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垣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

第一讲：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刘福垣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常务副院长今天的题目非常大，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差距也比较大。

我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二是在我国如何建立宏观调控的体系。

现在实际上中国还不具备宏观调控的条件，我们的国家现在是“一个国家，两个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四大剩余四大短缺”，还没有完全建成城乡一体的市场经济体制，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因此不具备宏观调控的条件。

但是这些年我们调控的很热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的学界和政府从原来的斯大林模式又一头栽进欧美模式当中，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指标都放到中国来用，效果是不好的。

调控至今，有些主管调控的领导说，“宏观调控到底是谁调控了谁，是政府调控市场，还是市场调控政府，是中央调控地方，还是地方调控中央”。

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就是政府被市场调控了，中央被地方调控了，这反映了在中国有一种“泛宏观调控”的思维，把什么都叫宏观调控，把日常规制等都与宏观调控联系在一起了。

而学者单纯按照指标体系做出预测，看到物价指数上涨则通货膨胀又来了，看到物价指数下降则通货紧缩又来了，经济不是胀就是缩，不是冷就是热，这还有好日子吗？各部门都在忙，忙着宏观调控，最后是看不见的手更加看不见，闲不住的手是更加闲不住。

政府越是调整产业结构越是出现问题，大家可以看看发改委的大楼，每天晚上灯火通明，主要的部门负责人经常彻夜工作，但他们却没有忙到点子上。

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配合的关系，还是打架的关系，这些事情都说不清楚。

下面进行第一个问题，即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

宏观经济形成的重要基础条件是行政辖区的经济没有了，要素在地区、部门和产品之间的流动没有市场分割的障碍，平均利润率的规律已经发挥作用。

这个条件中国现在差距就很大，各地区都在制定自己的“十一五”规划，导致中央政府的经济盘面是空的。

中国现在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什么状态呢？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5亿人口，但是实际上中国是出于两个时代的国家。

我用太极图的阴阳鱼来做个比喻，阳面是由660个城市为代表的，工商业已经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群众的生活、消费方式也都是市场经济的，而阴面是2.6亿农户耕种18.35亿亩耕地，而且是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方式，现在每年都有中央一号文件来对这种生产方式进行保护，结果农民也没有受益，农业也没有受益，阳面和阴面的比例大概是3：7。

阳面与欧美国家已经没有时代差别，差别只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而阴面与欧美国家则是时代的差别。

所谓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是指剩余价值率大于100%的生产方式，生产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目的，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

我们的现代化报告每年用上百个指标衡量中国的现代化，我不客气地说，这些指标体系没有一个是真正衡量现代化的，而仅是人均水平上的测量，并没有反映出跨时代的变化，人们有意无意的回避了一个时代的问题。

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资本主义是深恶痛绝，谁也不愿意举资本主义的牌，都要举社会主义的牌。

剩余价值率是现代化的唯一衡量指标，中国共产党人是最讲求实事求是的，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自己的阶级基础，不能在微观上搞资本主义的同时，宏观上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键在于剩余价值归谁占有，如果大部分归私人占有就是私人资本主义，如果大部分归社会占有就是社会资本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资本主义。

搞社会主义要回避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时代，而是一个历史时期，上承资本主义时代，下启共产主义时代，可以看成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或者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不要怕搞资本主义，可怕的是把资本主义简单的看成是社会主义。

凡是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城市都是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现代化的城市，像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再向前发展就是未来化的问题了，现在有的现代化报告里提出“n次现代化”，这就把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现代化了，不要把现代化看成是没完没了的过程。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就是转变封建生产方式、社会结构进入资本主义的过程，任务是把封建的东西“化成”资本主义的东西。

我们现在差距最大的是阴面——小农户问题，现在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连小农经济都算不上，农民收入的衡量是以纯收入为标准的，而非可支配收入，50%左右是打工收入，3-5%是转移支付收入，还有3-5%是小农户非农经营收入，也就是说，农民收入中的55%左右来自于非农业收入，农业已经成为副业了，农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了。

我们搞现代化的重点就是要“化”小农生产方式为企业化的盈利生产方式，现在有9亿左右的农民没有转变社会身份和分工角色，而是要就地消化，这是多大的错误啊！上述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什么关系呢，阴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给中国定性的，中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是由农业来定性的。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几乎是负发展，补贴没有用在生产方式改造上，而是让农民留守原地，相当于麻醉剂，是延长农业原始积累的证据，以此为中国特色是屡战屡败。

一开始是“以粮为纲”，农业只能够生产粮食，别是都是搞资本主义，结果生产率被搞垮了，责任推到生产队身上，把生产队给解散了。

解散公社是正确的，但是生产队是不能解散的，制造了1.85亿小农户，三十年的积累一朝尽失。

后来小平同志允许多种经营，但是前提是“离土不离乡，就地搞工商”，在中国制造了第二次分散工业化，乡镇企业处处兴起，结果污染严重、土地被占，农业成为了当地的副业。

现在的状况是将农业补贴与小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非常顽固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代化想对其进行改变是难于下手。

