂 、 醒 、 学术史
一 作为一种文体 的回忆
我 们 今天 阅读 呐 喊 自序 》。 在 进入 文 本之 前 , 我先 简单 回溯 一下昨 天读 《 破 恶声论 》 时涉 及的文 本形式 问题 。 《破恶声论 》 的文本 形 式 内含 了一种 自我的颠覆性 它采用 了一种既不 同于文言也不 同于 白话的古文形式 。 从形式上看 , 这是一个与排满的 民族主义革命有着密切关联 的 民族主义文本 。革命 , 表现在它对文言及其体 制 的拒绝 民族主义 , 表现在它试 图以语言形式追 溯民族的文化之根 , 同时拒绝欧风美雨浸染下 的 白话 。 但文本的内容之一 , 是批判近代的民族主 义思潮 , 文本的后半部分集中批评所谓 “ 兽性 爱 国 ” 和 “崇侵略 ” 的志士 。 他也批评 了这个浪潮 中的启 蒙思想 , 将 那些 启蒙者看作 “伪士 ” , 与 此 相对 应 , 他强调 “迷信 ” 的积极 意义 。文本的
现代性主体的建立与展开——评汪晖近期鲁迅思想研究
《 阿 Ｑ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汪 晖 著
自从 １ ９ ８ ８年完 成 博士 论文 反抗 绝 望》 之后 ，汪哞 就 将 自 的学 术兴 趣从 鲁迅研 究转 向思想 史领域 。他先 是撰 写 了 预 言与危 机—— 中国现代 历史中的 “ 五 四”启蒙运 动 ，关注 “ 五 叫”启蒙运 动的 目的及其方式之 问的关 系。随 着对 “ 五 四”更加深入的 反思 ， “ 现 代性 问题 ”开 始 ｒ ｒ ｔ 】 显， 汪晖 于 ｌ ９ ９ ７年发表 《 当代中 国思 想状 况 现代性问题》 ，此文 引发 了 ９ ０ 年 代 日益分 化的知识界的热烈争论 ，他 本人也被 贴上 “ 新左派”标 签。２ ０ ０ ４年 ，汪晖 自 １ ９ ９ １ 年 开始酝酿的 现 代中 国思想 的兴起） ）出版 ，这是一部两 卷四册 多达一 百五十多万 言的思想 史巨著 ，时 间跨越从 宋朝至 民国以来 的一千 多年 ，力图 征 不 同于西 方现代知识体 系的 “ 内在视野”中呈现现代性在中 国的兴起。 期 间，除 了 ’ １ ９ ９ ６年为纪念鲁迅逝世 ６ ０周年而写的以 “ ‘ 死 火’重温” 为题的序 言之 外， 人们鲜能看到 汪晖 专门论述鲁迅 的文字。直到晚近 ， 他才有三 篇具有相 当长 度和分量 的讲稿 面世。 这 三篇讲 稿以 《 破 恶声论 ） ） 、 呐喊 ・自序 ） ）和 《 阿 Ｑ正传 作 为细读文 本，汪晖的问题意识在 于从 中解读 出 “ 什 么是启蒙？” 、“ 鲁 迅 文学 的诞 生 ” ，并以 阿 Ｑ生 命 中的六 个瞬 间探索 现 代 中国革命 的 《 声之善恶 ： 鲁迅 （ 破恶声论） 主体 。其 中 ，前两 篇是作者 在 ２ ０ ０ ７年 ７ 月 中国文 化论坛 “ 首届通识 （ 呐喊 ・ 自 序） 讲稿》 教 育核心 课程 讲 习班 ”的讲 稿 ，收 入 声 之善恶 一书 ； 第三 篇是 ２ ０ ０ ９ 年 秋季学期在清华大学 “ 鲁迅作晶精读”的 课堂讲稿 ， 后以 阿 汪 晖 著 Ｑ生 命中的六个瞬间 为书名推 出 行本 。汪晖对于文本的选择似乎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２ （ ￣ １ ３年版 别出匠心 ，他把对现代性在 中国历史内部兴起的关注投射在 了这 三个
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反思——汪晖访谈录
作者： 周志强;肖寒
出版物刊名： 中国图书评论
页码： 37-42页
主题词： 中国现代性;访谈录;“五四”启蒙运动;思想史研究;汪晖;历史;《文学评论》;反抗绝望
摘要：问：首先，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会从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
突然之间转到了社会学的思考？汪：这个表面看有点突然的变化，实际上没有那么突然，因为对鲁迅的思考至今对我还有影响。
我是1988年写完博士论文《反抗绝望》的，因为研究鲁迅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和鲁迅相关的这个时代，比如你要研究鲁迅和章太炎、鲁迅和严复、鲁迅和梁启超他们的关联。
那个时代的氛围、如五四运动等等。
所以，我在1988年完成《反抗绝望》的写作以后，就开始转向思想史的研究，只不过那个时期的思想史研究更多地集中在20世纪，所以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我写了一篇长文《寓言与危机——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五四”启蒙运动》，发表在第3、4期的《文学评论》，分上、下连载了两期。
管窥当代中国思想史——也从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谈起
Wang Hui and his concerns about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thinking
作者： 林琳[1];刘玮婷[2]
作者机构： [1]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2]花城出版社,广东广州510075
出版物刊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81-84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4期
主题词： 当代中国;思想史;现代性
摘要：上世纪末,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站在新左派的立场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思想状况进行了一个详尽的解剖和分析。
由于汪晖的文章涉及的问题之多,分析之具体,因此暂且将其作为了解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史的切入点,并参照其余两篇,将这二十年的思想史做一个概括性的梳理。
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一)
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一）《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
回顾20世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像鲁迅这样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仍旧不能回避谈论鲁迅的意义。
但是，自“文革”结束，对于鲁迅的批评和反思，波澜迭起，从来没有消停，这种种围绕鲁迅形成的争论，又是我们今天谈论鲁迅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所以就从这些争论谈起吧。
汪晖(以下简称汪)：让我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谈起。
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可宝贵的品质。
