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应当纠正的历史错误_关于刘备_汉_政权被篡改为_蜀_的内幕及其还原历史真实的

史坛纵论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是最为人们所熟知并津津乐道的历史。

人们习惯将当时鼎立的三个国家分别称为魏、蜀、吴；或者是曹魏、蜀汉、孙吴。

影响很大的90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就是让刘备的人马扛着“蜀”字大旗跑来跑去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称谓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因为：魏、吴分别是曹氏政权和吴氏政权的国号，而刘氏政权的国号是“汉”而非“蜀”，将刘氏政权不称“汉”而称“蜀”，实际上是作为刘氏政权的“敌国之丑称”，身为旁观者的我们自然不当采用，此是其一；其二，既然承认三国时期是三个国家鼎立的客观事实，那么按照曹魏、孙吴这种以建国者之姓加国号的组合惯例，刘备所建立的政权就不应当被称为“蜀汉”而应当被称为“刘汉”。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历史错误，却为什么会延续将近两千年而得不到纠正呢？一、“兴复汉室”是刘备集团谋国的最佳策略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军阀割据。

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混战，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1]分别控制着中国的南北。

一直苦无地盘的刘备集团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借”荆州，夺巴蜀，好不容易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初步显示出了三国鼎立的态势。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遂“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2]遥“表”于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后就自立为汉中王。

刘备为什么要抓住已经名存实亡的“汉”字不放，应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策略方面的思考而采取的一种正确决策。

汉朝曾是中国此前有史以来空前统一和强大的政权。

秦朝末年，沛县亭长刘邦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逐渐歼灭各路豪杰，创立汉朝（史称西汉）。

西汉末年，远支宗室刘秀兴兵南阳，重建汉朝（史称东汉）。

现在东汉王朝又已经衰微了，与刘秀一样，也是刘姓远支宗室的刘备能不能够历史重演，再次匡扶汉室呢？可以肯定，刘备、诸葛亮等人都是希望能够这样的。

刘备自称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但《典略》早就指出他不过是“临邑侯枝属也”。

正如裴松之所说：“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

[3]虽然如此，但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皇权是相当神圣的，正统观念是地主阶级笼络人心、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就是中国农民起义者也常加以利用。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是以“秦王公子扶苏”的名义发难的；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也打出“反莽复汉”的大旗。

尤其是西汉董仲舒所谓“君权神授”的理论被反复宣传后，更是如此。

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牢牢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连占据江东，实力雄厚的孙权也只好“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

[4]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就一定可以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

而刘备虽然是汉室远支宗室且世数悠远，但毕竟是汉室的宗室子弟，说他以“兴复汉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既不言过其实，又有利于吸引人心，招揽人才。

所以，早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就明确地历史错误——关于刘备“汉”政权被篡改为“蜀”的内幕及其还原历史真实的研究李殿元一个应当纠正的322010年第2期·总第146期332010年第2期·总第146期对刘备指出：“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5]这就是要刘备充分利用他是“帝室之胄”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

从当时的情况看，“兴复汉室”并不是没有可能性。

当刘备取得汉中后，跨有荆、益，不仅具备了“隆中对策”所确定的两路北伐的条件，而且比起刘邦当初从汉中开始征讨天下、兼并群雄时的情况和力量更为优越。

镇守荆州的关羽出兵攻打襄阳，大败曹军，威震华夏，逼得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利”[6]。

这只是一路北伐，竟有如此威力，足证许昌以南的拥汉反曹的力量是相当大的。

所以，打好刘备是“帝室之胄”要“兴复汉室”这张牌，是刘备集团发展壮大自己的最佳策略。

二、刘备政权的国号确为意图匡扶汉朝的“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为帝，建立了魏国；又传闻汉献帝已遇害。

眼看祖宗基业废于一旦，刘备在悲伤之余，命令文武百官尽皆挂孝，为汉献帝发丧，并追谥他为“孝愍皇帝”。

这时，刘备的文武百官纷纷上言劝进，所谓“应天顺民”，“当龙升，即帝位”。

刘备起初没有答应。

诸葛亮引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对刘备说：“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光武帝庙号，代称光武）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

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

’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

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

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得尺寸之功如纯言耳。

”[7]诸葛亮这一席话，从当时的形势，引古证今，用“正统”的观点，将刘备应该当皇帝的道理说透了，刘备也就不再推辞了。

就在曹丕称帝的第二年（221年）四月，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山之南。

根据诸葛亮等人的建议，认为“汉”是“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刘备“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因此仍应定国号为“汉”。

在刘备称制帝的诏书中特别提到“脩社稷”、“嗣二祖（即汉高及光武）”、“兴汉祚”，其绍继两汉之意昭昭。

[8]这充分表示，诸葛亮等人是决心继续辅佐刘备再走一次汉高祖的道路，以求再一次重演光武中兴汉室大业的故事。

遗憾的是，无论是汉高祖刘邦从汉中和巴蜀起家的历史，还是光武帝刘秀重建汉王朝的历史，在刘备和诸葛亮的身上都没有重演。

为什么“兴复汉室”的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性呢？追本溯源，从天下大势说，是此时的曹魏政权已经稳定地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与刘邦、刘秀时的天下大乱不可同日而语；从刘备政权自身而言，是关羽的荆州之失和刘备的夷陵惨败，使本来在三国中就实力最小的刘汉政权元气大伤。