江泽民同志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了“小城镇，大战略”，但是并没有改变就地消化农民的旧观点，出现了4万多个小城镇，农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另外小城镇是反城市化的产物，根本无法创造新就业岗位。

延此路线，我们的“十五”规划不敢提城市化，而是提出“城镇化”，这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现在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没有脱离就地转化农民的观念，这是“一脉相承”的农业路线，结果转化的农民还没有出生的农民多。

因为小农经济就是生产人口的机器，农民生儿子绝对不是思想落后，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这种生产方式需要的就是男性劳力。

什么是发展，是阴阳鱼的分界线由阳面向阴面移动，即减少农民、转变小农生产方式，这就是发展。

我们现在把“科学发展观”已经解释成“科学增长观”了，不过是又好又快的增长、全面可持续的增长，“发展是硬道理”已经成为了“增长是硬道理”了。

发展没有别的出路，就是减少农民，在中国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减少农民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减少农民才能提高人的素质、升华人际关系，这才是发展的本质。

民工潮和民工荒的出现说明共产党就地转化农民的政策是彻底失败的，说明中国改造旧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已经存在了。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中国的农民工是隶工，一半是产业工人，一半是奴隶，原因在于超经济剥削的存在，农民工在创造剩余价值之后却无法得到相应的工资。

在这样二元的经济条件之下，不存在统一的市场经济，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中国很多官员去韩国和日本考察，这等于是缘木求鱼，因为日本和韩国的新农村与中国的新农村不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说，它是绿化祖国、赡养老人、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

日本和韩国有90％以上的人口都进入城市了，以9个人养活1个人很容易，农村产品价格也是国际市场价格的6倍左右，这样的农村适合中国的国情吗？我们不能盲目的学习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是没有改变，不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路径。

中国现在存在两个时代的问题，时间的差距要依靠空间来解决，农村的问题要依靠城市来解决。

一个瑞典大使在回国述职时被要求介绍中国的情况，他说，“中国的情况太难概括了，城市建设和欧洲一样，农业水平和非洲差不多”，这成了什么，难道是欧非共同体吗？中国的发展就像孩子成长一样，在成长期每年GDP增长10％是很正常，问题是结构的问题，不是总量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三个阶段“，中国现有中、东、西三大板块，三者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是相当大，还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生产方式、发展理念、人口素质的差距相当明显。

这几年来，越是宏观调控地区差距越大，东部地区原本经济基础好，发展速度快，可是一旦快速发展就要被“斩尾巴”；中部地区天天搞学习，毫不容易明白应该如何发展了，刚有起来的苗头又把“腰给斩了”；西部地区刚抬起头来就把“头给按下去了”。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如何搞宏观调控呢？我们还有“四大剩余”：劳动力剩余——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资金剩余——银行流动金过剩，产品剩余——605种产品中绝大多数剩余，产能过剩——11个部门产能过剩。

这四大过剩如果真是存在，那么中国经济就不是热的问题，而是偏冷。

中国人是永远没有资格谈过剩的，这些过剩如果除以13亿，还有什么过剩的？我们还有“四大短缺”：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又被人们称作“新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正是这“四大短缺”造成了前面的“四大剩余”。

上面讲到的“两个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四大剩余四大短缺”的根源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的发展观出现了问题。

这么多年“唯生产力论”和“拜GDP主义”把改革取向单一化了，我们的改革取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是市场取向，又是社会主义取向。

现在我们的市场取向把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职能给市场化了，这就出现了大问题。

在微观层面上，我们的市场化进行的比较成功，按要素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即资本拿到了利润，劳动拿到了工资，土地拿到了地租，这个三分法与私人资本主义阶段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在这样的局面下，客观上需要一个“上帝”来顾大家，这个“上帝”就是政府。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是一种分配制度，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保险制度了。

我不妨在理论上给大家解释一下，社会保障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商业保险属于金融范畴，社会救济属于社会学范畴，这三个本职是不同的。

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它能够确保剩余价值的发部分归社会占有，确保中国能够进入资本高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商业保险是一种强制储蓄，是按要素分配的持续安排，是一种金融行为，用劳动期间的收入来保障老年基本生活；社会救济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完成的，封建社会在遇灾时还会开仓放粮，以生存为原则。

可以说商业保险是按要素分配，社会保障是按需分配，所说的按需分配就是按照每个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来进行分配，假如标准是1000元，则有1000元就无补贴，有800元补贴200元，所以这是按目标补贴的，具有共产主义的基因。

我们在微观上发展资本主义，在宏观上通过分配来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有一年我去南美考察，我第一次看到一种动物——驼羊，既像驼又像羊，既不是驼也不是羊，是两种基因结合的产物。