他认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的著作和《红楼梦》是两个特殊的领域，不但可以阅读，而且为了配合“文革”的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为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全国各大高校的现代文学领域最主要的老师都卷入其中，一度很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参与注释工作。
在20世纪找不到任何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文本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考订，包括毛泽东、孙中山的著作。
鲁迅在他的环境中对于各种人物的批评成为“文革”时期那一时代文化政治的重要内容。
也因为如此，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如何评价鲁迅及其思想一直是一个具有政治争议性的问题。
比如，鲁迅对于周扬等人解散“左联”十分不满，在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中站在胡风等人一边。
鲁迅逝世之前，正值全世界面临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时代。
在这个背景下，共产国际调整了方针，要求各国共产党形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国防文学”的口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鲁迅赞成“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强调即使在民族危机和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下，“左翼”也应坚持自身的领导权，所以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张。
这些问题涉及30年代左翼文化和政治的复杂问题。
在“文革”中，为了清算所谓“左翼文艺黑线”，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批评被当作批判周扬代表的“30年代文艺黑线”的根据。
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的历程
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的历程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
那么你对现代性了解多少呢?以下是由店铺整理关于什么是现代性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现代性的概念后现代性(或者较贬抑的称呼为“后现代情境”)通常是指出现于现代性“之后”的人类社会之经济和/或文化的状态或情境。
某些思想学派认为现代性结束于20世纪末，并由后现代性所取代;而其他学派则认为现代性一直延续至现在，并囊括了后现代性的所代表的发展内容。
后现代性的特色包括了全球化、消费主义、权威的瓦解以及知识的商品化。
现代性的历程第一阶段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
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追究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
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
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
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
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第二阶段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
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
绘制思想知识的新图景——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访谈
绘制思想知识的新图景——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访谈汪晖;邹赞【期刊名称】《社会科学家》【年(卷),期】2014(000)003【摘要】汪晖教授是当代中国最具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2013年与哈贝马斯共同荣膺“卢卡·帕西奥利奖”.汪教授在访谈中提到了鲁迅研究与后来转向的区域、族群、历史等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关联,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现状作了总体性评述,认为“文化研究”具有解放的潜能,它将有关“他者”的问题、东/西问题、日常生活的文化政治问题等提出来了,但是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欠缺实地经验和历史维度,因此他提倡一种将“文化研究”的方法、内容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跨学科路径.无论是做中国研究、思想史,还是处理区域问题,汪晖教授都坚持总体性,试图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希望能够让少数族群或地方性的知识在中国相对主流的空间里获得表达.访谈还涉及“反现代的现代性”、“发展主义”、“草根性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阿瑞提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等重要议题.此外,汪晖教授主张用“批判的知识分子”取代“新左派”的命名,认为这样更加能够展现这一知识群落的基本立场及其内在的复杂性.【总页数】8页(P1-8)【作者】汪晖;邹赞【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09【相关文献】1."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2.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被授予卢卡·帕西奥利奖3.走进“一带一路”:跨体系的文明交汇与历史叙述——汪晖教授访谈4.生态农业:勾勒广东农村建设新图景——华南农业大学王建武教授访谈5.在历史中思考——汪晖教授访谈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WangHuiReviewideas：
作者题记：本文中文稿载《读书》第8期，58-67页。
原稿是用英文写的，载Modern China，第34卷第3期（2008年7月出版）。
感谢何吉贤同学为我翻成中文。
译稿经我自己三次修改校阅，基本准确。
探寻中国的现代性：评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