后来虽然经过诸葛亮的苦心经营，重新修复了与孙吴的联盟，积累了进行北伐的物质、军事力量，但往日的景象毕竟已经一去不再复返了。

到诸葛亮在建兴六年（228年）开始北伐时，魏国历经两代的经营，根基已经牢固，诸葛亮仍以“兴复汉室”作为统一的旗帜、口号，已显过时，再也不能起到摇撼人心的作用了。

以第一次北伐来说，准备可谓充分，进展也很迅速，可是一当魏明帝西镇长安，一举打下街亭，就逼使诸葛亮收兵而返。

再看最后一次北伐，尽管史书上赞美诸葛亮分兵屯田，和当地的老百姓相处得很不错，但当诸葛亮一死，百姓就“奔告宣王（司马懿）”[9]。

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汉王正位续大统（选自清光绪《图像三国志》）342010年第2期·总第146期魏国老百姓对诸葛亮的北伐战争是不欢迎的。

尽管如此，刘备政权仍然是紧紧张抓住“汉”字不放的。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说：“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在《（后）出师表》中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后主刘禅在诸葛亮死后的诏策中说他：“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

”[10]这些都足以表明，刘备政权始终是以“汉”字为国号和立国基础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言，刘备、诸葛亮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并非就是一定要恢复东汉王朝。

政治家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

因为如果刘备真正将自己作为汉献帝的下属，那么当曹丕篡位时，刘备就应当“勤王”，而不是称帝和意气用事去打孙吴。

所以，“兴复汉室”这面旗帜说到底，它只是刘备集团用以发展本集团势力及维护本集团利益的一种策略，并因这一具有政治眼光的策略而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机会。

当然，如果他们能成功地实现统一，他们也是决不会放弃这面旗帜的。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历史在西汉、东汉之后可能又会有一个崭新的汉朝出现。

事实上，刘备政权称刘邦的汉朝为前汉，刘秀的汉朝为中汉，而自己的汉朝为季汉。

[11]而这样的称谓，在历史上是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认同的。

三、刘备的“汉”政权被篡改为“蜀”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作祟实际上，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建立的东汉，刘备建立的季汉，是各自不同的三个政权，刘秀、刘备虽是高皇苗裔、景帝玄孙（刘秀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之后，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但与皇室正支关系都是十分疏远，而且他们都是独自起家，另起炉灶，只不过借用了“汉”的名义，实乃自创一朝，并非前政权的延续。

这从光武封禅不因孝武旧封来看已经十分清楚。

但后世人本于传承先业的传统，像看待二周、两晋、两宋一样看待两汉甚至三汉——西汉为前汉，东汉为后汉，蜀汉为季汉——其实也就是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

但为什么有人一定要给刘备的“汉”政权加个“蜀”字甚至以“蜀”代“汉”呢？这不得不从陈寿撰写《三国志》说起。

汉魏移鼎，乃至魏晋相替，台面上皆系非暴力的政权更迭。

正因为如此，以臣凌君，受国不纯也就成为统治者的道德法理软肋。

陈寿在这种情况下著《三国志》，非常为难。

他原为刘备政权的官员，后入晋，为著作郎，负责撰写国史。

虽然他以魏、蜀、吴三“书”分别撰写三个国家的历史，以示三国鼎立的客观事实；但是，就全书而言，他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只有《魏书》有“纪”称皇帝为“帝”，而《蜀书》、《吴书》只有“传”，皇帝也只称“主”。

这一则是因晋朝初创，朝中多为故魏遗臣；二则因晋受魏禅，曹魏是否为正统，直接影响到晋朝的成色。

倘若承认刘备在西蜀所建立的政权为“汉”，即否定曹魏禅代的合法性。

曹魏若系篡贰，晋朝的合法性也便成问题，这叫“伪魏即伪晋”。

陈寿投鼠忌器，不得不将“敌国之丑称”的“蜀”字栽到国号为“汉”的刘备政权头上（曹魏政权历来就是以“蜀”称刘氏“汉”政权的，这在《三国志·魏书》中随处可见）。

虽然陈寿在大的环节上不得不无奈地以“蜀”字代替“汉”字，将刘备政权的历史称为“蜀书”；但是细读《三国志》，可以发现，陈寿在原始资料的记载上是处处保存了刘氏政权为“汉”国的充分依据。

这不能不说是作为“良史”的陈寿在那个特定的条件下的匠心独运。

为什么对孙吴又可以例外呢？这不仅是因为孙权尽管也称帝成为鼎立三国中的一国，却在擒杀关羽后，两次向魏上书“称藩”；[12]而且那个“吴”字也不像“汉”字那么刺眼，不至于影响到魏晋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对于陈寿的这一曲笔，东晋南北朝史家曾予以纠正。

如裴松之即称刘备“绍汉祚”。

而晋臣习凿齿绞尽脑汁，搞出一个晋“越魏继汉”，曲线救国，在法理上为晋承汉世圆了圈。

由于他将曹魏禅代一笔抹掉，称刘备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以刘备政权为正统，其国号是“汉”更不待言。

唐以降，虽史家于三国正统之争不断，刘备政权的“汉”字国号却大致无疑。

如《资治通鉴》虽然以曹魏为正统，却通称刘氏皇帝为“汉主”，称其属为“汉人”。

司马光明确指出：“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