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个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20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
四卷洋洋洒洒至1608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汪晖，2008a）。
2004年首版至今，已有不少关于此书的评论，在此，我无意作全面的评述。
在此书再版之际，我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把此书的主要贡献为非专业内人士做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介绍性总结；过度简化其精细分析与大量细节则恐怕在所难免。
在开始总结此书重要论点之前，先简要描述全书的独特方法及其前后一贯作为陪衬的对手。
这样，可能会对理解此书有所帮助。
首先，汪晖并置了两套话语：一套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话语，一套是中国的话语。
一方面，他将西方的现代主义话语作为对手，来揭示中国旧有“概念”的历史含义，以将它们放入其历史语境。
另一方面，他也做了相反方向的工作，以中国内在的“概念”作为陪衬，将西方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帝国”、“民族国家”、“市场经济”、“科学”和“科学主义”历史化。
通过这种方法，两者得以相互厘清和印证。
这种方法要求严密的文本细读和分析，同时又要借助于得自比较视野的洞见。
探究“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与历史叙说模式的转向
探究“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与历史叙说模式的转向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国际上，冷战结束，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下不平等关系以及明显的霸权动摇了中国人融入全球化就会进步的想法;苏东巨变之后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使得人们对私有化、自由化的前景颇多戒惧;后殖民主义批判和质疑西方“现代性”的学术思潮也方兴未艾。
就国内形势来说，1992年后，市场化进程加快，它在瓦解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化与社会矛盾。
在这样的现实感受下，人们开始痛感传统崩坏所带来的失序、焦虑与虚无。
职是之故，”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成为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一、“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提出与学术史转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思想界再次掀起西化与本土化如何平衡的风潮。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讲述了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颇有深意的现象：“在一开始，西化与现代化是紧连在一起的，非西方社会吸收大量的西方文化，逐步地走上现代化。
但是，当现代化步伐增大后，西化的比重减少了，而本土文化再度复苏。
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则改变了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权力的平衡，并增强了对本土文化的承诺。
”在“中国现代性”的思想视野下，传统被寄予更高的期待，被视为“现代化”的一种补救力量，中国文化传统被期待着挖掘出“超克”西方现代性的文化思想资源，为“中国道路”提供文化论证。
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历史出发，汪晖提出对中国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层的思想提炼和理论反思，不应该简单否定或肯定。
由此引申来看中国的现实、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中国历史的现代进程值得重新解释与评价。
1997年，汪晖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提出“中国现代性”与西方代表的现代性有明显不同，汪晖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新的矛盾进行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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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9日/第013版文化周刊关于“早期现代性”及其他汪晖日本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只是少数中国研究专家的成果，而且也是近代日本的复杂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日本对于中国的理解不但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要素，而且也产生于日本思想者对于日本在世界和亚洲区域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也对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代中国承续了清代的幅员和人口构成，关于现代中国的解释也不得不涉及如何解释清代的历史。
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帝国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限度。
将这一范畴引入对于现代历史的描述，也意味着单一主权的国家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并不能提供关于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实质描述。
19世纪以降的中国现代变迁是对欧洲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变迁的回应。
由于这一变迁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剥夺形式为动力，所谓回应不可避免地是学习和抵抗的双重过程。
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脉络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终于有了它的日文节译本，我由衷地高兴。
2005-2006年，我曾以此书若干章节为中心，在东京大学开设研究生讨论课程。
也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前辈和同行曾就此书举办过三次讨论，我从他们的评论中获益匪浅。
这部著作长达1700页，共计四卷，各卷有一个题目，分别是《理与物》、《帝国与国家》、《公理与反公理》、《科学话语共同体》，初版于2004年，2008年又出版了修订版，现在的日文版主要由原著的导论和总论、新版序言及有关区域视野的独立文章构成，与其说是对全书各章节的概述，不如说是在各章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理论概括。
对于并非中国思想领域的读者而言，这样的安排可以避免过于琐细的资料罗列和分析，适合于进行思想的对话，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这部日文本的出版，对我而言也有特殊的意义。
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不但有机会多次访问日本，向日本的前辈和同行请教，而且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和叙述也逐渐地成为我的思考和对话的对象之一。
在这方面，我尤其得益于沟口雄三先生。
我们相识于1991年为创办《学人》丛刊而在东京召开的学术会议，此后有了近二十年的交往。
1993年春天，我们同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访问，在他的指点下，我开始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观。
日本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只是少数中国研究专家的成果，而且也是近代日本的复杂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日本对于中国的理解不但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要素，而且也产生于日本思想者对于日本在世界和亚洲区域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也对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正由于此，当我从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汲取资源，并试图与之对话之时，我发觉这一对话不可能仅限于日本的中国观，也必然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
例如，日本中国研究中提出的近世和近代的概念、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亚洲和东洋等范畴，离开欧洲和整个世界历史的视野，也是无法把握的。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新版序言中，我对全书的基本思想进行了阐述和反思。
兹就四个问题做一点补充性的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概念。
日本现代史学在中古与近代之间，曾经提出过“近世”的概念，例如京都学派有关“宋代资本主义”的阐述就与“东洋的近世”的命题相互匹配。
2000年，当我和几位来自欧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一起讨论“早期现代”问题时，我很自然地将这个概念与日本的“近世”概念加以比较。
“早期现代”的概念与“近世”概念有些相似性，显然留有某种目的论的痕迹，为什么我在批判目的论的历史叙事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一概念？在我看来，一切概念都是在运用中展示其意义，“早期现代”的概念并不等同于认可现代性的目的论。
首先，“早期现代”概念主要针对的是那种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扩张作为现代性根源的叙事，从而明显地区别于“殖民现代性”、“革命现代性”或作为对于西方挑战之回应的“现代性”的其他形态，因此，这一概念包含着将“现代”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单一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
其次，不同于“古代-中古-近世-现代”的线性逻辑，我在书中反复论证“早期现代”不是一种确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一种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它不能被固定在线性时间的某一个点上，也并不意味着早期现代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普遍的或高级的现代性的到来。
这一概念只是提示着不同区域的历史中存在着一些“现代现象”，它们得以产生的动力和得以表述的范畴都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及各种伴生现象—民族国家、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政治形式。
第三，早期现代的概念为一种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关系之外观察和反思现代提供了可能性。
与资本主义扩张相伴随的，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各种文化霸权的形态，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和其他边缘区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之一，是诉诸“传统”及其价值对于这一进程进行批判性的抵抗。
但是，传统这一整体概念只有在与现代的对峙之中才能成立（总体化），它无法从其内部分解出另类现代性的要素。
早期现代的概念从认识论上提供了一种从另类现代的视野反思现代性的可能—如果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殖民现代性或革命现代性的现代，这一另类现代对于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在解释“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时再做补充论述。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帝国”概念的运用，以及对于“中国”范畴的解释。
近代中国承续了清代的幅员和人口构成，关于现代中国的解释也不得不涉及如何解释清代的历史。
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帝国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限度。
将这一范畴引入对于现代历史的描述，也意味着单一主权的国家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并不能提供关于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实质描述。
与其他帝国史相比，中国历史的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蒙古人、满洲人等建立的所谓“征服王朝”最终将自己纳入了中国王朝谱系之中？儒家的政治文化在这些新王朝的合法性建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一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儒家政治文化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关系如何？或者说，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在这类巨大历史事变和转折中呈现的“连续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有关“汉化”和“胡化”的辩论之中。
这一跨越了几十年的争论在最近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中以不同的方式再度展开：“汉化”是晚清以降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主导性的模式，而“新清史”的学者反对将单一的、统一的中国视为一个自古而来的政治体，以“征服王朝”及其独特的族性认同为据批评“汉化”的中国观。
从历史叙述上看，“新清史”在中国历史中区分出两个王朝谱系，即以北魏、辽、金、元和清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与宋、明等“传统中华帝国模式”相互区别，认为清代政治体制的特点是以八旗制度为依托的“种族性”。
两派学者均承认清朝的多元性，但前者强调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源自一个持续不断的“汉化”过程，从而为从连续性的观点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前提；而后者将中国视为不断变化的符号，认为清朝多民族帝国以其制度和文化上的满清特性为前提，从而提供了一种断裂性的历史解释。
从空间上看，这一观点也与欧洲的东方知识有关内中国（即所谓China Proper）和外中国的区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化”的提法源自晚清民族主义的思想，它在解释中国历史中的民族融合现象时过分地将这一复杂、多面的过程凝聚在“汉”这一概念之上。
如所周知，“汉”这一概念本非种族的概念，但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浪潮中，正如国家、文明等概念一样，这一范畴也经历了种族化的过程。
在这一背景下，由“汉化”概念折射出的中国概念弱化了“中国”范畴在历史中的变异及内部多元性。
我个人倾向于用“中国化”这一概念取代“汉化”的概念，其主要的理由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在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的同时，也力图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王朝的谱系之上。
这一认同是主动的，不宜于用汉化这一被动性的概念加以描述。
例如，金、元和满洲统治者都曾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法律和制度安排及经学解释，建构自身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经由他们建构的“中国”，其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
中国化的概念不是将断裂与连续性的概念对立起来，而是将两者统合于一个承认变化和多元性的中国概念之上。
二、这些王朝的中国化既不是单一的融合过程，也不是单向的征服过程，它涉及复杂的“承认”关系。
这一承认关系既包括中原地区的人民对王朝正统的承认，也包括周边王朝和欧洲国家在朝贡关系或外交关系中对于这些王朝（尤其是清王朝）作为中国王朝的承认。
无论在哪一个层面，承认都不是单向的。
例如，汉人和其他族群对于清王朝的承认是与他们在王朝内部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我把它界定为一种不同于现代平等主义的争取平等的斗争；周边王朝对于清朝作为中国的承认也伴随着清朝将自身建构为中国王朝并承续中国王朝的世界角色的自觉努力。
三、中国化也是以王朝内部的移民、通婚、风俗变迁、相应的制度调整和其他社会流动为日常生活的基础的。
移民、通婚、风俗变迁、制度调整和其他社会流动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这些变化和融合也包含着局部的伊斯兰化、蒙古化、满洲化和汉化过程，但在王朝建设中，这些要素最终以“中国化”为主导的方向。
人们通常将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放在中国文明的开放性的范畴内加以解释，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开放性不同于单方面的吸纳和包容，不排斥紧张和斗争，也并未取消多样性。
从王朝演变的角度看，开放性意味着一个政治过程，而一种承认宗教、文化和其他认同的多样性的文明也必然是政治性的文明。
四、正由于此，“中国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单一性，无论是多民族统一王朝，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统一性都不能等同于单一性的政治体，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跨体系社会”，即一个跨族群、跨宗教、跨语言甚至跨文明的政治体，它的政治统一始终是以“跨体系性”为其前提的。
跨体系社会，以及跨社会体系等概念，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单一性的政治体、也不同于儒教文明圈或汉字文化圈等范畴的认识框架，它提示了一种在异质与趋同的动态关系中理解中国及其政治文化的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命题。
现代中国承续了清代国家的人口、幅员和其他社会——政治遗产，但两者的政治认同和社会-政治体制有着深刻的差异。
我们不能单纯地从连续性的角度论述两者的关系。
从王权到共和的转变，从农业-游牧帝国向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的转变，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公民权、人民主权、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清晰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范畴、民族和民族区域等概念、阶级、政党和党国等体制等等都是全新的范畴，我们无法在旧有的政治文化中给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